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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光。仿佛这根教鞭，随时有可能落到他的头上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那几个同事，那几位钥匙寨干部的亲属，在教他的时候，不管为了啥原因恼怒起来，总要拿他开刀，以表示教师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罚站壁角，有他；罚打手心，有他；罚留在办公室抄一百遍生字，也有他。那根教鞭呢，有事没事，也会落在他的头上，以显示教师的权威。是的，很多人都奇怪我上课不使用教鞭，我不使用教鞭，就是从教房敬贫开始的。我不忍心看他那双眼睛，我不希望他时时担心我的教鞭落在他的头上。
最使我震惊的，是这么一件事。我刚接房敬贫他们这个班的时候，调整了一下学生们的座位。我发现他个子矮小，却坐在最后那一排的角落里。我根据个子矮的同学坐前边的原则，请他坐到第一排来。可他缩在那个角落里，怎么也不愿意，那双布满疑云的眼睛惶惶地瞪着我，我催得急了，他哀求般地说：“庄老师，我坐这儿好，让大家坐前面，我坐这儿好，我能听见”
“可你看不见啊！”我笑着说。
“不怕，能听见就好了”
我的心头一阵酸辛，啊，这个孩子，他太自卑了。
教过了一两个月，我就发现，这孩子不但自卑，沉默寡言，老是用疑惧的目光瞅着人，他还有些自暴自弃。他经常地无故缺课，不交作业，即使交上来的作业，做得也很潦草。可我同时还发现，他成绩虽差，可有时候，方格本的字又写得特别好，我教的应用题，他也能做对。这就是说，他不是写不好字，不是不懂算术法则，而是他没有用心。为此，我找他谈过话，可每次谈话，他都勾垂着脑壳，眼睑微垂，一句话也不说。不论我怎样费尽口舌，他都不回答，不吭气。
对他的教育，我差不多已经失望了。我在心里说，我已经对他尽了自己的责任，他实在不听，我也没法。强扭的瓜不甜，硬灌下去的知识，他不一定能接受，算了吧。
正在这时候，一件事改变了我们的关系。那天，是冰凌遍地的冬天里难得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学生们都在操场上玩耍，我和一帮小姑娘在跳绳，欢声笑语不时地在空气中飘散。陡地，我一眼看到，钥匙寨大队主任的儿子，那个十六岁了还在五年级班上的老留级生，猛地扑向房敬贫，粗暴地从他手中夺过篮球，高高举起，朝着房敬贫的脑壳，狠狠地砸下去。房敬贫惊骇地往一旁避去，脸扭歪了，眼睛惊恐地瞪得老大，老留级生砸了篮球，还不解气，抡起拳头，捶了房敬贫两拳，又飞起一脚，踢在房敬贫屁股上，把他踢了个嘴啃地。引得围观的学生们一阵惊呼锐叫，但也有几个人在嘻嘻地笑。老留级生似还不解气，正要就势骑到房敬贫身上去，我已忍无可忍，用从未有过的声气，大喝了一声：“站住！”
天理良心，在看到老留级生举起篮球狠砸房敬贫那一眨眼间，对于要不要上去干涉，我是有过那么几秒钟的犹豫的。要知道他的父亲是大队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虽然小学校已经转成公办，受蛇场坪教区管，但因学校地处乡间，学生又都是钥匙寨大队团转的娃崽，一切方便都要依靠大队提供。但看到留级生的凶相，房敬贫的可怜相，我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冲了过去，从地上抓起篮球，照着留级生对付房敬贫的样子，举起来，朝着留级生的臀部，用尽全身力气砸了下去。
留级生双手抱着挨了砸的屁股“哇”一声哭了。大大小小的男女学生们惶惶然瞪着我，房敬贫缩在角落里，怕得瑟瑟发抖。
我用愤怒得发抖的嗓门厉声问道：“痛不痛？你哭什么？我问你痛不痛？我叫你也知道一下打人的滋味！”
满是喧哗笑闹声的操场变得清风鸦静，只有留级生嘤嘤地哭着，玩耍着的孩子们全站定下来，连办公室里那几个教师，也闻声站到台阶上来望着我。
我说过，我是糊里糊涂当上教师的。我没有进过师范学校，我没有去进修过，说到底，我只是一个知识青年。一个知识青年的忍耐性是有限度的，其实，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修养也是有限的。从道理上来说，打学生是错误的，但在此时此刻，我这错误却避免不了。就像我们想象中的一些干部，他们理该十全十美地成为老百姓的表率，可他们也避免不了犯错误一样。
“哎哟，你要死了，打人噢”听到这儿的时候，毕雪萌从窗户边转过半边脸来，轻轻地插进了一句。从她清明水亮的眼神里，我看得出，她听得非常入神。
“是的，我回敬了留级生。”我点头承认，我为什么不敢承认呢。我甚至还能找出前科呢，我家里有一部教育诗，我记得，既是教育家、又是文学家的马卡连柯还打过一回学生呢。当时，我真是气极了。朝着留级生吼完，我又转过身来，放大声音对惊慌失措地缩在墙角的房敬贫喊着：“你怕什么？你是人，你给我站起来！看看以后还有哪个敢打人”
不管这件事后来惹出了多少麻烦，引起了一些什么议论，我都无所谓。就是在这件事发生以后，房敬贫变了，他上课时听得那么专心，老是用一双信赖的眼睛瞧着我，在我板书的时候，他悄悄从最后那个角落里的座位上踮起脚跟，细辨黑板上的每一个字。他的作业本变得异常的整洁干净，字体工整，演算正确，红勾勾和“优良”分数显著地多了。
我的估计没有错，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在心灵深处，我开始慢慢地喜欢他了。这年寒假，为了连夜赶送一个从雪坡上摔下来的孩子到公社卫生院，我受了寒，孤零零地躺在屋子里，忍受着高热、寂寞的疾痛引起的不适，房敬贫总是和几个学生一起，来给我的暖瓶灌满开水，还用小臼子，舂溶泡酥了的黄豆，滤鲜豆浆给我喝。我给房敬贫写下了弗兰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我还给孩子们讲到山乡的贫困、落后，而要改变这贫困落后的面貌，就需要知识，需要整整一代有文化的劳动者。总之，我的用心没有白费，房敬贫的学习突飞猛进，他劳动踏实、寡言少语，尊师守纪，成了我班上一个突出的好学生。他还是那么孤僻，那么自卑，不过他逐渐地变得深沉了，他除了学好功课，还向我借书看，什么样的书都借，一直到进入中学，他也没改变这个习惯。我的书虽然不少，但也有限，这些年里，他不知还从其他什么渠道，借来了一些书读。书读得多，自然促使他想得多，想得多必然成熟得快，必然会向老师提出一些问题。这又有啥错处呢？
就是这样一个学生，舒吟不答应给他报考高中，甚至对他嗤之以鼻。这怎不叫我气恼、愤然、不解呢！
碗里的葱花面不知什么时候吃完了，除了半中间用典型的上海姑娘那种语气插过一回话以外，毕雪萌自始至终站在窗户边，两眼眨巴眨巴地望着窗外，静听着我的陈述。讲完以后，我才发觉自己有点唐突，也不管对方爱听不爱听，更不知她会怎么评价。是支持我呢，还是说舒吟对。我仰起脸来，急切期待地等着她开腔。
毕雪萌还是在窗边没动，只是微侧过她那张轮廓鲜明的脸，轻柔地说：
“看得出，你的心很好”
泪光。仿佛这根教鞭，随时有可能落到他的头上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那几个同事，那几位钥匙寨干部的亲属，在教他的时候，不管为了啥原因恼怒起来，总要拿他开刀，以表示教师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罚站壁角，有他；罚打手心，有他；罚留在办公室抄一百遍生字，也有他。那根教鞭呢，有事没事，也会落在他的头上，以显示教师的权威。是的，很多人都奇怪我上课不使用教鞭，我不使用教鞭，就是从教房敬贫开始的。我不忍心看他那双眼睛，我不希望他时时担心我的教鞭落在他的头上。
最使我震惊的，是这么一件事。我刚接房敬贫他们这个班的时候，调整了一下学生们的座位。我发现他个子矮小，却坐在最后那一排的角落里。我根据个子矮的同学坐前边的原则，请他坐到第一排来。可他缩在那个角落里，怎么也不愿意，那双布满疑云的眼睛惶惶地瞪着我，我催得急了，他哀求般地说：“庄老师，我坐这儿好，让大家坐前面，我坐这儿好，我能听见”
“可你看不见啊！”我笑着说。
“不怕，能听见就好了”
我的心头一阵酸辛，啊，这个孩子，他太自卑了。
教过了一两个月，我就发现，这孩子不但自卑，沉默寡言，老是用疑惧的目光瞅着人，他还有些自暴自弃。他经常地无故缺课，不交作业，即使交上来的作业，做得也很潦草。可我同时还发现，他成绩虽差，可有时候，方格本的字又写得特别好，我教的应用题，他也能做对。这就是说，他不是写不好字，不是不懂算术法则，而是他没有用心。为此，我找他谈过话，可每次谈话，他都勾垂着脑壳，眼睑微垂，一句话也不说。不论我怎样费尽口舌，他都不回答，不吭气。
对他的教育，我差不多已经失望了。我在心里说，我已经对他尽了自己的责任，他实在不听，我也没法。强扭的瓜不甜，硬灌下去的知识，他不一定能接受，算了吧。
正在这时候，一件事改变了我们的关系。那天，是冰凌遍地的冬天里难得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学生们都在操场上玩耍，我和一帮小姑娘在跳绳，欢声笑语不时地在空气中飘散。陡地，我一眼看到，钥匙寨大队主任的儿子，那个十六岁了还在五年级班上的老留级生，猛地扑向房敬贫，粗暴地从他手中夺过篮球，高高举起，朝着房敬贫的脑壳，狠狠地砸下去。房敬贫惊骇地往一旁避去，脸扭歪了，眼睛惊恐地瞪得老大，老留级生砸了篮球，还不解气，抡起拳头，捶了房敬贫两拳，又飞起一脚，踢在房敬贫屁股上，把他踢了个嘴啃地。引得围观的学生们一阵惊呼锐叫，但也有几个人在嘻嘻地笑。老留级生似还不解气，正要就势骑到房敬贫身上去，我已忍无可忍，用从未有过的声气，大喝了一声：“站住！”
天理良心，在看到老留级生举起篮球狠砸房敬贫那一眨眼间，对于要不要上去干涉，我是有过那么几秒钟的犹豫的。要知道他的父亲是大队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虽然小学校已经转成公办，受蛇场坪教区管，但因学校地处乡间，学生又都是钥匙寨大队团转的娃崽，一切方便都要依靠大队提供。但看到留级生的凶相，房敬贫的可怜相，我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冲了过去，从地上抓起篮球，照着留级生对付房敬贫的样子，举起来，朝着留级生的臀部，用尽全身力气砸了下去。
留级生双手抱着挨了砸的屁股“哇”一声哭了。大大小小的男女学生们惶惶然瞪着我，房敬贫缩在角落里，怕得瑟瑟发抖。
我用愤怒得发抖的嗓门厉声问道：“痛不痛？你哭什么？我问你痛不痛？我叫你也知道一下打人的滋味！”
满是喧哗笑闹声的操场变得清风鸦静，只有留级生嘤嘤地哭着，玩耍着的孩子们全站定下来，连办公室里那几个教师，也闻声站到台阶上来望着我。
我说过，我是糊里糊涂当上教师的。我没有进过师范学校，我没有去进修过，说到底，我只是一个知识青年。一个知识青年的忍耐性是有限度的，其实，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修养也是有限的。从道理上来说，打学生是错误的，但在此时此刻，我这错误却避免不了。就像我们想象中的一些干部，他们理该十全十美地成为老百姓的表率，可他们也避免不了犯错误一样。
“哎哟，你要死了，打人噢”听到这儿的时候，毕雪萌从窗户边转过半边脸来，轻轻地插进了一句。从她清明水亮的眼神里，我看得出，她听得非常入神。
“是的，我回敬了留级生。”我点头承认，我为什么不敢承认呢。我甚至还能找出前科呢，我家里有一部教育诗，我记得，既是教育家、又是文学家的马卡连柯还打过一回学生呢。当时，我真是气极了。朝着留级生吼完，我又转过身来，放大声音对惊慌失措地缩在墙角的房敬贫喊着：“你怕什么？你是人，你给我站起来！看看以后还有哪个敢打人”
不管这件事后来惹出了多少麻烦，引起了一些什么议论，我都无所谓。就是在这件事发生以后，房敬贫变了，他上课时听得那么专心，老是用一双信赖的眼睛瞧着我，在我板书的时候，他悄悄从最后那个角落里的座位上踮起脚跟，细辨黑板上的每一个字。他的作业本变得异常的整洁干净，字体工整，演算正确，红勾勾和“优良”分数显著地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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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个学生，舒吟不答应给他报考高中，甚至对他嗤之以鼻。这怎不叫我气恼、愤然、不解呢！
碗里的葱花面不知什么时候吃完了，除了半中间用典型的上海姑娘那种语气插过一回话以外，毕雪萌自始至终站在窗户边，两眼眨巴眨巴地望着窗外，静听着我的陈述。讲完以后，我才发觉自己有点唐突，也不管对方爱听不爱听，更不知她会怎么评价。是支持我呢，还是说舒吟对。我仰起脸来，急切期待地等着她开腔。
毕雪萌还是在窗边没动，只是微侧过她那张轮廓鲜明的脸，轻柔地说：
“看得出，你的心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