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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飞跑着，任凭雨点打在我的脸上，任凭雨水浇在我的身上。我心头的那股火，需要冰冷的水来浇灭。
麻石铺的街道凹凸不平，低洼地上的积水被我的脚踏得往四处飞溅。迎面走来一个打伞的路人，疾速地往一边让着，嘴里冲我不满地咕哝着：“你胀憨了”
我刚放慢了点步子，一个灵巧的身影闪到我的跟前，用塑料伞挡住了我的去路：
“庄颜，你跑到哪儿去？”
我一愣怔，站在路中间，眼瞪瞪地望着身前的毕雪萌，她偏着脑壳，清朗晶亮的眸子里闪着疑惑的光，抿了抿嘴，又问我：“没找到舒吟吗？”
“找过了”天知道我的嗓子陡然间怎会变得如此嘶哑，好像拼命嚷叫了一整天似的。
“出什么事了？瞧你的脸色”
“没没啥。”我极力掩饰着自己的不安，连连摇头否认。
“去我那儿坐坐吧，雨大，你又没带伞。”毕雪萌建议着，用眼睛征询地望着我。
我默默地点着头，随在她身后，拐进了百货商店左侧的一条窄弄。
毕雪萌的宿舍就在百货商店楼上，过去我和舒吟、冯士敏也都来过。蛇场坪虽是条乡场上的小街，但街上的干部和职工，差不多都有家有口，偌大的商店二楼，只住着几个女同志，每人一个房间。毕雪萌的单身宿舍在临街的拐角，屋内宽敞、整洁、单调，地板拖得干干净净。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只三抽桌、两把椅子以外，什么陈设也没有，所有的日常用具，脸盆、热水瓶、肥皂盒、锅儿、瓶瓶罐罐，都一溜儿挨墙放着。进门的时候，我看到她煮饭的铁炉子，就架在走廊里临窗的角角上。
我在她屋里的椅子上坐下，手托着太阳穴，一声也不吭，太阳穴边上的一条筋脉，在那里“别剥别剥”地跳着，我手上也感觉得到。
“看你那烦恼的样子。喂，你吃晚饭了吗？”毕雪萌留神地注视着我问。
光顾着生闷气，哪里还想到吃晚饭，她这一问，倒提醒了我，我情不自禁摇了摇头。
“你坐坐，我下面给你吃。”毕雪萌说着，走出屋去。
这时候我才醒悟过来，我在舒吟那里坐了半个多小时，她始终都没提到吃晚饭。这是我和她相恋以来，头一次没受到她的邀请在她那儿吃饭。
只一忽儿工夫，毕雪萌就给我端来一大碗葱花面条，我还是当知青时的老脾气，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不讲客气，撩起面条，就往嘴里扒拉。
“你和舒吟吵嘴了吧？”毕雪萌随口问我，走到临街的窗户边，两眼朝外望着，像是在看雨下得大呢还是小呢。
“嗯。”我应了一声，一边咀嚼面条，一边断断续续地告诉她“为了一个学生，钥匙寨上的学生。她只记着这学生出身地主，就一味地戴起有色眼镜瞧人家。说人家思想反动、表现不好。她哪里知道，当初为教育这个学生，为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他也能健康成长。我曾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
不知怎么搞的，不知不觉间，我给毕雪萌讲起了房敬贫。这个孩子的出世，就是他灾难的开始。他的祖父，是钥匙寨上的大地主，公社化那年已经死了。他的父亲房思贵，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刚好十九岁，在省城的高中毕业之后，老地主因为大儿子房思荣念了大学就远走高飞，一定要把小儿子留在身边，接他的班。为此，再不同意房思贵进大学。房思贵没有经济支配权，只得遵从父命，于一九四八年暑期回到钥匙寨上，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老地主为了稳住他的心，在一九四九年春天，给他娶了个十七岁的贫家姑娘为妻。解放以后，土改工作队根据党的政策，在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给房思贵定的是：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工作队领导还对他说，只要他热爱劳动，奉公守法，党会把他和自食其力的普通农民一样对待的。房思贵没被押上台斗争，没被定为地主，相反同样也分到一份老地主的产业，心里觉得，共产党明察秋毫，自己是该和大伙儿一样，用劳动来养活全家。从此后，他便开始了下田土的生活。几年以后，样样农活他都摸得，并且还能编出一手好篾箩、提篮。他念过书，有点文化，脑瓜子也灵，潮湿背阴的山坡口上出产名贵的天麻，一般的农民靠碰运气，撞上了，挖出来卖点钱。他却经过琢磨、分析，会认天麻。每年四五月间，雨季开始，只要一得闲，他就往山岭里钻，专门寻找开花、冒叶的天麻。在这多雾多雨的时节，生长在地底下的天麻最易长叶开花了。找到了天麻的所在，他并不马上挖出来，而是做上记号，让天麻在地底下尽情发育，长得饱满丰实。直要到了冬腊月间，他才背上背篼，带上一把挖锄，去把他认定了的天麻挖回来。说来也怪，他挖回来的天麻，不但个个饱满丰实，块茎齐全，而且数量多，满满一背篼，足有几十斤重。拿到场上去卖，收入是很可观的。年年在天麻上有一笔收入，经常编出些牢实坚韧的篾箩、提篮、筲箕去卖，又能得些收入，房思贵几年间就翻盖了土改分给他的三间茅屋，先把它由泥墙变为砖墙，再把它由茅草顶变为瓦顶，最后还搭了一间偏梢屋作为灶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依靠自己的双手，房思贵的日子一天天过得好起来。
钥匙寨上的寨邻乡亲，都晓得他这些钱来得明，历次运动也没人找他的麻烦。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紧跟着还没结束的“四清”搞起来了，钥匙寨上来了工作队，队长就是现在的公社副书记范信义。范信义在到工作队之前是供销社的支部书记，到了钥匙寨，全面负责这一片几个大队的工作，权更大了。他一来，就给房思贵抄家封屋，勒令他二十四小时内搬到指定的破茅屋居住。他说房思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是“典型的自发势力”是“剥削狂”有人说房思贵的本人成分是学生，他眼珠子一瞪道：“什么学生？房思贵是道道地地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他解放前就过剥削生活，解放后走资本主义道，给他重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
工作队长一句话，房思贵“漏网地主”的帽子就给扣上了。那一年，房敬贫刚刚两岁。从那以后，运动年年有，批斗会年年开，钥匙寨上的“死老虎”是房思贵“活靶子”也是房思贵，即便批斗对象是其他人，也要把他拖去，作为“社会基础”狠斗猛批一番。至于平时的义务工、脏活、累活、不支工分的活，派到他头上的就更多了。同寨上那些不懂事的娃崽，还常随意地捡起泥巴、石头片子朝他头上扔，兴起了还往他身上吐口水，叫他低头、勾腰、跪在地上走路
房敬贫从小就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中长大的。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的个性自然变得孤僻、懦弱，胆小怕事。我初初教他的时候，他的那双眼睛特别令我心惊。这双眼睛总是恐惧地盯着我手上的教鞭，即使我把这根教鞭放在讲台上。不用它指黑板上的字，他也盯着它。每当我为了集中全班的注意力，抓起教鞭“嘭嘭”敲打黑板的时候，这双眼睛尤其可怖，还露出哀怜的泪光。仿... -->>
我飞跑着，任凭雨点打在我的脸上，任凭雨水浇在我的身上。我心头的那股火，需要冰冷的水来浇灭。
麻石铺的街道凹凸不平，低洼地上的积水被我的脚踏得往四处飞溅。迎面走来一个打伞的路人，疾速地往一边让着，嘴里冲我不满地咕哝着：“你胀憨了”
我刚放慢了点步子，一个灵巧的身影闪到我的跟前，用塑料伞挡住了我的去路：
“庄颜，你跑到哪儿去？”
我一愣怔，站在路中间，眼瞪瞪地望着身前的毕雪萌，她偏着脑壳，清朗晶亮的眸子里闪着疑惑的光，抿了抿嘴，又问我：“没找到舒吟吗？”
“找过了”天知道我的嗓子陡然间怎会变得如此嘶哑，好像拼命嚷叫了一整天似的。
“出什么事了？瞧你的脸色”
“没没啥。”我极力掩饰着自己的不安，连连摇头否认。
“去我那儿坐坐吧，雨大，你又没带伞。”毕雪萌建议着，用眼睛征询地望着我。
我默默地点着头，随在她身后，拐进了百货商店左侧的一条窄弄。
毕雪萌的宿舍就在百货商店楼上，过去我和舒吟、冯士敏也都来过。蛇场坪虽是条乡场上的小街，但街上的干部和职工，差不多都有家有口，偌大的商店二楼，只住着几个女同志，每人一个房间。毕雪萌的单身宿舍在临街的拐角，屋内宽敞、整洁、单调，地板拖得干干净净。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只三抽桌、两把椅子以外，什么陈设也没有，所有的日常用具，脸盆、热水瓶、肥皂盒、锅儿、瓶瓶罐罐，都一溜儿挨墙放着。进门的时候，我看到她煮饭的铁炉子，就架在走廊里临窗的角角上。
我在她屋里的椅子上坐下，手托着太阳穴，一声也不吭，太阳穴边上的一条筋脉，在那里“别剥别剥”地跳着，我手上也感觉得到。
“看你那烦恼的样子。喂，你吃晚饭了吗？”毕雪萌留神地注视着我问。
光顾着生闷气，哪里还想到吃晚饭，她这一问，倒提醒了我，我情不自禁摇了摇头。
“你坐坐，我下面给你吃。”毕雪萌说着，走出屋去。
这时候我才醒悟过来，我在舒吟那里坐了半个多小时，她始终都没提到吃晚饭。这是我和她相恋以来，头一次没受到她的邀请在她那儿吃饭。
只一忽儿工夫，毕雪萌就给我端来一大碗葱花面条，我还是当知青时的老脾气，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不讲客气，撩起面条，就往嘴里扒拉。
“你和舒吟吵嘴了吧？”毕雪萌随口问我，走到临街的窗户边，两眼朝外望着，像是在看雨下得大呢还是小呢。
“嗯。”我应了一声，一边咀嚼面条，一边断断续续地告诉她“为了一个学生，钥匙寨上的学生。她只记着这学生出身地主，就一味地戴起有色眼镜瞧人家。说人家思想反动、表现不好。她哪里知道，当初为教育这个学生，为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他也能健康成长。我曾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
不知怎么搞的，不知不觉间，我给毕雪萌讲起了房敬贫。这个孩子的出世，就是他灾难的开始。他的祖父，是钥匙寨上的大地主，公社化那年已经死了。他的父亲房思贵，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刚好十九岁，在省城的高中毕业之后，老地主因为大儿子房思荣念了大学就远走高飞，一定要把小儿子留在身边，接他的班。为此，再不同意房思贵进大学。房思贵没有经济支配权，只得遵从父命，于一九四八年暑期回到钥匙寨上，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老地主为了稳住他的心，在一九四九年春天，给他娶了个十七岁的贫家姑娘为妻。解放以后，土改工作队根据党的政策，在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给房思贵定的是：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工作队领导还对他说，只要他热爱劳动，奉公守法，党会把他和自食其力的普通农民一样对待的。房思贵没被押上台斗争，没被定为地主，相反同样也分到一份老地主的产业，心里觉得，共产党明察秋毫，自己是该和大伙儿一样，用劳动来养活全家。从此后，他便开始了下田土的生活。几年以后，样样农活他都摸得，并且还能编出一手好篾箩、提篮。他念过书，有点文化，脑瓜子也灵，潮湿背阴的山坡口上出产名贵的天麻，一般的农民靠碰运气，撞上了，挖出来卖点钱。他却经过琢磨、分析，会认天麻。每年四五月间，雨季开始，只要一得闲，他就往山岭里钻，专门寻找开花、冒叶的天麻。在这多雾多雨的时节，生长在地底下的天麻最易长叶开花了。找到了天麻的所在，他并不马上挖出来，而是做上记号，让天麻在地底下尽情发育，长得饱满丰实。直要到了冬腊月间，他才背上背篼，带上一把挖锄，去把他认定了的天麻挖回来。说来也怪，他挖回来的天麻，不但个个饱满丰实，块茎齐全，而且数量多，满满一背篼，足有几十斤重。拿到场上去卖，收入是很可观的。年年在天麻上有一笔收入，经常编出些牢实坚韧的篾箩、提篮、筲箕去卖，又能得些收入，房思贵几年间就翻盖了土改分给他的三间茅屋，先把它由泥墙变为砖墙，再把它由茅草顶变为瓦顶，最后还搭了一间偏梢屋作为灶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依靠自己的双手，房思贵的日子一天天过得好起来。
钥匙寨上的寨邻乡亲，都晓得他这些钱来得明，历次运动也没人找他的麻烦。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紧跟着还没结束的“四清”搞起来了，钥匙寨上来了工作队，队长就是现在的公社副书记范信义。范信义在到工作队之前是供销社的支部书记，到了钥匙寨，全面负责这一片几个大队的工作，权更大了。他一来，就给房思贵抄家封屋，勒令他二十四小时内搬到指定的破茅屋居住。他说房思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是“典型的自发势力”是“剥削狂”有人说房思贵的本人成分是学生，他眼珠子一瞪道：“什么学生？房思贵是道道地地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他解放前就过剥削生活，解放后走资本主义道，给他重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
工作队长一句话，房思贵“漏网地主”的帽子就给扣上了。那一年，房敬贫刚刚两岁。从那以后，运动年年有，批斗会年年开，钥匙寨上的“死老虎”是房思贵“活靶子”也是房思贵，即便批斗对象是其他人，也要把他拖去，作为“社会基础”狠斗猛批一番。至于平时的义务工、脏活、累活、不支工分的活，派到他头上的就更多了。同寨上那些不懂事的娃崽，还常随意地捡起泥巴、石头片子朝他头上扔，兴起了还往他身上吐口水，叫他低头、勾腰、跪在地上走路
房敬贫从小就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中长大的。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的个性自然变得孤僻、懦弱，胆小怕事。我初初教他的时候，他的那双眼睛特别令我心惊。这双眼睛总是恐惧地盯着我手上的教鞭，即使我把这根教鞭放在讲台上。不用它指黑板上的字，他也盯着它。每当我为了集中全班的注意力，抓起教鞭“嘭嘭”敲打黑板的时候，这双眼睛尤其可怖，还露出哀怜的泪光。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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