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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进攻，但最终没有实行这个计划。诺门坎一战显示了两国陆军的巨大差距，使得日本对苏联心存顾虑。况且，日本也不想帮助它的盟友德国。苏联同样没有打算遵守中立条约。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废除该条约，对日宣战，很快就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几乎不堪一击。
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因为它似乎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目标，转而南下东南亚，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决心去挑战另一个强国美国。日、美之间的战略冲突激化。为了弥补自己在军事、工业和资源方面的巨大劣势，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想先下手为强，消灭美国有生力量，迫使美国讲和。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战略错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弱于日本。但是两国工业的巨大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在1941年夏天美国对日本实施全面贸易禁运之前，日本80%的石油进口依靠美国，参见剑桥插图战争史，300页。1937年，美国的机动车产量是日本的481倍。194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8？9倍，电力是19？8倍。从1941到1944年，美国的军火生产增加了9？1倍，日本只增加了3？1倍（见战略缔造，474-477页）。日本的工业基础不仅比美国差很多，也比它原来要攻击的苏联差很多。例如，1937年日本的机动车产量只有苏联的1/20。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资源大国，而日本的战略资源都依赖进口。1940年，美国在日本的进口中占有36%的份额。其中，石油为总进口的3/4（或75%，与上引剑桥插图战争史的数字略有出入），铁为80%，棉花35%，机械2/3，铜占90%（大江志乃夫：统帅权，日本评论社，1983年，转引自真相278页）。由此可见，没有来自美国的物资，日本根本不可能维持战争。虽然美国把作战重点放在大西洋，但仅在半年之间，太平洋海战就出现了不利于日本的逆转。
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可以弥补国家战略的不足，同时也会加深战略欠缺带来的灾难，因为他们的能力可以使有缺陷的“战略”走得更远。对日本来说，偷袭珍珠港是一场出色的战役。如果日本偷袭失败，美国人一定会很满意，不再过多追究。日本也许不会失去整个战争，至少不会遭受原子弹轰炸，可能还会保留在此前半个世纪获得的某些侵略成果。
李宗仁对日本决策者“志大才疏”的批评在一些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他们通过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赫伯特？比克斯揭示，裕仁天皇对日本发动战争负有直接的、重大的责任，虽然他逃脱了惩罚，却是第一号战犯。在多年爬梳整理第一手资料后，比克斯把战争的责任归给裕仁天皇。他发现裕仁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即，往往只追求程序或战术细节，有时却忽略了重大的问题，对于最高统帅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习惯”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304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
在二战后期，受美国政府委派，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帮助美国了解敌人的性格，制定对日政策。她的菊与刀受到广泛推崇。她从“孝”的角度分析说：
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所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现存后代）记忆中的祖先；他们注重的是现时现地。许多专著都论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与中国相比，日本人的孝道观恰好印证了这种论点。他们这种观点的最大、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孝道义务限于现存者之间。菊与刀，85-86页。
如果战略眼光只盯在当前的现实，就不可能投射很远。没有战略，国家就没有目标。在快速变化的、动荡的时代，没有目标的国家是危险的。国家不应该永远摸着石头过河。
本尼迪克特说的“许多专著”应该包括日本人自己的著作。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余（1901年）中写道：日本“至今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一年有余畅销了20多万册“没有哲学”的命题在当时的日本引起很大争论。“哲学”西周（1829-1897）首先把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中国也沿用了他的翻译。是一个新概念，同时，日本还没有走出因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自卑。因此，中江的话未免有些偏激。诋毁传统的强劲潮流很快抵达中国，似乎非除旧不能布新。1911年，西田几多郎发表善的研究，试图把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联系起来。日本学界通常把这一年当作本土哲学的肇始之年。西田的方法是在两个不同哲学传统之间做加减法，他似乎不能在一个源流中创新。儒、释、道等思想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学者更侧重发展其世俗作用，而不是抽象思维。这种不足阻碍战略文化的形成，很难在短期内弥补。
虽然不能确定西田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幸的是，在1920年代之后，他的哲学被当作日本军事扩张的理论依据。同时，德国历史哲学中受到纳粹赞赏的部分也被介绍到日本。一般说来，极端专制国家很难产生理论创新，专制者却一定会利用前人或他人的成果来为自己服务。西田的理论有浓重的形而上学。他的书发行量很大，但还不足于动摇日本人的思维定式。只有武士道而缺少抽象思维能力，正合“有勇无谋”一词。国家战略属于“抽象思辨”的范畴，以对历史教训和未来趋势及目标的把握为特征。如果目光只限于“现时现地”和“现存者”那就既不能善待历史，不能展望未来，也不能理解其他人民。这是日本漠视它对邻国所犯罪行的深层原因，不利于日本拓展战略空间。
日本缺乏战略，从制度层面上说，是因为没有能够制定战略的政治家。一位经济学家说：
在日本人中，可以说找不到合乎条件的政治家，那些被认为是政治家者不外乎围绕政治活动应付日常事务的政客之流，战前的日本可以勉强地充作政治家的是一些辅佐天皇政治的政治技术员。因为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意识来自天皇。现在许多国家认为日本的政治家不足以称为政治家，这种评价已经形成共识。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245-246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美国深感威胁。因此，美国对日本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关于对日关系的激烈辩论。那一段时间美国表现出的绝望和痛苦，超过了美国今天对中国的警惕。虽然那时苏联还没有解体，但日本更让美国人担心他们的霸主地位。这场辩论产生了一批从新角度审视日本的著作，它们的作者被称为日本学的“修正主义者”美国人发现，在战后经他们一手塑造的日本政体，和他们想象的大不相同。卡尔？凡？沃尔福兰有言：“（日本）通产省、大藏省、日本民主、日本‘私营部门’都是与这些标签向美国人所显示的完全不同的制度。”可调和的分歧？，卡尔？凡？沃尔福兰，国家利益1993年秋季号。沃尔福兰是长期生活在日本的荷兰人。他把日本称为“astatelessnation”——无国家的民族。这是他的一本书的副标题。自1989年出版以来，日本权力之谜：无国家民族中的人民和政治已经成为西方日本学的一本经典著作。沃尔福兰并不是说，日本人是一个失去了故国的民族，像以色列复国之前的犹太人。state指政体。他是说“没有个人或集团得到授权，可以做出对日本所有机构都有约束力的决定，形成全国努力的一部分”再论日本难题，沃尔福兰，外交1990秋季号。沃尔福兰是较早提出日本欠缺国家战略的学者之一，也是很有影响的研究日本的学者。中曾根康弘接受了他的观点，在自己的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日本是传统上就不善于制定国家战略的国家，现在仍然如此。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1页，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
由于缺乏战略，日本总是在不断重复为应付局面所采取的临时性政策。这导致了它的战败。中曾根说：
关于大东亚战争后的日本状况，我只能说，日本过分受战败和美国占领政策的影响，缺乏自主性，制定国策时大国依赖性和功利性强。直到今天，日本依然在延续这种状况，国家战略的脆弱性丝毫没有改变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
作为日本前首相和实力派政客，中曾根康弘试图在此书中弥补这一缺憾，但似乎并不成功。他仍在就事论事，没有国家战略所应有的历史厚重感和深远目光。在这本书中，中曾根康弘在多处提到他和西方领导人的会谈，但忽略了他在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这个协议导致了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陷入10多年不景气。中曾根在逃避不愉快的历史。
按照沃尔福兰的观点，日本国没有真正的中央政府，可以对经济和政治决策承担最终责任。日本的体制是不同等级的集合体，没有一个中心。日本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它的特点是中央官僚们和企业家的伙伴关系。论日本难题，沃尔福兰，外交1986/87冬季号。在经济起飞之后，这种官商合一的关系必然导致腐败和低效。这个特点不是在战后才形成的。小约瑟夫？奈写到：
在德国，虽然希特勒得到了军方和工业巨头的支持，但是他基本上是独断专行的。而在日本，决策层的权力相对分散，政策更多地是通过政治和军事精英的协商而制定的。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和历史，157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这是裕仁天皇逃脱战后惩罚的原因之一。一个人的独裁可以给国家带来灾难，一小群人的专制同样可以是灾难性的。虽说日本“决策层的权力相对分散”但这个决策层相当封闭，利益取向比较一致，各人的性格也多是从众的。沃尔福兰注意到“美国有时被半开玩笑地称为日本唯一真正的政治反对党”见再论日本难题，外交1990秋季号。由此可见美国对日本国内政治介入之深，影响力之大，同时也可见日本官僚机构倾向于内部达成“共识”即使在民主体制下，他们也很容易操纵民意，或忽视民意。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权威和一致的国家，民众需要领导者替他们思考、决定“官意”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民意。在这种制度下，只要有家族背景，能在小集团内获得庇荫，就能打开权力之门，根本就不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
不仅“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一些日本学者也深有同感。不过，深刻的反省不一定能产生足够的行动能力。日本外交论坛杂志社在2000年举办了一次圆桌会议，主题是“回顾20世纪：现代日本的兴衰周期”牛尾治朗在会议上批评说：
日本尤其不习惯于大处着眼，所以它的全景观一般都不可靠，甚至战后的日本也还是这样。当要求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就是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的眼镜看世界时，我们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在冷战之后，每个人都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看世界，独立行动。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危险的阶段。http：//www？gaikoforum？com/essay/肉ndtable01？html？
美国并不信任它的这个盟国。日美安保条约既是日本的保护伞，也是美国拴住日本、不使它妄动的锁链。即使有这条锁链，日本也面临着“一个危险的阶段”因为它没有外交政策。战略的缺失增加了走向极端的可能性，而锁链的强度有限。有日本学者指出：
一些观察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没有一个可以被恰当地称作外交政策的东西。如果把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和在异时异地所执行的，比如这样一些领导人，帕默斯顿子爵、奥托？冯？俾斯麦、温斯顿？丘吉尔，或甚至日本自己的陆奥宗光（外相1892-1996）的政策做一个比较，这个评论一点也不令人惊异。日本外交改革：早该进行的政策检讨，外交论坛2002年秋季号。
作者把陆奥宗光看做日本外交第一人。当年，陆奥宗光和首相伊藤博文一起，胁迫李鸿章签署了马关条约。在天皇拥有绝对权威的日本，处在一位强势首相之下，外相陆奥能有多大的制定政策的空间？马关条约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条约过于贪婪、过于咄咄逼人，导致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日俄因此交恶。从此，日本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先赢后输，在1945年战败后失去了在马关条约前后获得的大部分侵略成果。马关条约埋下了日本今后过度扩张和失败的种子。有鉴于此，很难说陆奥宗光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是因为它“错误地认为希特勒德国是世界的正统，具有统治世界的军事实力，而没有能制订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只是在不断重复为应付局面所采取的临时性政策，最终遭到失败”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不过，没有战略不代表没有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占领中国，做东亚的霸主。为此目的，日本最终选择了跟随纳粹德国。
如今，在美国的“忠实的男仆”这一点上，日本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曾根说：“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原因之一就是，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已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社会风潮。”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把因果关系掉过来可能更接近实际：因为日本缺乏战略，所以对美国过分依赖。在国际政治上，中曾根仍然表现出战败国、小国的心态。比如，在里根访问日本时，日本出于民族自尊心，拒绝了美国“按照国际惯例”、让美国的警卫车跟在总统的座车后面的要求。为了让美国驻日大使放心美国总统的安全，中曾根表示，在必要时“我将以自己的身体保卫里根总统”在参加八国峰会时，中曾根自比为日本的冠军，决心不输给里根和撒切尔。各国首脑合影时的位置本来无一定之规，中曾根却炫耀他和里根站在一起“甚至比撒切尔夫人离里根还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80-81页。以此作为向日本国民邀宠的资本。中曾根在日本政界属于实力派，也算是一位有头脑的政客。他任首相时（1982-1987），日本经济力量正处于顶峰时期，连美国都感到惧怕。但这种小国心态只能让日本继续追随强国，以及美国之后的强国。当然，大国领导人炫耀与美国政要乃至媒体记者的交道，这种小心眼不是日本一国独有。但中曾根的表现似乎更接近日本政界的普遍状态，即缺少领导人的信心和战略眼光，而在其他国家更可能是一个特例，只是某一个不自信的领导人的失态。如果日本再次试图充当亚洲的领导者，过程和结果可能仍然是灾难性的。因此，东亚的和平在于给日本指定一个它可以追随的目标，供它消遣。
模仿和追随强国
缺乏国家战略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模仿、追随强国。这是日本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日本文化中有两种特别的人物：武士和艺伎。这两种人都不是独立的，都需要依附他人。他们（她们）把自己的技艺磨练得很精湛，是为了给主人（或客人）服务。艺伎逢场作戏，比武士还少了一份忠诚。因此，日本总是模仿强国，寻求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
从古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是一个追随者，不是一个领导者。唯一的半个例外是从明治维新成功到二战战败的数十年间，日本企图做东亚的霸主，建立以它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企图以霸道实现王道，依靠侵略和屠杀来建立“王道乐土”与中国传统中的“王道”理想相去甚远。日本野心的来源则是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和殖民战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宪法和陆军模仿德国，海军模仿英国。不过，德日两国关系在二次大战前并不好。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诸岛给日本。割让辽东半岛侵犯了其他列强的利益，德国与俄国、法国干涉，最后日本不得不忍痛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这让日本一直耿耿于怀，埋下了两国交恶的种子。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攫取了德国的在华利益，以及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这又让德国愤恨不已。此外，两国的经济结构相似，都需要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它们的经济利益也是冲突的。参见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89页，三联书店，2003年。
日本在20世纪初与英国结盟，在二次大战前与德国结盟，在二次大战后与美国结盟。它的盟国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02年，日本和英国结盟。它们的共同目标是抑制俄国的扩张。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英日同盟被废止。日本失去了盟友，也失去了目标，开始受到极端分子的影响。日本转而与法西斯德国结盟，因此走向与美英的对抗，加速了它的失败。“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日同盟的结束使日本放任自流一样，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的终结也将动摇日本当前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支柱。”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219页。如果现在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摆脱美国的控制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它仍有可能滥用武力。在前面提到的外交论坛圆桌会上，东京大学的山内教授说：
如果我们考察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就会看到一个事实：当日本和英国或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大国——在一起时，日本的表现就很好。但是，在和非海洋大国——如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时，日本就衰败了。
山内只说对了一半。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日本是否跟随海洋大国，而在于它所跟随国家在当时的地位。英国和美国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强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日本与这两个国家结盟就是成为最强大国家的小伙伴，从它们的利益中分一杯羹，同时也受它们制约。德国和意大利受到现有秩序的压抑，是挑战者。它们的挑战方式不是和平的，它们的地位都是未定的。由于日本缺乏制定国家战略的能力，很容易因盲目而走向极端。另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战争狂人。他们对日本不断发起战争的影响很大。
在德国似乎蒸蒸日上的时候，1936年11月25日，两国在柏林正式签署了德日防共协定（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个协议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对苏联形成了东西两面夹击的态势。此后，德日关系日趋密切，而中德关系急转直下。德国撤走了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停止销售武器——有点像1950年代末对中国“背信弃义”的苏联。1940年6月，德国占领巴黎。在日本“欧洲战争，以及德国1940年春夏展开的闪电战所引起的国际狂乱改变了一切。一股非常明显的趋炎附势的情绪开始蔓延。”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267页。因为德国取得了胜利，在三年的协商之后，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协定。三国约定，在受到非欧洲战争或日中冲突参加国的攻击时，他们彼此之间应该运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手段互相援助。因为签署了这个条约，日本耗费巨资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1946年，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的最后写道：
现在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他们还将注视，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在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会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战热情，并显示其对战争如何能作出贡献。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也失败了，日本将证明，它汲取了一项教训，即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绝不是到达荣誉之路。菊与刀，218页。
日本走向和平或战争，取决于它可资模仿的对象，目前就是美国。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最大优势就体现在军事上。因此，如果今后日本在外交中更多地倚重军事力量，将不会令人惊讶。但是，中国和韩国都不再像过去那样积贫积弱；甚至朝鲜，在军事上都不再是可以任意欺辱的。从这一点看，亚洲大陆不会再次诱惑日本发动侵略。
东亚的历史问题
日本的“脱亚”有一个过程。在戊戌年（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保支论”他声称，为了报答儒汉化之恩，日本有义务抵挡西方的入侵，以便让支那（中国）有充分的时间自强。这些话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仍然站在亚洲的立场上。在10多年后，可能是日本对中国丧失了信心，同时也对自己的信心增强了，大隈重信于1914年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这些要求被认为是企图吞并中国。
同样在1898年1月，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发表了关于全球爆发种族战争的预想。他敦促日本与同种结成联盟，为黄白人种的大对决做好准备。他的长子近卫文麿继任为贵族院议长，后来在1937-1941年间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积极推动对华作战。日本加入欧洲、企图征服亚洲的转变是在20世纪初完成的。侵略者的理论根据是种族冲突，这个理论在今天看当然是错误的，在当时却是对西方政策的合理反应。白种人严重歧视有色人种，这种歧视在1960年代的美国仍是合法的。20世纪初日本面临一个选择：与中国一起对抗西方，或与西方一起瓜分中国。日本选择了后者，最后，企图独吞中国。在日本看来，中国实在提不起来，没有资格成为日本的伙伴。
日本有占领中国的框架政策，在学校和军队中为侵略做准备，但没有明确的战略和日程表。在1938年以前，日本侵华一般是由军队中的激进派推动的，在事成之后得到军部和天皇的默许。这种鼓励的态度又刺激他们采取下一步激进行动。和德国不同，日本没有一个像希特勒那样对发动战争承担最后责任的人。战争期间内阁多次换届，内阁总理中有因不赞同侵略方案而下台者，但战争仍继续进行。战后，最高权威天皇逃脱了惩罚。
如果不了解“南京大屠杀”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的观点可以分为三派：虚构派、中间派和大屠杀派。其中虚构派的人数最多，他们认为受害者总数从0到40或50不等。但他们大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无论是在英语学界还是在汉语学界，都没有人支持虚构派；中间派承认有杀戮，但他们接受的被害者总数只有数千到两万不等，大卫？阿斯纠把他们大都归入虚构派；大屠杀派人数最少，他们认为被害者总数在10万到20万之间，大多数人接受的数字是12万。见http：//www？japanesestudies？org？uk/articles/askew？html？，就不可能理解中日关系。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伴随着大量针对平民的暴行。他们在华北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731”部队在东北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日军轰炸重庆开了全世界空袭平民的先河——日本遭受核打击就是一个后果。“南京大屠杀”已经远远超出了南京的范围，成为日军在华所有暴行的象征。日军在南京屠杀的具体人数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虽然统计数据非常重要，但战乱中的屠杀永远也不会有准确的统计，更何况被害者已经不再说话，杀人者也很少有人认罪。我们必须记住，大屠杀不属于统计学的范畴，它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把大屠杀简化为统计学的争论，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对未来暴行的放纵。任何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企图一旦在日本得势，必将对中日两国的未来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与他们掩盖谋杀张作霖是一样的。1928年6月4日，在河本大作陆军大佐的带领下，日本关东军的一些军官炸死了军阀张作霖，然后嫁祸于中国军人。在了解了真相之后，日本内阁决定隐瞒事实“断言公开真相将伤害皇室，恶化中日关系，侵害日本在中国的特权。此外，内阁也不愿意在议会上对事件承担责任”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146页这是日本“耻感文化”的特点。他们在意的是别人的观感，而不是罪恶本身。因此，犯罪之后最重要的是掩饰罪恶。恢复名誉的体面手段是否认罪行，而不是真诚地反省忏悔。如果掩饰不成，他们会恼羞成怒，迁怒于受害者。现在，我们正看到这一幕在日本重演。
日本政治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远远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问题，它已经成为日本否认战争暴行的象征。日本军人把中国人当作“低等民族”而大量屠杀。侵略与屠杀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可以因宽容而被放置一边，或在“学术”争论中被中立化。它更多地是一个“良心问题”、“责任问题”一个民族可以暂时回避历史，但永远不能回避良心，永远不能回避责任。良心和责任对所有人、所有民族都有约束力，不仅仅对日本人。
神道教相信死者平等，也就抹杀了是非、善恶的区别。这与佛教教义是不一样的。佛教提倡人人可以成佛，因此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是有条件的，赎罪需要忏悔、行善，并不能一死了之，否则会堕入地狱，来世也不得好报。在日本文化中“忏悔”很少。如果相信死亡可以抹去所有善恶，那么作恶时就不会畏惧。“羞耻”感是现世道德对恶行的约束，是容易抵挡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否认罪恶。这正是日本采取的手段。
中国反对日本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干涉日本内政。而是因为它所崇奉的国家神道、所供奉的战犯，曾给中国带来过巨大的灾难。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天皇实行独裁，政府“废佛毁释”独尊神道教。它将国家作为唯一的神来供奉，政教一体。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与日本传统相违背，靖国神社并没有体现“死者平等”它是有选择的，只有为天皇战死者才能进入靖国神社。死于战争的日本平民没有资格进入靖国神社。那些被日本军人杀害的其他国家的人更不在靖国神社祭奠之列。国家神道是和日本扩张同步开始的，从建立起到今天，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精神寄托。尽管天皇在战后公开否认了自己的神性，靖国神社仍然以诸天皇为中心，为他们的战死者招魂。不能用生死观为小泉参拜开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霍建岗，参考消息2004年11月30日第15版。
二战后期，德国首都柏林被盟军攻占，国土被美、苏、英、法四个国家划区占领。挑起战争的希特勒已经自杀，代表德国投降的人并不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盟国对德国的清算是彻底的、无情的。但日本与德国完全不同。它在盟军踏上领土之前投降，政府机构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天皇及以下官员因投降而受到善待；占领军只有美国一家，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需要日本作为反共前沿阵地。因此，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争暴行没有受到认真的追究。
从慰安妇问题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服膺的仍是“强权”而非“公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任之后说，慰安妇都是自愿的，不存在日本政府强征的事实。中国和韩国对此都非常生气，但安倍坚持他的观点，不为所动——直到美国国会有可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就此问题道歉。2007年3月11日，安倍再次重申了日本在1993年对慰安妇的道歉。路透社报道“中国的严厉批评可能会使日本选民感到生气。但是让日本的亲密安全盟国——美国生气可能会损害安倍的形象”这里说的“日本”是日本的全体选民，而非某些政客。安倍迫于美国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本国选民的压力，对日本在亚洲强征慰安妇之事道歉，并非由于他承认这一事实。路透社的这条新闻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当亚洲各国政府批评日本时，没有人在意，但是当纽约时报报道此事时，他们就得作出反应。他们担心美国精英生气。”路透社东京2007年3月11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3月12日第一版。日本人只服从强者，不服从事实。慰安妇事件再明确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以及济南大屠杀等诸多暴行，其中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至今日本不能直面战争暴行，无力摆脱靖国神社的阴影，无法和邻国达成彻底的谅解。且不论道德上的得失，在战略上，这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和韩国不同，日本并无强敌压境，而且拥有先进的海、空军，却把外交建立在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之上。虽然德国同为战败国，同样有美国的驻军，却可以采取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政策，能够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在重大的外交问题上采取和美国不同的政策。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在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间，中国的历史是落后挨打的历史。究其原因，中国的愚昧、腐败和内乱固然是罪魁祸首。但是，外来干涉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在这105年中，中国的内乱与外患是相辅相成的，两次现代化努力都毁于日本侵略。晚清持续50余年的洋务运动毁于甲午战争。在北洋时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5年），继承德国在华的殖民利益（1919年）；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前后，日本先后发动济南事变（1928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上海事件（1932年）、卢沟桥事变（1937年）、八一三事变（1937年），先是制造事端，步步紧逼，然后大举进攻，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时，中国晚了一步，此后步伐缓慢，于是步步落后于日本，处处受制于日本。因落后而挨打，因挨打而落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很快就投入建设，而中国则陷入内战。内战是因日本入侵而中断的早期国共内战的继续。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岛后，大陆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近20年内乱和灾难，在1979年重新开始现代化建设，至今进展还算顺利。中日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但中国仍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落后的起点在19世纪后半叶的改革迟缓。
东亚的和解道路
日本学习太快也并非没有坏处，因为它没有睁开眼看清自己的道路。到了19世纪末，在近400年世界殖民扩张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日本急匆匆地跳上了这辆将要倾覆的彩车，且一发而不可收，结果为世界带来了灾难。至今日本仍不能正视这场灾难。
日本的侵略战争持续了10多年，夺去了大约2000万亚洲人民的生命和6万多西方盟军的生命。其中中国人超过一半，还不包括此前死在日本人手中的中国人。日本人也因战争死亡了310万。真相：裕仁天皇和侵华战争，3页。在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代价和其他许多重大的代价之后，世人并不知道是谁发起了这场战争，谁是战争的元凶。这和阿道夫？希特勒受到彻底清算不同。在日本，没有一个人是元凶，每一个人都是在执行命令，却不知道是谁的命令。他们都可以声称不承担责任，而日本的最高权力所有者裕仁天皇则被塑造成一个和平爱好者。
既然日本人都是爱好和平的，而战争又的确爆发了，那只能说明日本被迫应战。日本人认为，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是日本对美开战的原因之一；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那时都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日本还有解放殖民地的使命。这些都是借口。1990年代末开始的日本经济不景气持续了10多年，这与日本官方极力掩饰政治、经济、金融结构中的重大缺陷有密切关系。这些只是内部问题。日本在对外政策中掩饰就更正常了，尤其在侵略、残杀这样的问题上。这种鸵鸟政策大概就是所谓的“耻感文化”吧。
对付这个问题有一些办法。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是“慎独”的修养，在法家则是严刑重罚，在民间信仰中是“头上三尺有神明”佛教、基督教则为恶人准备了地狱。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是增加透明度和监督力度。对于日本人，大概是现代国际政治文明更有用处。
日本是否接受战败的历史，不再向战犯致敬，还与中国是否强大，能否赢得日本的尊重有很大关系。鉴于这一点，中日的最终和解不可能在近期完成。它牵涉到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仅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是不够的。即使到了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有日本的1/10，因为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仅此一项就不足以改变中国人的“低等”形象，更不用说两国在教育、文化和科技上的差距了。如果日本不能改变轻视中国的态度，中国人就不可能改变反日情绪。
在争执的背后还有中国对现状的不满和日本对未来的担心。中国有可能在今后数年内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有点像1980年代美国人对日本的心态。日本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明确说出他们的担心。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使得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美国时代有过一篇封面文章：中国和日本：我们能交谈吗？时代杂志2004年11月29日。，副题是在多年的不信任和误解之后，亚洲大国仍在挣扎着把过去留在身后。文章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60年后，日本青年正目睹一场他们认为是剧烈的权力转移，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动力（更不用提军事实力）正在不可阻挡地从东京转向北京。然而，尽管他们承认中国是21世纪的上升力量，许多人讨厌他们所说的中国坚持让他们对问题做出交代，他们相信这些问题很早以前就应该被放进历史之中。
一个事件是否被放进历史，取决于它对“现在”有没有直接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还没有成为历史。中国人的历史纵深感要比日本人强一些，不仅存于“现存者”之间。何况这段历史还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日本领导人仍在参拜靖国神社，向战犯致敬。如果日本人把他们的战犯“放进历史之中”他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历史。出于国际政治的考虑，中国曾经给予日本太多的宽容，错过了让日本认真道歉的最好机会。中国开始认真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已经是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南京大屠杀等日军在华暴行已经过去了60余年，受害者和目击者都在急剧减少。由于以前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许多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再现，给否认者留下了机会。
日本总是要摆脱不利的事实。1932年12月犬养毅担任日本首相，他公开拒绝国际联盟就日本占领满洲提出的劝告，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比克斯注意到“其后成为整个20世纪日本外交史上不断重提的说法”真相：裕仁天皇和侵华战争，171页。现在日本坚持的“摆脱道歉外交”和战前是一脉相承的。问题是，日本在“摆脱”之后的走向也将一致吗？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中曾根康弘在1986年参拜靖国神社。此后陆续有首相向战犯致意。他们不能不引起怀疑和愤怒。在另一方面，日本总会有一些学者和老兵反对否认暴行的观点。有些人采取“工具理性”的治学态度，不偏不倚，有些还站在理解中国的立场上。如大屠杀派学者井上清，老兵东史郎。对日本的走向极端，他们是一个有力的牵制。他们的存在表明了日本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即使他们受到威胁。虽然右翼势力在上升，但良心与和平的力量也不可忽视。
在2002年，中国有人提出了在历史问题上妥协的“对日新思维”终于在众人喊打之下无疾而终。两国需要突破目前僵局，但民心不可违，中国无法绕过历史问题处理中日关系。如果日本领导人继续否认历史，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中日就像是两辆重载卡车，在一条线路上相向行驶，总有一天会发生撞击。
因为历史的缘故，以及日本官方对待历史的态度的缘故，大多数中国人厌恶甚至仇视日本。这些厌恶和仇视确有扎实的事实根据，中国人难以摆脱。但是，仇恨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应该让仇恨蒙蔽我们的双眼。在厌恶和仇恨之中生活只能伤害自己。我们的目标是生活得更美好，而这个“生活”不仅仅是个人的日常生活，还包括国家的富强，文明的昌盛，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所以，中国需要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审视日本，并考虑把日本纳入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体系之内，而不是一味排斥它。
无论是在种族还是在文化上，日本无疑是和中国最接近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这个事实本来可以拉近中日之间的距离，双方的交流应该相对容易一些。但日本的侵略破坏了“中日亲善”如果日本能够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甚至更多地帮助中国发展，日本在将来东亚的地位会更加巩固。日本只能依附于一个大国。在中国强大之前，日本将继续依附美国。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将出现在中国整体实力明显超过日本之后。那时，中国民众可能会宽容一些，较少受到现实的干扰。他们对日本过去的侵略暴行会心平气和一些，能够接受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在既成事实面前，日本也可能放弃它在看中国时的紧张和轻视，考虑重新回归亚洲，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像它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那样。只有在日本成为本地区第二位的国家之后，日本才有可能认真反省它的暴行和错误。
2007年有过一次和解事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食人族的后代向斐济政府道歉。报道说：
8月15日，巴布亚新几内亚食人族的后代为祖辈吃掉斐济传教士的行为道歉。和解仪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市举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保莱阿斯？马塔内、斐济政府代表和数百名民众出席了和解仪式。
1878年4月，斐济一名官员和3名传教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加泽尔半岛被当地部落杀死并吃掉。此后，英国传教士乔治？布朗指挥并参与了“惩罚”行动，杀死多人并烧毁了几个部落村庄，他的行为引起澳大利亚等地宗教组织的强烈抗议。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2007年8月16日报道，新华社次日转发。
从吃人事件发生到道歉与和解仪式，中间相隔了129年。可见人道的力量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在炎热潮湿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估计没有任何一人的寿命超过129岁。所以“日本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在战后出生”不能成为日本回避残忍历史、逃避战争责任的借口。如果日本能够与东亚国家举行这样一次和解仪式，对日本、对东亚都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可以有条件地支持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在正常化的过程中，日本获得的权力大多以美国的损失为代价，因为美国在操纵、控制着日本的外交和军事。此外，这样做也许还可以削弱日本右翼的号召力。毕竟，改变战败国地位是右翼的一大主题。
中日需要和解。在中国一方，和解依赖一个多元社会的建立。中国人对日本的愤怒和不满必须得到宣泄，受害者（尽管在世者已经很少了）必须得到补偿。和解之前需要理解和谅解，使愤怒得到缓解。任何以压制民众情绪为前提而达成的和解是没有根基的，因而不可能持久。从长远来看，日本比中国更需要和解，因为它是施害者，将来还可能是弱者。日本一再挑起中国人的痛苦记忆的做法非常不明智，它的行为和解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战争及暴行的分歧问题上，西方在中日之争中保持中立，甚至站在日本一边。原因不大说得出口，不过是蔑视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已。这对西方（主要是英美）来说是非常短视的，英美有一天或许会纠正这个错误，或者可能自食其果，因为在二战中，它们也是日本的敌人。这和它们为了给苏联难堪而对纳粹德国的暴行视而不见没有区别。
日本应该是东亚经济、安全合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国。它在历史上就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日本的前途有三：第一是继续依附美国，依靠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日本获得更多的外交和军事自主权之后，显然会有自己的选择和目标，不会完全追随美国。它会成为美国更平等的伙伴，在两国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更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二是争取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者。这将和中国形成竞争的态势。当美国不再有实力控制东亚之后，最好的结果就是制造鹬蚌相争的局面，以坐收渔人之利。然而，作为一个偏于一隅的岛国，日本很难承担起地区的领导责任。日本在1895-1945年之间50年的尝试彻底失败，给本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第三是融入以中国为龙头的地区一体化之中。从中日1000多年来的关系和两国人口、面积的差距来看，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它将是历史模式的再现，但前提是中国稳定地发展，走向自由、民主和繁荣，有能力团结本地区各国集体走向自由、民主和繁荣。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东亚就仍将是散乱的。日本还有第四个选择，即孤立。这将使日本边缘化，丧失影响力。所以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一些人来说，数落别人的缺点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这个行为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引开了对自己的批评。作为一个和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国家，我们应该从日本看到许多引以为戒的东西。和一个世纪前的日本类似，中国也正在经历国家的崛起，面临与当初日本类似的选择。不同的是，中国的崛起只是一次复兴，是以深厚而长久的历史为基础的。历史纵深感有助于中国把握未来的方向，减少国家战略的可能失误。这种失误曾把日本和德国带入了灾难性的战争——当时它们都在崛起之中。
在工业化方面，日本也有许多中国可资借鉴的经验。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中国一直倾力发展重工业，在补“洋务运动”开始的、因为战乱一直没有完成的一课。这一课日本在20世纪初已经大致完成了（1904-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标志着它成为新兴工业国）。正是这一课的缺失，使中国成为日本军事扩张的最大受害者。此后，在整个冷战期间，中国先后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其中有10年左右同时与它们对抗。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失大于得；而日本则是冷战（包括朝鲜战争）的受益者，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因此有人感叹：“冷战结束了，日本赢了。”这个有利因素是中国所不具备的。但是，在此期间，中国仍打下了重工业基础。即使以1950年代初作为起点（1951年日本结束美军占领，1953年中国结束战争状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比日本晚。如果以1951年作为日本战后工业复兴的起点，中国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当然，双方在此之前都有些基础），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时间至少比日本落后25-30年。如果不考虑这个时间差距，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轨迹和日本多有相似之处。现在，日本“失去的10年”已经有20年了。作为后起工业国，中国可以汲取日本的很多教训——特别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以避免陷入长期不景气的覆辙。这个覆辙是中国无法承受的。
简而言之，日本不具备地区领导能力。如果处理得当，日本不太可能对这一地区造成大的危害。一个富裕、安详和正常的日本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日本可以做另一个欧洲：富裕、文明、自我陶醉；或者选择发展军事力量，与周围国家抗衡。日本将处在又一个“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上，确定它下一个要跟随的国家，或者自己争取做地区领导者。在中期内，日本仍将跟随美国，因为美国仍将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亚洲也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而且由于难以调和的历史问题和它的长期不景气，日本的地区影响力在持续下降。中国的“强大”目前还只是体现在潜力和活力上，但经济的规模和质量还落后于日本，在文化和政治上不能再次成为诸国效法的对象。中日之间目前的纠纷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发动进攻，但最终没有实行这个计划。诺门坎一战显示了两国陆军的巨大差距，使得日本对苏联心存顾虑。况且，日本也不想帮助它的盟友德国。苏联同样没有打算遵守中立条约。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废除该条约，对日宣战，很快就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几乎不堪一击。
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因为它似乎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目标，转而南下东南亚，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决心去挑战另一个强国美国。日、美之间的战略冲突激化。为了弥补自己在军事、工业和资源方面的巨大劣势，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想先下手为强，消灭美国有生力量，迫使美国讲和。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战略错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弱于日本。但是两国工业的巨大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在1941年夏天美国对日本实施全面贸易禁运之前，日本80%的石油进口依靠美国，参见剑桥插图战争史，300页。1937年，美国的机动车产量是日本的481倍。194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8？9倍，电力是19？8倍。从1941到1944年，美国的军火生产增加了9？1倍，日本只增加了3？1倍（见战略缔造，474-477页）。日本的工业基础不仅比美国差很多，也比它原来要攻击的苏联差很多。例如，1937年日本的机动车产量只有苏联的1/20。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资源大国，而日本的战略资源都依赖进口。1940年，美国在日本的进口中占有36%的份额。其中，石油为总进口的3/4（或75%，与上引剑桥插图战争史的数字略有出入），铁为80%，棉花35%，机械2/3，铜占90%（大江志乃夫：统帅权，日本评论社，1983年，转引自真相278页）。由此可见，没有来自美国的物资，日本根本不可能维持战争。虽然美国把作战重点放在大西洋，但仅在半年之间，太平洋海战就出现了不利于日本的逆转。
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可以弥补国家战略的不足，同时也会加深战略欠缺带来的灾难，因为他们的能力可以使有缺陷的“战略”走得更远。对日本来说，偷袭珍珠港是一场出色的战役。如果日本偷袭失败，美国人一定会很满意，不再过多追究。日本也许不会失去整个战争，至少不会遭受原子弹轰炸，可能还会保留在此前半个世纪获得的某些侵略成果。
李宗仁对日本决策者“志大才疏”的批评在一些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他们通过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赫伯特？比克斯揭示，裕仁天皇对日本发动战争负有直接的、重大的责任，虽然他逃脱了惩罚，却是第一号战犯。在多年爬梳整理第一手资料后，比克斯把战争的责任归给裕仁天皇。他发现裕仁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即，往往只追求程序或战术细节，有时却忽略了重大的问题，对于最高统帅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习惯”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304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
在二战后期，受美国政府委派，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帮助美国了解敌人的性格，制定对日政策。她的菊与刀受到广泛推崇。她从“孝”的角度分析说：
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所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现存后代）记忆中的祖先；他们注重的是现时现地。许多专著都论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与中国相比，日本人的孝道观恰好印证了这种论点。他们这种观点的最大、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孝道义务限于现存者之间。菊与刀，85-86页。
如果战略眼光只盯在当前的现实，就不可能投射很远。没有战略，国家就没有目标。在快速变化的、动荡的时代，没有目标的国家是危险的。国家不应该永远摸着石头过河。
本尼迪克特说的“许多专著”应该包括日本人自己的著作。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余（1901年）中写道：日本“至今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一年有余畅销了20多万册“没有哲学”的命题在当时的日本引起很大争论。“哲学”西周（1829-1897）首先把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中国也沿用了他的翻译。是一个新概念，同时，日本还没有走出因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自卑。因此，中江的话未免有些偏激。诋毁传统的强劲潮流很快抵达中国，似乎非除旧不能布新。1911年，西田几多郎发表善的研究，试图把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联系起来。日本学界通常把这一年当作本土哲学的肇始之年。西田的方法是在两个不同哲学传统之间做加减法，他似乎不能在一个源流中创新。儒、释、道等思想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学者更侧重发展其世俗作用，而不是抽象思维。这种不足阻碍战略文化的形成，很难在短期内弥补。
虽然不能确定西田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幸的是，在1920年代之后，他的哲学被当作日本军事扩张的理论依据。同时，德国历史哲学中受到纳粹赞赏的部分也被介绍到日本。一般说来，极端专制国家很难产生理论创新，专制者却一定会利用前人或他人的成果来为自己服务。西田的理论有浓重的形而上学。他的书发行量很大，但还不足于动摇日本人的思维定式。只有武士道而缺少抽象思维能力，正合“有勇无谋”一词。国家战略属于“抽象思辨”的范畴，以对历史教训和未来趋势及目标的把握为特征。如果目光只限于“现时现地”和“现存者”那就既不能善待历史，不能展望未来，也不能理解其他人民。这是日本漠视它对邻国所犯罪行的深层原因，不利于日本拓展战略空间。
日本缺乏战略，从制度层面上说，是因为没有能够制定战略的政治家。一位经济学家说：
在日本人中，可以说找不到合乎条件的政治家，那些被认为是政治家者不外乎围绕政治活动应付日常事务的政客之流，战前的日本可以勉强地充作政治家的是一些辅佐天皇政治的政治技术员。因为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意识来自天皇。现在许多国家认为日本的政治家不足以称为政治家，这种评价已经形成共识。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245-246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美国深感威胁。因此，美国对日本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关于对日关系的激烈辩论。那一段时间美国表现出的绝望和痛苦，超过了美国今天对中国的警惕。虽然那时苏联还没有解体，但日本更让美国人担心他们的霸主地位。这场辩论产生了一批从新角度审视日本的著作，它们的作者被称为日本学的“修正主义者”美国人发现，在战后经他们一手塑造的日本政体，和他们想象的大不相同。卡尔？凡？沃尔福兰有言：“（日本）通产省、大藏省、日本民主、日本‘私营部门’都是与这些标签向美国人所显示的完全不同的制度。”可调和的分歧？，卡尔？凡？沃尔福兰，国家利益1993年秋季号。沃尔福兰是长期生活在日本的荷兰人。他把日本称为“astatelessnation”——无国家的民族。这是他的一本书的副标题。自1989年出版以来，日本权力之谜：无国家民族中的人民和政治已经成为西方日本学的一本经典著作。沃尔福兰并不是说，日本人是一个失去了故国的民族，像以色列复国之前的犹太人。state指政体。他是说“没有个人或集团得到授权，可以做出对日本所有机构都有约束力的决定，形成全国努力的一部分”再论日本难题，沃尔福兰，外交1990秋季号。沃尔福兰是较早提出日本欠缺国家战略的学者之一，也是很有影响的研究日本的学者。中曾根康弘接受了他的观点，在自己的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日本是传统上就不善于制定国家战略的国家，现在仍然如此。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1页，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
由于缺乏战略，日本总是在不断重复为应付局面所采取的临时性政策。这导致了它的战败。中曾根说：
关于大东亚战争后的日本状况，我只能说，日本过分受战败和美国占领政策的影响，缺乏自主性，制定国策时大国依赖性和功利性强。直到今天，日本依然在延续这种状况，国家战略的脆弱性丝毫没有改变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
作为日本前首相和实力派政客，中曾根康弘试图在此书中弥补这一缺憾，但似乎并不成功。他仍在就事论事，没有国家战略所应有的历史厚重感和深远目光。在这本书中，中曾根康弘在多处提到他和西方领导人的会谈，但忽略了他在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这个协议导致了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陷入10多年不景气。中曾根在逃避不愉快的历史。
按照沃尔福兰的观点，日本国没有真正的中央政府，可以对经济和政治决策承担最终责任。日本的体制是不同等级的集合体，没有一个中心。日本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它的特点是中央官僚们和企业家的伙伴关系。论日本难题，沃尔福兰，外交1986/87冬季号。在经济起飞之后，这种官商合一的关系必然导致腐败和低效。这个特点不是在战后才形成的。小约瑟夫？奈写到：
在德国，虽然希特勒得到了军方和工业巨头的支持，但是他基本上是独断专行的。而在日本，决策层的权力相对分散，政策更多地是通过政治和军事精英的协商而制定的。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和历史，157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这是裕仁天皇逃脱战后惩罚的原因之一。一个人的独裁可以给国家带来灾难，一小群人的专制同样可以是灾难性的。虽说日本“决策层的权力相对分散”但这个决策层相当封闭，利益取向比较一致，各人的性格也多是从众的。沃尔福兰注意到“美国有时被半开玩笑地称为日本唯一真正的政治反对党”见再论日本难题，外交1990秋季号。由此可见美国对日本国内政治介入之深，影响力之大，同时也可见日本官僚机构倾向于内部达成“共识”即使在民主体制下，他们也很容易操纵民意，或忽视民意。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权威和一致的国家，民众需要领导者替他们思考、决定“官意”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民意。在这种制度下，只要有家族背景，能在小集团内获得庇荫，就能打开权力之门，根本就不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
不仅“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一些日本学者也深有同感。不过，深刻的反省不一定能产生足够的行动能力。日本外交论坛杂志社在2000年举办了一次圆桌会议，主题是“回顾20世纪：现代日本的兴衰周期”牛尾治朗在会议上批评说：
日本尤其不习惯于大处着眼，所以它的全景观一般都不可靠，甚至战后的日本也还是这样。当要求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就是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的眼镜看世界时，我们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在冷战之后，每个人都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看世界，独立行动。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危险的阶段。http：//www？gaikoforum？com/essay/肉ndtable01？html？
美国并不信任它的这个盟国。日美安保条约既是日本的保护伞，也是美国拴住日本、不使它妄动的锁链。即使有这条锁链，日本也面临着“一个危险的阶段”因为它没有外交政策。战略的缺失增加了走向极端的可能性，而锁链的强度有限。有日本学者指出：
一些观察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没有一个可以被恰当地称作外交政策的东西。如果把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和在异时异地所执行的，比如这样一些领导人，帕默斯顿子爵、奥托？冯？俾斯麦、温斯顿？丘吉尔，或甚至日本自己的陆奥宗光（外相1892-1996）的政策做一个比较，这个评论一点也不令人惊异。日本外交改革：早该进行的政策检讨，外交论坛2002年秋季号。
作者把陆奥宗光看做日本外交第一人。当年，陆奥宗光和首相伊藤博文一起，胁迫李鸿章签署了马关条约。在天皇拥有绝对权威的日本，处在一位强势首相之下，外相陆奥能有多大的制定政策的空间？马关条约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条约过于贪婪、过于咄咄逼人，导致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日俄因此交恶。从此，日本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先赢后输，在1945年战败后失去了在马关条约前后获得的大部分侵略成果。马关条约埋下了日本今后过度扩张和失败的种子。有鉴于此，很难说陆奥宗光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是因为它“错误地认为希特勒德国是世界的正统，具有统治世界的军事实力，而没有能制订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只是在不断重复为应付局面所采取的临时性政策，最终遭到失败”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不过，没有战略不代表没有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占领中国，做东亚的霸主。为此目的，日本最终选择了跟随纳粹德国。
如今，在美国的“忠实的男仆”这一点上，日本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曾根说：“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原因之一就是，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已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社会风潮。”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把因果关系掉过来可能更接近实际：因为日本缺乏战略，所以对美国过分依赖。在国际政治上，中曾根仍然表现出战败国、小国的心态。比如，在里根访问日本时，日本出于民族自尊心，拒绝了美国“按照国际惯例”、让美国的警卫车跟在总统的座车后面的要求。为了让美国驻日大使放心美国总统的安全，中曾根表示，在必要时“我将以自己的身体保卫里根总统”在参加八国峰会时，中曾根自比为日本的冠军，决心不输给里根和撒切尔。各国首脑合影时的位置本来无一定之规，中曾根却炫耀他和里根站在一起“甚至比撒切尔夫人离里根还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80-81页。以此作为向日本国民邀宠的资本。中曾根在日本政界属于实力派，也算是一位有头脑的政客。他任首相时（1982-1987），日本经济力量正处于顶峰时期，连美国都感到惧怕。但这种小国心态只能让日本继续追随强国，以及美国之后的强国。当然，大国领导人炫耀与美国政要乃至媒体记者的交道，这种小心眼不是日本一国独有。但中曾根的表现似乎更接近日本政界的普遍状态，即缺少领导人的信心和战略眼光，而在其他国家更可能是一个特例，只是某一个不自信的领导人的失态。如果日本再次试图充当亚洲的领导者，过程和结果可能仍然是灾难性的。因此，东亚的和平在于给日本指定一个它可以追随的目标，供它消遣。
模仿和追随强国
缺乏国家战略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模仿、追随强国。这是日本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日本文化中有两种特别的人物：武士和艺伎。这两种人都不是独立的，都需要依附他人。他们（她们）把自己的技艺磨练得很精湛，是为了给主人（或客人）服务。艺伎逢场作戏，比武士还少了一份忠诚。因此，日本总是模仿强国，寻求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
从古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是一个追随者，不是一个领导者。唯一的半个例外是从明治维新成功到二战战败的数十年间，日本企图做东亚的霸主，建立以它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企图以霸道实现王道，依靠侵略和屠杀来建立“王道乐土”与中国传统中的“王道”理想相去甚远。日本野心的来源则是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和殖民战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宪法和陆军模仿德国，海军模仿英国。不过，德日两国关系在二次大战前并不好。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诸岛给日本。割让辽东半岛侵犯了其他列强的利益，德国与俄国、法国干涉，最后日本不得不忍痛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这让日本一直耿耿于怀，埋下了两国交恶的种子。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攫取了德国的在华利益，以及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这又让德国愤恨不已。此外，两国的经济结构相似，都需要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它们的经济利益也是冲突的。参见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89页，三联书店，2003年。
日本在20世纪初与英国结盟，在二次大战前与德国结盟，在二次大战后与美国结盟。它的盟国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02年，日本和英国结盟。它们的共同目标是抑制俄国的扩张。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英日同盟被废止。日本失去了盟友，也失去了目标，开始受到极端分子的影响。日本转而与法西斯德国结盟，因此走向与美英的对抗，加速了它的失败。“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日同盟的结束使日本放任自流一样，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的终结也将动摇日本当前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支柱。”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219页。如果现在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摆脱美国的控制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它仍有可能滥用武力。在前面提到的外交论坛圆桌会上，东京大学的山内教授说：
如果我们考察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就会看到一个事实：当日本和英国或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大国——在一起时，日本的表现就很好。但是，在和非海洋大国——如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时，日本就衰败了。
山内只说对了一半。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日本是否跟随海洋大国，而在于它所跟随国家在当时的地位。英国和美国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强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日本与这两个国家结盟就是成为最强大国家的小伙伴，从它们的利益中分一杯羹，同时也受它们制约。德国和意大利受到现有秩序的压抑，是挑战者。它们的挑战方式不是和平的，它们的地位都是未定的。由于日本缺乏制定国家战略的能力，很容易因盲目而走向极端。另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战争狂人。他们对日本不断发起战争的影响很大。
在德国似乎蒸蒸日上的时候，1936年11月25日，两国在柏林正式签署了德日防共协定（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个协议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对苏联形成了东西两面夹击的态势。此后，德日关系日趋密切，而中德关系急转直下。德国撤走了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停止销售武器——有点像1950年代末对中国“背信弃义”的苏联。1940年6月，德国占领巴黎。在日本“欧洲战争，以及德国1940年春夏展开的闪电战所引起的国际狂乱改变了一切。一股非常明显的趋炎附势的情绪开始蔓延。”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267页。因为德国取得了胜利，在三年的协商之后，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协定。三国约定，在受到非欧洲战争或日中冲突参加国的攻击时，他们彼此之间应该运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手段互相援助。因为签署了这个条约，日本耗费巨资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1946年，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的最后写道：
现在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他们还将注视，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在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会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战热情，并显示其对战争如何能作出贡献。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也失败了，日本将证明，它汲取了一项教训，即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绝不是到达荣誉之路。菊与刀，218页。
日本走向和平或战争，取决于它可资模仿的对象，目前就是美国。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最大优势就体现在军事上。因此，如果今后日本在外交中更多地倚重军事力量，将不会令人惊讶。但是，中国和韩国都不再像过去那样积贫积弱；甚至朝鲜，在军事上都不再是可以任意欺辱的。从这一点看，亚洲大陆不会再次诱惑日本发动侵略。
东亚的历史问题
日本的“脱亚”有一个过程。在戊戌年（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保支论”他声称，为了报答儒汉化之恩，日本有义务抵挡西方的入侵，以便让支那（中国）有充分的时间自强。这些话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仍然站在亚洲的立场上。在10多年后，可能是日本对中国丧失了信心，同时也对自己的信心增强了，大隈重信于1914年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这些要求被认为是企图吞并中国。
同样在1898年1月，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发表了关于全球爆发种族战争的预想。他敦促日本与同种结成联盟，为黄白人种的大对决做好准备。他的长子近卫文麿继任为贵族院议长，后来在1937-1941年间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积极推动对华作战。日本加入欧洲、企图征服亚洲的转变是在20世纪初完成的。侵略者的理论根据是种族冲突，这个理论在今天看当然是错误的，在当时却是对西方政策的合理反应。白种人严重歧视有色人种，这种歧视在1960年代的美国仍是合法的。20世纪初日本面临一个选择：与中国一起对抗西方，或与西方一起瓜分中国。日本选择了后者，最后，企图独吞中国。在日本看来，中国实在提不起来，没有资格成为日本的伙伴。
日本有占领中国的框架政策，在学校和军队中为侵略做准备，但没有明确的战略和日程表。在1938年以前，日本侵华一般是由军队中的激进派推动的，在事成之后得到军部和天皇的默许。这种鼓励的态度又刺激他们采取下一步激进行动。和德国不同，日本没有一个像希特勒那样对发动战争承担最后责任的人。战争期间内阁多次换届，内阁总理中有因不赞同侵略方案而下台者，但战争仍继续进行。战后，最高权威天皇逃脱了惩罚。
如果不了解“南京大屠杀”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的观点可以分为三派：虚构派、中间派和大屠杀派。其中虚构派的人数最多，他们认为受害者总数从0到40或50不等。但他们大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无论是在英语学界还是在汉语学界，都没有人支持虚构派；中间派承认有杀戮，但他们接受的被害者总数只有数千到两万不等，大卫？阿斯纠把他们大都归入虚构派；大屠杀派人数最少，他们认为被害者总数在10万到20万之间，大多数人接受的数字是12万。见http：//www？japanesestudies？org？uk/articles/askew？html？，就不可能理解中日关系。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伴随着大量针对平民的暴行。他们在华北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731”部队在东北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日军轰炸重庆开了全世界空袭平民的先河——日本遭受核打击就是一个后果。“南京大屠杀”已经远远超出了南京的范围，成为日军在华所有暴行的象征。日军在南京屠杀的具体人数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虽然统计数据非常重要，但战乱中的屠杀永远也不会有准确的统计，更何况被害者已经不再说话，杀人者也很少有人认罪。我们必须记住，大屠杀不属于统计学的范畴，它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把大屠杀简化为统计学的争论，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对未来暴行的放纵。任何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企图一旦在日本得势，必将对中日两国的未来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与他们掩盖谋杀张作霖是一样的。1928年6月4日，在河本大作陆军大佐的带领下，日本关东军的一些军官炸死了军阀张作霖，然后嫁祸于中国军人。在了解了真相之后，日本内阁决定隐瞒事实“断言公开真相将伤害皇室，恶化中日关系，侵害日本在中国的特权。此外，内阁也不愿意在议会上对事件承担责任”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146页这是日本“耻感文化”的特点。他们在意的是别人的观感，而不是罪恶本身。因此，犯罪之后最重要的是掩饰罪恶。恢复名誉的体面手段是否认罪行，而不是真诚地反省忏悔。如果掩饰不成，他们会恼羞成怒，迁怒于受害者。现在，我们正看到这一幕在日本重演。
日本政治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远远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问题，它已经成为日本否认战争暴行的象征。日本军人把中国人当作“低等民族”而大量屠杀。侵略与屠杀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可以因宽容而被放置一边，或在“学术”争论中被中立化。它更多地是一个“良心问题”、“责任问题”一个民族可以暂时回避历史，但永远不能回避良心，永远不能回避责任。良心和责任对所有人、所有民族都有约束力，不仅仅对日本人。
神道教相信死者平等，也就抹杀了是非、善恶的区别。这与佛教教义是不一样的。佛教提倡人人可以成佛，因此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是有条件的，赎罪需要忏悔、行善，并不能一死了之，否则会堕入地狱，来世也不得好报。在日本文化中“忏悔”很少。如果相信死亡可以抹去所有善恶，那么作恶时就不会畏惧。“羞耻”感是现世道德对恶行的约束，是容易抵挡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否认罪恶。这正是日本采取的手段。
中国反对日本政府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干涉日本内政。而是因为它所崇奉的国家神道、所供奉的战犯，曾给中国带来过巨大的灾难。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天皇实行独裁，政府“废佛毁释”独尊神道教。它将国家作为唯一的神来供奉，政教一体。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与日本传统相违背，靖国神社并没有体现“死者平等”它是有选择的，只有为天皇战死者才能进入靖国神社。死于战争的日本平民没有资格进入靖国神社。那些被日本军人杀害的其他国家的人更不在靖国神社祭奠之列。国家神道是和日本扩张同步开始的，从建立起到今天，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精神寄托。尽管天皇在战后公开否认了自己的神性，靖国神社仍然以诸天皇为中心，为他们的战死者招魂。不能用生死观为小泉参拜开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霍建岗，参考消息2004年11月30日第15版。
二战后期，德国首都柏林被盟军攻占，国土被美、苏、英、法四个国家划区占领。挑起战争的希特勒已经自杀，代表德国投降的人并不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盟国对德国的清算是彻底的、无情的。但日本与德国完全不同。它在盟军踏上领土之前投降，政府机构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天皇及以下官员因投降而受到善待；占领军只有美国一家，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需要日本作为反共前沿阵地。因此，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争暴行没有受到认真的追究。
从慰安妇问题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服膺的仍是“强权”而非“公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任之后说，慰安妇都是自愿的，不存在日本政府强征的事实。中国和韩国对此都非常生气，但安倍坚持他的观点，不为所动——直到美国国会有可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就此问题道歉。2007年3月11日，安倍再次重申了日本在1993年对慰安妇的道歉。路透社报道“中国的严厉批评可能会使日本选民感到生气。但是让日本的亲密安全盟国——美国生气可能会损害安倍的形象”这里说的“日本”是日本的全体选民，而非某些政客。安倍迫于美国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本国选民的压力，对日本在亚洲强征慰安妇之事道歉，并非由于他承认这一事实。路透社的这条新闻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当亚洲各国政府批评日本时，没有人在意，但是当纽约时报报道此事时，他们就得作出反应。他们担心美国精英生气。”路透社东京2007年3月11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3月12日第一版。日本人只服从强者，不服从事实。慰安妇事件再明确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以及济南大屠杀等诸多暴行，其中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至今日本不能直面战争暴行，无力摆脱靖国神社的阴影，无法和邻国达成彻底的谅解。且不论道德上的得失，在战略上，这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和韩国不同，日本并无强敌压境，而且拥有先进的海、空军，却把外交建立在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之上。虽然德国同为战败国，同样有美国的驻军，却可以采取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政策，能够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在重大的外交问题上采取和美国不同的政策。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在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间，中国的历史是落后挨打的历史。究其原因，中国的愚昧、腐败和内乱固然是罪魁祸首。但是，外来干涉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在这105年中，中国的内乱与外患是相辅相成的，两次现代化努力都毁于日本侵略。晚清持续50余年的洋务运动毁于甲午战争。在北洋时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5年），继承德国在华的殖民利益（1919年）；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前后，日本先后发动济南事变（1928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上海事件（1932年）、卢沟桥事变（1937年）、八一三事变（1937年），先是制造事端，步步紧逼，然后大举进攻，再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时，中国晚了一步，此后步伐缓慢，于是步步落后于日本，处处受制于日本。因落后而挨打，因挨打而落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很快就投入建设，而中国则陷入内战。内战是因日本入侵而中断的早期国共内战的继续。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岛后，大陆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近20年内乱和灾难，在1979年重新开始现代化建设，至今进展还算顺利。中日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但中国仍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落后的起点在19世纪后半叶的改革迟缓。
东亚的和解道路
日本学习太快也并非没有坏处，因为它没有睁开眼看清自己的道路。到了19世纪末，在近400年世界殖民扩张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日本急匆匆地跳上了这辆将要倾覆的彩车，且一发而不可收，结果为世界带来了灾难。至今日本仍不能正视这场灾难。
日本的侵略战争持续了10多年，夺去了大约2000万亚洲人民的生命和6万多西方盟军的生命。其中中国人超过一半，还不包括此前死在日本人手中的中国人。日本人也因战争死亡了310万。真相：裕仁天皇和侵华战争，3页。在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代价和其他许多重大的代价之后，世人并不知道是谁发起了这场战争，谁是战争的元凶。这和阿道夫？希特勒受到彻底清算不同。在日本，没有一个人是元凶，每一个人都是在执行命令，却不知道是谁的命令。他们都可以声称不承担责任，而日本的最高权力所有者裕仁天皇则被塑造成一个和平爱好者。
既然日本人都是爱好和平的，而战争又的确爆发了，那只能说明日本被迫应战。日本人认为，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是日本对美开战的原因之一；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那时都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日本还有解放殖民地的使命。这些都是借口。1990年代末开始的日本经济不景气持续了10多年，这与日本官方极力掩饰政治、经济、金融结构中的重大缺陷有密切关系。这些只是内部问题。日本在对外政策中掩饰就更正常了，尤其在侵略、残杀这样的问题上。这种鸵鸟政策大概就是所谓的“耻感文化”吧。
对付这个问题有一些办法。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是“慎独”的修养，在法家则是严刑重罚，在民间信仰中是“头上三尺有神明”佛教、基督教则为恶人准备了地狱。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是增加透明度和监督力度。对于日本人，大概是现代国际政治文明更有用处。
日本是否接受战败的历史，不再向战犯致敬，还与中国是否强大，能否赢得日本的尊重有很大关系。鉴于这一点，中日的最终和解不可能在近期完成。它牵涉到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仅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是不够的。即使到了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只有日本的1/10，因为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仅此一项就不足以改变中国人的“低等”形象，更不用说两国在教育、文化和科技上的差距了。如果日本不能改变轻视中国的态度，中国人就不可能改变反日情绪。
在争执的背后还有中国对现状的不满和日本对未来的担心。中国有可能在今后数年内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人对中国的心态有点像1980年代美国人对日本的心态。日本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明确说出他们的担心。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使得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美国时代有过一篇封面文章：中国和日本：我们能交谈吗？时代杂志2004年11月29日。，副题是在多年的不信任和误解之后，亚洲大国仍在挣扎着把过去留在身后。文章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60年后，日本青年正目睹一场他们认为是剧烈的权力转移，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动力（更不用提军事实力）正在不可阻挡地从东京转向北京。然而，尽管他们承认中国是21世纪的上升力量，许多人讨厌他们所说的中国坚持让他们对问题做出交代，他们相信这些问题很早以前就应该被放进历史之中。
一个事件是否被放进历史，取决于它对“现在”有没有直接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还没有成为历史。中国人的历史纵深感要比日本人强一些，不仅存于“现存者”之间。何况这段历史还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日本领导人仍在参拜靖国神社，向战犯致敬。如果日本人把他们的战犯“放进历史之中”他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历史。出于国际政治的考虑，中国曾经给予日本太多的宽容，错过了让日本认真道歉的最好机会。中国开始认真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已经是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南京大屠杀等日军在华暴行已经过去了60余年，受害者和目击者都在急剧减少。由于以前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许多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再现，给否认者留下了机会。
日本总是要摆脱不利的事实。1932年12月犬养毅担任日本首相，他公开拒绝国际联盟就日本占领满洲提出的劝告，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比克斯注意到“其后成为整个20世纪日本外交史上不断重提的说法”真相：裕仁天皇和侵华战争，171页。现在日本坚持的“摆脱道歉外交”和战前是一脉相承的。问题是，日本在“摆脱”之后的走向也将一致吗？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中曾根康弘在1986年参拜靖国神社。此后陆续有首相向战犯致意。他们不能不引起怀疑和愤怒。在另一方面，日本总会有一些学者和老兵反对否认暴行的观点。有些人采取“工具理性”的治学态度，不偏不倚，有些还站在理解中国的立场上。如大屠杀派学者井上清，老兵东史郎。对日本的走向极端，他们是一个有力的牵制。他们的存在表明了日本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即使他们受到威胁。虽然右翼势力在上升，但良心与和平的力量也不可忽视。
在2002年，中国有人提出了在历史问题上妥协的“对日新思维”终于在众人喊打之下无疾而终。两国需要突破目前僵局，但民心不可违，中国无法绕过历史问题处理中日关系。如果日本领导人继续否认历史，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中日就像是两辆重载卡车，在一条线路上相向行驶，总有一天会发生撞击。
因为历史的缘故，以及日本官方对待历史的态度的缘故，大多数中国人厌恶甚至仇视日本。这些厌恶和仇视确有扎实的事实根据，中国人难以摆脱。但是，仇恨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应该让仇恨蒙蔽我们的双眼。在厌恶和仇恨之中生活只能伤害自己。我们的目标是生活得更美好，而这个“生活”不仅仅是个人的日常生活，还包括国家的富强，文明的昌盛，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所以，中国需要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审视日本，并考虑把日本纳入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体系之内，而不是一味排斥它。
无论是在种族还是在文化上，日本无疑是和中国最接近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这个事实本来可以拉近中日之间的距离，双方的交流应该相对容易一些。但日本的侵略破坏了“中日亲善”如果日本能够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甚至更多地帮助中国发展，日本在将来东亚的地位会更加巩固。日本只能依附于一个大国。在中国强大之前，日本将继续依附美国。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将出现在中国整体实力明显超过日本之后。那时，中国民众可能会宽容一些，较少受到现实的干扰。他们对日本过去的侵略暴行会心平气和一些，能够接受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在既成事实面前，日本也可能放弃它在看中国时的紧张和轻视，考虑重新回归亚洲，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像它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那样。只有在日本成为本地区第二位的国家之后，日本才有可能认真反省它的暴行和错误。
2007年有过一次和解事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食人族的后代向斐济政府道歉。报道说：
8月15日，巴布亚新几内亚食人族的后代为祖辈吃掉斐济传教士的行为道歉。和解仪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市举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保莱阿斯？马塔内、斐济政府代表和数百名民众出席了和解仪式。
1878年4月，斐济一名官员和3名传教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加泽尔半岛被当地部落杀死并吃掉。此后，英国传教士乔治？布朗指挥并参与了“惩罚”行动，杀死多人并烧毁了几个部落村庄，他的行为引起澳大利亚等地宗教组织的强烈抗议。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2007年8月16日报道，新华社次日转发。
从吃人事件发生到道歉与和解仪式，中间相隔了129年。可见人道的力量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在炎热潮湿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估计没有任何一人的寿命超过129岁。所以“日本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在战后出生”不能成为日本回避残忍历史、逃避战争责任的借口。如果日本能够与东亚国家举行这样一次和解仪式，对日本、对东亚都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可以有条件地支持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在正常化的过程中，日本获得的权力大多以美国的损失为代价，因为美国在操纵、控制着日本的外交和军事。此外，这样做也许还可以削弱日本右翼的号召力。毕竟，改变战败国地位是右翼的一大主题。
中日需要和解。在中国一方，和解依赖一个多元社会的建立。中国人对日本的愤怒和不满必须得到宣泄，受害者（尽管在世者已经很少了）必须得到补偿。和解之前需要理解和谅解，使愤怒得到缓解。任何以压制民众情绪为前提而达成的和解是没有根基的，因而不可能持久。从长远来看，日本比中国更需要和解，因为它是施害者，将来还可能是弱者。日本一再挑起中国人的痛苦记忆的做法非常不明智，它的行为和解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战争及暴行的分歧问题上，西方在中日之争中保持中立，甚至站在日本一边。原因不大说得出口，不过是蔑视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已。这对西方（主要是英美）来说是非常短视的，英美有一天或许会纠正这个错误，或者可能自食其果，因为在二战中，它们也是日本的敌人。这和它们为了给苏联难堪而对纳粹德国的暴行视而不见没有区别。
日本应该是东亚经济、安全合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国。它在历史上就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日本的前途有三：第一是继续依附美国，依靠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日本获得更多的外交和军事自主权之后，显然会有自己的选择和目标，不会完全追随美国。它会成为美国更平等的伙伴，在两国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更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二是争取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者。这将和中国形成竞争的态势。当美国不再有实力控制东亚之后，最好的结果就是制造鹬蚌相争的局面，以坐收渔人之利。然而，作为一个偏于一隅的岛国，日本很难承担起地区的领导责任。日本在1895-1945年之间50年的尝试彻底失败，给本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第三是融入以中国为龙头的地区一体化之中。从中日1000多年来的关系和两国人口、面积的差距来看，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它将是历史模式的再现，但前提是中国稳定地发展，走向自由、民主和繁荣，有能力团结本地区各国集体走向自由、民主和繁荣。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东亚就仍将是散乱的。日本还有第四个选择，即孤立。这将使日本边缘化，丧失影响力。所以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一些人来说，数落别人的缺点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这个行为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引开了对自己的批评。作为一个和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国家，我们应该从日本看到许多引以为戒的东西。和一个世纪前的日本类似，中国也正在经历国家的崛起，面临与当初日本类似的选择。不同的是，中国的崛起只是一次复兴，是以深厚而长久的历史为基础的。历史纵深感有助于中国把握未来的方向，减少国家战略的可能失误。这种失误曾把日本和德国带入了灾难性的战争——当时它们都在崛起之中。
在工业化方面，日本也有许多中国可资借鉴的经验。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中国一直倾力发展重工业，在补“洋务运动”开始的、因为战乱一直没有完成的一课。这一课日本在20世纪初已经大致完成了（1904-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标志着它成为新兴工业国）。正是这一课的缺失，使中国成为日本军事扩张的最大受害者。此后，在整个冷战期间，中国先后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其中有10年左右同时与它们对抗。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失大于得；而日本则是冷战（包括朝鲜战争）的受益者，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因此有人感叹：“冷战结束了，日本赢了。”这个有利因素是中国所不具备的。但是，在此期间，中国仍打下了重工业基础。即使以1950年代初作为起点（1951年日本结束美军占领，1953年中国结束战争状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比日本晚。如果以1951年作为日本战后工业复兴的起点，中国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当然，双方在此之前都有些基础），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时间至少比日本落后25-30年。如果不考虑这个时间差距，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轨迹和日本多有相似之处。现在，日本“失去的10年”已经有20年了。作为后起工业国，中国可以汲取日本的很多教训——特别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以避免陷入长期不景气的覆辙。这个覆辙是中国无法承受的。
简而言之，日本不具备地区领导能力。如果处理得当，日本不太可能对这一地区造成大的危害。一个富裕、安详和正常的日本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日本可以做另一个欧洲：富裕、文明、自我陶醉；或者选择发展军事力量，与周围国家抗衡。日本将处在又一个“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上，确定它下一个要跟随的国家，或者自己争取做地区领导者。在中期内，日本仍将跟随美国，因为美国仍将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亚洲也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而且由于难以调和的历史问题和它的长期不景气，日本的地区影响力在持续下降。中国的“强大”目前还只是体现在潜力和活力上，但经济的规模和质量还落后于日本，在文化和政治上不能再次成为诸国效法的对象。中日之间目前的纠纷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