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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黄褐色的，野草是黄褐色的，一条柏油铺设的盘山公路，在斜阳的反射下闪烁着刺目的光亮。向上，再向上，绕了几个弯，在坡势稍缓处，一辆红色的摩托车停放在路边。这是进山后唯一见到的人迹。就这么一点人迹让我心生暖意。我们停下来搜寻着摩托车的主人，见两位中年汉子正在灌木丛后面废弃的梯田上用铁钎撬石头。一个胖大些，戴着一顶针织的毛线帽；一个瘦小些，没戴帽子。
老乡见到我们，停下了手中的活儿，随便拉呱了起来。闲聊中，得知怀峪村之所以被彻底抛弃的原因很复杂，有地处闭塞、交通不便、没有经济来源等问题，也有撤乡并镇和撤并学校的原因。这一带小孩子三四岁起就要上幼儿园，之后小学初中都离不开家里人照顾。村里没有了学校，家长只好跟着孩子走了。此外，因为贫困，没有姑娘愿意嫁进来也是导致村民搬迁的一个主要原因。戴帽子的农民说：“娶不上媳妇就完了，还要咋地呢。”
正是这些原因，村民们抛弃了自己的故乡，分散到了各地。怀峪村前几年因附近建了一个物资储备站才通了电，路也随之通了，吃水也不困难，山上有股山泉，截流后够全村人用。但是，没人住了。
我问：“你们是哪个村子的？”
戴帽子的老乡说：“申门，就在岭上，你们来的时候路过的。”
不戴帽子的老乡说：“不要说怀峪这么个小村子，就连我们申门这样的大村子现在也没有多少人了，有点办法的都搬到了城里。”
戴帽子的老乡说：“不过也有回来的，我们村在焦作工作的一个人，退休了回到村子里来，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一年四季，除了冬天都在村里住着。自己开了块地种菜，吃不了还给焦作的闺女托运呢。”
不戴帽子的老乡说：“老房子你们知道吧，墙皮厚，一尺六呢，冬暖夏凉，好住。”
戴帽子的老乡说：“其实你们要是喜欢农村的话，花个几千块钱买上一串院子住住也挺好的。”
我问：“你们怎么没出去打工？”
不戴帽子的老乡说：“刚回来，快到年底了，没什么好干的了，早点回来准备一下好过年。”
戴帽子的老乡说：“以前村子里都有学校，至少都有小学吧，孩子们守家在地就能念书，人们谁还愿意往外跑？”
我问：“政府撤并学校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你们觉得现在孩子们在外面念书是不是比从前成绩好啊，受教育的水平是不是有明显提高啊？”
戴帽子的老乡说：“提什么高，我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提高，就是感觉到折腾得厉害，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挣点钱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了。以前村村都有学校，还有一个互相比较互相竞争的劲头。现在好了，那么多村子合并到一个地方，教得好不好，没有个比较了，学校反倒不在乎了。好也罢坏也罢，就是这么一座学校，你念就念，不念拉倒。”
我问：“你们村的大学生多吗？”
不戴帽子的老乡说：“多啥，没有几个能上大学，一是考不上，二是上不起，百分之六七十的念了初中就不念了，都出去打工了。”
我问：“你们的孩子们会种地吗？”
戴帽子的老乡说：“种地会吧，从小看也看会了。”
我问：“为什么现在的农村看上去破败不堪，什么原因？”
老乡说：“都住得没心劲了，以前还修房盖屋，现在连墙皮破了都不想管。人都走光了，孩子们出去打工时间长了也都不回来了，剩下一些老人，能动的都跟着孙子去念书的地方照顾小孩儿去了，村里的人越来越少，说不定哪天整个村子就都空了，谁家还有心劲收拾，不破烂等甚哩。”
我问：“那你们弄这石头干什么用啊。”
不戴帽子的老乡说：“打工回来没事干，弄点石头垒垒地堰边。”
石头旁边的灌木砍掉不少，有一种灌木的木心是黄色的，那种黄非常靓丽。戴帽子的老乡告诉我说：“这叫黄栌。”说着摘了一片干枯的红叶告诉我：“到秋天黄栌的叶子是这样的颜色，山上的红叶都是黄栌上长出来的，很好看，这东西有油性，烧火也很耐。”又指着另一种灌木介绍说：“那种是连翘，春天开黄色的花。”说完走过去揪下一个连翘的荚子给我看。
天太冷了，说话的工夫，脚板子冻得生疼，于是和老乡告别了，连忙钻进了车里，丈夫把暖风开得大大的，半天才暖和过来。
向山上走去，和山顶平行的有几个村子，弄不清楚哪个是申门。远处一块地里，有一位老大爷在砍荆条。我们走过去问：“大爷，申门在哪里？”大爷耳背，问了半天也没听明白。我叫喊着又问了一遍终于听清了，指指旁边位于岭上的一个村子笑着说：“这就是申门啊，我就是申门的啊。”
老人抹了一把清水鼻涕，告诉我们他八十岁了，儿女都没了，和老伴两个人，靠政府的救济过活。说：“一年能给一千两百块，没有些甚的买，够花了。老公家对我们不错，放从前谁管你能不能活呀。不赖，我知足了。人家有多少钱填还你，可以了。”
每个月一百元，就让老人如此感激不已。老人手里抓着一把细细的荆条，我问他弄这些做什么用。老人说：“这个东西能编笸箩，蒸了馒头放上去不沾。”
和老人告别后钻进了车里，丈夫正要发动车，我突然想起来马上要过年了，于是连忙下车撵上去，喊了一声“大爷”，给老人塞了一百块钱。老人不肯要，一边推辞着一边说：“这不行，这不行。”我说这是给他的采访费，老人听不明白，我也解释不清，胡乱塞进了他的衣兜。
一百块钱算不了什么，但对于老人也许能有点用处。
太阳落山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回到家中，将拍摄的图片倒在电脑上检视一番，不满意的居多，意味着必须再去一次。
2011年初春季节，我带着两只小狗，打了一辆出租车第三次来到怀峪村。
清明刚过，乍暖还寒的季节，城市依旧一片灰蒙蒙的冬色，在太行山的深处，却已是春光妖娆了。怀峪村春迎春花开得正好，许多人家“桃花依旧笑春风”，却是“人面不知何处去”了。有几家大门上的石雕已经被人撬了，原本完好的石券门也已损毁。许多人家的院落里新添了燃烧过的柴火堆，有两棵粗大的桐树也被伐倒在地，远处的坟头上，黄黄白白的纸钱挂在树枝上随风飘荡着——搬走的村人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先，在清明这天回来祭祖了。
是黄褐色的，野草是黄褐色的，一条柏油铺设的盘山公路，在斜阳的反射下闪烁着刺目的光亮。向上，再向上，绕了几个弯，在坡势稍缓处，一辆红色的摩托车停放在路边。这是进山后唯一见到的人迹。就这么一点人迹让我心生暖意。我们停下来搜寻着摩托车的主人，见两位中年汉子正在灌木丛后面废弃的梯田上用铁钎撬石头。一个胖大些，戴着一顶针织的毛线帽；一个瘦小些，没戴帽子。
老乡见到我们，停下了手中的活儿，随便拉呱了起来。闲聊中，得知怀峪村之所以被彻底抛弃的原因很复杂，有地处闭塞、交通不便、没有经济来源等问题，也有撤乡并镇和撤并学校的原因。这一带小孩子三四岁起就要上幼儿园，之后小学初中都离不开家里人照顾。村里没有了学校，家长只好跟着孩子走了。此外，因为贫困，没有姑娘愿意嫁进来也是导致村民搬迁的一个主要原因。戴帽子的农民说：“娶不上媳妇就完了，还要咋地呢。”
正是这些原因，村民们抛弃了自己的故乡，分散到了各地。怀峪村前几年因附近建了一个物资储备站才通了电，路也随之通了，吃水也不困难，山上有股山泉，截流后够全村人用。但是，没人住了。
我问：“你们是哪个村子的？”
戴帽子的老乡说：“申门，就在岭上，你们来的时候路过的。”
不戴帽子的老乡说：“不要说怀峪这么个小村子，就连我们申门这样的大村子现在也没有多少人了，有点办法的都搬到了城里。”
戴帽子的老乡说：“不过也有回来的，我们村在焦作工作的一个人，退休了回到村子里来，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一年四季，除了冬天都在村里住着。自己开了块地种菜，吃不了还给焦作的闺女托运呢。”
不戴帽子的老乡说：“老房子你们知道吧，墙皮厚，一尺六呢，冬暖夏凉，好住。”
戴帽子的老乡说：“其实你们要是喜欢农村的话，花个几千块钱买上一串院子住住也挺好的。”
我问：“你们怎么没出去打工？”
不戴帽子的老乡说：“刚回来，快到年底了，没什么好干的了，早点回来准备一下好过年。”
戴帽子的老乡说：“以前村子里都有学校，至少都有小学吧，孩子们守家在地就能念书，人们谁还愿意往外跑？”
我问：“政府撤并学校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你们觉得现在孩子们在外面念书是不是比从前成绩好啊，受教育的水平是不是有明显提高啊？”
戴帽子的老乡说：“提什么高，我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提高，就是感觉到折腾得厉害，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挣点钱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了。以前村村都有学校，还有一个互相比较互相竞争的劲头。现在好了，那么多村子合并到一个地方，教得好不好，没有个比较了，学校反倒不在乎了。好也罢坏也罢，就是这么一座学校，你念就念，不念拉倒。”
我问：“你们村的大学生多吗？”
不戴帽子的老乡说：“多啥，没有几个能上大学，一是考不上，二是上不起，百分之六七十的念了初中就不念了，都出去打工了。”
我问：“你们的孩子们会种地吗？”
戴帽子的老乡说：“种地会吧，从小看也看会了。”
我问：“为什么现在的农村看上去破败不堪，什么原因？”
老乡说：“都住得没心劲了，以前还修房盖屋，现在连墙皮破了都不想管。人都走光了，孩子们出去打工时间长了也都不回来了，剩下一些老人，能动的都跟着孙子去念书的地方照顾小孩儿去了，村里的人越来越少，说不定哪天整个村子就都空了，谁家还有心劲收拾，不破烂等甚哩。”
我问：“那你们弄这石头干什么用啊。”
不戴帽子的老乡说：“打工回来没事干，弄点石头垒垒地堰边。”
石头旁边的灌木砍掉不少，有一种灌木的木心是黄色的，那种黄非常靓丽。戴帽子的老乡告诉我说：“这叫黄栌。”说着摘了一片干枯的红叶告诉我：“到秋天黄栌的叶子是这样的颜色，山上的红叶都是黄栌上长出来的，很好看，这东西有油性，烧火也很耐。”又指着另一种灌木介绍说：“那种是连翘，春天开黄色的花。”说完走过去揪下一个连翘的荚子给我看。
天太冷了，说话的工夫，脚板子冻得生疼，于是和老乡告别了，连忙钻进了车里，丈夫把暖风开得大大的，半天才暖和过来。
向山上走去，和山顶平行的有几个村子，弄不清楚哪个是申门。远处一块地里，有一位老大爷在砍荆条。我们走过去问：“大爷，申门在哪里？”大爷耳背，问了半天也没听明白。我叫喊着又问了一遍终于听清了，指指旁边位于岭上的一个村子笑着说：“这就是申门啊，我就是申门的啊。”
老人抹了一把清水鼻涕，告诉我们他八十岁了，儿女都没了，和老伴两个人，靠政府的救济过活。说：“一年能给一千两百块，没有些甚的买，够花了。老公家对我们不错，放从前谁管你能不能活呀。不赖，我知足了。人家有多少钱填还你，可以了。”
每个月一百元，就让老人如此感激不已。老人手里抓着一把细细的荆条，我问他弄这些做什么用。老人说：“这个东西能编笸箩，蒸了馒头放上去不沾。”
和老人告别后钻进了车里，丈夫正要发动车，我突然想起来马上要过年了，于是连忙下车撵上去，喊了一声“大爷”，给老人塞了一百块钱。老人不肯要，一边推辞着一边说：“这不行，这不行。”我说这是给他的采访费，老人听不明白，我也解释不清，胡乱塞进了他的衣兜。
一百块钱算不了什么，但对于老人也许能有点用处。
太阳落山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回到家中，将拍摄的图片倒在电脑上检视一番，不满意的居多，意味着必须再去一次。
2011年初春季节，我带着两只小狗，打了一辆出租车第三次来到怀峪村。
清明刚过，乍暖还寒的季节，城市依旧一片灰蒙蒙的冬色，在太行山的深处，却已是春光妖娆了。怀峪村春迎春花开得正好，许多人家“桃花依旧笑春风”，却是“人面不知何处去”了。有几家大门上的石雕已经被人撬了，原本完好的石券门也已损毁。许多人家的院落里新添了燃烧过的柴火堆，有两棵粗大的桐树也被伐倒在地，远处的坟头上，黄黄白白的纸钱挂在树枝上随风飘荡着——搬走的村人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先，在清明这天回来祭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