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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管理别人时，丁伯华尽量做到事无巨细，查找别人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时，更是达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但是，他自己又不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做到过，仅限于“用马列主义的电筒照别人”。
基于他的这种德性，老师们都不怎么喜欢他，甚至有些讨厌他。尤其是一些年青教师，因为经常受到他的压制和批评，对他恨之入骨，谈起他就嗤之以鼻，背地里咬牙切齿地骂他。但大家确实又有些怕他，担心他在关玉荣面前打小报告，所以受了委屈总是忍气吞声，不与他计较，尽量避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丁伯华拟定奖惩办法时，参考了往年的考试情况，认为自己和关玉荣是十拿九稳能够得奖的。可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他们两位“校座”所教的政治课考得差强人意，很多学生都在60分以下，及格率没有达到80%，连评奖的资格都没有。教导主任宁均富教初二年级的数学，勉强可以得个三等奖。学校会计邹贵州没有任课，自然也拿不成奖。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全部是普通教师。
丁伯华霎时慌了手脚。
奖惩办法是经校务会讨论通过，并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布于众的。如果出尔反尔，肯定会引起教师们的反感并激起公愤，但按这个办法执行，学校又得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更为尴尬的是，这些奖励与包括校长在内的四位校领导基本无关。他没办法向关玉荣交待。
考试结果出来的最初几天，丁伯华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对如何考核评定感到万分棘手。他先是找一些年龄较大的老教师到办公室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商量“这个事情该怎么弄”。
大家一致认为行领导应该“说话算数”，不能失信于民。
无奈之际，丁伯华又提出对所有获奖学科的学生试卷进行复核，由他亲自进行审查。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既然学校领导不能获奖，就不能让教师的获奖面太大，最大限度地减少获奖人数。
随后，他就坐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审查试卷批阅情况，重点关注那些刚过60分和刚过80分的试卷。想方设法扣减分数，直到及格的试卷降到60分以下、优秀的试卷降到80分以下为止，最终达到降低及格率和优秀率的目的。
丁副校长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开展工作，并且复核试卷卓有成效：与最初的结果相比，获奖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能够获奖的人员中，有一半获奖等次也降低了。
老师们气得眼睛都发红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
王加林获一等奖稳如磐石，没有被拉下来。方红梅本来可以获二等奖的，因为及格率被降至80%以下，失去了评奖的资格。
她翻阅着被丁伯华改过分数的试卷，发现很多本来答对的题目都被扣了分，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了。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调到牌坊中学的红梅老师，成了第一个去摸老虎屁股的人。她拿着被重新扣过分数的试卷，冲到丁伯华的办公室，把试卷在丁副校长面前摊开，逐题询问学生的答案究竟错在哪里，要求丁伯华说明扣分的理由。
丁伯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懵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新来乍到的黄毛丫头竟敢向他叫板。他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搜肠刮肚的调动自己的语文知识，胡乱地解释和应对挑战。
有一道题目，要求用“花枝招展”造句。学生写的答案是：我妈妈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丁伯华认为说法欠妥，判为错误。理由是，如今不是原始社会，人不可能用花朵和树枝作为衣服来打扮自己。
“你知不知道花枝招展是什么意思啊？”方红梅嘲弄地质问道。
丁伯华一时语塞。迟疑片刻，他把双手举过头顶，比划着回答：“花枝招展嘛，就是那个花呀树枝呀在风中摇呀摆的。这样，这样两边摆动。属于动宾词组。”
办公室里的不少老师们听到这里，都埋下头偷偷发笑。
红梅老师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桌上拿起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再次来到丁伯华的办公室。
她把词典扔在丁伯华的面前：“你自己查一查，好好学习一下，把意思弄懂了再判断对错。不要误人子弟！”
说完这些，方红梅觉得还不解气，继续咄咄逼人地发问：“这几个字的拼音为什么错了？文言文中的通假字与现代汉语的读音不一样你知不知道？自己不学无术，凭什么胡乱更改？”
……
“你是个什么东西！”气急败坏的丁副校长开始骂人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方红梅毫不示弱，“自己没本事得奖，看到别人得奖又眼红！有你这样当领导的吗？”
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个弱女子能够这样拍案而起，让那些忍气吞声当缩头乌龟的男教师们汗颜汗足。
他们也开始找校长关玉荣和教导主任宁均富评理，表达自己对丁伯华胡作非为的不满。
迫于民情民意的压力，丁伯华不再坚持复查和更改试卷分数。
关玉荣也送了一个顺水人情：坚决执行《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严格按照最初评定的考试成绩兑现，该奖的一分钱不少，不该奖的一分钱不给。
就这样，方红梅的据理力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不过，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她因此得罪了副校长丁伯华，结怨的程度还比较深。
自那以后，丁伯华对方红梅总是“特别关照”，有事没事找她的茬儿，伺机报复。
本来对学校偏僻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就不满意，再加上与领导之间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方红梅的苦恼又添加了一层。
意外怀孕之后，王加林又没有本事结婚，他们不得不弄虚作假寻求流产。红梅老师因此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总是牢骚满腹，在王加林面前絮叨和抱怨，动不动就对他横加指责和嘲弄。
王加林呢？对红梅老师也不甘示弱。我就这样的条件！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就是一个穷光蛋！又没瞒着你，又没骗过你，又没有哄你投入我的怀抱。一会儿说师范时的女同学找的男朋友家庭条件好，一会儿说高中的女同学嫁的老公会赚钱，这不满意那不满足，现在觉得委屈后悔了，早干嘛去了？我不会因为穷，就对你卑躬屈膝，更不会存心去巴结你讨好你，当一个没血性没骨头的男人。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看着办吧！
听这口气，我们难免会在心里骂王加林不是东西，是他妈的彻头彻尾的坏小子。把人家黄花闺女的肚子搞大了，就摆出这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汤”的架式，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不过，他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
带方红梅去做流产手术时，王加林同样心如刀绞，万分难受。扼杀的，是他的亲骨肉啊！他不想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吗？
虽说领了结婚证他们就是合法的夫妻，但中国的传统还必须举行一个婚礼，向社会昭示，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同，他们的婚姻才算名正言顺。可是，他没有能力办这么一个婚礼，拿不出钱来结婚。
没有结婚就怀上了孩子，往往会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唾弃和谩骂，特别是女人，会背上极坏的名声。他不愿意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这样的伤害，只能以牺牲亲骨肉为代价。
孩子没有了可以再造再生，女人的名誉受损了，则永远难以恢复。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才选择了流产。
人工流产之后，结婚的事情不得不纳入议事日程。房子可以住学校的宿舍，当务之急是必须有几样家具。
去家具店买是不可能的，质量差的不耐用，质量好的，他们根本就买不起。最实惠的，还是自己买木料打家具。
加林老师倾其所有，拿出参加工作两年多的全部积蓄，到花园镇买了两棵杉木，托学生家长用板车拖回学校，又到关王村请了两个木匠，把杉木铸成木板。
木匠说，杉木比较潮湿，暂时不能用来打家具，否则家具会变形，必须等木板干了之后才能开工。有经验的老师们还提醒说，木板只能阴干，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
阴干意味着必须放在家里，可加林和红梅老师的宿舍都是三米见方的单身宿舍，面积不到十平方，高度只有两米多，而那些木板却有五六米长，无论是竖着还是躺着，都放不下。
盘点学校所有的房屋，只有教室和办公室才能容纳。放在教室里肯定不合适，影响学生上课不说，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们几天就会让那些木板面目全非，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办公室。
他们把木板平放在办公室的地面上。为了节省空间，把木板一块一块地摞起来，木板与木板之间，用几根竹筷子隔开，露出缝隙通风，以便干得快一些。
木板已经在办公室里放了两个多月，按说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在哪儿打家具？
两人的宿舍都是屁大一块地方，根本就倒腾不开。
于是，加林老师又去找校长关玉荣，找会计邹贵州，申请安排一间较大的宿舍。
学校领导答应，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再帮他们调剂住房。
事实上，王加林面临的愁肠事，远不止这些。
请木匠打家具是得花钱的，家具打成之后油漆也得花钱，还有结婚所需的床上用品没有买，新人穿的新衣裳没有添置，婚礼多少得办几桌酒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钱从哪儿来？买过杉木之后，加林老师就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了，生活费都得红梅老师出。
二十岁的王加林愁得白头发都出来了。
本来，他是准备利用寒假回王李村过春节的机会，与父亲和继母商量一下婚事，寻求他们的支援的，现在母亲这么一闹，事情不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零点临近，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外面的爆竹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
王厚义在堂屋里乒乒乓乓地准备出巡的东西。
出巡是农村迎接新年的一个仪式。搬一张小木桌到门口，在上面搁上烛台和香炉，摆好酒壶、汤勺和筷子，点燃蜡烛，插好香，再用圆盘端出插着筷子的卤猪头、烧全鱼和几个凉菜。在三个酒盅里斟上酒之后，就烧香化纸放鞭炮，面对着熊熊的火堆磕头作揖，口里喃喃地说出自己的心愿。
小时候，每当看到王厚义把额头挨到地面的时候，加林总免不了暗自发笑。看到父亲那样严肃、那样虔诚、那样毕恭毕敬，他就猜测：或许父亲真的看见菩萨吧！
今天，王加林没有参与出巡。他静静地躺在床上，为大年初一能否安宁而忧心忡忡。
白素珍也没有睡着。她不停地翻动着身体，时不时还唉声叹气，后来干脆与儿子拉起话来了。
她说，这个春节一家人分居五地：加花和男朋友在广州，梅杰在唐山，马红、马军和老马在保定，她腊月二十七带着马颖到武汉，在小冯家里住了一宿，就留下马颖，一个人来到了王李村。不知马颖在武汉是不是听话。
王加林乘机埋怨母亲，说她春节就不该回湖北的。
“不该回？奶奶的仇没报，仇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在家过年我能安心么？”白素珍理由十足地反问。
王加林无言以对。他提醒母亲，大年初一万万不要闹。
白素珍说，这次回，并非想和王厚义吵架，只是因为上次来去匆匆，没有搞清奶奶在家的生活情况，以及喝药自杀的真正原因。她想利用春节期间调查取证，顺便拜望一下多年未见的乡亲。只要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她是不会闹的。
听到这儿，王加林勉强松了一口气。
天亮之后，门口不时传来鞭炮的炸响声。
因为是新香，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早都来祭奠加林他奶。大伙儿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跪到堂屋地面的草甸子上，磕头作揖，敬香。
王厚义一直跪着趴在地上，脑袋顶着地面还礼。
白素珍对这些空洞的礼节不屑一顾。她对加林说，看到王厚义猴子一样趴着，恨不得跑过去朝他的屁股上踢两脚。
起床刷过牙洗过脸之后，白素珍就提着大包小包的糕点、糖果和烟酒出门了。
王厚义见此，满眼的不屑，说白素珍是去收买人心。
王加林丝毫也感觉不到新年的快乐，更没有心思出去拜年。他呆呆地坐在家里，百无聊赖，不知道干什么是好。
春节前，他姐加花曾写信提醒过他：长辈的恩怨，是长辈们的事情，我们做后人的，只求安宁和清静，因为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事情要做。加花还说，父母不幸的婚姻给我们留下的创痛够多的了，再不应该继续给我们制造灾难。加花建议弟弟在父母的纠葛中，一定要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偏向任何一方。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艰难！加林不能象姐姐加花那样逃得远远的，置身事外，回避矛盾。现实摆在他的面前，父母就在他身边争斗，两个老人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如何才能做到不偏不倚？
真是烦恼透顶啊！这样左右为难，简直不如死掉算了。
正月初一整天，王加林再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直到深夜十一点多钟，他才听到母亲在外面喊门。
白素珍进入加林他奶的房间之后，照例闩上房门，要加林陪伴她，充当她的保护人。
她也不着急睡觉，从头上拉下一根发卡，拨了拨煤油灯的灯芯，然后摊开纸笔，在昏暗的灯光下记载白天调查取证的内容。
正月初二也是这样。
正月初三，王加林该去方湾镇给红梅的父母拜年了。
白素珍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乘车去了她的娘家白沙铺。她准备在弟弟白大货家里呆几天，等公检法这些机构上班之后，再前往孝感去告状。
人物”。
管理别人时，丁伯华尽量做到事无巨细，查找别人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时，更是达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但是，他自己又不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做到过，仅限于“用马列主义的电筒照别人”。
基于他的这种德性，老师们都不怎么喜欢他，甚至有些讨厌他。尤其是一些年青教师，因为经常受到他的压制和批评，对他恨之入骨，谈起他就嗤之以鼻，背地里咬牙切齿地骂他。但大家确实又有些怕他，担心他在关玉荣面前打小报告，所以受了委屈总是忍气吞声，不与他计较，尽量避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丁伯华拟定奖惩办法时，参考了往年的考试情况，认为自己和关玉荣是十拿九稳能够得奖的。可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他们两位“校座”所教的政治课考得差强人意，很多学生都在60分以下，及格率没有达到80%，连评奖的资格都没有。教导主任宁均富教初二年级的数学，勉强可以得个三等奖。学校会计邹贵州没有任课，自然也拿不成奖。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全部是普通教师。
丁伯华霎时慌了手脚。
奖惩办法是经校务会讨论通过，并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布于众的。如果出尔反尔，肯定会引起教师们的反感并激起公愤，但按这个办法执行，学校又得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更为尴尬的是，这些奖励与包括校长在内的四位校领导基本无关。他没办法向关玉荣交待。
考试结果出来的最初几天，丁伯华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对如何考核评定感到万分棘手。他先是找一些年龄较大的老教师到办公室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商量“这个事情该怎么弄”。
大家一致认为行领导应该“说话算数”，不能失信于民。
无奈之际，丁伯华又提出对所有获奖学科的学生试卷进行复核，由他亲自进行审查。意图是非常明确的：既然学校领导不能获奖，就不能让教师的获奖面太大，最大限度地减少获奖人数。
随后，他就坐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审查试卷批阅情况，重点关注那些刚过60分和刚过80分的试卷。想方设法扣减分数，直到及格的试卷降到60分以下、优秀的试卷降到80分以下为止，最终达到降低及格率和优秀率的目的。
丁副校长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开展工作，并且复核试卷卓有成效：与最初的结果相比，获奖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能够获奖的人员中，有一半获奖等次也降低了。
老师们气得眼睛都发红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
王加林获一等奖稳如磐石，没有被拉下来。方红梅本来可以获二等奖的，因为及格率被降至80%以下，失去了评奖的资格。
她翻阅着被丁伯华改过分数的试卷，发现很多本来答对的题目都被扣了分，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了。
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调到牌坊中学的红梅老师，成了第一个去摸老虎屁股的人。她拿着被重新扣过分数的试卷，冲到丁伯华的办公室，把试卷在丁副校长面前摊开，逐题询问学生的答案究竟错在哪里，要求丁伯华说明扣分的理由。
丁伯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懵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新来乍到的黄毛丫头竟敢向他叫板。他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搜肠刮肚的调动自己的语文知识，胡乱地解释和应对挑战。
有一道题目，要求用“花枝招展”造句。学生写的答案是：我妈妈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丁伯华认为说法欠妥，判为错误。理由是，如今不是原始社会，人不可能用花朵和树枝作为衣服来打扮自己。
“你知不知道花枝招展是什么意思啊？”方红梅嘲弄地质问道。
丁伯华一时语塞。迟疑片刻，他把双手举过头顶，比划着回答：“花枝招展嘛，就是那个花呀树枝呀在风中摇呀摆的。这样，这样两边摆动。属于动宾词组。”
办公室里的不少老师们听到这里，都埋下头偷偷发笑。
红梅老师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桌上拿起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再次来到丁伯华的办公室。
她把词典扔在丁伯华的面前：“你自己查一查，好好学习一下，把意思弄懂了再判断对错。不要误人子弟！”
说完这些，方红梅觉得还不解气，继续咄咄逼人地发问：“这几个字的拼音为什么错了？文言文中的通假字与现代汉语的读音不一样你知不知道？自己不学无术，凭什么胡乱更改？”
……
“你是个什么东西！”气急败坏的丁副校长开始骂人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方红梅毫不示弱，“自己没本事得奖，看到别人得奖又眼红！有你这样当领导的吗？”
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个弱女子能够这样拍案而起，让那些忍气吞声当缩头乌龟的男教师们汗颜汗足。
他们也开始找校长关玉荣和教导主任宁均富评理，表达自己对丁伯华胡作非为的不满。
迫于民情民意的压力，丁伯华不再坚持复查和更改试卷分数。
关玉荣也送了一个顺水人情：坚决执行《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严格按照最初评定的考试成绩兑现，该奖的一分钱不少，不该奖的一分钱不给。
就这样，方红梅的据理力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不过，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她因此得罪了副校长丁伯华，结怨的程度还比较深。
自那以后，丁伯华对方红梅总是“特别关照”，有事没事找她的茬儿，伺机报复。
本来对学校偏僻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就不满意，再加上与领导之间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方红梅的苦恼又添加了一层。
意外怀孕之后，王加林又没有本事结婚，他们不得不弄虚作假寻求流产。红梅老师因此脾气变得越来越坏，总是牢骚满腹，在王加林面前絮叨和抱怨，动不动就对他横加指责和嘲弄。
王加林呢？对红梅老师也不甘示弱。我就这样的条件！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就是一个穷光蛋！又没瞒着你，又没骗过你，又没有哄你投入我的怀抱。一会儿说师范时的女同学找的男朋友家庭条件好，一会儿说高中的女同学嫁的老公会赚钱，这不满意那不满足，现在觉得委屈后悔了，早干嘛去了？我不会因为穷，就对你卑躬屈膝，更不会存心去巴结你讨好你，当一个没血性没骨头的男人。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看着办吧！
听这口气，我们难免会在心里骂王加林不是东西，是他妈的彻头彻尾的坏小子。把人家黄花闺女的肚子搞大了，就摆出这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汤”的架式，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不过，他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
带方红梅去做流产手术时，王加林同样心如刀绞，万分难受。扼杀的，是他的亲骨肉啊！他不想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吗？
虽说领了结婚证他们就是合法的夫妻，但中国的传统还必须举行一个婚礼，向社会昭示，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同，他们的婚姻才算名正言顺。可是，他没有能力办这么一个婚礼，拿不出钱来结婚。
没有结婚就怀上了孩子，往往会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唾弃和谩骂，特别是女人，会背上极坏的名声。他不愿意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这样的伤害，只能以牺牲亲骨肉为代价。
孩子没有了可以再造再生，女人的名誉受损了，则永远难以恢复。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才选择了流产。
人工流产之后，结婚的事情不得不纳入议事日程。房子可以住学校的宿舍，当务之急是必须有几样家具。
去家具店买是不可能的，质量差的不耐用，质量好的，他们根本就买不起。最实惠的，还是自己买木料打家具。
加林老师倾其所有，拿出参加工作两年多的全部积蓄，到花园镇买了两棵杉木，托学生家长用板车拖回学校，又到关王村请了两个木匠，把杉木铸成木板。
木匠说，杉木比较潮湿，暂时不能用来打家具，否则家具会变形，必须等木板干了之后才能开工。有经验的老师们还提醒说，木板只能阴干，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
阴干意味着必须放在家里，可加林和红梅老师的宿舍都是三米见方的单身宿舍，面积不到十平方，高度只有两米多，而那些木板却有五六米长，无论是竖着还是躺着，都放不下。
盘点学校所有的房屋，只有教室和办公室才能容纳。放在教室里肯定不合适，影响学生上课不说，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们几天就会让那些木板面目全非，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办公室。
他们把木板平放在办公室的地面上。为了节省空间，把木板一块一块地摞起来，木板与木板之间，用几根竹筷子隔开，露出缝隙通风，以便干得快一些。
木板已经在办公室里放了两个多月，按说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在哪儿打家具？
两人的宿舍都是屁大一块地方，根本就倒腾不开。
于是，加林老师又去找校长关玉荣，找会计邹贵州，申请安排一间较大的宿舍。
学校领导答应，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再帮他们调剂住房。
事实上，王加林面临的愁肠事，远不止这些。
请木匠打家具是得花钱的，家具打成之后油漆也得花钱，还有结婚所需的床上用品没有买，新人穿的新衣裳没有添置，婚礼多少得办几桌酒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钱从哪儿来？买过杉木之后，加林老师就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了，生活费都得红梅老师出。
二十岁的王加林愁得白头发都出来了。
本来，他是准备利用寒假回王李村过春节的机会，与父亲和继母商量一下婚事，寻求他们的支援的，现在母亲这么一闹，事情不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零点临近，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外面的爆竹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
王厚义在堂屋里乒乒乓乓地准备出巡的东西。
出巡是农村迎接新年的一个仪式。搬一张小木桌到门口，在上面搁上烛台和香炉，摆好酒壶、汤勺和筷子，点燃蜡烛，插好香，再用圆盘端出插着筷子的卤猪头、烧全鱼和几个凉菜。在三个酒盅里斟上酒之后，就烧香化纸放鞭炮，面对着熊熊的火堆磕头作揖，口里喃喃地说出自己的心愿。
小时候，每当看到王厚义把额头挨到地面的时候，加林总免不了暗自发笑。看到父亲那样严肃、那样虔诚、那样毕恭毕敬，他就猜测：或许父亲真的看见菩萨吧！
今天，王加林没有参与出巡。他静静地躺在床上，为大年初一能否安宁而忧心忡忡。
白素珍也没有睡着。她不停地翻动着身体，时不时还唉声叹气，后来干脆与儿子拉起话来了。
她说，这个春节一家人分居五地：加花和男朋友在广州，梅杰在唐山，马红、马军和老马在保定，她腊月二十七带着马颖到武汉，在小冯家里住了一宿，就留下马颖，一个人来到了王李村。不知马颖在武汉是不是听话。
王加林乘机埋怨母亲，说她春节就不该回湖北的。
“不该回？奶奶的仇没报，仇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在家过年我能安心么？”白素珍理由十足地反问。
王加林无言以对。他提醒母亲，大年初一万万不要闹。
白素珍说，这次回，并非想和王厚义吵架，只是因为上次来去匆匆，没有搞清奶奶在家的生活情况，以及喝药自杀的真正原因。她想利用春节期间调查取证，顺便拜望一下多年未见的乡亲。只要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她是不会闹的。
听到这儿，王加林勉强松了一口气。
天亮之后，门口不时传来鞭炮的炸响声。
因为是新香，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早都来祭奠加林他奶。大伙儿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跪到堂屋地面的草甸子上，磕头作揖，敬香。
王厚义一直跪着趴在地上，脑袋顶着地面还礼。
白素珍对这些空洞的礼节不屑一顾。她对加林说，看到王厚义猴子一样趴着，恨不得跑过去朝他的屁股上踢两脚。
起床刷过牙洗过脸之后，白素珍就提着大包小包的糕点、糖果和烟酒出门了。
王厚义见此，满眼的不屑，说白素珍是去收买人心。
王加林丝毫也感觉不到新年的快乐，更没有心思出去拜年。他呆呆地坐在家里，百无聊赖，不知道干什么是好。
春节前，他姐加花曾写信提醒过他：长辈的恩怨，是长辈们的事情，我们做后人的，只求安宁和清静，因为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事情要做。加花还说，父母不幸的婚姻给我们留下的创痛够多的了，再不应该继续给我们制造灾难。加花建议弟弟在父母的纠葛中，一定要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偏向任何一方。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艰难！加林不能象姐姐加花那样逃得远远的，置身事外，回避矛盾。现实摆在他的面前，父母就在他身边争斗，两个老人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如何才能做到不偏不倚？
真是烦恼透顶啊！这样左右为难，简直不如死掉算了。
正月初一整天，王加林再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直到深夜十一点多钟，他才听到母亲在外面喊门。
白素珍进入加林他奶的房间之后，照例闩上房门，要加林陪伴她，充当她的保护人。
她也不着急睡觉，从头上拉下一根发卡，拨了拨煤油灯的灯芯，然后摊开纸笔，在昏暗的灯光下记载白天调查取证的内容。
正月初二也是这样。
正月初三，王加林该去方湾镇给红梅的父母拜年了。
白素珍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乘车去了她的娘家白沙铺。她准备在弟弟白大货家里呆几天，等公检法这些机构上班之后，再前往孝感去告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