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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这是胡拾对于“国学”的解释。
第二篇是闻易多的稿子，是一篇诗歌评论。讲的是《律诗的研究》。
这是新月社诗歌的一个发展方向，那就是提倡新诗要进行格律化。
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自从新诗发展起来之后，很多诗人写起了“自由诗体”。
所谓自由诗体和后世的口水诗类似，写的太过随意，没有诗歌应该有的优美。
闻易多在《律诗的研究》中提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绘画美。
此时的闻易多还在美国留学，他是1922年7月前往美国，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
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
第三篇是林子轩的诗歌。就是那首《再见，康桥》。
徐至摩觉得这首诗歌最能展现新月社的诗歌主张。也就是音乐美和绘画美。
整首诗歌带着柔美幽怨的意境，清新飘逸的风格，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而且，这首诗歌还没有在国内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
他在征求了林子轩和林徽茵的意见后，就把这首诗放在了《新月》杂志的创刊号上。
第四篇是徐至摩自己写的两首诗，这是他擅长的领域，诗作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接下来是闻易多的《红烛》，这是他在1923年9月份出版的诗集《红烛》中的一首诗。
还有陈愿的一篇文学评论，此人在1912年留学英国，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
他和胡拾是一个阵营的人物。
林子轩最后还看到一首林徽茵的诗歌，写了一位少女在秋日的遐想，有点模仿西方诗歌的意味，带着伤感和忧愁。
这绝对是徐至摩为了讨好林徽茵徇私的结果。
不过林子轩没有说什么，一本纯文学杂志有一位女诗人能够吸引男读者的注意，销量也会好上很多，他甚至有了主推林徽茵的打算。
正如文学研究会的庐音和谢冰欣一样。
庐音虽然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但她的小说风格和创造社接近，擅长写作感*彩浓烈的抒情小说。
文学研究会讲求写实主义，创造社则推崇浪漫主义。
冰欣同样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并在《晨报》和《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多篇诗歌和小说，引起文坛瞩目。
这个时代的女作家本来就不多，这三位都是福建人，所以被称为“闽中三才女”。(未完待续。)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这是胡拾对于“国学”的解释。
第二篇是闻易多的稿子，是一篇诗歌评论。讲的是《律诗的研究》。
这是新月社诗歌的一个发展方向，那就是提倡新诗要进行格律化。
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自从新诗发展起来之后，很多诗人写起了“自由诗体”。
所谓自由诗体和后世的口水诗类似，写的太过随意，没有诗歌应该有的优美。
闻易多在《律诗的研究》中提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绘画美。
此时的闻易多还在美国留学，他是1922年7月前往美国，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
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
第三篇是林子轩的诗歌。就是那首《再见，康桥》。
徐至摩觉得这首诗歌最能展现新月社的诗歌主张。也就是音乐美和绘画美。
整首诗歌带着柔美幽怨的意境，清新飘逸的风格，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而且，这首诗歌还没有在国内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
他在征求了林子轩和林徽茵的意见后，就把这首诗放在了《新月》杂志的创刊号上。
第四篇是徐至摩自己写的两首诗，这是他擅长的领域，诗作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接下来是闻易多的《红烛》，这是他在1923年9月份出版的诗集《红烛》中的一首诗。
还有陈愿的一篇文学评论，此人在1912年留学英国，在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2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
他和胡拾是一个阵营的人物。
林子轩最后还看到一首林徽茵的诗歌，写了一位少女在秋日的遐想，有点模仿西方诗歌的意味，带着伤感和忧愁。
这绝对是徐至摩为了讨好林徽茵徇私的结果。
不过林子轩没有说什么，一本纯文学杂志有一位女诗人能够吸引男读者的注意，销量也会好上很多，他甚至有了主推林徽茵的打算。
正如文学研究会的庐音和谢冰欣一样。
庐音虽然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但她的小说风格和创造社接近，擅长写作感*彩浓烈的抒情小说。
文学研究会讲求写实主义，创造社则推崇浪漫主义。
冰欣同样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并在《晨报》和《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多篇诗歌和小说，引起文坛瞩目。
这个时代的女作家本来就不多，这三位都是福建人，所以被称为“闽中三才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