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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金性尧老先生的忆苏青。文中有一节,是写五十年代,金性尧老与苏青所见最后一面“她穿著一套女式的人民装”这套服装确是出人意外,总觉着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青,因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
苏青是在我们对这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中的那个旧人。她比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隔膜似乎能够理解,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她的回来是对文学负责。即便是在文学里,她被我们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细节,再进一步抑或还有些环境的气息。那弄堂房子里的起居,夹着些脂粉气,又夹着油酱气的;从公寓阳台上望出去的街景,闹哄哄,且又有几分寂寞的;还有女人间的私房话,又交心,又隔肚皮。这些都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张爱玲却是远着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个,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着距离,将自己藏得很严。我们听不见张爱玲的声音,只有七巧,流苏,阿小,这一系列人物的声音。只有一次,是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不慎露出了一点端倪。是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冷战时期,有一晚,在浅水湾饭店,隔着房间打电话,范柳原忽念起了诗经上的一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总觉得,读诗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情故事,说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这只是个说法,其实,是在那“死生契阔”中。那个时代的上海,确有着“死生契阔”的某种特征:往事如梦,今事也如梦,未来更如梦。但这是旁观者所看见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剑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的声音听到头来,便会落空,她满足不了我们的上海心。因此,张爱玲是虚掩起来看的,这还好一些,不至坠入虚无,那些前台的景致写的毕竟是“上海”两个字。
苏青却跃然在眼前。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们好像看得见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说,这种虚构的体裁里,都可看见她活跃的身影,她给我们一个麻利的印象,舌头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说敢做又敢当。我们读她的文章,就好比在听她发言,几乎是可以同她对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坐在窗前看。我们是可在苏青身上,试出五十年前上海的凉热,而张爱玲却是触也触不到的。
可是,我们毕竟只能从故纸堆里去寻找苏青。说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为这五十年的风云跌宕,有着惊人的变故,故纸堆也积成了山。许多事无从想象。即便从旧照片上,看见一个眼熟的街角,连那悬铃木,都是今天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时的人和事,苏青在眼前再活跃,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她的上海话是带口音的,有些乡土气味。那样的上海话讲述的故事听都听得懂,想却要想走样的。所以,当知道苏青在我们身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惊得很,总觉得她应当离我们远一些。张爱玲不是远去了,她避开了穿人民装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旧人,虽生犹死。苏青为什么不走?由着时代在她身上划下分界线,隔离着我们的视线。
苏青的文字,在那报业兴隆的年头,可说是沧海一粟。在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一个小论坛,谈着些穿衣吃饭,侍夫育儿,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她快人快语的,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活。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当然,不是钻木取火的那类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进步以后的,科学之外,再加点人性的好日子。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口,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这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梅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苏青就是和你讨论这个的。这种生计不能说是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这样的生计没什么诗意,没什么可歌泣的,要去描写它,也写不成大篇章,只能在报纸副刊的头尾占一小块,连那文字也是用的边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末节。
苏青是有一颗上海心的,这颗心是很经得住沉浮,很应付得来世事。其实,再想一想,这城市第一批穿女式人民装的妇女,都是从旗袍装的历史走过来,苏青是她们中间的一个。不能接受的原因只在于,苏青留给我们文字,使她幡然眼前,而其余的人,都悄然淹于历史的背后。所以我们就把苏青的形象规定了,是旧时的装束。再说,她又没有给我们新的文字,好让我们去揣度新的形象。说起来也是,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释,就有了传奇的色彩,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历史的传奇性的意思,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用,还须格外地将这日用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别的地方的历史都是循序渐进的,上海城市的历史却好像三级跳那么过来的,所以必须牢牢地抓住做人的最实处,才不至恍惚若梦。要说苏青聪敏胜人一筹的,就在这地方,她脑子清楚,不做梦。苏青的文章里,那些识破骗局的人生道理,总是叫人叹服。尤其是关于男人女人的,真是撕破了温柔的面纱,一步步进逼,叫人无从辩解。
苏青不免得罪了两下里,男人和女人都要把她当敌人,但毕竟太过激烈,也流露出些言不由衷的意思。好像故意要把温情藏起来,好使自己不软弱。并且,一点松懈不得,稍不留意就会被打了伏击。这就是独立女性的处境,以攻为守的姿态。内心里其实还是希望有男人保护的,她与张爱玲对谈时,不是提出过标准丈夫的五条要则吗?尤其是第五条“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是希望丈夫如兄长的。只是知道现实不可能,也知道即便可能却是要付代价的,便采取放弃。她既不要了,就有了权力批评。她比那些编织美梦迷惑自己的人要硬朗、尖锐,却也少一些诗意。她是看得穿的,张爱玲也看得穿,张爱玲看穿了的底下是“死生契阔”茫然之中却冉冉而起一些诗意,是人的无措无奈因而便无可无为的悲和喜,是低伏了人仰视天地的伟岸而起的悲和喜,是有些悲极而喜的意思。苏青的看穿却有些看回来的意思。晓得做人是没意思的,就挑那些有意思的去做,晓得人是有限的,就在有限的范围里周转,晓得左右他人没有可能,就左右自己吧!都是认清现实,也都是妥协,张爱玲是绝望的,苏青却不肯,不肯也不是强命的不肯,而是直面的,在没意义中找意义。但她不像冰心,在人世间能找到许多爱的。她的处境比冰心严酷得多,倒不是说处境不好,而是上海这地方做人的欲望都是裸露的,早已揭去情感的遮掩,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爱”也不是没有,而是显得不实惠。所以,苏青是不能靠“爱”来安慰,而是需要更实在的东西。因此,她也是不会如丁玲那样,跑到延安找希望。连延安的希望于她都是渺茫的,她就是实到这样的地步,只承认她生活的局部给予她的感受,稍远一些,不是伸手可及的,便不被纳入她的现实。像她这样一个很少浪漫气的人会做作家,也只有在上海,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 -->>
王安忆
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金性尧老先生的忆苏青。文中有一节,是写五十年代,金性尧老与苏青所见最后一面“她穿著一套女式的人民装”这套服装确是出人意外,总觉着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青,因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
苏青是在我们对这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中的那个旧人。她比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隔膜似乎能够理解,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她的回来是对文学负责。即便是在文学里,她被我们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细节,再进一步抑或还有些环境的气息。那弄堂房子里的起居,夹着些脂粉气,又夹着油酱气的;从公寓阳台上望出去的街景,闹哄哄,且又有几分寂寞的;还有女人间的私房话,又交心,又隔肚皮。这些都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张爱玲却是远着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个,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着距离,将自己藏得很严。我们听不见张爱玲的声音,只有七巧,流苏,阿小,这一系列人物的声音。只有一次,是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不慎露出了一点端倪。是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冷战时期,有一晚,在浅水湾饭店,隔着房间打电话,范柳原忽念起了诗经上的一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总觉得,读诗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情故事,说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这只是个说法,其实,是在那“死生契阔”中。那个时代的上海,确有着“死生契阔”的某种特征:往事如梦,今事也如梦,未来更如梦。但这是旁观者所看见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剑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的声音听到头来,便会落空,她满足不了我们的上海心。因此,张爱玲是虚掩起来看的,这还好一些,不至坠入虚无,那些前台的景致写的毕竟是“上海”两个字。
苏青却跃然在眼前。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们好像看得见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说,这种虚构的体裁里,都可看见她活跃的身影,她给我们一个麻利的印象,舌头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说敢做又敢当。我们读她的文章,就好比在听她发言,几乎是可以同她对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坐在窗前看。我们是可在苏青身上,试出五十年前上海的凉热,而张爱玲却是触也触不到的。
可是,我们毕竟只能从故纸堆里去寻找苏青。说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为这五十年的风云跌宕,有着惊人的变故,故纸堆也积成了山。许多事无从想象。即便从旧照片上,看见一个眼熟的街角,连那悬铃木,都是今天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时的人和事,苏青在眼前再活跃,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她的上海话是带口音的,有些乡土气味。那样的上海话讲述的故事听都听得懂,想却要想走样的。所以,当知道苏青在我们身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惊得很,总觉得她应当离我们远一些。张爱玲不是远去了,她避开了穿人民装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旧人,虽生犹死。苏青为什么不走?由着时代在她身上划下分界线,隔离着我们的视线。
苏青的文字,在那报业兴隆的年头,可说是沧海一粟。在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一个小论坛,谈着些穿衣吃饭,侍夫育儿,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她快人快语的,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活。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当然,不是钻木取火的那类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进步以后的,科学之外,再加点人性的好日子。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口,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这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梅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苏青就是和你讨论这个的。这种生计不能说是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这样的生计没什么诗意,没什么可歌泣的,要去描写它,也写不成大篇章,只能在报纸副刊的头尾占一小块,连那文字也是用的边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末节。
苏青是有一颗上海心的,这颗心是很经得住沉浮,很应付得来世事。其实,再想一想,这城市第一批穿女式人民装的妇女,都是从旗袍装的历史走过来,苏青是她们中间的一个。不能接受的原因只在于,苏青留给我们文字,使她幡然眼前,而其余的人,都悄然淹于历史的背后。所以我们就把苏青的形象规定了,是旧时的装束。再说,她又没有给我们新的文字,好让我们去揣度新的形象。说起来也是,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和变故,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就不好解释,就有了传奇的色彩,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海历史的传奇性的意思,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用,还须格外地将这日用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别的地方的历史都是循序渐进的,上海城市的历史却好像三级跳那么过来的,所以必须牢牢地抓住做人的最实处,才不至恍惚若梦。要说苏青聪敏胜人一筹的,就在这地方,她脑子清楚,不做梦。苏青的文章里,那些识破骗局的人生道理,总是叫人叹服。尤其是关于男人女人的,真是撕破了温柔的面纱,一步步进逼,叫人无从辩解。
苏青不免得罪了两下里,男人和女人都要把她当敌人,但毕竟太过激烈,也流露出些言不由衷的意思。好像故意要把温情藏起来,好使自己不软弱。并且,一点松懈不得,稍不留意就会被打了伏击。这就是独立女性的处境,以攻为守的姿态。内心里其实还是希望有男人保护的,她与张爱玲对谈时,不是提出过标准丈夫的五条要则吗?尤其是第五条“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是希望丈夫如兄长的。只是知道现实不可能,也知道即便可能却是要付代价的,便采取放弃。她既不要了,就有了权力批评。她比那些编织美梦迷惑自己的人要硬朗、尖锐,却也少一些诗意。她是看得穿的,张爱玲也看得穿,张爱玲看穿了的底下是“死生契阔”茫然之中却冉冉而起一些诗意,是人的无措无奈因而便无可无为的悲和喜,是低伏了人仰视天地的伟岸而起的悲和喜,是有些悲极而喜的意思。苏青的看穿却有些看回来的意思。晓得做人是没意思的,就挑那些有意思的去做,晓得人是有限的,就在有限的范围里周转,晓得左右他人没有可能,就左右自己吧!都是认清现实,也都是妥协,张爱玲是绝望的,苏青却不肯,不肯也不是强命的不肯,而是直面的,在没意义中找意义。但她不像冰心,在人世间能找到许多爱的。她的处境比冰心严酷得多,倒不是说处境不好,而是上海这地方做人的欲望都是裸露的,早已揭去情感的遮掩,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爱”也不是没有,而是显得不实惠。所以,苏青是不能靠“爱”来安慰,而是需要更实在的东西。因此,她也是不会如丁玲那样,跑到延安找希望。连延安的希望于她都是渺茫的,她就是实到这样的地步,只承认她生活的局部给予她的感受,稍远一些,不是伸手可及的,便不被纳入她的现实。像她这样一个很少浪漫气的人会做作家,也只有在上海,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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