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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绪起来。在十分得意之际,贤也总不免对洋行经理稍为吐出几句,那经理乖巧过人,知道他不是平稳安定的人,便落得顺水推舟,给他挂名做个法律部主任,减低地薪金,把大写的位置完全派给别人做了。贤到此才又悔又急,但事已至此,却也没有办法,只京赶紧找宅房子,决定冒个险,自己正式当律师了。
我们看了许多房子,也有弄堂太脏的,也有缺乏卫生设备的,也有方向朝北的,也有交通不便的,弄得不知适从。贤最后对我说只有一个原则非坚持不可,便是外观要富丽堂皇,内容享受方面倒差些不妨。
明华没有课,也常常同我出去找寻,有一次他兴冲冲地进来对我说,霞飞路西段有一宅大洋房,里面有几间出租,我们何妨去看看呢?那时贤恰巧不在家,我便应声跟了他出去。那是一所花木浓茂的大洋房,穿过宽阔的歪道,朝西有几间精致的房间,说是老房客还在,只为不到十天便要搬家,政通知主人早贴召租。我们敲门说对不起,是来看房子的。一个女人锐声答应来了,接着便是敞着胸膛,微着拖鞋,手抱婴儿的主妇用一只手拉开门来,黄黄的脸儿虽然显得憔悴,但眼珠漆黑却仍旧灼灼有光,那不是胡丽英吗?
她一把扭住我到房中坐定,也不管明华东瞧面看的在打量居间大小,她只一连串问我怎样会到这儿来?是不是住在上海好久了?有几个孩子?接着又低低告诉我,眼中噙着泪,说是她与余白结婚已四年了,余白根本不爱她,他只怀念着柳美川,因此她是很痛苦的,虽说现在已养了二个女儿想到这里,早听见余白声音在后房大声问是问谁在多讲了。于是南某拭于泪,胆怯地抱着婴儿进去,似乎低声在告诉他什么,他不听见再粗声询问:"究竟是谁呀?"她似乎说出我的名字,一阵急透的脚步声从后房飞奔出来,是余自四衔着烟斗,欣喜却又带着惊讶地说:"是你呀?真个是你吗?好多年不见了。"
后来余白告诉我,辣斐德路附近有新房子在建造,每幢小费三千元,形式颜色倒是领美丽的。他又说他们不久也将迁到那里附近去,大家做个邻居,常常好来往。
我不能忘记,我们进新屋的一天,那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中秋,晚上凉月儿闪着银光。胡丽英同着余白也来了,还有许多其他的亲戚朋友,大家整整齐齐坐在客厅里,桌上堆着鲜花,架上满是银盾银杯之属,墙上也约略挂几幅字画,都是贺乔迁兼又贺开业的,许多许多的镜框都没法悬挂陈列,不然真不知要占满几间屋哩。我们的屋子是全懂的,有三层楼,我与贤的卧禁在二楼,是最宽大与明亮的一间,我们摆了新租来的全房水器,窗帷都用彩花轻绢制的,我们住在里面像重温着新郎新娘的梦,不久我便养了第三个女儿菱菱。
贤到处托人去拉法律顾问,有的出一百元,有的出二百元,出五百元的算是最客气了,都是全年的,介绍人还有回拥。我兴奋地帮着他填顾问证书,纸头是印好的,法院里现成有买,只不过字得写得端正些,我在落笔之先,总要糟蹋十几张连史纸,结果写下去还是不行,再三懊丧着,要等贤安慰夸赞才罢。厚多一家法律顾问,我们总要出去吃一次饭,或者看电影,钱也便剩得不多了。
我们时常讨论着不常发生的法律问题,以为做律师能做出奇制胜才好,可是事实上连普通案件都不常经见。好容易有一个朋友或亲戚说明天要介绍一个当事人来了,我们忙着收拾客厅,假如发觉台市龌龊了便赶快换,或者觉得茶杯欠精致就另买一套,当天又再三叮嘱佣人礼貌,千万不要惹人家笑话,我说我就坐在旁边充个临时书记吧,然而贤坚持不肯,说是给人家认出了反而要闹笑话的。
谁知道到了约定时间,左等又不来,右等又不来,又不好去催,只得自己装得满不在乎似的胡乱翻翻六法全书。我抱着菱菱焦急地一次次下来看光景,贤恐怕妇人抱着小孩坐在写字台旁不雅观,连连挥手叫我快上去,我也不敢动问,只有女佣却心急不耐烦的叽咕道:"人家茶杯已洗干净,菜汁都泡好了,这时候还不来,好大的架子!"我听了不禁恼怒道:"谁又叫你等来,你只管照常干你的;人来时,少爷自然会喊你倒茶。"贤在里面只是不作声,我很知道他心里难过,原来人家只不过随便说一声,并不把这里放在心上呀。也许他此刻早已在别处签好委任状了,也许本来早请律师的,只为不放心,想托熟来商量商量,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大需要,也许是根本不大信得过这里,因此也就不来了。
当贤每次安排香饵,而等不来鱼上钩的时候,总是沉着脸闷闷的提起帽子就出去的,我恐怕他不是去喝酒,定是上什么消遣散闷的地方去了,心里很难过,却又不忍拦阻。我很奇怪,上海有许多大律师报上都常登着他们受任为某某法律顾问,或代表某某启事等等,心里很羡慕,我说他们大概是都精通法律的,我何不也好好看些这类书,将来也好帮着贤做诉状呢?
但是贤说:"她们有什么屁法律精通,只是路道多,到处兜得转。"于是又说:"不如先到大律师处去做个帮办吧,只好混熟些人头再说。"
但是我把报上某大律师做求帮办的广告指给贤看,贤兴冲冲就去接洽了转来告诉我时,就把我的一团热心片刻化为冰冷,原来所谓律师做求帮办也者,便是招请跑街,替他兜生意,然后照成拆帐,其他绝无薪金等项,我说:"我们自己有案件,自己不会办,谁还替你拆帐来?于是就把此项念头打消了。
后来还是这位洋行经理瞧得起他,把本行中订契约等事都同他商量,听他说得很有条理,也就慢慢的委托他办理几件事,结果似乎每件都很满意,因此案件便接得多了,'经验也比较丰富起来了。不过其实我却感到另有一种痛苦,便是觉得他同人家所计议的似乎都是歪曲事实来牵就法律条文的,而且当然谁给你钱便须尽心竭智的替谁去卸脱已过或陷人于罪,那是对于良心顾不安的,当这般当事人去后,我便指着架上闪闪发光的银盾说道:"你们不是保障人权,伸张正义的吗?贤呀,我觉得你应该"
但是贤立刻便一笑打断我的话道:"我知道我应该帮着欠债者使其不必还帐,杀人者使其不必偿命,否则还要出钱请我们做律师的干吗?"
我默然了。
有心绪起来。在十分得意之际,贤也总不免对洋行经理稍为吐出几句,那经理乖巧过人,知道他不是平稳安定的人,便落得顺水推舟,给他挂名做个法律部主任,减低地薪金,把大写的位置完全派给别人做了。贤到此才又悔又急,但事已至此,却也没有办法,只京赶紧找宅房子,决定冒个险,自己正式当律师了。
我们看了许多房子,也有弄堂太脏的,也有缺乏卫生设备的,也有方向朝北的,也有交通不便的,弄得不知适从。贤最后对我说只有一个原则非坚持不可,便是外观要富丽堂皇,内容享受方面倒差些不妨。
明华没有课,也常常同我出去找寻,有一次他兴冲冲地进来对我说,霞飞路西段有一宅大洋房,里面有几间出租,我们何妨去看看呢?那时贤恰巧不在家,我便应声跟了他出去。那是一所花木浓茂的大洋房,穿过宽阔的歪道,朝西有几间精致的房间,说是老房客还在,只为不到十天便要搬家,政通知主人早贴召租。我们敲门说对不起,是来看房子的。一个女人锐声答应来了,接着便是敞着胸膛,微着拖鞋,手抱婴儿的主妇用一只手拉开门来,黄黄的脸儿虽然显得憔悴,但眼珠漆黑却仍旧灼灼有光,那不是胡丽英吗?
她一把扭住我到房中坐定,也不管明华东瞧面看的在打量居间大小,她只一连串问我怎样会到这儿来?是不是住在上海好久了?有几个孩子?接着又低低告诉我,眼中噙着泪,说是她与余白结婚已四年了,余白根本不爱她,他只怀念着柳美川,因此她是很痛苦的,虽说现在已养了二个女儿想到这里,早听见余白声音在后房大声问是问谁在多讲了。于是南某拭于泪,胆怯地抱着婴儿进去,似乎低声在告诉他什么,他不听见再粗声询问:"究竟是谁呀?"她似乎说出我的名字,一阵急透的脚步声从后房飞奔出来,是余自四衔着烟斗,欣喜却又带着惊讶地说:"是你呀?真个是你吗?好多年不见了。"
后来余白告诉我,辣斐德路附近有新房子在建造,每幢小费三千元,形式颜色倒是领美丽的。他又说他们不久也将迁到那里附近去,大家做个邻居,常常好来往。
我不能忘记,我们进新屋的一天,那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中秋,晚上凉月儿闪着银光。胡丽英同着余白也来了,还有许多其他的亲戚朋友,大家整整齐齐坐在客厅里,桌上堆着鲜花,架上满是银盾银杯之属,墙上也约略挂几幅字画,都是贺乔迁兼又贺开业的,许多许多的镜框都没法悬挂陈列,不然真不知要占满几间屋哩。我们的屋子是全懂的,有三层楼,我与贤的卧禁在二楼,是最宽大与明亮的一间,我们摆了新租来的全房水器,窗帷都用彩花轻绢制的,我们住在里面像重温着新郎新娘的梦,不久我便养了第三个女儿菱菱。
贤到处托人去拉法律顾问,有的出一百元,有的出二百元,出五百元的算是最客气了,都是全年的,介绍人还有回拥。我兴奋地帮着他填顾问证书,纸头是印好的,法院里现成有买,只不过字得写得端正些,我在落笔之先,总要糟蹋十几张连史纸,结果写下去还是不行,再三懊丧着,要等贤安慰夸赞才罢。厚多一家法律顾问,我们总要出去吃一次饭,或者看电影,钱也便剩得不多了。
我们时常讨论着不常发生的法律问题,以为做律师能做出奇制胜才好,可是事实上连普通案件都不常经见。好容易有一个朋友或亲戚说明天要介绍一个当事人来了,我们忙着收拾客厅,假如发觉台市龌龊了便赶快换,或者觉得茶杯欠精致就另买一套,当天又再三叮嘱佣人礼貌,千万不要惹人家笑话,我说我就坐在旁边充个临时书记吧,然而贤坚持不肯,说是给人家认出了反而要闹笑话的。
谁知道到了约定时间,左等又不来,右等又不来,又不好去催,只得自己装得满不在乎似的胡乱翻翻六法全书。我抱着菱菱焦急地一次次下来看光景,贤恐怕妇人抱着小孩坐在写字台旁不雅观,连连挥手叫我快上去,我也不敢动问,只有女佣却心急不耐烦的叽咕道:"人家茶杯已洗干净,菜汁都泡好了,这时候还不来,好大的架子!"我听了不禁恼怒道:"谁又叫你等来,你只管照常干你的;人来时,少爷自然会喊你倒茶。"贤在里面只是不作声,我很知道他心里难过,原来人家只不过随便说一声,并不把这里放在心上呀。也许他此刻早已在别处签好委任状了,也许本来早请律师的,只为不放心,想托熟来商量商量,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大需要,也许是根本不大信得过这里,因此也就不来了。
当贤每次安排香饵,而等不来鱼上钩的时候,总是沉着脸闷闷的提起帽子就出去的,我恐怕他不是去喝酒,定是上什么消遣散闷的地方去了,心里很难过,却又不忍拦阻。我很奇怪,上海有许多大律师报上都常登着他们受任为某某法律顾问,或代表某某启事等等,心里很羡慕,我说他们大概是都精通法律的,我何不也好好看些这类书,将来也好帮着贤做诉状呢?
但是贤说:"她们有什么屁法律精通,只是路道多,到处兜得转。"于是又说:"不如先到大律师处去做个帮办吧,只好混熟些人头再说。"
但是我把报上某大律师做求帮办的广告指给贤看,贤兴冲冲就去接洽了转来告诉我时,就把我的一团热心片刻化为冰冷,原来所谓律师做求帮办也者,便是招请跑街,替他兜生意,然后照成拆帐,其他绝无薪金等项,我说:"我们自己有案件,自己不会办,谁还替你拆帐来?于是就把此项念头打消了。
后来还是这位洋行经理瞧得起他,把本行中订契约等事都同他商量,听他说得很有条理,也就慢慢的委托他办理几件事,结果似乎每件都很满意,因此案件便接得多了,'经验也比较丰富起来了。不过其实我却感到另有一种痛苦,便是觉得他同人家所计议的似乎都是歪曲事实来牵就法律条文的,而且当然谁给你钱便须尽心竭智的替谁去卸脱已过或陷人于罪,那是对于良心顾不安的,当这般当事人去后,我便指着架上闪闪发光的银盾说道:"你们不是保障人权,伸张正义的吗?贤呀,我觉得你应该"
但是贤立刻便一笑打断我的话道:"我知道我应该帮着欠债者使其不必还帐,杀人者使其不必偿命,否则还要出钱请我们做律师的干吗?"
我默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