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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这个福王不能不说一说。
福王是万历皇帝的爱子,名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不遗余力的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当时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万历皇帝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皇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
不要小看这4万顷,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
因此,福王简直就可以称得上富的流油,其生活极其奢华,据说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
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义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由此可见一斑,崇祯一死福王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当年没有做成皇帝,此时皇帝死了他自然是窥伺皇位,只可惜崇祯留了一手,预先将朱慈烺派往了南京以稳定江南,福王并不因此死心,将主意打在了路过这里的洪承筹身上。
洪承筹并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尤其是朱慈烺重用史可法而轻视他,然他心中不忿,所带的十余万大军也正在为军粮发愁,福王找到他正是一拍即合,于是驻军河南,对外称为了抵御八旗的南下。福王则给他出粮出饷,福王比任何人都明白,一旦自己的封地失守,那么自己赖以生存来源也就断绝了,什么金钱美人一概全无。所以他对洪承筹是下了大本钱,火绳枪尽管涨到了五倍,还被他从各种渠道收购了足有5000支支多,致使很多北方豪强光靠倒卖枪支就小赚了一笔。
洪承筹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大军驻守河南后先是此处派军肃清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流寇和义军,随后以保护福王田产的名义率军进入湖北,这样福王的势力遍及河南湖北,并且和陕西的孙廷芳也关系密切,暗通款曲,不断的向他输送粮草,俨然是割据三省和南明分廷抗争。
让史可法头疼的还不止于此,信阳的马士英部,溃逃到山西的刘泽清部都对朝廷的诏命爱理不理,都就地取材征集士兵和军粮,一副天高皇帝远,你也管不着的样子,为了制衡这些人,南明政权很快的出台的藩镇政策。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12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
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黄德功)、英(马士英)、飞(路振飞)、良佐(刘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英、飞、良佐似应封伯。
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黄德功奉命管辖淮南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安徽,其驻地将是庐州;路振飞驻滁州统领泗州和滁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刘良佐驻九江,负责长江防线;马士英则接着守他的信阳。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史可法),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南明政权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以及河南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史可法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我军或是清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并且要求四镇轮流进京守备,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
如此的安排等于是在法律上已经承认了各镇的割据势态和地位,更加方便了各地便宜行事,开启了真正的群雄割据之门,这和晚唐的各路节度使割据情形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于这些政策的弊端不是没有人看见,事实上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著名学者刘宗周就曾从杭州上疏南明朝廷,请抑藩屏:
一重藩屏。黄德功、刘良佐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
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
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史可法也是没有办法,就算不封赏,人家也一样占着这些地方,只不过通过这种形势来暂时稳固南明政权罢了,这样他才能从容招募士兵,编练新军,到那时似乎就可以真正的挟军威北伐了,书生毕竟是书生,想问题过于理想化,他这边装备新军,难道其他藩镇就都静悄悄的等着?
各地藩镇一获得权利后几乎马上投入的就是搜集火器,赶编新军似乎成了一种风尚,在大江南北迅速铺开。直到这时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黄德功和刘良佐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南明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
南明政权这番作为,在我看来不是为了收复失地,完全是为了防范我军继续南进,危及南京,在他们眼里可能我比占领了北京的皇太极更厉害,对他们的威胁更大,尽管表面上大家都同意一致对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我看这些人没准哪个不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我拼命呢,最起码不会倒戈相向。
我也不是傻子,他洪承筹能和福王绑在一起,难道我李开阳就不可以么,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王室成员被我请到了徐州,他就是潞王。
起,这个福王不能不说一说。
福王是万历皇帝的爱子,名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不遗余力的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当时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万历皇帝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皇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
不要小看这4万顷,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
因此,福王简直就可以称得上富的流油,其生活极其奢华,据说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
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义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由此可见一斑,崇祯一死福王的野心也逐渐暴露出来,当年没有做成皇帝,此时皇帝死了他自然是窥伺皇位,只可惜崇祯留了一手,预先将朱慈烺派往了南京以稳定江南,福王并不因此死心,将主意打在了路过这里的洪承筹身上。
洪承筹并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尤其是朱慈烺重用史可法而轻视他,然他心中不忿,所带的十余万大军也正在为军粮发愁,福王找到他正是一拍即合,于是驻军河南,对外称为了抵御八旗的南下。福王则给他出粮出饷,福王比任何人都明白,一旦自己的封地失守,那么自己赖以生存来源也就断绝了,什么金钱美人一概全无。所以他对洪承筹是下了大本钱,火绳枪尽管涨到了五倍,还被他从各种渠道收购了足有5000支支多,致使很多北方豪强光靠倒卖枪支就小赚了一笔。
洪承筹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大军驻守河南后先是此处派军肃清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流寇和义军,随后以保护福王田产的名义率军进入湖北,这样福王的势力遍及河南湖北,并且和陕西的孙廷芳也关系密切,暗通款曲,不断的向他输送粮草,俨然是割据三省和南明分廷抗争。
让史可法头疼的还不止于此,信阳的马士英部,溃逃到山西的刘泽清部都对朝廷的诏命爱理不理,都就地取材征集士兵和军粮,一副天高皇帝远,你也管不着的样子,为了制衡这些人,南明政权很快的出台的藩镇政策。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12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
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黄德功)、英(马士英)、飞(路振飞)、良佐(刘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英、飞、良佐似应封伯。
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黄德功奉命管辖淮南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安徽,其驻地将是庐州;路振飞驻滁州统领泗州和滁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刘良佐驻九江,负责长江防线;马士英则接着守他的信阳。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史可法),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南明政权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以及河南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史可法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我军或是清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并且要求四镇轮流进京守备,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
如此的安排等于是在法律上已经承认了各镇的割据势态和地位,更加方便了各地便宜行事,开启了真正的群雄割据之门,这和晚唐的各路节度使割据情形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对于这些政策的弊端不是没有人看见,事实上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著名学者刘宗周就曾从杭州上疏南明朝廷,请抑藩屏:
一重藩屏。黄德功、刘良佐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
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
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史可法也是没有办法,就算不封赏,人家也一样占着这些地方,只不过通过这种形势来暂时稳固南明政权罢了,这样他才能从容招募士兵,编练新军,到那时似乎就可以真正的挟军威北伐了,书生毕竟是书生,想问题过于理想化,他这边装备新军,难道其他藩镇就都静悄悄的等着?
各地藩镇一获得权利后几乎马上投入的就是搜集火器,赶编新军似乎成了一种风尚,在大江南北迅速铺开。直到这时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黄德功和刘良佐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南明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
南明政权这番作为,在我看来不是为了收复失地,完全是为了防范我军继续南进,危及南京,在他们眼里可能我比占领了北京的皇太极更厉害,对他们的威胁更大,尽管表面上大家都同意一致对外“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我看这些人没准哪个不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我拼命呢,最起码不会倒戈相向。
我也不是傻子,他洪承筹能和福王绑在一起,难道我李开阳就不可以么,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王室成员被我请到了徐州,他就是潞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