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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饮酒的大多非文人,而文人大多能饮酒。这是我私下里识别文人的一把尺子。虽未仔细考证,却也有自成一家言的根据。这里单说古代文人。似乎报得出名的响当当的文人中,十之八九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喝酒最具规模且形成风气的当推魏晋时代。开创了一代文风,也开创了一代酒风。那时的文人大多畅饮、豪饮、狂饮以至把性命也肯搭上,最出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写过酒德颂,是个十足的嗜酒如命的超级酒鬼,常常乘鹿车,携壶酒,带铁锹,吩咐手下人,在哪里醉死,就在哪里挖土埋葬。喝酒喝到这个份上,也算是至高境界了。所以论及魏晋诗文,就不能忽略酒。鲁迅先生曾作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文人喝酒的风度恰好与自由潇洒的时风相得益彰。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绝唱。
文人中,许多还是喜欢淡泊清寂,饮食上也不甚考究,但再俭朴素雅精茶淡饭,他们也离不开酒。这从文人的雅号里也可看出。李白“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诗仙”、“酒仙”齐名,最终以醉酒圆了自己的生命。杜甫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的诗句,直接表白自己是“酒豪”白居易酒量不在李杜之下,却藏而不露,他每到一处,都要取一个与酒相关的号,当河南尹时,自号“醉尹”贬为江州司马时,自号“醉司马”当太子少傅时,自号“醉傅”直到晚年退休不干了,还自号“醉吟先生”欧阳修的酒量并不好酒风好“饮少辄醉”却偏偏喜欢喝酒,自称“醉翁”经常在醉翁亭流连光景,一醉方休。贺知章请李白喝酒“买单”时两人都没带钱,贺知章竟敢顶着犯上杀头的危险,掏出腰间佩饰的金龟,断然卖了付酒账。
文人嗜酒,却在不经意间给世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也算是酒的功劳。缘起于文人平生所亲近的除了琴棋书画之外,就只剩与酒为友了。琴罢辄饮酒,酒罢辄吟诗。“田园诗人”陶渊明就说过这样的话:“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他的饮酒诗二十首,就是这样乘着酒兴写出来的。以酒助兴,诞生了或慷慨激昂、或忧患悲壮的艺术作品。三大巨头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嗜酒终身,更留下“斗酒诗百篇”的佳话。据统计,杜甫诗文1400多首,说到饮酒的共有300首,占21%强;李白诗文1050首,说到饮酒的有170首,占16%;白居易现存诗3000多首,其中咏酒的诗就有900多首,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果不是爱好于酒,精通于酒,得趣于酒,是写不出如此之多的酒诗妙文的。
推究文人与酒难舍难分,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寻找原因:
客观上,酒的功能极大地迎合了文人之必需。酒的功能,体现于“发散”两字。饮酒可去湿,可发热,可麻醉,可排毒。例如史记袁盎列传记载说,袁盎被任命为吴相而搬迁到南方地势低下潮湿的地方,他的侄儿袁种就劝他“宜日饮酒”名医华佗则以酒作为麻醉,既醉无所觉,可忘记痛苦。酒的这种去湿发热功能,那些被贬谪至荒郊野外的文人当然知道,为环境所逼,就自觉不自觉地饮起酒来。酒的麻醉作用,又恰好让官场失意、壮志未酬的落魄文人以最快捷的办式暂时忘却痛苦。酒的发散功能,更集中体现于醉酒之后的兴奋激动,这与文学所必须的思接千载的想象力不谋而合,成为诞生文学艺术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主观上,也是从根本上找原因,则是文人的处境和脾气使然。中国的知识分子,最讲究的是“不朽”人虽死而名声仍在,百世流芳,这是文人的最高追求。所谓“上为立德,中为立功,下为立言”这是做人的“三不朽”最高的不朽是成为道德楷模,比如孔夫子,当圣人,等闲的天下都不在他的话下;中等的不朽是建功立业,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赢得生前身后名;低档的不朽就是写文章,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道德楷模数量太少,古人以为五百年才能出一个,文人扳扳手指算一算,算是没希望了;建功立业又谈何容易,官场险恶,文人脾气往往做不了大官,上战场更是手无缚鸡之力;写文章传世,是最安全最实惠也最有效的办法,于是文人就不得已而为之,选择了著书立说的道路。
文人的“不得已”往往连带着人生的“不得志”于是牢骚来了,于是情绪来了,于是他们借酒浇愁,于是他们对酒当歌,最终生出关于人生的无限感慨和茫然。晋书张翰传就记载了张翰经常纵酒豪饮、以醉态傲世的故事,张翰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超级“酒仙”李白在行路难中也写道:“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白居易在醉吟先生传中说:“既而醉复醒,醉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至于酒者,故自号醉吟先生。”连一世枭雄的曹操,竟也流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无限感慨。如此等等。酒,在文人眼里,成了忘忧酒,成了忘情酒。然而,不求身后名的文人们,尽管身前感慨良多,人生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偏偏他们的名声都留了下来,就正让李白的那句名诗给一语射中了: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能饮酒的大多非文人,而文人大多能饮酒。这是我私下里识别文人的一把尺子。虽未仔细考证,却也有自成一家言的根据。这里单说古代文人。似乎报得出名的响当当的文人中,十之八九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喝酒最具规模且形成风气的当推魏晋时代。开创了一代文风,也开创了一代酒风。那时的文人大多畅饮、豪饮、狂饮以至把性命也肯搭上,最出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写过酒德颂,是个十足的嗜酒如命的超级酒鬼,常常乘鹿车,携壶酒,带铁锹,吩咐手下人,在哪里醉死,就在哪里挖土埋葬。喝酒喝到这个份上,也算是至高境界了。所以论及魏晋诗文,就不能忽略酒。鲁迅先生曾作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文人喝酒的风度恰好与自由潇洒的时风相得益彰。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绝唱。
文人中,许多还是喜欢淡泊清寂,饮食上也不甚考究,但再俭朴素雅精茶淡饭,他们也离不开酒。这从文人的雅号里也可看出。李白“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诗仙”、“酒仙”齐名,最终以醉酒圆了自己的生命。杜甫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的诗句,直接表白自己是“酒豪”白居易酒量不在李杜之下,却藏而不露,他每到一处,都要取一个与酒相关的号,当河南尹时,自号“醉尹”贬为江州司马时,自号“醉司马”当太子少傅时,自号“醉傅”直到晚年退休不干了,还自号“醉吟先生”欧阳修的酒量并不好酒风好“饮少辄醉”却偏偏喜欢喝酒,自称“醉翁”经常在醉翁亭流连光景,一醉方休。贺知章请李白喝酒“买单”时两人都没带钱,贺知章竟敢顶着犯上杀头的危险,掏出腰间佩饰的金龟,断然卖了付酒账。
文人嗜酒,却在不经意间给世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也算是酒的功劳。缘起于文人平生所亲近的除了琴棋书画之外,就只剩与酒为友了。琴罢辄饮酒,酒罢辄吟诗。“田园诗人”陶渊明就说过这样的话:“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他的饮酒诗二十首,就是这样乘着酒兴写出来的。以酒助兴,诞生了或慷慨激昂、或忧患悲壮的艺术作品。三大巨头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嗜酒终身,更留下“斗酒诗百篇”的佳话。据统计,杜甫诗文1400多首,说到饮酒的共有300首,占21%强;李白诗文1050首,说到饮酒的有170首,占16%;白居易现存诗3000多首,其中咏酒的诗就有900多首,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果不是爱好于酒,精通于酒,得趣于酒,是写不出如此之多的酒诗妙文的。
推究文人与酒难舍难分,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寻找原因:
客观上,酒的功能极大地迎合了文人之必需。酒的功能,体现于“发散”两字。饮酒可去湿,可发热,可麻醉,可排毒。例如史记袁盎列传记载说,袁盎被任命为吴相而搬迁到南方地势低下潮湿的地方,他的侄儿袁种就劝他“宜日饮酒”名医华佗则以酒作为麻醉,既醉无所觉,可忘记痛苦。酒的这种去湿发热功能,那些被贬谪至荒郊野外的文人当然知道,为环境所逼,就自觉不自觉地饮起酒来。酒的麻醉作用,又恰好让官场失意、壮志未酬的落魄文人以最快捷的办式暂时忘却痛苦。酒的发散功能,更集中体现于醉酒之后的兴奋激动,这与文学所必须的思接千载的想象力不谋而合,成为诞生文学艺术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主观上,也是从根本上找原因,则是文人的处境和脾气使然。中国的知识分子,最讲究的是“不朽”人虽死而名声仍在,百世流芳,这是文人的最高追求。所谓“上为立德,中为立功,下为立言”这是做人的“三不朽”最高的不朽是成为道德楷模,比如孔夫子,当圣人,等闲的天下都不在他的话下;中等的不朽是建功立业,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赢得生前身后名;低档的不朽就是写文章,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道德楷模数量太少,古人以为五百年才能出一个,文人扳扳手指算一算,算是没希望了;建功立业又谈何容易,官场险恶,文人脾气往往做不了大官,上战场更是手无缚鸡之力;写文章传世,是最安全最实惠也最有效的办法,于是文人就不得已而为之,选择了著书立说的道路。
文人的“不得已”往往连带着人生的“不得志”于是牢骚来了,于是情绪来了,于是他们借酒浇愁,于是他们对酒当歌,最终生出关于人生的无限感慨和茫然。晋书张翰传就记载了张翰经常纵酒豪饮、以醉态傲世的故事,张翰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超级“酒仙”李白在行路难中也写道:“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白居易在醉吟先生传中说:“既而醉复醒,醉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至于酒者,故自号醉吟先生。”连一世枭雄的曹操,竟也流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无限感慨。如此等等。酒,在文人眼里,成了忘忧酒,成了忘情酒。然而,不求身后名的文人们,尽管身前感慨良多,人生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偏偏他们的名声都留了下来,就正让李白的那句名诗给一语射中了: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