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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中国政界要人齐集秦皇岛，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以协商统一事宜，这个委员会有别于当初由张汉卿炮制的同名机构，共有委员13人，计有：张作霖、孙中山、徐世昌、段祺瑞、孙烈臣、吴俊升、张作相、张汉卿、王永江、靳云鹏、冯玉祥、孙岳、阎锡山。由于最大的实力派巨头张作霖和中国最有人气的国民党精神领袖孙中山在事关中国领导权的问题上“惺惺相惜”，建议并通过了“在国家行政空白期间，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以作为各派正式接受出新任总统或决定政体前的过渡”的决议。
不是各方有多民主，恰恰相反，在决定事关党派生死的问题上，人民党和国民党内部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在此次反直战争中，人民党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与军事利益，特别是军事上，完全可以用武力将全部的反对派一扫光。这一点，国民党内元老派心知肚明。在武力已不足应对当前的困境时，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坚力量派提出一个建议，由孙中山任总统，张作霖任总理，以双方共同的“三民主义”为准绳，建立一个统一政权、军权、财权、外交权的革命政府。
这里的统一军权，是仿效西方制度的军队国家化。当然，总统是军队的总指挥。
人民党、老奉系当然不能同意。这些人都是熟知少帅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也是这样一步步靠枪杆子打下了现在的局面，国民党想动动嘴皮子“杯酒释兵权”，谈何容易！不但如此，一些奉系中的大员们甚至还起草了由张大帅任总统、少帅任副总统、吴大帅为立法院长、王永江为总理等的倡议书，还草拟了内阁成员的名单，当然，名单内官员无一例外是人民党系和奉系的人。
在各方诸侯在为人力、地盘、财政如何划分还在争吵不休的时候，两位有着共同的使命感的“革命”元勋却在北戴河边探讨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
信步海边，海风拂面。张汉卿对孙中山畅谈他的改良的“三民主义”理论：
“中国的前进步伐是无论如何、任谁也阻挡不住的，中国一定会再次强大起来，学良对此深信不疑。但是目前的局势不容乐观：各方军阀争战不休，消耗着国家残存的一点元气。就整个中国而言，尚未建成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国家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政府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
人民军或者说奉军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教育和贸易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与农业上的‘土地改革’、工业上的‘国家所有制’的制度分不开的。依靠国家作为后盾，扶持了事关国计民生的各产业，使得财富、支配权归于国家，加强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也为交通突破、义务教育、贸易自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矗只要保持这样稳定的状况十年，中国一定可以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孙中山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党管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军的成就非常赞赏，称这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所梦寐以求的，也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国民党应该也“扶助农工”的政策有所领悟。只是他怀疑，当中国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甚至强大起来后，执政的人民党是否能够真正放弃领导者地位，从“军政”... -->>
11月7日，中国政界要人齐集秦皇岛，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以协商统一事宜，这个委员会有别于当初由张汉卿炮制的同名机构，共有委员13人，计有：张作霖、孙中山、徐世昌、段祺瑞、孙烈臣、吴俊升、张作相、张汉卿、王永江、靳云鹏、冯玉祥、孙岳、阎锡山。由于最大的实力派巨头张作霖和中国最有人气的国民党精神领袖孙中山在事关中国领导权的问题上“惺惺相惜”，建议并通过了“在国家行政空白期间，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以作为各派正式接受出新任总统或决定政体前的过渡”的决议。
不是各方有多民主，恰恰相反，在决定事关党派生死的问题上，人民党和国民党内部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在此次反直战争中，人民党获得了巨大的政治与军事利益，特别是军事上，完全可以用武力将全部的反对派一扫光。这一点，国民党内元老派心知肚明。在武力已不足应对当前的困境时，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坚力量派提出一个建议，由孙中山任总统，张作霖任总理，以双方共同的“三民主义”为准绳，建立一个统一政权、军权、财权、外交权的革命政府。
这里的统一军权，是仿效西方制度的军队国家化。当然，总统是军队的总指挥。
人民党、老奉系当然不能同意。这些人都是熟知少帅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也是这样一步步靠枪杆子打下了现在的局面，国民党想动动嘴皮子“杯酒释兵权”，谈何容易！不但如此，一些奉系中的大员们甚至还起草了由张大帅任总统、少帅任副总统、吴大帅为立法院长、王永江为总理等的倡议书，还草拟了内阁成员的名单，当然，名单内官员无一例外是人民党系和奉系的人。
在各方诸侯在为人力、地盘、财政如何划分还在争吵不休的时候，两位有着共同的使命感的“革命”元勋却在北戴河边探讨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
信步海边，海风拂面。张汉卿对孙中山畅谈他的改良的“三民主义”理论：
“中国的前进步伐是无论如何、任谁也阻挡不住的，中国一定会再次强大起来，学良对此深信不疑。但是目前的局势不容乐观：各方军阀争战不休，消耗着国家残存的一点元气。就整个中国而言，尚未建成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国家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政府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
人民军或者说奉军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教育和贸易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与农业上的‘土地改革’、工业上的‘国家所有制’的制度分不开的。依靠国家作为后盾，扶持了事关国计民生的各产业，使得财富、支配权归于国家，加强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也为交通突破、义务教育、贸易自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矗只要保持这样稳定的状况十年，中国一定可以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孙中山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党管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军的成就非常赞赏，称这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所梦寐以求的，也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国民党应该也“扶助农工”的政策有所领悟。只是他怀疑，当中国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甚至强大起来后，执政的人民党是否能够真正放弃领导者地位，从“军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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