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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朴定阳出使美国违背定章而引发的“朴定阳事件”，在拖延了数年之久后，终于以朝鲜国王李熙对其“施以罢职之典”而告一段落。
然而事情至此并不算结束。因为此时“五国使”赵臣熙还在香港窝着不敢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朝鲜政府的暂时退缩，使其深感仕途险恶，赴欧恐难成愿。
1890年月，赵臣熙因身体有病为由悄然回国。
月1日，也就是赵臣熙刚在仁川登陆的当天晚上，国王李熙发布敕令，擢升朴齐纯为内署协办兼五国使事，并于次日登报广告。
月5日，未及从仁川启程回汉城，赵臣熙便被国王以“流配罪”从仁川直接发配。
任命新的“五国使”，表明朝鲜政府再次公开向“上国”叫板。
这次，朝鲜政府和国王李熙及闵氏政权虽但坚持继续派出使臣，而且还向清廷提出废除“三端”，独立自主地行使外交权。由于朝鲜政府外交立场上的瞬息转变，致使宗属两国在遣使问题及惩处朴定阳的问题上波澜再起。真是摁下葫芦浮起个瓢啊！
月1日夜，朴齐纯独自一人悄悄地来拜访袁世凯，恳求袁世凯说服北洋大臣，修改“三端”。
袁世凯深感此事体大，不好作答。第二天袁世凯将此禀告李鸿章：韩如降派，可否酌改三端之处，乞密核示，以便因应。
李鸿章亦觉此事棘手，不敢擅作主张，遂于当天请示总理衙门：前定三端可否酌改，望示复。
好多天过去了，总理衙门也没给个明确示意，李鸿章只得给袁世凯发了个模棱两可的电文，意思说，只要朝鲜能够保证此次派出使节不以全权而降为三等代办，三端究竟如何酌改，仍不失“上国”体制，庶与前奉谕旨筹商妥协之意相符，未使一概抹煞。俟朴再来询，先与妥议电复核办。
1890的月8日晚，袁世凯准备要上床休息了，突然洪在义深夜来访，一付惶恐的样子对袁世凯说：国王又改变主意了，恳求总理大人说服李中堂，不要治罪朴定阳，了结此案。国王要求修改三端，好让朴齐纯早点出使欧洲。
袁世凯听了勃然大怒，斥责国王李熙出尔反尔，不成体统。并朝洪在义大声喝道：你以后也不准再来见我。
见袁世凯如此大动肝火，洪在义满面羞惭地退走了。
第二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汇报会与洪在义两人交谈中，不欢而散的情况。可是等了多日，终不见李鸿章回电，这让袁世凯很郁闷。事情只好被暂且搁置下来，而那位“五国使”朴齐纯，也因此而被长时间地吊拉在了那儿。
也许是李鸿章认定了袁世凯这人太可造就了，是人才不去尽情地使用，浪费了太可惜。
1890年4月，李鸿章正式奏报朝廷，奏报称“袁世凯驻朝三载，办事得宜，准其仍留朝鲜为钦差大臣，即驻朝公使，并赏以道员外用，加二品衔。并在奏折后面，给袁世凯写下了十六个字的干部考核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清廷准奏。
这年袁世凯才刚三十lu点头，就成了一位正儿八经的钦差大员了。其叔袁保龄干到累死，终了也不过混了个二品衔。这才真正地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哪。
1890年5月，朝鲜赵太氏去世，时年80岁。
朝鲜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势道政治”国家。所谓“势道政治”亦即“政治是教化广大社会，位于世道中心公正治理国家的道理”的意思。这是来自朝鲜士林的统治理念，意味着理想的政治道义。
1776年，朝鲜正祖大王上位。由于在王位继承激烈的斗争中，为了保卫正祖登基王位，南阳洪国荣立下了汗马功劳；正祖登基后，洪国荣又将妹妹嫁给正祖为嫔，洪国荣因此以国舅的身份执掌朝政。从此，朝鲜士林“势道政治”统治理念开始变质，外戚权阀的势道政治由此展开。从南阳洪氏起，“势道政治”这个朝鲜王朝500年历史上所产生的特殊政治结构，以其特殊的统治理念，逐渐演变成一股左右朝鲜百年的政治风云。
正祖死后，1800年纯祖即位。正祖遗命兵曹判书兼史曹判书金祖淳辅政。第二年，金祖淳就将女儿嫁给纯祖，成了纯元王妃。从此金祖淳便以国丈兼国王义父的身份控制了朝政大权。开始了朝鲜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安东金氏六十年的势道政治。
纯祖死后，184年宪宗继位。宪宗的母亲神贞大妃（作者注：亦即赵太妃）和外祖父赵万永建立以丰壤赵氏为核心的势道政治，与安东金氏势道政治抗衡。双方在朝廷争权夺利，并试图争夺宪宗及之后的哲宗（1849年——186年位）的王妃之位。在他们的争斗中，朝鲜王室的权威遭到了蹂躏。
哲宗死后，186年神贞大妃养子高宗即位。高宗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以摄政名义逐渐掌握了朝政，也昙花一现地捞了十年势道政治的“偏门”。
十年后，闵氏女紫英毫不犹豫地把老公公挤兑下台，开始骊兴闵氏的势道政治。1895年10月8日，闵妃在“乙未事变”中被三浦梧楼派人暗杀于景福宫玉壶楼。骊兴闵氏的势道政治就此打着。而延续百年的朝鲜势道政治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风水轮流转，不管明年到谁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自清太宗崇德二年（167年）朝鲜降属大清起，朝鲜王朝政权再怎么轮换，他们都尊大清为“上国”，以“字小议”行“事大之礼。”
自南阳洪氏洪国荣被正祖终结政治生命起，之后百年的势道政治便由安东金氏、丰壤赵氏、金州李氏、骊兴闵氏所分别轮流坐桩。其中丰壤赵氏的政治地位和生命延续最久，从184年直到1890年赵太妃去世长达50余年。赵太妃一生经历了四个朝代，代表朝鲜的旧传统，倾心事大大清“上国”，很得人心。大概这也是赵太妃在世时，闵妃虽然喜好弄权，但却心存忌惮，不敢轻易造次的主要原因了。
可是，当赵太妃刚刚吁完最后一口气，闵妃便一下变得猖狂起来。撇开国王李熙，惟亲是举，独揽朝纲，李氏王朝的天下，被其一手遮蔽。而国王李熙呢，遇事少有定见，老婆说什么就什么行，任凭闵妃由着性子胡搞一气。
对于赵太妃逝世，以据中朝藩属体例，朝鲜王室须派遣告讣使到北京向礼部“告讣”，清廷亦将依例派专使前往赐祭，赐谥号。可是，朝鲜王室只是行小礼小节地将赵太妃的逝世知会袁世凯与北洋大臣，而在“大礼大节”上却迟迟不愿遣告讣使赴大清“告讣”。这不仅有违宗藩体制，也是对大清“上国”心存蔑视之大不敬。同为“事大”之国的朝鲜其失礼之极，远不及春秋郑臣游吉之遵礼也。
“字小，事大”原引自于春秋战国时期郑国执政大臣游吉一段精彩绝美的诘辨当中一句话。其原话是：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事大在共起时命，字小在恤其所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奉行礼就是要做到小者能事奉大者，大者能保护小者。事奉大国就是听从命令与其共进退，保护小国就是体恤谅解它没有做到的地方。
为了更加弄清游吉的诘辨背景和原意，下面不妨也学着“穿越”一把当时的情况：
春秋时期，这是我国极其特殊的一段历史，前后共41年。从当初周平王分封500多个诸候国，到战国时期“七国争雄”，见诸经传的大小诸候一百二十八个，而其会盟，征伐事迹彰彰可考者，不外乎“齐、鲁、卫、宋、郑、陈、蔡、晋、燕、楚、吴、越等数国。从这时起，小国为了生存和保护自己，分别各自依附大国，大国则相应收点“保护费”罩着小国，而郑国依附的便是晋国。这种体制很与大清“上国”和朝鲜属邦的宗藩关系凑例。
鲁昭公三十年，晋顷公病故，郑国派执政大臣游吉出使晋国吊唁并送葬，晋人对郑献公没亲自来吊丧很不满意，派士景伯向游吉提出质问，游吉做了这样的回答：
诸候所以归晋君，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事大在共起时命，字小在恤其所无。以敝邑居大国之间，共其职责，与其备御不虞之患，岂忘共同？先王之制：诸候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亭，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晋之丧事，敞邑之间，先君有所执拂也。若其不问，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大国之惠，亦庆其加，而不讨其乏，明底其情，取备而已，以为礼也。灵王之丧，我先君简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实位，敞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讨，恤所无也。今大夫曰：“女盍従旧”？旧有丰有省，不知所従。従其丰，则穷君幼弱，是不以共。従其省，则吉在此矣，唯大夫图之。
游吉首先指出：诸候之所以归服晋君是因为晋国奉行礼，奉行礼就是要做到小者能事奉大者，大者能保护小者，作为郑国，事奉晋国已经做到了听从命令与其进退。言之意外，是晋国却没有尽到保护小国之责。接着申辩郑国赴晋国吊丧的礼数向来有简有繁，均符合先王（作者注：指周平王）之制，即使吊天子之丧也只有派大臣前往。最后解释其国君年幼无法成行，自己一人前来是从其简，无可厚责。整个回答，雄辩有力，以至于“晋人不能诘”。
这段回答，是带有反诘性的辩词，说明了作为盟主“上国”的晋国，尽管对属邦郑国没有做到保护和体恤之责，而作为属邦的郑国依然奉事大之礼前来晋国吊唁。是礼也。
现在回到现实。现实的情况是：朝鲜壬午，甲申两次祸变具都是大清“上国”及时出手扶危，袁世凯还“自掏腰包”给难者以抚恤，作为“上国”也已经做到了对属邦“字小在恤起所无”的应尽之责；可作为属国的朝鲜，对此虽但不感恩戴德，还常常暗起异志，心生背离不说，就连赵太妃逝世都不愿遣告讣使赴北京“告讣，”以行事大之礼，这也恁不是东西了。是无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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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朴定阳出使美国违背定章而引发的“朴定阳事件”，在拖延了数年之久后，终于以朝鲜国王李熙对其“施以罢职之典”而告一段落。
然而事情至此并不算结束。因为此时“五国使”赵臣熙还在香港窝着不敢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朝鲜政府的暂时退缩，使其深感仕途险恶，赴欧恐难成愿。
1890年月，赵臣熙因身体有病为由悄然回国。
月1日，也就是赵臣熙刚在仁川登陆的当天晚上，国王李熙发布敕令，擢升朴齐纯为内署协办兼五国使事，并于次日登报广告。
月5日，未及从仁川启程回汉城，赵臣熙便被国王以“流配罪”从仁川直接发配。
任命新的“五国使”，表明朝鲜政府再次公开向“上国”叫板。
这次，朝鲜政府和国王李熙及闵氏政权虽但坚持继续派出使臣，而且还向清廷提出废除“三端”，独立自主地行使外交权。由于朝鲜政府外交立场上的瞬息转变，致使宗属两国在遣使问题及惩处朴定阳的问题上波澜再起。真是摁下葫芦浮起个瓢啊！
月1日夜，朴齐纯独自一人悄悄地来拜访袁世凯，恳求袁世凯说服北洋大臣，修改“三端”。
袁世凯深感此事体大，不好作答。第二天袁世凯将此禀告李鸿章：韩如降派，可否酌改三端之处，乞密核示，以便因应。
李鸿章亦觉此事棘手，不敢擅作主张，遂于当天请示总理衙门：前定三端可否酌改，望示复。
好多天过去了，总理衙门也没给个明确示意，李鸿章只得给袁世凯发了个模棱两可的电文，意思说，只要朝鲜能够保证此次派出使节不以全权而降为三等代办，三端究竟如何酌改，仍不失“上国”体制，庶与前奉谕旨筹商妥协之意相符，未使一概抹煞。俟朴再来询，先与妥议电复核办。
1890的月8日晚，袁世凯准备要上床休息了，突然洪在义深夜来访，一付惶恐的样子对袁世凯说：国王又改变主意了，恳求总理大人说服李中堂，不要治罪朴定阳，了结此案。国王要求修改三端，好让朴齐纯早点出使欧洲。
袁世凯听了勃然大怒，斥责国王李熙出尔反尔，不成体统。并朝洪在义大声喝道：你以后也不准再来见我。
见袁世凯如此大动肝火，洪在义满面羞惭地退走了。
第二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汇报会与洪在义两人交谈中，不欢而散的情况。可是等了多日，终不见李鸿章回电，这让袁世凯很郁闷。事情只好被暂且搁置下来，而那位“五国使”朴齐纯，也因此而被长时间地吊拉在了那儿。
也许是李鸿章认定了袁世凯这人太可造就了，是人才不去尽情地使用，浪费了太可惜。
1890年4月，李鸿章正式奏报朝廷，奏报称“袁世凯驻朝三载，办事得宜，准其仍留朝鲜为钦差大臣，即驻朝公使，并赏以道员外用，加二品衔。并在奏折后面，给袁世凯写下了十六个字的干部考核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清廷准奏。
这年袁世凯才刚三十lu点头，就成了一位正儿八经的钦差大员了。其叔袁保龄干到累死，终了也不过混了个二品衔。这才真正地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哪。
1890年5月，朝鲜赵太氏去世，时年80岁。
朝鲜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势道政治”国家。所谓“势道政治”亦即“政治是教化广大社会，位于世道中心公正治理国家的道理”的意思。这是来自朝鲜士林的统治理念，意味着理想的政治道义。
1776年，朝鲜正祖大王上位。由于在王位继承激烈的斗争中，为了保卫正祖登基王位，南阳洪国荣立下了汗马功劳；正祖登基后，洪国荣又将妹妹嫁给正祖为嫔，洪国荣因此以国舅的身份执掌朝政。从此，朝鲜士林“势道政治”统治理念开始变质，外戚权阀的势道政治由此展开。从南阳洪氏起，“势道政治”这个朝鲜王朝500年历史上所产生的特殊政治结构，以其特殊的统治理念，逐渐演变成一股左右朝鲜百年的政治风云。
正祖死后，1800年纯祖即位。正祖遗命兵曹判书兼史曹判书金祖淳辅政。第二年，金祖淳就将女儿嫁给纯祖，成了纯元王妃。从此金祖淳便以国丈兼国王义父的身份控制了朝政大权。开始了朝鲜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安东金氏六十年的势道政治。
纯祖死后，184年宪宗继位。宪宗的母亲神贞大妃（作者注：亦即赵太妃）和外祖父赵万永建立以丰壤赵氏为核心的势道政治，与安东金氏势道政治抗衡。双方在朝廷争权夺利，并试图争夺宪宗及之后的哲宗（1849年——186年位）的王妃之位。在他们的争斗中，朝鲜王室的权威遭到了蹂躏。
哲宗死后，186年神贞大妃养子高宗即位。高宗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以摄政名义逐渐掌握了朝政，也昙花一现地捞了十年势道政治的“偏门”。
十年后，闵氏女紫英毫不犹豫地把老公公挤兑下台，开始骊兴闵氏的势道政治。1895年10月8日，闵妃在“乙未事变”中被三浦梧楼派人暗杀于景福宫玉壶楼。骊兴闵氏的势道政治就此打着。而延续百年的朝鲜势道政治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风水轮流转，不管明年到谁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自清太宗崇德二年（167年）朝鲜降属大清起，朝鲜王朝政权再怎么轮换，他们都尊大清为“上国”，以“字小议”行“事大之礼。”
自南阳洪氏洪国荣被正祖终结政治生命起，之后百年的势道政治便由安东金氏、丰壤赵氏、金州李氏、骊兴闵氏所分别轮流坐桩。其中丰壤赵氏的政治地位和生命延续最久，从184年直到1890年赵太妃去世长达50余年。赵太妃一生经历了四个朝代，代表朝鲜的旧传统，倾心事大大清“上国”，很得人心。大概这也是赵太妃在世时，闵妃虽然喜好弄权，但却心存忌惮，不敢轻易造次的主要原因了。
可是，当赵太妃刚刚吁完最后一口气，闵妃便一下变得猖狂起来。撇开国王李熙，惟亲是举，独揽朝纲，李氏王朝的天下，被其一手遮蔽。而国王李熙呢，遇事少有定见，老婆说什么就什么行，任凭闵妃由着性子胡搞一气。
对于赵太妃逝世，以据中朝藩属体例，朝鲜王室须派遣告讣使到北京向礼部“告讣”，清廷亦将依例派专使前往赐祭，赐谥号。可是，朝鲜王室只是行小礼小节地将赵太妃的逝世知会袁世凯与北洋大臣，而在“大礼大节”上却迟迟不愿遣告讣使赴大清“告讣”。这不仅有违宗藩体制，也是对大清“上国”心存蔑视之大不敬。同为“事大”之国的朝鲜其失礼之极，远不及春秋郑臣游吉之遵礼也。
“字小，事大”原引自于春秋战国时期郑国执政大臣游吉一段精彩绝美的诘辨当中一句话。其原话是：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事大在共起时命，字小在恤其所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奉行礼就是要做到小者能事奉大者，大者能保护小者。事奉大国就是听从命令与其共进退，保护小国就是体恤谅解它没有做到的地方。
为了更加弄清游吉的诘辨背景和原意，下面不妨也学着“穿越”一把当时的情况：
春秋时期，这是我国极其特殊的一段历史，前后共41年。从当初周平王分封500多个诸候国，到战国时期“七国争雄”，见诸经传的大小诸候一百二十八个，而其会盟，征伐事迹彰彰可考者，不外乎“齐、鲁、卫、宋、郑、陈、蔡、晋、燕、楚、吴、越等数国。从这时起，小国为了生存和保护自己，分别各自依附大国，大国则相应收点“保护费”罩着小国，而郑国依附的便是晋国。这种体制很与大清“上国”和朝鲜属邦的宗藩关系凑例。
鲁昭公三十年，晋顷公病故，郑国派执政大臣游吉出使晋国吊唁并送葬，晋人对郑献公没亲自来吊丧很不满意，派士景伯向游吉提出质问，游吉做了这样的回答：
诸候所以归晋君，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事大在共起时命，字小在恤其所无。以敝邑居大国之间，共其职责，与其备御不虞之患，岂忘共同？先王之制：诸候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亭，三军之事，于是乎使卿。晋之丧事，敞邑之间，先君有所执拂也。若其不问，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大国之惠，亦庆其加，而不讨其乏，明底其情，取备而已，以为礼也。灵王之丧，我先君简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实位，敞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讨，恤所无也。今大夫曰：“女盍従旧”？旧有丰有省，不知所従。従其丰，则穷君幼弱，是不以共。従其省，则吉在此矣，唯大夫图之。
游吉首先指出：诸候之所以归服晋君是因为晋国奉行礼，奉行礼就是要做到小者能事奉大者，大者能保护小者，作为郑国，事奉晋国已经做到了听从命令与其进退。言之意外，是晋国却没有尽到保护小国之责。接着申辩郑国赴晋国吊丧的礼数向来有简有繁，均符合先王（作者注：指周平王）之制，即使吊天子之丧也只有派大臣前往。最后解释其国君年幼无法成行，自己一人前来是从其简，无可厚责。整个回答，雄辩有力，以至于“晋人不能诘”。
这段回答，是带有反诘性的辩词，说明了作为盟主“上国”的晋国，尽管对属邦郑国没有做到保护和体恤之责，而作为属邦的郑国依然奉事大之礼前来晋国吊唁。是礼也。
现在回到现实。现实的情况是：朝鲜壬午，甲申两次祸变具都是大清“上国”及时出手扶危，袁世凯还“自掏腰包”给难者以抚恤，作为“上国”也已经做到了对属邦“字小在恤起所无”的应尽之责；可作为属国的朝鲜，对此虽但不感恩戴德，还常常暗起异志，心生背离不说，就连赵太妃逝世都不愿遣告讣使赴北京“告讣，”以行事大之礼，这也恁不是东西了。是无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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