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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饥饿中的亲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为面对一点儿食物必定会你推我让，谁也不肯下口。
妈妈说，吃过了。祖母说，胃疼。当然全是谎话，连八岁的小弟弟也看出来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只能躲回学院里，吃饭的时候去食堂。“文革”时期中国没有太大的灾荒，学院的食堂里供应还算可以，学生每天花费四五角钱也吃得不错了。但是，我的极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这个极限，要装成与其它同学差不多，这真是难死了。
为什么要装？因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学就会立即判断我爸爸被打倒了，紧接着一定是两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抄家、联合批斗。学院的造反派在行为方式上更凶狠，一旦上门，我的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妈妈，受得了吗？
想来想去，不如争取主动，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单位走一趟。同时也让那里的造反派看一看，一个被打倒对象的身后还有那么多人要吃饭。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瘦个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点是笑容灿烂，但转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转动，你盯着他看一会儿就会头晕。
我坐下后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脑后墙上贴着“风雷激”三个字，是领袖手写体，怀疑是他们这个造反队的名字。
当时社会上造反队虽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这“风雷激”就满街都是。只有我们学院有一个学生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造反队，叫“独立寒秋”虽也出于领袖诗词，却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可惜这个名字很难与别的词汇搭配“独立寒秋战斗队”？“独立寒秋造反兵团”？一出现“队”和“团”就伤了“独”的味道，于是他最后改定“独立寒秋司令部”雄壮得一派凄凉。这“风雷激”就不一样了，一见就仿佛能听到喊声喧天。
瘦个子青年见我注意这三个字，似乎感觉到我在询问他们的组织所属，便立即抖了抖他披着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说：“我们是工总司的。”
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着，空空的袖筒一晃荡，把别在上面的一个红袖章晃到了我们眼前。其实这袖章在街上也见得到，上印一排正宋体红字，文曰：“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间印三个手写体大字：“造反队”下缘用黑墨水笔潦草地涂着一个号码。
“工总司”的司令是王洪文，当时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变，谁也想不到他后来能做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副主席，最后又判了无期徒刑。王洪文后面还有一大串当时在上海几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陈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龙等等，现在记不全了。我相信眼前这个瘦个子青年见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当时这个“工总司”在上海管辖的造反队员已有几十万人，有时还号称几百万人，权大势广，其中任何一个小司令出来都是保镖重重，他，还远没有到可以接近他们的时候。你看这个屋子就很冷清，与我们谈话的，除了他，只有一个毫无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为能见到那个用“语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却没有。
“你们属于什么司？”他问。显然是想拉近关系以便谈话。
这一个“司”字，现在听起来容易误会成“司长”、“局长”里那个字的含义，其实在当时特指造反司令部的归属。上海高等学校系统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辖人数也动辄数万。因此在社会上，不管哪个系统，与“司”无关的人少之又少，只局限于“被打倒对象”及他们的家属范围之内。连我中学里那些可爱的老师，开始受批斗，后来很快也都是“红教司”、“上教司”成员了，一个个挂着袖章有点滑稽。有一度，菜场卖菜的，路上扫地的，也都挂着这类袖章。不小心还能遇到一个挂着正宗“工总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这个瘦个子青年那样，那就得让开一点，他没准要用一些动作来证明他与这个正宗袖章相称的身份。
刚纔那个瘦个子青年一时走神，竟然随口问我“属于什么司”其实他一出口就发现问错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们是批斗对象。”
“哈，这就不太对了，对于被打倒对象的子女，没必要经常批斗，只要他们划清界限就行！”他说着朝我一笑：“你们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造反派头头我们专门去接触过了，政策水平不高，确实不高！”
他不说怎么不高，只用笑着摇头的动作表明，我们学院造反派头头的态度，比他们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两个单位已经联系上了。
他们去找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没有任何其它意图，只是摸摸我这个人有没有一点造反背景，影响他们对我爸爸下手。
瘦个子青年既然说到了“政策水平”为了顺势表演，后面的话就更见“水平”了。
“说到——”他要言归正题，说出我爸爸的名字了，这个已经被他们天天在标语上打叉、在批斗时狂喊的名字。我估计他会给我爸爸加一个头衔，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之类，这样一来就能立即显示出他的严肃性、权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许在一个个头衔中掂量吧？
“说到——老余，”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我的耳朵很不适应，而他却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动起来了。
他故意又重复一句：“说到老余”看我一眼，笑瞇瞇地，说了下去：“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免会有一些历史问题、反动言行，只要正视历史，坦白交待，革命群众是会原谅的。我们连末代皇帝、国民党战犯都放了嘛，啊？”
他说这些话时尽量压出嗓门里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中的“老革命”其实“老革命”也已经被他们打倒得差不多，因此皇帝和战犯也成了他们造反队放的了。
“遗憾的是”他没有用当时的习惯语式“让人愤怒的是”、“令人发指的是”而是选用了当时几乎不会有人用的委婉外交辞令“遗憾”可见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话就立即升高了温度：“他到今天还避重就轻，处处抵赖，能推则推，不痛不痒，钝刀子割肉，半天不见血！因此革命群众纔把他请到单位里来，好好帮助一下。”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这里房子并不宽余。造反队几个常委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要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住，还要再腾出一间给看守人员住，一下子就要两间，多不容易！但我们为了帮助他，没办法。”
这话我有点听不下去，便用问题来打断：“我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嘴角一牵，说：“那就不便对你们子女说了，这是审查纪律。”他显然不希望我们纠缠在具体问题上，因此继续往大里说：“企图搞复辟，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去。要知道，在旧社会，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连饭也吃不饱！”
——他万万不能提到“连饭也吃不饱”我们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看了他几秒锺，想说什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来，看着我们。
我终于开口问那个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见爸爸？”
那人满口答应，但他一直紧跟在一边。我们见到爸爸时，身边又多了两个看守人员。
爸爸萎黄憔悴，瞇着眼睛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叫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丝笑意，说：“我不要紧，家里的事，安徽的叔叔会来帮助，你们要孝顺祖母、妈妈。”
说完又是一丝笑意。
最后，他关照我们：“过两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带来，我要穿。”
祖母和妈妈在我这里听到爸爸可能有自杀的企图，急了，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爸爸的单位。
妈妈扶着祖母。祖母的“半大脚”一拐一拐地从海防路弯到江宁路，然后向南，走过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闸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终于到了。那一路没有公共汽车能完全乘到，老太太这是急急风地去救自己的儿子，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今夜只剩下了她的脚步。
问了几个人，推了几个门，最后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批斗会的会场。爸爸已经低头站在台上，今天批斗的话题是：“挑唆子女对革命造反派领导施加压力”
会场已经坐满人，门口一个老头不知道祖母和妈妈是谁，没让她们进入。她们两个就站在会场外面，从一道门缝里观看。这是一个侧门，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观众。
批判者的发言，嗡里嗡里地听不清楚。
她们两个，也不想去细听那些发言了，一门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气色，以及边上的人是否对他动手。
这天晚上还好，只有两个发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推搡了四五下。还有一次，爸爸的脚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脚的脚背去搓右脚的脚肚，被边上一个造反派看见，说声“严肃点！”踢了爸爸一脚，但踢得并不重。爸爸被踢后向前一个踉跄，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跄，引来全场的笑声。
这笑声使祖母和妈妈深感讶异，立即转身去看台下的观众。这一看不要紧，她们看到了阿坚、赵庸、张茂宏，这些“情同手足”的“当年同事”他们也笑得很愉快。还有不少以前到家里来过的朋友，也在笑。
妈妈这纔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心肠也太狠了。他们都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人”
“全是奸臣！”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贬义词，却也不小心把他们抬高了。
但是就在这时，妈妈发觉阿坚和赵庸向这道已经展开不小的门缝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应该能够从祖母的一束白发、半个侧脸认出点什么。
妈妈怕再生出点事来，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说，她还要与造反派头头论理。妈妈说：“秋雨他们去了一次就这么批，您我再一出场，他更麻烦了。”
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妈妈估计他最近还不会自杀。她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么认真地一一抗辩。
这是祖母和妈妈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到临终前一分锺，也会对某个“提法”认真抗辩，这与很多人都不一样。几年前大画家程十发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被批斗时常常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根本不听那些批判言词，只是一直低头注视着周先生的脚，心想这双“徐策跑城”和“追韩信”的脚居然并不大，于是耳边也就响起了隐隐的锣鼓声。程十发先生的这种潇洒只属于艺术家，我爸爸没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能无所感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自杀。他对自己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现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点走向人们对他的淡忘。
因此，当妈妈几天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着这套制服走。
我赶紧向宿舍飞奔。走过学院被称为“南京路”的一个热闹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师站在那里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妈妈不要为了迎我朝这儿走，看到这个景象。
这位瘦瘦的老年教师已经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称他“艾克斯先生”吧。这位先生是早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文革”一来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对象”每月领取二十六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惊世骇俗的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所以不利于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他的每一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这张大字报如果不是嘲讽，那就是十足的丑恶。但了解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讽，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扬。
这事使当权的造反派们非常尴尬“怎么，他比我们还革命？他比中央还革命？”于是只有一个办法，让他站在大字报前面，不断说自己是讽刺。
我反对造反派的一切示众行为，但对这件事，心情有一点复杂。因为万一这位先生近乎疯狂的投机心理得逞，我们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
妈妈总算没有迎过来，静静地站在我们宿舍对门的竹篱下。她不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连头顶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们学院的这个高音喇叭是有名的，天天口号震天，闹得附近华东医院的住院病人纷纷逃离，闹得整个静安寺地区很不“静安”何况它现在正悬在我妈妈的头顶。
妈妈畏缩地站在竹篱前满脸愁苦。竹篱上也缠满藤蔓，与妈妈... -->>
极度饥饿中的亲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为面对一点儿食物必定会你推我让，谁也不肯下口。
妈妈说，吃过了。祖母说，胃疼。当然全是谎话，连八岁的小弟弟也看出来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只能躲回学院里，吃饭的时候去食堂。“文革”时期中国没有太大的灾荒，学院的食堂里供应还算可以，学生每天花费四五角钱也吃得不错了。但是，我的极限是七分，而更可怕的是，我不能暴露这个极限，要装成与其它同学差不多，这真是难死了。
为什么要装？因为一旦暴露，造反派同学就会立即判断我爸爸被打倒了，紧接着一定是两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抄家、联合批斗。学院的造反派在行为方式上更凶狠，一旦上门，我的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祖母和妈妈，受得了吗？
想来想去，不如争取主动，我和弟弟、表妹一起到爸爸单位走一趟。同时也让那里的造反派看一看，一个被打倒对象的身后还有那么多人要吃饭。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瘦个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点是笑容灿烂，但转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转动，你盯着他看一会儿就会头晕。
我坐下后把屋子打量一下，看到他脑后墙上贴着“风雷激”三个字，是领袖手写体，怀疑是他们这个造反队的名字。
当时社会上造反队虽然多如牛毛，但起的名字都差不多，例如这“风雷激”就满街都是。只有我们学院有一个学生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造反队，叫“独立寒秋”虽也出于领袖诗词，却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可惜这个名字很难与别的词汇搭配“独立寒秋战斗队”？“独立寒秋造反兵团”？一出现“队”和“团”就伤了“独”的味道，于是他最后改定“独立寒秋司令部”雄壮得一派凄凉。这“风雷激”就不一样了，一见就仿佛能听到喊声喧天。
瘦个子青年见我注意这三个字，似乎感觉到我在询问他们的组织所属，便立即抖了抖他披着的一件棉布大衣的左袖筒，说：“我们是工总司的。”
那件棉布大衣他只是披着，空空的袖筒一晃荡，把别在上面的一个红袖章晃到了我们眼前。其实这袖章在街上也见得到，上印一排正宋体红字，文曰：“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间印三个手写体大字：“造反队”下缘用黑墨水笔潦草地涂着一个号码。
“工总司”的司令是王洪文，当时已是赫赫有名，但世事多变，谁也想不到他后来能做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副主席，最后又判了无期徒刑。王洪文后面还有一大串当时在上海几乎人人皆知的人物，如王秀珍、陈阿大、耿金章、戴立清、王成龙等等，现在记不全了。我相信眼前这个瘦个子青年见不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当时这个“工总司”在上海管辖的造反队员已有几十万人，有时还号称几百万人，权大势广，其中任何一个小司令出来都是保镖重重，他，还远没有到可以接近他们的时候。你看这个屋子就很冷清，与我们谈话的，除了他，只有一个毫无表情的中年人。
我以为能见到那个用“语法”把爸爸打倒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却没有。
“你们属于什么司？”他问。显然是想拉近关系以便谈话。
这一个“司”字，现在听起来容易误会成“司长”、“局长”里那个字的含义，其实在当时特指造反司令部的归属。上海高等学校系统也成立了很多“司”管辖人数也动辄数万。因此在社会上，不管哪个系统，与“司”无关的人少之又少，只局限于“被打倒对象”及他们的家属范围之内。连我中学里那些可爱的老师，开始受批斗，后来很快也都是“红教司”、“上教司”成员了，一个个挂着袖章有点滑稽。有一度，菜场卖菜的，路上扫地的，也都挂着这类袖章。不小心还能遇到一个挂着正宗“工总司”袖章的人，像我眼前的这个瘦个子青年那样，那就得让开一点，他没准要用一些动作来证明他与这个正宗袖章相称的身份。
刚纔那个瘦个子青年一时走神，竟然随口问我“属于什么司”其实他一出口就发现问错了。我当时的回答是平平一句：“我们是批斗对象。”
“哈，这就不太对了，对于被打倒对象的子女，没必要经常批斗，只要他们划清界限就行！”他说着朝我一笑：“你们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造反派头头我们专门去接触过了，政策水平不高，确实不高！”
他不说怎么不高，只用笑着摇头的动作表明，我们学院造反派头头的态度，比他们更苛刻。但我也立即明白，两个单位已经联系上了。
他们去找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没有任何其它意图，只是摸摸我这个人有没有一点造反背景，影响他们对我爸爸下手。
瘦个子青年既然说到了“政策水平”为了顺势表演，后面的话就更见“水平”了。
“说到——”他要言归正题，说出我爸爸的名字了，这个已经被他们天天在标语上打叉、在批斗时狂喊的名字。我估计他会给我爸爸加一个头衔，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之类，这样一来就能立即显示出他的严肃性、权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许在一个个头衔中掂量吧？
“说到——老余，”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我的耳朵很不适应，而他却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动起来了。
他故意又重复一句：“说到老余”看我一眼，笑瞇瞇地，说了下去：“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免会有一些历史问题、反动言行，只要正视历史，坦白交待，革命群众是会原谅的。我们连末代皇帝、国民党战犯都放了嘛，啊？”
他说这些话时尽量压出嗓门里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中的“老革命”其实“老革命”也已经被他们打倒得差不多，因此皇帝和战犯也成了他们造反队放的了。
“遗憾的是”他没有用当时的习惯语式“让人愤怒的是”、“令人发指的是”而是选用了当时几乎不会有人用的委婉外交辞令“遗憾”可见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话就立即升高了温度：“他到今天还避重就轻，处处抵赖，能推则推，不痛不痒，钝刀子割肉，半天不见血！因此革命群众纔把他请到单位里来，好好帮助一下。”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这里房子并不宽余。造反队几个常委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要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住，还要再腾出一间给看守人员住，一下子就要两间，多不容易！但我们为了帮助他，没办法。”
这话我有点听不下去，便用问题来打断：“我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嘴角一牵，说：“那就不便对你们子女说了，这是审查纪律。”他显然不希望我们纠缠在具体问题上，因此继续往大里说：“企图搞复辟，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去。要知道，在旧社会，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连饭也吃不饱！”
——他万万不能提到“连饭也吃不饱”我们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看了他几秒锺，想说什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来，看着我们。
我终于开口问那个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见爸爸？”
那人满口答应，但他一直紧跟在一边。我们见到爸爸时，身边又多了两个看守人员。
爸爸萎黄憔悴，瞇着眼睛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叫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丝笑意，说：“我不要紧，家里的事，安徽的叔叔会来帮助，你们要孝顺祖母、妈妈。”
说完又是一丝笑意。
最后，他关照我们：“过两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带来，我要穿。”
祖母和妈妈在我这里听到爸爸可能有自杀的企图，急了，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爸爸的单位。
妈妈扶着祖母。祖母的“半大脚”一拐一拐地从海防路弯到江宁路，然后向南，走过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闸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终于到了。那一路没有公共汽车能完全乘到，老太太这是急急风地去救自己的儿子，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今夜只剩下了她的脚步。
问了几个人，推了几个门，最后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批斗会的会场。爸爸已经低头站在台上，今天批斗的话题是：“挑唆子女对革命造反派领导施加压力”
会场已经坐满人，门口一个老头不知道祖母和妈妈是谁，没让她们进入。她们两个就站在会场外面，从一道门缝里观看。这是一个侧门，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观众。
批判者的发言，嗡里嗡里地听不清楚。
她们两个，也不想去细听那些发言了，一门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气色，以及边上的人是否对他动手。
这天晚上还好，只有两个发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推搡了四五下。还有一次，爸爸的脚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脚的脚背去搓右脚的脚肚，被边上一个造反派看见，说声“严肃点！”踢了爸爸一脚，但踢得并不重。爸爸被踢后向前一个踉跄，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跄，引来全场的笑声。
这笑声使祖母和妈妈深感讶异，立即转身去看台下的观众。这一看不要紧，她们看到了阿坚、赵庸、张茂宏，这些“情同手足”的“当年同事”他们也笑得很愉快。还有不少以前到家里来过的朋友，也在笑。
妈妈这纔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心肠也太狠了。他们都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人”
“全是奸臣！”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贬义词，却也不小心把他们抬高了。
但是就在这时，妈妈发觉阿坚和赵庸向这道已经展开不小的门缝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应该能够从祖母的一束白发、半个侧脸认出点什么。
妈妈怕再生出点事来，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说，她还要与造反派头头论理。妈妈说：“秋雨他们去了一次就这么批，您我再一出场，他更麻烦了。”
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妈妈估计他最近还不会自杀。她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么认真地一一抗辩。
这是祖母和妈妈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到临终前一分锺，也会对某个“提法”认真抗辩，这与很多人都不一样。几年前大画家程十发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被批斗时常常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根本不听那些批判言词，只是一直低头注视着周先生的脚，心想这双“徐策跑城”和“追韩信”的脚居然并不大，于是耳边也就响起了隐隐的锣鼓声。程十发先生的这种潇洒只属于艺术家，我爸爸没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能无所感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自杀。他对自己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现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点走向人们对他的淡忘。
因此，当妈妈几天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着这套制服走。
我赶紧向宿舍飞奔。走过学院被称为“南京路”的一个热闹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师站在那里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妈妈不要为了迎我朝这儿走，看到这个景象。
这位瘦瘦的老年教师已经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称他“艾克斯先生”吧。这位先生是早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文革”一来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对象”每月领取二十六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惊世骇俗的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所以不利于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他的每一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这张大字报如果不是嘲讽，那就是十足的丑恶。但了解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讽，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扬。
这事使当权的造反派们非常尴尬“怎么，他比我们还革命？他比中央还革命？”于是只有一个办法，让他站在大字报前面，不断说自己是讽刺。
我反对造反派的一切示众行为，但对这件事，心情有一点复杂。因为万一这位先生近乎疯狂的投机心理得逞，我们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
妈妈总算没有迎过来，静静地站在我们宿舍对门的竹篱下。她不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连头顶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们学院的这个高音喇叭是有名的，天天口号震天，闹得附近华东医院的住院病人纷纷逃离，闹得整个静安寺地区很不“静安”何况它现在正悬在我妈妈的头顶。
妈妈畏缩地站在竹篱前满脸愁苦。竹篱上也缠满藤蔓，与妈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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