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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亭渊的施政虽然有种种令人惊赞之处，但有时也未必就是最好。”
“望前辈不吝赐教。”
“亭渊革除了衙门的一些陋政，还利于百姓，这是好事，但是衙门政繁、事杂而编制不足，需要许多幕僚、募役才能让衙门运转起来，朝廷薪俸十分微薄，正堂、佐贰官，就算正编吏、役的薪俸尚且连自身也难以养活，而那些幕僚、募役的开支都要由正堂负责，所以才有了衙门这许多弊政出现，实不得已尔。老夫当年治州县之时，虽然对这些陋弊亦有所知，有心治理却无力回天，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只是暗中约束，不让下面的人弄得太过分就行，这也是官场一般的规矩。亭渊革除了一些陋规，虽然于百姓有利，却减少了下属的收入，实则是取利于此而施惠于彼。草民百姓，只需种田纳粮当差就可，而衙署吏役与长官朝夕相处，劳于王事而无实名，亭渊何忍负他们呢？”
陶勋听到邓宏景的指责，心里很不高兴，面上没有表露出来，只道：“民为国之本，居权者当恤下民，民者为稼穑百业，缴赋税以养国，服力役以强国，所求者不过一顿温饱。然衙署吏役借官府所任之权烦扰百姓，收取钱财，有稍不如意则百般刁难使百姓蒙苦者，有上下其手夺人产业者，凡此种种不可尽数。吏役者，循上意执行诸政，仅为苦劳，百姓所得恩惠来自于上官而非其吏役。自古劳力者贱值，故晚辈认为吏役索取者倍于其应得，才裁省陋规。”
邓宏景听了作不得声，半晌才道：“看来亭渊已有定策，老夫空自多忧了。”
陶勋接着：“实则恤民之苦，并非止于革除衙门陋规就可，要在使百姓收入渐高，使地之产多增，此方为正道。而衙门开支与朝廷薪俸的矛盾也要靠这个途径来解决。”
“哦？老夫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道理，愿闻其详。”
“晚辈打个比方，一户之家三丁，耕租田二十亩，岁产二十四石，若能令田地之产多两成，则多出四石八斗粮食，如果官府保护他们增产不被租主吞走，则四石八斗粮食除去补充口粮之外有一半留存，两石四斗按官价折银二两四钱，假设其一半用于做衣服，则裁缝得三分之一，布店得三分之二，然后布店所得之一两六钱银子，有一两要付给织布坊、染布坊、桑家等人。这些人也要吃饭穿衣，得到的钱花出去。这样算来，若田地之产增加两成，则受惠者不限于农夫，可使百业都被其泽，若官府按一钱收税，农夫处收四钱八厘，衣店处收两钱四厘，裁缝处得八厘，布店处得一钱六厘，止算到此就合计九钱八厘银子，其他各业还有税入，合计之值不少于一两。要是这些多产的粮食被田主收走，就算田主肯主动交税，官府也只能得到四钱八厘，还有六钱银子就没了，此外各业的收入也就没有了。所以官府就要保护农夫的利益，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呀。”
“然则如果增收部分由田主收去或者由吏役得去，不一样也要花出去吗？”
陶勋摇头道：“表面上是这样，实则不然，有钱者无非两种，一种以钱买地广置田产，而买田产又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于是钱被屯积起来没有被花出去，官府从这些钱里得到不任何好处；另一种人有钱就到繁华城市花费，钱都流到外地去了，本地得不到这些钱，官府更得不到。钱只有在流通之中才能生钱，只有花在本地，本地百业才能得到好处，官府也才能得到好处。只有让贫苦的人手中渐渐有钱，他们将钱花出去，各工坊的生意也会好，官府的收入自然也会高，到时只需征少数几项杂税，就足够衙门开支，到那时就算给每个吏役多发一倍的薪俸也不是不可能的，何必再去盘剥百姓呢。”
经验，亭渊的施政虽然有种种令人惊赞之处，但有时也未必就是最好。”
“望前辈不吝赐教。”
“亭渊革除了衙门的一些陋政，还利于百姓，这是好事，但是衙门政繁、事杂而编制不足，需要许多幕僚、募役才能让衙门运转起来，朝廷薪俸十分微薄，正堂、佐贰官，就算正编吏、役的薪俸尚且连自身也难以养活，而那些幕僚、募役的开支都要由正堂负责，所以才有了衙门这许多弊政出现，实不得已尔。老夫当年治州县之时，虽然对这些陋弊亦有所知，有心治理却无力回天，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只是暗中约束，不让下面的人弄得太过分就行，这也是官场一般的规矩。亭渊革除了一些陋规，虽然于百姓有利，却减少了下属的收入，实则是取利于此而施惠于彼。草民百姓，只需种田纳粮当差就可，而衙署吏役与长官朝夕相处，劳于王事而无实名，亭渊何忍负他们呢？”
陶勋听到邓宏景的指责，心里很不高兴，面上没有表露出来，只道：“民为国之本，居权者当恤下民，民者为稼穑百业，缴赋税以养国，服力役以强国，所求者不过一顿温饱。然衙署吏役借官府所任之权烦扰百姓，收取钱财，有稍不如意则百般刁难使百姓蒙苦者，有上下其手夺人产业者，凡此种种不可尽数。吏役者，循上意执行诸政，仅为苦劳，百姓所得恩惠来自于上官而非其吏役。自古劳力者贱值，故晚辈认为吏役索取者倍于其应得，才裁省陋规。”
邓宏景听了作不得声，半晌才道：“看来亭渊已有定策，老夫空自多忧了。”
陶勋接着：“实则恤民之苦，并非止于革除衙门陋规就可，要在使百姓收入渐高，使地之产多增，此方为正道。而衙门开支与朝廷薪俸的矛盾也要靠这个途径来解决。”
“哦？老夫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道理，愿闻其详。”
“晚辈打个比方，一户之家三丁，耕租田二十亩，岁产二十四石，若能令田地之产多两成，则多出四石八斗粮食，如果官府保护他们增产不被租主吞走，则四石八斗粮食除去补充口粮之外有一半留存，两石四斗按官价折银二两四钱，假设其一半用于做衣服，则裁缝得三分之一，布店得三分之二，然后布店所得之一两六钱银子，有一两要付给织布坊、染布坊、桑家等人。这些人也要吃饭穿衣，得到的钱花出去。这样算来，若田地之产增加两成，则受惠者不限于农夫，可使百业都被其泽，若官府按一钱收税，农夫处收四钱八厘，衣店处收两钱四厘，裁缝处得八厘，布店处得一钱六厘，止算到此就合计九钱八厘银子，其他各业还有税入，合计之值不少于一两。要是这些多产的粮食被田主收走，就算田主肯主动交税，官府也只能得到四钱八厘，还有六钱银子就没了，此外各业的收入也就没有了。所以官府就要保护农夫的利益，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呀。”
“然则如果增收部分由田主收去或者由吏役得去，不一样也要花出去吗？”
陶勋摇头道：“表面上是这样，实则不然，有钱者无非两种，一种以钱买地广置田产，而买田产又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于是钱被屯积起来没有被花出去，官府从这些钱里得到不任何好处；另一种人有钱就到繁华城市花费，钱都流到外地去了，本地得不到这些钱，官府更得不到。钱只有在流通之中才能生钱，只有花在本地，本地百业才能得到好处，官府也才能得到好处。只有让贫苦的人手中渐渐有钱，他们将钱花出去，各工坊的生意也会好，官府的收入自然也会高，到时只需征少数几项杂税，就足够衙门开支，到那时就算给每个吏役多发一倍的薪俸也不是不可能的，何必再去盘剥百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