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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业局系统的一个大班，学员有好几百。学习地点是在一个大学，好像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师范大学）。报到时要交几块钱伙食费和几斤粮票，这有点象征性，实际吃的东西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报到后发现许多叔叔阿姨我都认识，包括父亲厂子的一些党员干部。他们看我来了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有两下子”其他单位也有带小孩来的，但都没精打采的，可能不是自愿来的。然后是分配房间，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张床。房间非常干净，我觉得像旅店，现在想想，那是学生宿舍。
以后我就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肉有细粮，而且花样很多。我家当时只我一个孩子，生活是那一带比较好的，但因为开支无计划，父亲总在外面大吃大喝，所以一般礼拜天才吃肉，米面也不能天天吃。这个学习班里，吃饭时8个人一桌，早上是馒头、烧饼、玉米粥，四盘素菜，两小碟咸菜。中午和晚上是馒头、发糕、油饼、花卷、米饭、面条轮换，六到八盘热菜，荤素各半。有时也吃窝头或饺子、包子，吃窝头时就配大米粥，吃饺子、包子时就不给菜，但酱油醋和大蒜随便吃。父亲提醒我不要多夹肉，要把肉留给别人。可是别人经常把肉夹给我。我在这儿倒是学会了集体生活的一些规矩。父亲在部队生活多年，对这种大锅饭十分习惯。他给大家讲了很多部队上吃饭的趣谈。比如怎样能够多吃到饭？你如果盛一大碗饭，以为很多，可是等你吃完再去盛时，饭桶里已经没有了。聪明的人应该先盛半碗，比别人先吃完，再去盛一大碗。不过父亲对这里的伙食似乎不太满意，因为没有酒。后来他和几个酒鬼叔叔还是不知从哪儿弄到酒，喝了好几次。
吃饭之外就是学习。每天上午集中学习，经常是个什么领导作报告或是请个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家记录。我父亲是私塾出身，字写得很好。他常常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这些个中学生，那个字儿写得个屁呀！哪有我写得好哇！”我总想说他污蔑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自己的字儿就写得狗屁一般，只好任他污蔑。他们总让我溜出去玩儿，但我不愿意跟那几个孩子一块玩儿，半懂不懂地跟大人们一起听着。那种严肃的、有点枯燥、有点凉意的气氛，我感觉挺好，觉得世界很干净，自己和大家都很干净。
下午是分组讨论，主要是读报纸和发言。读报时，他们经常让我读标题和第一段，然后夸我道：“还没上学呢，真他妈灵！我那儿子，狗屁！”我想起这些情景，看看我现在的儿子，一天认不了两个半字儿，他那糊涂妈妈还夸他灵，我说：“狗屁！把他爹气死！”他妈就说：“对，把他狗屁爹气死！”读完报就挨个发言。有的空口说，有的对着小本子说，有的写了密密麻麻几大张纸照着念。有的在发言前先背诵几句毛主席语录，发言后喊几句口号。其实那会儿没人要求这样做，并不像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里那么夸张恐怖。但这是一种时髦，不是每个人都能根据发言内容找到恰如其分的语录和口号的。我对有个性的东西记得最牢。有一个叔叔检讨他为什么打老婆时，先背诵“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妇女能顶半边天。”最后喊的口号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都跟女人有关系，但我在一旁想，你老婆又不是刘胡兰，怎么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老婆要是刘胡兰，你还敢打？还有，我父亲在家里也打老婆打孩子，怎么不检讨？他检讨的是在单位胡乱骂人的问题。我觉得我父亲应该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五项注意：“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但我父亲什么也不背，他发言很长又很自然，很有首长风度，不时夹着一些山东粗话，这是在部队锻炼出来的本事。我想，父亲这样的人，部队如果送他们去上大学，一定会成为大能人的。结果他怀才不遇，在喝酒骂人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父亲检讨的是骂人问题，但一边检讨一边还在不知不觉地骂，特别是“他妈的”出现频率很高，别人常常大笑，说老孔你检讨个屁呀，越检讨越罪大恶极。父亲说“我他奶奶的莫办法呀，谁他妈的乐意骂人啊？你妈了巴子的老实听着就完了，故意找他娘的什么毛病啊！”大家都喜欢找到一些花絮来岔开话题，使讨论中断，这等于是精神休息。讨论基本是严肃认真的，但也穿插着嬉笑怒骂，包括男女之间开玩笑，有一次几位阿姨还拿着报纸把男人们一通乱打。
讨论的主题一般是上午规定的，但他们有时也即兴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一次他们讨论“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妇女也不能在家里闲呆着，要出来帮忙顶半拉天。一个阿姨说：“能顶半边天就是一家一半的意思，我半拉，你半拉，啥时候你们顶过整个的天啦？叔叔说，这不明摆着，你们没有我们有劲儿，我吃4个馒头，你吃两个，我扛100斤大米，你扛50，这不就是说，我们是整个的，你们是半拉的吗？阿姨说，你可真敢腆着脸胡说啊！我生了4个孩子，你生几个？叔叔说，你甭吓唬我，你生100个也好，请问，没有我，你咋生！众人大笑，那阿姨抄起大围脖就扑过去，把那叔叔抽得东躲西藏，说好好，干脆整个天都让你们顶，我们啥也不干行了吧？阿姨说不行，就得一家一半，谁也不许偷懒。打闹了半天，还是没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
晚上是自由活动，有时看电影、演出什么的。有的人下棋，有的人打篮球，最多的是打扑克。也有人找借口请假回家。其实也没有人真的看管，散步几个小时都没人知道，可大家都很自觉，出去一律请假。看电影演出之前要集体唱歌，他们有时不爱唱，就让我们几个小孩上台去唱，或者让我唱样板戏、背诵毛主席语录。我那时还不能把样板戏全本唱下来，但主要的唱段都没问题。只是嗓子还没发育，唱什么都是娃娃腔。毛主席语录除了老三篇以外，短的能背百十段，常用的、报纸上登过的都会。他们喜欢随便说一句，然后我应声接下去，对答如流，百无一失。所以后来我在整个商业局都有了名，我父亲一去局里开会，别人就问：“孔胖子，你儿子又读什么长篇小说啦？”我偶尔也感到，他们是利用我来解闷，所以我有时拒绝表演。但我通常不觉得在无损自己尊严的情况下为别人解闷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几百人每天不劳动，不上班，过着吃、睡、听、说、读、写、看、玩的生活。这跟上大学有什么区别？的确，这些学员都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但看他们的样子，并不特别沉重，似乎这是人生理所当然的一道程序。也许是我太小，看不出他们心里的痛苦吧。我只能说从生活表面上，他们过得比平时要舒服和滋润多了。没有人埋怨这学习班，没有人盼着早结束，不敢说他们是自动受虐，但起码是随遇而安。
我回忆的这个“牛棚”太不像“牛棚”了，倒像是一个夏令营。我对那些遭受过“牛棚”之苦的前辈表示真诚的不安和歉疚。今天想来，我看到的可能都是好的一面，带有小孩子的片面性。那个学习班对大人来说，一定是不自由的，被歧视的，可能还有被迫说假话的一面。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能是不大合适的。但我们对那些有着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合适的方式呢？难道说一个人、特别是党员干部，还有学阀、“权威”只要不犯法，就谁也不能管他了吗？之所以发生许多不合人道的“牛棚”事件，与群众心里长期积压的愤怒有没有关系？我想，为了避免“牛棚”悲剧的重演，我们首先应当从个案出发去研究“牛棚”产生的原因，并且不要出于个人义愤把“牛棚”“妖魔化”把“牛棚”简单地视为一种荒诞的奇观。要承认“文革”中并不是那么一片漆黑，天天水深火热。“左派”、“右派”都不要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文革”观，要尊重别人的伤痛或是欢乐。完全不承认蹲过“牛棚”者也有错误、不承认有些人确实应该受到群众的批判，或者以蹲过“牛棚”为理由向人民反攻倒算，这不但可惜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等于是正在为新的牛棚准备奠基礼。
我怕得有理。
市商业局系统的一个大班，学员有好几百。学习地点是在一个大学，好像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师范大学）。报到时要交几块钱伙食费和几斤粮票，这有点象征性，实际吃的东西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报到后发现许多叔叔阿姨我都认识，包括父亲厂子的一些党员干部。他们看我来了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有两下子”其他单位也有带小孩来的，但都没精打采的，可能不是自愿来的。然后是分配房间，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张床。房间非常干净，我觉得像旅店，现在想想，那是学生宿舍。
以后我就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肉有细粮，而且花样很多。我家当时只我一个孩子，生活是那一带比较好的，但因为开支无计划，父亲总在外面大吃大喝，所以一般礼拜天才吃肉，米面也不能天天吃。这个学习班里，吃饭时8个人一桌，早上是馒头、烧饼、玉米粥，四盘素菜，两小碟咸菜。中午和晚上是馒头、发糕、油饼、花卷、米饭、面条轮换，六到八盘热菜，荤素各半。有时也吃窝头或饺子、包子，吃窝头时就配大米粥，吃饺子、包子时就不给菜，但酱油醋和大蒜随便吃。父亲提醒我不要多夹肉，要把肉留给别人。可是别人经常把肉夹给我。我在这儿倒是学会了集体生活的一些规矩。父亲在部队生活多年，对这种大锅饭十分习惯。他给大家讲了很多部队上吃饭的趣谈。比如怎样能够多吃到饭？你如果盛一大碗饭，以为很多，可是等你吃完再去盛时，饭桶里已经没有了。聪明的人应该先盛半碗，比别人先吃完，再去盛一大碗。不过父亲对这里的伙食似乎不太满意，因为没有酒。后来他和几个酒鬼叔叔还是不知从哪儿弄到酒，喝了好几次。
吃饭之外就是学习。每天上午集中学习，经常是个什么领导作报告或是请个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家记录。我父亲是私塾出身，字写得很好。他常常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这些个中学生，那个字儿写得个屁呀！哪有我写得好哇！”我总想说他污蔑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自己的字儿就写得狗屁一般，只好任他污蔑。他们总让我溜出去玩儿，但我不愿意跟那几个孩子一块玩儿，半懂不懂地跟大人们一起听着。那种严肃的、有点枯燥、有点凉意的气氛，我感觉挺好，觉得世界很干净，自己和大家都很干净。
下午是分组讨论，主要是读报纸和发言。读报时，他们经常让我读标题和第一段，然后夸我道：“还没上学呢，真他妈灵！我那儿子，狗屁！”我想起这些情景，看看我现在的儿子，一天认不了两个半字儿，他那糊涂妈妈还夸他灵，我说：“狗屁！把他爹气死！”他妈就说：“对，把他狗屁爹气死！”读完报就挨个发言。有的空口说，有的对着小本子说，有的写了密密麻麻几大张纸照着念。有的在发言前先背诵几句毛主席语录，发言后喊几句口号。其实那会儿没人要求这样做，并不像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里那么夸张恐怖。但这是一种时髦，不是每个人都能根据发言内容找到恰如其分的语录和口号的。我对有个性的东西记得最牢。有一个叔叔检讨他为什么打老婆时，先背诵“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妇女能顶半边天。”最后喊的口号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都跟女人有关系，但我在一旁想，你老婆又不是刘胡兰，怎么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你老婆要是刘胡兰，你还敢打？还有，我父亲在家里也打老婆打孩子，怎么不检讨？他检讨的是在单位胡乱骂人的问题。我觉得我父亲应该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五项注意：“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但我父亲什么也不背，他发言很长又很自然，很有首长风度，不时夹着一些山东粗话，这是在部队锻炼出来的本事。我想，父亲这样的人，部队如果送他们去上大学，一定会成为大能人的。结果他怀才不遇，在喝酒骂人中度过了大半辈子。父亲检讨的是骂人问题，但一边检讨一边还在不知不觉地骂，特别是“他妈的”出现频率很高，别人常常大笑，说老孔你检讨个屁呀，越检讨越罪大恶极。父亲说“我他奶奶的莫办法呀，谁他妈的乐意骂人啊？你妈了巴子的老实听着就完了，故意找他娘的什么毛病啊！”大家都喜欢找到一些花絮来岔开话题，使讨论中断，这等于是精神休息。讨论基本是严肃认真的，但也穿插着嬉笑怒骂，包括男女之间开玩笑，有一次几位阿姨还拿着报纸把男人们一通乱打。
讨论的主题一般是上午规定的，但他们有时也即兴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一次他们讨论“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妇女也不能在家里闲呆着，要出来帮忙顶半拉天。一个阿姨说：“能顶半边天就是一家一半的意思，我半拉，你半拉，啥时候你们顶过整个的天啦？叔叔说，这不明摆着，你们没有我们有劲儿，我吃4个馒头，你吃两个，我扛100斤大米，你扛50，这不就是说，我们是整个的，你们是半拉的吗？阿姨说，你可真敢腆着脸胡说啊！我生了4个孩子，你生几个？叔叔说，你甭吓唬我，你生100个也好，请问，没有我，你咋生！众人大笑，那阿姨抄起大围脖就扑过去，把那叔叔抽得东躲西藏，说好好，干脆整个天都让你们顶，我们啥也不干行了吧？阿姨说不行，就得一家一半，谁也不许偷懒。打闹了半天，还是没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
晚上是自由活动，有时看电影、演出什么的。有的人下棋，有的人打篮球，最多的是打扑克。也有人找借口请假回家。其实也没有人真的看管，散步几个小时都没人知道，可大家都很自觉，出去一律请假。看电影演出之前要集体唱歌，他们有时不爱唱，就让我们几个小孩上台去唱，或者让我唱样板戏、背诵毛主席语录。我那时还不能把样板戏全本唱下来，但主要的唱段都没问题。只是嗓子还没发育，唱什么都是娃娃腔。毛主席语录除了老三篇以外，短的能背百十段，常用的、报纸上登过的都会。他们喜欢随便说一句，然后我应声接下去，对答如流，百无一失。所以后来我在整个商业局都有了名，我父亲一去局里开会，别人就问：“孔胖子，你儿子又读什么长篇小说啦？”我偶尔也感到，他们是利用我来解闷，所以我有时拒绝表演。但我通常不觉得在无损自己尊严的情况下为别人解闷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几百人每天不劳动，不上班，过着吃、睡、听、说、读、写、看、玩的生活。这跟上大学有什么区别？的确，这些学员都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但看他们的样子，并不特别沉重，似乎这是人生理所当然的一道程序。也许是我太小，看不出他们心里的痛苦吧。我只能说从生活表面上，他们过得比平时要舒服和滋润多了。没有人埋怨这学习班，没有人盼着早结束，不敢说他们是自动受虐，但起码是随遇而安。
我回忆的这个“牛棚”太不像“牛棚”了，倒像是一个夏令营。我对那些遭受过“牛棚”之苦的前辈表示真诚的不安和歉疚。今天想来，我看到的可能都是好的一面，带有小孩子的片面性。那个学习班对大人来说，一定是不自由的，被歧视的，可能还有被迫说假话的一面。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能是不大合适的。但我们对那些有着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人，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合适的方式呢？难道说一个人、特别是党员干部，还有学阀、“权威”只要不犯法，就谁也不能管他了吗？之所以发生许多不合人道的“牛棚”事件，与群众心里长期积压的愤怒有没有关系？我想，为了避免“牛棚”悲剧的重演，我们首先应当从个案出发去研究“牛棚”产生的原因，并且不要出于个人义愤把“牛棚”“妖魔化”把“牛棚”简单地视为一种荒诞的奇观。要承认“文革”中并不是那么一片漆黑，天天水深火热。“左派”、“右派”都不要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文革”观，要尊重别人的伤痛或是欢乐。完全不承认蹲过“牛棚”者也有错误、不承认有些人确实应该受到群众的批判，或者以蹲过“牛棚”为理由向人民反攻倒算，这不但可惜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等于是正在为新的牛棚准备奠基礼。
我怕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