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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原先生虽不一定与那位办堂会的军阀汪大帅有关系,但他无疑是个戏迷或票友。他垂涎于任太太的“扮相”对任先生则不无揶揄与嫉妒。当证实任太太确为黄凤卿所假扮后,他便阴阳怪气地向任先生揭示真相。夫妇分手已成定局后,原先生“脸上现出笑容,但是他脑里想到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于是他平静地走了。这说明他心中不可告人的某种愿望已经达到:这个为戏迷们喜欢的“男人扮的女人”不再被任先生这个书呆子所独占,而是又像从前一样人人有份,这其中就有他原先生的预见、发现和参与之功。

    结构分析表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蛇传结构。书呆子任先生是许仙,男扮女装的任太太是白蛇,而道貌岸然、心理隐晦的原先生就是法海。任太太名叫素贞,恰与白娘子同名“她”自诉就是照着“雷峰塔”的故事来报答任先生的。可见,丁西林对这一母题的情有独钟已是无须掩饰的。

    五

    “白蛇传”母题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常见类型,在美籍学者丁乃通所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按at分类法,被列为411型,与“画中人”、“田螺姑娘”、“其他动物妻子”等同属于第二部分“普通故事”中的甲类“神奇的亲属”一类。本文参阅了两种译本,现将其基本模式转述如下:

    男主人公是一个青年男子,女妖总是一条白蛇。

    (a)女妖是一个善良的动物。(b)她给他带来财富。(c)她的妖术常常吓得他魂不附体。

    (b1)他听了一个圣者的劝说,让她喝一副药。(b2)他坚持让她喝药,好去庆祝某个节日。她便喝了药,让他心满意足。(c1)她在床上现了蛇形,吓得他昏死过去。(d)她从遥远的地方盗来救命仙草,使他起死回生。(e)其他奇迹。

    补充结尾:(c)她为占有男主人公同圣者进行了长期斗争。(d)最后,她被吸进一个魔钵,镇于白塔之下。

    以上模式归纳起来,实际是一个妖女变成淑女,完成对男子的诱惑,而被一个有性忌讳者阻挠的故事。深入探究这一母题,对于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性心理,一定会很有意义。本文的粗浅分析,主要服务于解剖丁西林的男女关系剧,故只能挂一漏万。

    柏拉图在他的会饮篇中,使他的客人断言有两个维纳斯,柏拉图称之为“上天的”和“世俗的”以后又称之为“神圣的维纳斯”和“自然的维纳斯”这个偶然的比喻,由于反映了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感情,所以一直未被人们忘怀。便是“兽性的本能”与“神性的冲动”的矛盾之情。“维纳斯最初并不是因为她的神的特征而受到崇拜的”在男性中心的世界上,女性艺术形象的意义,不是欲望的符号,便是净化欲望的符号。在中国,常常表现为妖女和淑女的对立。妖女是男子在潜意识中所渴求的,但妖女同时带有危害社会秩序的恐怖性,使男子不能直接表达个体的愿望。于是他只好玩弄变形记,将妖女变为能被社会接受的淑女,以欲望之外的借口来满足欲望。但是这个功能转化的戏法常被揭穿,另一种巨大的力量,也许代表着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的性意识,也许代表着男子本身的性恐惧,强烈地排斥妖女。男子在罪恶感和不净感之下无力抵抗,于是,这一切又都靠妖女自身去解决。妖女自愿来献身,自愿去抗暴,男子既满足了兽性的欲望,又保全了神性的道德形象,有惊无险,坐享其成。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白日梦,难怪它变种繁多,魅力长存。

    用“白蛇传”母题试分析丁西林的男女关系剧,其对应关系十分清楚,见下表:(表略)

    对上表逐一简略阐释如下:

    一只马蜂中,吉爱上“姿态美丽,面目富有表情”的余,余也爱上“强健活泼”的吉。但两人先扮成病人与护士,后又扮成社会批判者。余似乎是被吉当作一个“美神经发达”者而看中的。吉的求爱过程,处处“光明正大”一切进展都是余先给予保证后才实施的。而吉母则忌讳这种新式性关系,她指责新式小姐“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没有她年轻时安心守寡,抚养儿女的精神。她在以做媒来参与年轻人的婚姻这件事上十分热心。她当然不会追究自己的隐秘心理,但当儿子半真半假地夸她是贤妻良母时,她“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自认为“配不上”所以,吉余二人才用欺骗的方法解除这一潜在的阻力。

    亲爱的丈夫已在前文先行分析。

    酒后的倾向性是偏在醉客一方的。醉客“意志很坚决,感情很浓厚,爱情很专一”是女主人“心目中所理想的一种男子”所以女主人自动想去吻他。而醉客因在醉梦中,就像任先生醉于诗书一样,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而丈夫一开场便带有醋意,对妻子与醉客的亲近十分恼恨,又不得不伪装得绅士一些,所以他一再刺激妻子的“妖女”意识,并以向醉客揭露妻子的“原形”相要挟,终于完成了法海的任务。

    压迫中男房客潜意识里希望亲近女房客,转弯抹角使女房客留下来。天从人愿,女房客不但主动让他看她的脚,而且主动要求“扮演”他的太太,并代他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无产阶级联合抵抗有产阶级的压迫。有性禁忌的房东终于被“正义”打败,男房客在合理的借口下与女房客关在了一扇门里。

    瞎了一只眼中的夫妻“处在爱情倦怠期”美国精神分析专家托马斯a。哈里森分析这种婚姻为:丈夫想扮成“小孩”而妻子愿意做“妈妈”一旦他们对此感到厌倦了,麻烦就开始上门。为了获取新的刺激,太太利用先生偶受轻伤,导演了一出爱情戏。做戏的目的并非掩饰自己的慌张,而恰是借慌张来表露和发泄爱情。先生在被动中重新获得了性爱,而这一切都另有借口。朋友揭穿先生的欺骗,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左右人家的爱情,结果反而中了“连环套”太太“盗仙草”一般地为先生解了围,先生又一次在做戏中心满意足。

    妙峰山中“不懂得恋爱”的王老虎,被一个曾经是“明星”现在是“看护”的华华小姐死死缠住,非结婚不可。名义上却是为了抗战,似乎王老虎若不娶这位小姐,妙峰山的抗战大业就会毁于一旦。早有预见的杨参谋看穿了华华的“妖女”本质,却也打着“保全王家寨”的旗号,要枪杀华华,然后再自杀。是王家寨的事业真的如此禁忌性爱,还是杨参谋本人妒火中烧呢?

    孟丽君中“闭月羞花”的孟丽君女扮男装,出将入相,册封公主,赐婚与皇甫少华成亲。本来垂涎孟丽君,从中作梗的皇帝成了“皇兄”不能再有非分之想。“妖女”终于以“淑女”的身份取得胜利。

    雷峰塔的分析见前文。

    胡凤莲与田玉川文白意显,无需分析,只是信手拈来的同类母题而已。

    六

    由上文对丁西林剧作中“白蛇传”母题的阐释,可得以下推论:

    男主人公的恋母情结。

    男主人公性禁忌的心理障碍。

    矫饰、做作的人生态度。

    从吉先生—余小姐,任先生—任太太,醉客—主妇,男房客—女房客,王老虎—华华等这一系列男女组合中,均可看出男弱女强,男静女动的特点。

    男对女有了强烈的依恋倾向。他要从女处得到的似乎主要不是性,而是同情、抚慰、照顾、关怀、怜悯等母性的情感,在这种情感中男方觉得自由、舒适、满足。而女方则正中下怀。她们不仅有“女儿自言好,故遣入君怀”的大胆主动,更主要的是以一种半哄半嗔、亦抚亦怜的态度给了男方以精神支柱,对男方像对小孩子一样。这是“母性”与“妻性”的混合体,最少“女儿性”

    把这叫做恋母情结,并不是说男主人公像俄狄浦斯一样具有杀父娶母的愿望,而是说在超越了这个概念的原始涵义以后,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男主人公不自觉地对母爱表现出了强烈的渴求和依恋,并且,这种渴求和依恋不是直接寄托于母亲,而是寄托于性对象,把它潜藏在性爱之中。考虑到丁西林作品的时代及其在戏剧史上的地位,这种“恋母情结”很值得思味。

    丁西林笔下的男女之间本有正常的性吸引,但他们——主要是男方——竭力回避,谈性色变。如压迫中女客鞋里入水,男房客连忙提出“如果要换袜子,我可以走到外边去”一本正经得令人肉麻。

    性回避的方法是引入另一因素,实际是性禁忌的符号,即法海。这个法海可视作男主人公内心对性的恐惧的外化。男主人公对妖女既渴求又恐惧,想图利又想去害。于是妖女披上淑女的外衣,以非性因素来掩饰、冲淡性。吉先生为了美神经,任太太为了报恩,要吻醉客的妻子为了意志独立,房客为了反抗压迫,瞎眼先生为了友谊,华华为了抗日,白蛇为了救人他们与法海的斗争,表现了欲望与禁忌的冲突。这一矛盾是无法从根本上回避的。战胜了法海,亦即证明战胜了性恐惧之后,性关系便以胜利果实的身份具有了合理性,同时也证明了淑女不是妖女,于是性关系便可以存在。而双方仍继续回避性问题,讳莫如深。

    一旦性问题被尖锐揭露到不能回避的程度,性关系便不能维持,如任太太,醉客与主妇。换一角度说,只有在演戏状态中,性关系方可维持,就如演员在台上接吻,对观众可以解释成“角色需要”、“工作需要”而演员本人实已受益。一旦走出剧场,双方便丧失了这种关系。

    这正说明男主人公的心理障碍之深,不能客观地直面女性,以性为不洁,不尊,不敬。王老虎的只准结婚,不准恋爱,男房客的故意回避女房客换袜,从两个方面显露出潜意识中性禁忌与性渴望的交战。于是,把这种心态与恋母情结糅合起来,弄成一种“假公济私”的形式,实际是婚恋关系中的一种“准变态”

    由于普遍的恋母情结和始终未能克服的性禁忌的心理障碍,丁西林剧作中便充满了矫饰的、做作的人生态度。这一点笔者以前已有所论述。其具体表现是“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回避自己的真正欲望、意志、企图,而代之以漂亮的辞令,机变的哲理,把自己打扮成智慧、高尚、正义的化身。而可笑的是最后仍回避不了卑俗的现实,只不过那些矛盾由于巧妙的掩盖、遮饰而较难被读者注意而已。

    这种矫饰的人生态度在戏剧结构上即表现为“欺骗模式”在戏剧风格上即表现为“唯美倾向”从而形成了丁西林剧作的总特征。

    七

    至此,本文对丁西林剧作的性心理进行了一番剖析。这一微观研究所得结论有何进一步的意义呢?本文谨列三点作为结尾。

    丁西林是现代评论派的主将,也是京派的一员。这两派都有回避性问题,标榜自然、尊严、健康等倾向。而如果对其创作实绩稍事解读,往往可见与表面现象颇不一致之处。这从反面说明相当一部分中国现当代文人,尽管受过现代教育,也仍在性问题上表现出传统性,即缺乏正确的性观念,视女性不是圣母便是妖怪等。五四远远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京派小说和京味小说中此况犹存。赵园和倪婷婷对此有很精辟的论述,可资参悟。

    形式研究不能脱离内容和意义。

    研究方法上,社会学的统计和心理学的分析是同样重要的。

    (发表于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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