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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这样很有才华、会八种语言的人来说，不到外交部工作简直是一种浪费，他现在申请复职，马上要派往非洲。
任何感情都可以有诗意
记者：你的作品当中情与爱的内容所占的分量挺大是吧？
严歌苓：我们的生活无非就是情与爱吧（笑），所以我写得就多了点。
记者：如今的小说中，性描写愈来愈赤裸，你怎么看呢？
严歌苓：写小说要有一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动笔之前要想好是不是在每天出版的那么多书中，自己的书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是，那无非就是一纸垃圾。
把性写得那么暴露和直接，连最起码的性感都荡然无存了。一个女人可以没有爱情，但不能连最后的性感也没有，否则的话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这也许是女性主义走到极端的表现，不过就像一阵风那样，总会过去的。国外也曾风靡过这种现象，但慢慢地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唾弃。
记者：你的小说非常关注同性爱恋，为什么？
严歌苓：在国外我觉得自己长知识了，比如我身边的一个女孩暗恋我很久，可能我根本不知道，我觉得这种关系有一种异样。在国外有类似的经历，我被点醒了，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那我在国内也经历过这种情况。
在国外对同性恋的了解和知识使你很快就会意识到那一类人在你身边，即便她不暴露自己，你也知道她在暗恋着你，那么这种现象多了，就不再少见为怪了，就觉得它就在我们身边，而且天天都可能发生。
记者：你对此持什么态度？
严歌苓：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圣洁的感情。特别是我初到美国时看了一部电影叫蜘蛛女之友，以前我觉得同性恋是一种变态的心理、怪物的东西，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我好难过，非常沉重，我觉得她们的爱情是那么的沉重、那么的崇高。从那以后，我感觉到任何感情都是可以有诗意的。这个导演也是在我们的学校，这个学校非常自由，是一所艺术学院，常常涉及到这方面的争论。
当然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事后人家告诉我，我才知道，我挺受感动的，因为她们很沉默，并没有干扰过我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多了一份感触，多了一份人家对我的关爱，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我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我的感受、写出我对这种感情不怀偏见的探讨。
记者：能谈谈你当兵的历史吗？
严歌苓：我12岁到西藏当兵，对我来说是用8年时间换来了铁的意志。而且我很小就去当兵，结束了我的市井生活，并且接触到的是最辽阔的东西，这对我的身心和气质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我在创作中带有一定诗词色彩，这些都是受当兵时的影响，在我脑子里出现的都是壮阔的意境，摆脱了小女孩的那种纤细的情怀。
记者：那时你就发表过一些诗吗？
严歌苓：那个就别提了，非常臭，现在看来就不叫诗。不过人总是要经历那样一种失败过程的。
记者：你的父亲和爷爷都是作家吧？
严歌苓：我爷爷是出国留学获得的博士学位，也是作家，这一点和我有些类同，我爸爸没有出国留学，但他也是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非常政治化
记者：上海留给你什么样的回忆？
严歌苓：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我离开上海太早了，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上海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北京，各自有自己的城市特色。对于我有过多年的军营生活来说，那种军人所具有粗犷的性格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的身上。北京虽然冷热不均，但我更适合在北京生活。我家五代上海人，可我真的对上海没有太多的感觉。
记者：你用双语写作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严歌苓：我觉得两头都够不着（笑），一边觉得要是用英文写就好了，又想用汉语写一遍，可是汉语给忘了，还是用英文写好。大概是要度过这种不伦不类的阶段吧，我觉得英文写作越来越自由，再说写了那么多的剧本。
记者：在写作之余有哪些爱好呢？
严歌苓：我喜欢养动物，我想到非洲去养马，还喜欢长跑、看好看的书、看电影。在好莱坞有一大好处，就是新片一出来就单独给我们放，通知我们去看，因为到年底的时候要评最佳编剧，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从而争取我们的投票。11月份我回去后，天天晚上看好看的电影。
记者：对于文学界都普遍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你是怎么看的？
严歌苓：这个问题不太好讲。它和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总的就是左派国家的右派容易获奖，右派国家的左派容易获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很容易获奖，诺贝尔文学奖是非常“政治”、非常种族化的，我是看穿了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别说我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奖金不错归不错，我写两部电影也是这个价。
记者：你自己获奖的感觉呢？
严歌苓：我觉得台湾获奖比较好玩，他们评奖都是不记名的，事先不公布评委的名单，结果出来了才公布，这样就避免了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串来串去地找评委啊、托关系啊，就和考试一样，这比较好玩。第二呢，它有点像赌，赢了就有奖。第三个就是得奖会引来很好的媒体宣传，出一本书得个奖，有这个奖做宣传就足够了。
记者：你是不是在内地获奖少一些？
严歌苓：因为我是这两年才主动往内地投稿的，以前都是从台湾转过来的。
2006年3月
对他这样很有才华、会八种语言的人来说，不到外交部工作简直是一种浪费，他现在申请复职，马上要派往非洲。
任何感情都可以有诗意
记者：你的作品当中情与爱的内容所占的分量挺大是吧？
严歌苓：我们的生活无非就是情与爱吧（笑），所以我写得就多了点。
记者：如今的小说中，性描写愈来愈赤裸，你怎么看呢？
严歌苓：写小说要有一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动笔之前要想好是不是在每天出版的那么多书中，自己的书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是，那无非就是一纸垃圾。
把性写得那么暴露和直接，连最起码的性感都荡然无存了。一个女人可以没有爱情，但不能连最后的性感也没有，否则的话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这也许是女性主义走到极端的表现，不过就像一阵风那样，总会过去的。国外也曾风靡过这种现象，但慢慢地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唾弃。
记者：你的小说非常关注同性爱恋，为什么？
严歌苓：在国外我觉得自己长知识了，比如我身边的一个女孩暗恋我很久，可能我根本不知道，我觉得这种关系有一种异样。在国外有类似的经历，我被点醒了，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那我在国内也经历过这种情况。
在国外对同性恋的了解和知识使你很快就会意识到那一类人在你身边，即便她不暴露自己，你也知道她在暗恋着你，那么这种现象多了，就不再少见为怪了，就觉得它就在我们身边，而且天天都可能发生。
记者：你对此持什么态度？
严歌苓：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圣洁的感情。特别是我初到美国时看了一部电影叫蜘蛛女之友，以前我觉得同性恋是一种变态的心理、怪物的东西，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我好难过，非常沉重，我觉得她们的爱情是那么的沉重、那么的崇高。从那以后，我感觉到任何感情都是可以有诗意的。这个导演也是在我们的学校，这个学校非常自由，是一所艺术学院，常常涉及到这方面的争论。
当然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事后人家告诉我，我才知道，我挺受感动的，因为她们很沉默，并没有干扰过我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多了一份感触，多了一份人家对我的关爱，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我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我的感受、写出我对这种感情不怀偏见的探讨。
记者：能谈谈你当兵的历史吗？
严歌苓：我12岁到西藏当兵，对我来说是用8年时间换来了铁的意志。而且我很小就去当兵，结束了我的市井生活，并且接触到的是最辽阔的东西，这对我的身心和气质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我在创作中带有一定诗词色彩，这些都是受当兵时的影响，在我脑子里出现的都是壮阔的意境，摆脱了小女孩的那种纤细的情怀。
记者：那时你就发表过一些诗吗？
严歌苓：那个就别提了，非常臭，现在看来就不叫诗。不过人总是要经历那样一种失败过程的。
记者：你的父亲和爷爷都是作家吧？
严歌苓：我爷爷是出国留学获得的博士学位，也是作家，这一点和我有些类同，我爸爸没有出国留学，但他也是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非常政治化
记者：上海留给你什么样的回忆？
严歌苓：我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我离开上海太早了，现在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上海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北京，各自有自己的城市特色。对于我有过多年的军营生活来说，那种军人所具有粗犷的性格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的身上。北京虽然冷热不均，但我更适合在北京生活。我家五代上海人，可我真的对上海没有太多的感觉。
记者：你用双语写作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严歌苓：我觉得两头都够不着（笑），一边觉得要是用英文写就好了，又想用汉语写一遍，可是汉语给忘了，还是用英文写好。大概是要度过这种不伦不类的阶段吧，我觉得英文写作越来越自由，再说写了那么多的剧本。
记者：在写作之余有哪些爱好呢？
严歌苓：我喜欢养动物，我想到非洲去养马，还喜欢长跑、看好看的书、看电影。在好莱坞有一大好处，就是新片一出来就单独给我们放，通知我们去看，因为到年底的时候要评最佳编剧，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从而争取我们的投票。11月份我回去后，天天晚上看好看的电影。
记者：对于文学界都普遍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你是怎么看的？
严歌苓：这个问题不太好讲。它和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总的就是左派国家的右派容易获奖，右派国家的左派容易获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很容易获奖，诺贝尔文学奖是非常“政治”、非常种族化的，我是看穿了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别说我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奖金不错归不错，我写两部电影也是这个价。
记者：你自己获奖的感觉呢？
严歌苓：我觉得台湾获奖比较好玩，他们评奖都是不记名的，事先不公布评委的名单，结果出来了才公布，这样就避免了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串来串去地找评委啊、托关系啊，就和考试一样，这比较好玩。第二呢，它有点像赌，赢了就有奖。第三个就是得奖会引来很好的媒体宣传，出一本书得个奖，有这个奖做宣传就足够了。
记者：你是不是在内地获奖少一些？
严歌苓：因为我是这两年才主动往内地投稿的，以前都是从台湾转过来的。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