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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就拿医生的红包这件事来做个分析。
凭良心说，我对医生收受红包，是持同情态度的。老话说，黄金有价医无价。又说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生命毕竟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所以，一个医生，如果医德医术都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就该拿高薪、得重奖。可惜现在还做不到，也就只好由病人来奖励了。但是，另一方面，病人已经按照规定缴纳了医疗费用，再送红包，岂不是在完粮纳税之后再交“耗羡”吗？再说了，奖励应该是在事后，红包却必须送在事前，这和送“冰敬”、“炭敬”又有什么两样呢？因此，它又是一种非典型腐败。问题在于，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媒体也再三披露，但只要自己家里有人要上手术台，病人家属就会千方百计地给医生、护士、麻醉师送红包，挡都挡不住，这又是为什么？
说白了，是不放心。
谁都知道，当一个病人走上手术台时，他就把命交给医生了。手术的结果，他自己是完全不能把握的。从理论上讲，一个手术，有三种可能：成功，基本成功但有后遗症，失败。造成这三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那些不懂医术的病人心里，则认为全在医生的“一念之差”这是他们千百年来和官府打交道得出的经验。在他们看来，病人做手术和草民打官司，是一个道理，即都是把自己的小命交给一个素不相识、却又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人去摆布（只不过病人交的是肉体生命，草民交的是政治生命）。摆布的结果，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也是不能控制的，你让他怎么放心？
事实上官府的断案，也有极大的随意性。所谓“官断十条路”也就是在相当宽泛的范围内，左一左，右一右，宽一点，严一点，都合法。反正怎么判都是官有理。上级考核下级，就更是如此。“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个官员管事多，可以说他勤勉，也可以说他无事生非，扰民；一个官员管事少，可以说他懒惰，也可以说他无为而治，高明。反正嘴是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而且是谁有权，谁有理。
这就不能不事先提防。实际上许多人的送礼，并不一定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多半还是为了避免伤害。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如果要想伤害一个并无权力的平民老百姓，那是很便当的，有时甚至不过举手之劳。关于这一点，吴思的潜规则里面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我就不重复了。我认识一位裴响铃老人，原先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只因为领导看他不顺眼，就趁“反右斗争”之机把他送去劳教，连手续都没有办，也没有送审和报批。相反，这位受害者要为自己讨个公道，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裴老写了一本书，叫我这一生，由燕山出版社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
其实，只要看过几出古装戏，多少有点历史知识，便都会知道“民告官”有多难。拦轿喊冤，要先“掌嘴”（也就是打耳光）；上堂击鼓，要先打五十大板；告御状（也就是向最高法院申诉），要滚钉板（也就是趴在钉满钢钉的木板上背诉状，而且要背得一字不差）。所以，如果不是有天大的冤情，几乎没有人愿意去告官。何况，就算民告官不那么难，该走的程序总还要走。等你把所有的程序走完，很可能人已经杀了，牢已经坐了，所有该受的罪也都已经受了，甚至你已经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了。比起送红包来，哪个合算？相反，如果只要送了红包，就能解决问题或者不受伤害，又有多少人会不送？
可见，红包，是用相对较少的代价换取公正和安全的经济手段，也是中国人（包括老百姓和地方官）在千百年历史中付出血的代价才换来的人生经验。在整个社会尚未得到合理的改造之时，我们不能单纯地谴责红包。
既然红包反正要送，那么，有个“例”有个“规”总比没有好。至少，大家心里不会一点底都没有。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指望不送红包，而只希望能有个规矩。这个规矩应该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它能规定一个大致“合理”不太离谱的价格，并能有一个方便的渠道把这个价格告诉我们；第二，应该能让当事人知道如何送，保证能送到，对方不会嫌少或拒收；第三，红包送达以后，自己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如果大家都能按照这三个标准做事，那就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了。取消红包？想都不要想！
那么，能不能建立一种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也包括下级官员）不用送红包，自己的权益就能得到保障，或者就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公正的评价呢？这当然是应该努力去做的事，而且应该说也做得很努力了。这些年许多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腐败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因为制度不健全，让人钻了空子。因此应该加快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这当然并不错。但如果以为只要有了完善健全的制度就万事大吉，却未免过于乐观。在我看来，再好的制度也只是“术”不是“道”“道”不变，变“术”是没有用的。而且，说得悲观一点... -->>
我们不妨就拿医生的红包这件事来做个分析。
凭良心说，我对医生收受红包，是持同情态度的。老话说，黄金有价医无价。又说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生命毕竟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所以，一个医生，如果医德医术都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就该拿高薪、得重奖。可惜现在还做不到，也就只好由病人来奖励了。但是，另一方面，病人已经按照规定缴纳了医疗费用，再送红包，岂不是在完粮纳税之后再交“耗羡”吗？再说了，奖励应该是在事后，红包却必须送在事前，这和送“冰敬”、“炭敬”又有什么两样呢？因此，它又是一种非典型腐败。问题在于，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媒体也再三披露，但只要自己家里有人要上手术台，病人家属就会千方百计地给医生、护士、麻醉师送红包，挡都挡不住，这又是为什么？
说白了，是不放心。
谁都知道，当一个病人走上手术台时，他就把命交给医生了。手术的结果，他自己是完全不能把握的。从理论上讲，一个手术，有三种可能：成功，基本成功但有后遗症，失败。造成这三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那些不懂医术的病人心里，则认为全在医生的“一念之差”这是他们千百年来和官府打交道得出的经验。在他们看来，病人做手术和草民打官司，是一个道理，即都是把自己的小命交给一个素不相识、却又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人去摆布（只不过病人交的是肉体生命，草民交的是政治生命）。摆布的结果，他自己是不知道的，也是不能控制的，你让他怎么放心？
事实上官府的断案，也有极大的随意性。所谓“官断十条路”也就是在相当宽泛的范围内，左一左，右一右，宽一点，严一点，都合法。反正怎么判都是官有理。上级考核下级，就更是如此。“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个官员管事多，可以说他勤勉，也可以说他无事生非，扰民；一个官员管事少，可以说他懒惰，也可以说他无为而治，高明。反正嘴是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而且是谁有权，谁有理。
这就不能不事先提防。实际上许多人的送礼，并不一定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多半还是为了避免伤害。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如果要想伤害一个并无权力的平民老百姓，那是很便当的，有时甚至不过举手之劳。关于这一点，吴思的潜规则里面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我就不重复了。我认识一位裴响铃老人，原先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只因为领导看他不顺眼，就趁“反右斗争”之机把他送去劳教，连手续都没有办，也没有送审和报批。相反，这位受害者要为自己讨个公道，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裴老写了一本书，叫我这一生，由燕山出版社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
其实，只要看过几出古装戏，多少有点历史知识，便都会知道“民告官”有多难。拦轿喊冤，要先“掌嘴”（也就是打耳光）；上堂击鼓，要先打五十大板；告御状（也就是向最高法院申诉），要滚钉板（也就是趴在钉满钢钉的木板上背诉状，而且要背得一字不差）。所以，如果不是有天大的冤情，几乎没有人愿意去告官。何况，就算民告官不那么难，该走的程序总还要走。等你把所有的程序走完，很可能人已经杀了，牢已经坐了，所有该受的罪也都已经受了，甚至你已经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了。比起送红包来，哪个合算？相反，如果只要送了红包，就能解决问题或者不受伤害，又有多少人会不送？
可见，红包，是用相对较少的代价换取公正和安全的经济手段，也是中国人（包括老百姓和地方官）在千百年历史中付出血的代价才换来的人生经验。在整个社会尚未得到合理的改造之时，我们不能单纯地谴责红包。
既然红包反正要送，那么，有个“例”有个“规”总比没有好。至少，大家心里不会一点底都没有。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指望不送红包，而只希望能有个规矩。这个规矩应该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它能规定一个大致“合理”不太离谱的价格，并能有一个方便的渠道把这个价格告诉我们；第二，应该能让当事人知道如何送，保证能送到，对方不会嫌少或拒收；第三，红包送达以后，自己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如果大家都能按照这三个标准做事，那就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了。取消红包？想都不要想！
那么，能不能建立一种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也包括下级官员）不用送红包，自己的权益就能得到保障，或者就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公正的评价呢？这当然是应该努力去做的事，而且应该说也做得很努力了。这些年许多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腐败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因为制度不健全，让人钻了空子。因此应该加快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这当然并不错。但如果以为只要有了完善健全的制度就万事大吉，却未免过于乐观。在我看来，再好的制度也只是“术”不是“道”“道”不变，变“术”是没有用的。而且，说得悲观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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