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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射出一股怨毒的光来，炭火一明一灭，使她看上去更像传说中骑扫帚的老妖婆。老妖婆探起身子，恶狠狠地说：诅咒你们男人呢！
我吓得身子一缩，再也不敢接她的话茬，像老鼠一样悄悄溜出去。
在金三角，我渐渐走进当地人生活，同他们一道体验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的原始形态，于是我看见罂粟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如何坚实地支撑着山民的日常生活，就像农民种植蔬菜粮食，牧民放牧牛羊一样。试想如果农民无粮可种，牧民没有牛羊可放，那将会是怎样一个灾难降临？我的房东罗勒大哥说：大烟啦，我们很喜欢，换粮食，换盐，换钱。还换姑娘。这个意思是说，大烟是他们生活中最值钱的物品，可换回一年的生活必需品，还可以换老婆。事实上当地人早已同罂粟结下不解之缘：果实(大烟)是一年的经济收入；罂粟壳卖给药材商人，罂粟秆喂牲口，烟膏治病，连罂粟籽也是他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用油料。
我头次品尝罂粟美味是刚到山寨不久。
房东罗勒大哥从山上打猎回来，他的火药枪上挂了一头野兔，一只松鸡，算得上运气不错吧。他的妻子金蛮卜挺着大肚子，快活地在火塘边忙碌，一只松鸡献给头人阿金，兔子归己。这天晚上，外面月朗星稀，山峦的黑色剪影静谧得像一幅画，竹楼里燃着红红的柴火，火塘上面熬着鸡烂饭，当火苗不时窜起来映亮低矮黑暗的屋子，酸笋鸡杂和大米饭的香气渐渐就溢满了简陋的屋子。这是我在金三角流浪生涯中难得一遇的欢乐时刻，我和主人的三个孩子都像馋猫一样守候在火塘边，幸福像火光一样映红我们的脸膛。这时候女主人起身出去，罗勒大哥一面用“舵把筒”吹大烟，一面快乐地朝我们挤挤眼睛说：“大嫂去取好东西啦！”
当大嫂进来时我看见她手中多了一只竹筒，那是只陈年竹筒，陈旧得变成黑色，好像有一百年历史。我好奇地凑上前去，看她打开盖子，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顿时直冲脑门，险些没让我晕过去。我看见一堆像粪便一样浓稠的秽物在锅子里翻滚，谢天谢地！我险些没有叫出声来，这是人吃的东西吗？
大嫂看出我的厌恶和疑问，她乐起来，抿嘴一笑说：“小汉人，这是烟籽豆腐，好吃哩。你尝尝就知道了。”
我拼命抵制自己的恶心，饥饿和食欲到底占了上风。我想世界上的道理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别人能吃的，我当然也能吃。罗勒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当我病倒在山上的时候他偶然发现并救了我，所以我决不能让他们好意落空。当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时，奇迹却发生了，原先那股奇臭渐渐消失，代之以汤锅里发出阵阵肉香，引得我直咽口水。
当我在大家注目下品尝第一口鲜汤时，一切疑虑和厌恶立刻烟消云散。天啦，烟籽豆腐！汤不仅鲜美可口，而且汤面上还漂浮着一层亮晶晶的油花。我喉咙里伸出手来，不用说，这是一餐难忘的美味，我贪婪地把一大碗汤全都倒进肚子里。
5
当地人管罂粟叫懒庄稼，意思是不用像种粮食那样操劳，跟种草差不多。但是我的体会是，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丰收，种罂粟有时也要付出很大代价。
我在山上替头人阿金干活，说好只管饭，不给工钱。雨季一过，我就跟着大家去砍山。砍山是男人的工作，你得挥动长刀，将漫山遍野的杂草、灌木清理干净，付之一炬，砍出一面平整的山坡来。然后再用锄头整地，将土疙瘩一一敲碎，最后就轮到妇女上粪。当地脏活都由女人来做，比如上粪，女人头上盘着厚厚的黑头帕，将散发出恶臭的牲畜粪便装进背篓，又将背绳顶在头上，随后佝着腰，头几乎要俯到地上，亦步亦趋地将这些秽物背上山去。
我虽然免费给头人干活，但是寨子里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份是学生，是有文化的人。在金三角，有文化的人有权受到尊重，所以头人免除我跟女人一道背粪，使我得以跻身在有优越感的男人堆里袖手旁观。
接下来播种，锄草，间苗，看青。为防止雀鸟和野兽糟蹋，还得轮流住在山上守夜。那年天旱，雨季早早收了场，太阳把泥土全都烤成粉末，罂粟本属耐旱作物，也都长得又黄又瘦。头人请来巫师捉鬼。巫师打了一个鸡卦，然后念念有词地说，树鬼山鬼，不要跟人争水，你们去背西边的泉水来浇地吧。
于是寨子不分男女老幼，包括头人阿金全体出动，人人背一只大竹筒，到西边的泉眼背水抗旱。这个令人感动的团结场面使我想起农场抗旱，不同的是农场知青人人一根扁担，一对大水桶，挑得晃晃悠悠的狼狈样子，把救命水一桶桶浇灌在橡胶苗或者金鸡纳霜小树下。背竹桶对我来说是种陌生体验，无论如何，将背带勒在头顶上，光溜溜的竹桶随着脚步颠簸在脊背上滑来滑去，思想和身体一齐疼痛难忍。我想他们为什么不用铁桶或者塑料桶呢？但是我很快明白，金属和塑料都是文明社会的产物，那种时代的脚步距离金三角还很遥远。我们像抢救婴儿一样，把一筒筒救命水浇灌在罪恶的罂粟苗下。
缅历十二月也就是公历二三月，罂粟终于开花了。
春节一过，山寨敲响庆祝丰收的芒锣和象脚鼓，收获的季节就到来了。头人再次请来巫师，村民彻夜不息地跳起传统的象鼓舞和拜神舞，祭拜山神和土地，祈祝保佑丰收。最后举行剽牛仪式，将一头公牛绑在柱子上，男人赤裸上身，载歌载舞，用铁矛将牛刺死，人们轮流喝过牛血酒，吃下被巫师念过咒语的牛肉，然后带上早已准备好的刀具、刮片和碗盆上山了。
花期一过，壶状果实就成长起来，小至鸽蛋，大到鸡卵，当地人称烟果包。收大烟就是收割青烟果包的浆汁，太阳出来，人们踏着露水走进地里，他们的工具都很简单：几张薄薄的刀片缚在一起，露出浅而锋利的刀刃，还有一只竹刮片。人们灵巧地沿着果实表面，自上而下划两下，或者三下，很快便有乳白色浆汁从伤口中渗出来，称“割烟浆”这些新鲜烟浆很像牛奶，也像乳胶，它们浓稠地挂在伤口上，像一串洁白的眼泪，于是空气中就开始弥漫起一股令人陶醉的微甜的芬芳气息来。
割烟浆看似简单，其实非常累人，你得整天弯着腰，埋着头，不停地划呀划，也不知道要重复几万次这种机械动作，而且稍不留心就会把自家手给划了。我因为长期病后虚弱和营养不良，有天竟一头栽倒在地上，骨碌碌滚到山崖旁。幸好那位叫玛青的好心姑娘抱住了我。在后来那些艰难无助的日子里，许多好心的山民给我的生命注入宝贵的勇气和信心。
烟浆一旦与空气接触便发生氧化。一般几小时，多则十来小时，烟浆就开始变黑变硬，使果实表面看上去好像多了几道难看的瘢痕。我估计一株烟果包大约能刮下05—1克浆汁，一亩地有五千株左右罂粟，也就是说，一亩地大约能产几斤生膏，而且人们必须赶在烟果包成熟之前收割，否则果实一成熟浆汁就干涸了。人们用竹刮片将这些渗出来的烟浆小心刮在事先准备好的竹碗里，置于阴凉处晾干，再用芭蕉叶和塑料布捆扎成小包，这就是生鸦片。当地人称“生膏”、“生烟土”
这天中午，当最后一坨生烟土被芭蕉叶包扎起来，我远远听见寨子里的狗一齐狂吠起来，兴奋得好像发了疯。随后我们都直起身体，看见远远的寨子外面，蜿蜒的山道上走来一长溜骡马队伍。阿金眨巴着老鼠眼睛，脸上露出喜色，说马帮来了。
6
马帮规矩通常不进寨子，所以商人很快在寨子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五颜六色的帐篷，又从牲口背上卸下许多蒙着严密油布的驮子，当着众人把油布一一打开来，就像魔术师一样立刻变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货物来，引起围观者啧啧惊叹。我看见商品有当地奇缺的盐巴、冰糖、布匹、胶鞋、煤油、锡碗、铝锅、烛台、腰刀，有日用百货和妇女喜爱的金银饰物、玻璃镜子、针头线脑，还有掸族男人离不开的三件宝：酒精、烟枪和猎枪。这次商人带来一件了不起的货物，那就是一枝精美的双筒猎枪。猎枪不是通常的火药枪，那些大号子弹黄澄澄的，像金子一样在高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看见头人阿金眼睛放出光来，像狗一样围着猎枪转来转去。
这是山寨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人欢马叫，连畜生都嗅出过节的气氛，个个摇着尾巴发情一样追来追去。
商人当然都是做生意的行家，他们只换鸦片、动物皮毛和玉石，鸦片以“甩”(约合15公斤)为计量单位。比如一甩烟可换一匹花布加一壶酒精，或者半甩盐巴。反之一包冰糖可换半甩烟，一瓶治头痛感冒的“十滴水”(中国大陆产)换半甩大烟，等等。他们双方使用的计量工具都不是秤，而是一种自制的原始工具：一根木棍作为杠杆，一头压上盐巴酒精，那么另外一头就得压上同样重量的大烟。如果一头是大烟，那么另一头就得以某些商品相平衡。调剂双方商品价值的关键因素是木棍上那根提绳的位置。
山民蹲在地上，诚实而又宽厚地对待那些狡猾的外来商人。盐巴自然是必需品，一甩生烟可换一小包(大约一市斤)盐巴，一张熊皮换五斤，可见得盐巴贵如黄金。头人阿金是寨子的首富，他奢侈地用一甩鸦片给儿子换了一包冰糖，于是阿金家三个拖着鼻涕的儿子立刻成为山寨孩子崇拜的英雄。孩子们争着趴在地上给英雄当马骑，然后取得舔一舔英雄嘴里甜咝咝滋味的资格，分享到接近吃冰糖的快乐。
当地人没有穿鞋的习惯，只有极少数头人才能拥有一双胶鞋。我看见这些胶鞋都印着中国商标，它们是通过边境贸易流入金三角，然后几经辗转，普通胶鞋的身价就上涨数十倍乃至上百倍。我亲眼所见，又是阿金，以三甩鸦片的天价(约合九斤！)，从商人手中换回一大一小两双中国胶鞋，大的当然归他自己，小的给头人的接班人儿子。更多的人当然只能羡慕，因为头人在寨子里是统领，头人拥有冰糖和胶鞋是天经地义的特权。
玛青父亲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终于确定交换商品的主要内容，这些物品包括：五斤盐，十斤火药和铁砂，一只煮烂饭的铝锅，两根钢针和一卷洋线，一面化学玻璃镜子，一只敬菩萨的烛台，一壶烈酒，一匹尼龙布，以及一只漂亮的银项圈。这些物品一经换算，立刻耗尽这家人整整一年辛勤劳动的全部汗水和收成，但是他们毫无怨言，焦黑朴实的脸膛上漾出满足和幸福的笑容。
将近两天的交易活动眼看就要结束，商人纷纷收拾驮子，他们留下文明社会的商品，换走一驮驮沉甸甸的鸦片和动物皮毛。这时候最后一个惊心动魄的高xdx潮出现了。头人阿金像头狡猾的黑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围着那枝猎枪嗅个不停。精明的商人早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他稳坐钓鱼台，对阿金的欲擒故纵战术装做视而不见。于是双方展开一场激烈而又漫长的斗智斗勇。当商人收拾东西准备离去，阿金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像一头愤怒而伤心的豹子冲出竹楼，拦住马帮去路。
“莫非头人要换给我们一个姑娘吗？”商人骑在马上，快活地互相挤眼睛，装出吃惊的样子说。
“你把枪留下！”阿金坚决地说，并且拿袖子抹了抹粘在眼角的眼屎。“那种两个筒的，子弹我全要。”
“嗬嗬！要很多很多生烟来换的。”商人故意做出不相信的样子激将他，好像他不是寨子里最有地位的头人，而是个穷小子。
“你要多少？我有！”这回阿金脸上有种破釜沉舟的悲壮表情。
“三十甩。三十，一甩也不少。”商人一口开出天价。
“三十？啊嘎我出十甩，多半甩也不干！”阿金蹲在地上，像遭到抢劫一样呻吟起来。
这场漫长的讨价还价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拉力赛，也像拔河，你拉过去，我又拉过来，但是双方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胜利。山民兴致勃勃地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公开评论，出谋划策，好像头人的成败关系到大家的集体利益。最后头人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取得成功，猎枪以二十三甩半的价格成交，阿金成为当地第一个使用双筒猎枪而不是传统火铳打狗熊的猎人。只可惜好景不长，他在半年后被一头发疯的黑熊咬掉一只胳膊。
头人阿金喜孜孜地说，马帮是嗡嗡飞舞的蜜蜂，是翩翩起舞的彩蝶，是金三角盛开的罂粟花吸引他们来采蜜，要是山里没有罂粟花，蜜蜂还会再来吗？
7
那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竹楼里偶然看见我发自内心敬重的房东，那个又做母亲的年轻妇女金蛮卜抱着粗粗的“舵把筒”像哺乳小鸟一样，将吸入嘴里的烟雾一口口吐进婴儿口中。当地人早婚，金蛮卜虽为人母，年龄却并不比我大。我始则惊讶，随后像头发怒的公熊一样冲上前去，抢过她的烟筒扔得远远的。
她迷惑不解地抬起头来，看着我因气愤而涨红的脸，那双纯净如水的眼睛里写满问号，好像是在小心地询问，我做错什么事情吗？
我大声质问她，愤怒使我的声音走了调。我说：“你怎么能这样？”
她低头到处找找，又仰起脸紧张地问我：“哪样？我，怎么啦？”
当她弄清楚我生气的原因后，立刻轻松地笑起来，连连安慰我说：“不有关系不有关系，小汉人！我们世世代代这样喂娃子，(母亲)吸了大烟，奶水就好，娃子吃了不闹病。不信你看”她抬起一只丰满的rx房，用手轻轻一挤，雪白的乳汁就像珍珠泉一样喷出来，臊得我满脸通红。
“娃子要是闹睡，闹肚子，你给他喷几口(烟)，他就好了，睡得乖乖的。不光娃子，我们大人要是闹病，头疼肚子疼，打摆子，吸吸烟，再不就吞一丁点生烟，保准你壮得跟头黑熊一样。”
“生病可以吃药，为什么要吸鸦片呢？你不知道有很大危害吗？”我对她的理论并不信服，觉得是她在为自己的恶习辩解。
“我们不有药，鸦片就是药。你刚来，打摆子，发烧头热，就是给你喷了烟，吞了生鸦片才好的。”我大惊，愣了一阵，只好躲到一边去。那个婴儿果然在母亲悉心照料下安睡过去。
在我曾经短暂地走过金三角的那段日子，我看见美丽的罂粟花不仅像旗帜一样飘扬在掸邦高原的红土地上，而且它的根系还深植于那些山地民族的灵魂里。他们从未走出大山，原始封闭，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唯一恩赐就是贫穷和罂粟。他们在努力同贫穷搏斗的同时收获罪恶，罂粟是他们通往天堂或者地狱的唯一途径。他们决不是天生的罪犯，然而正是这些救助和呵护过我的善良而勤劳的山民，他们源源不断种植出来的大烟被提炼成更加可怕的海洛英，走私到中国大陆，到亚洲、欧洲、美洲和世界各地，毒害全球人类和他们的后代。魔鬼不是自己生长出来，而是被包括我的恩人罗勒大哥一家这样善良的人们共同制造并释放出来的。
联合国禁毒署资料，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亚洲南部以种植罂粟为生的各国人数超过一千万人，地域主要分布在萨尔江流域直至湄公河流域的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地带，区域面积之广大，相当于缅甸国土的三分之一，或者七个台湾岛加在一起的总和。
这个区域就被形象地称为“魔鬼金三角”
明射出一股怨毒的光来，炭火一明一灭，使她看上去更像传说中骑扫帚的老妖婆。老妖婆探起身子，恶狠狠地说：诅咒你们男人呢！
我吓得身子一缩，再也不敢接她的话茬，像老鼠一样悄悄溜出去。
在金三角，我渐渐走进当地人生活，同他们一道体验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的原始形态，于是我看见罂粟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如何坚实地支撑着山民的日常生活，就像农民种植蔬菜粮食，牧民放牧牛羊一样。试想如果农民无粮可种，牧民没有牛羊可放，那将会是怎样一个灾难降临？我的房东罗勒大哥说：大烟啦，我们很喜欢，换粮食，换盐，换钱。还换姑娘。这个意思是说，大烟是他们生活中最值钱的物品，可换回一年的生活必需品，还可以换老婆。事实上当地人早已同罂粟结下不解之缘：果实(大烟)是一年的经济收入；罂粟壳卖给药材商人，罂粟秆喂牲口，烟膏治病，连罂粟籽也是他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用油料。
我头次品尝罂粟美味是刚到山寨不久。
房东罗勒大哥从山上打猎回来，他的火药枪上挂了一头野兔，一只松鸡，算得上运气不错吧。他的妻子金蛮卜挺着大肚子，快活地在火塘边忙碌，一只松鸡献给头人阿金，兔子归己。这天晚上，外面月朗星稀，山峦的黑色剪影静谧得像一幅画，竹楼里燃着红红的柴火，火塘上面熬着鸡烂饭，当火苗不时窜起来映亮低矮黑暗的屋子，酸笋鸡杂和大米饭的香气渐渐就溢满了简陋的屋子。这是我在金三角流浪生涯中难得一遇的欢乐时刻，我和主人的三个孩子都像馋猫一样守候在火塘边，幸福像火光一样映红我们的脸膛。这时候女主人起身出去，罗勒大哥一面用“舵把筒”吹大烟，一面快乐地朝我们挤挤眼睛说：“大嫂去取好东西啦！”
当大嫂进来时我看见她手中多了一只竹筒，那是只陈年竹筒，陈旧得变成黑色，好像有一百年历史。我好奇地凑上前去，看她打开盖子，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顿时直冲脑门，险些没让我晕过去。我看见一堆像粪便一样浓稠的秽物在锅子里翻滚，谢天谢地！我险些没有叫出声来，这是人吃的东西吗？
大嫂看出我的厌恶和疑问，她乐起来，抿嘴一笑说：“小汉人，这是烟籽豆腐，好吃哩。你尝尝就知道了。”
我拼命抵制自己的恶心，饥饿和食欲到底占了上风。我想世界上的道理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别人能吃的，我当然也能吃。罗勒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当我病倒在山上的时候他偶然发现并救了我，所以我决不能让他们好意落空。当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时，奇迹却发生了，原先那股奇臭渐渐消失，代之以汤锅里发出阵阵肉香，引得我直咽口水。
当我在大家注目下品尝第一口鲜汤时，一切疑虑和厌恶立刻烟消云散。天啦，烟籽豆腐！汤不仅鲜美可口，而且汤面上还漂浮着一层亮晶晶的油花。我喉咙里伸出手来，不用说，这是一餐难忘的美味，我贪婪地把一大碗汤全都倒进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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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管罂粟叫懒庄稼，意思是不用像种粮食那样操劳，跟种草差不多。但是我的体会是，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丰收，种罂粟有时也要付出很大代价。
我在山上替头人阿金干活，说好只管饭，不给工钱。雨季一过，我就跟着大家去砍山。砍山是男人的工作，你得挥动长刀，将漫山遍野的杂草、灌木清理干净，付之一炬，砍出一面平整的山坡来。然后再用锄头整地，将土疙瘩一一敲碎，最后就轮到妇女上粪。当地脏活都由女人来做，比如上粪，女人头上盘着厚厚的黑头帕，将散发出恶臭的牲畜粪便装进背篓，又将背绳顶在头上，随后佝着腰，头几乎要俯到地上，亦步亦趋地将这些秽物背上山去。
我虽然免费给头人干活，但是寨子里的人都知道我的身份是学生，是有文化的人。在金三角，有文化的人有权受到尊重，所以头人免除我跟女人一道背粪，使我得以跻身在有优越感的男人堆里袖手旁观。
接下来播种，锄草，间苗，看青。为防止雀鸟和野兽糟蹋，还得轮流住在山上守夜。那年天旱，雨季早早收了场，太阳把泥土全都烤成粉末，罂粟本属耐旱作物，也都长得又黄又瘦。头人请来巫师捉鬼。巫师打了一个鸡卦，然后念念有词地说，树鬼山鬼，不要跟人争水，你们去背西边的泉水来浇地吧。
于是寨子不分男女老幼，包括头人阿金全体出动，人人背一只大竹筒，到西边的泉眼背水抗旱。这个令人感动的团结场面使我想起农场抗旱，不同的是农场知青人人一根扁担，一对大水桶，挑得晃晃悠悠的狼狈样子，把救命水一桶桶浇灌在橡胶苗或者金鸡纳霜小树下。背竹桶对我来说是种陌生体验，无论如何，将背带勒在头顶上，光溜溜的竹桶随着脚步颠簸在脊背上滑来滑去，思想和身体一齐疼痛难忍。我想他们为什么不用铁桶或者塑料桶呢？但是我很快明白，金属和塑料都是文明社会的产物，那种时代的脚步距离金三角还很遥远。我们像抢救婴儿一样，把一筒筒救命水浇灌在罪恶的罂粟苗下。
缅历十二月也就是公历二三月，罂粟终于开花了。
春节一过，山寨敲响庆祝丰收的芒锣和象脚鼓，收获的季节就到来了。头人再次请来巫师，村民彻夜不息地跳起传统的象鼓舞和拜神舞，祭拜山神和土地，祈祝保佑丰收。最后举行剽牛仪式，将一头公牛绑在柱子上，男人赤裸上身，载歌载舞，用铁矛将牛刺死，人们轮流喝过牛血酒，吃下被巫师念过咒语的牛肉，然后带上早已准备好的刀具、刮片和碗盆上山了。
花期一过，壶状果实就成长起来，小至鸽蛋，大到鸡卵，当地人称烟果包。收大烟就是收割青烟果包的浆汁，太阳出来，人们踏着露水走进地里，他们的工具都很简单：几张薄薄的刀片缚在一起，露出浅而锋利的刀刃，还有一只竹刮片。人们灵巧地沿着果实表面，自上而下划两下，或者三下，很快便有乳白色浆汁从伤口中渗出来，称“割烟浆”这些新鲜烟浆很像牛奶，也像乳胶，它们浓稠地挂在伤口上，像一串洁白的眼泪，于是空气中就开始弥漫起一股令人陶醉的微甜的芬芳气息来。
割烟浆看似简单，其实非常累人，你得整天弯着腰，埋着头，不停地划呀划，也不知道要重复几万次这种机械动作，而且稍不留心就会把自家手给划了。我因为长期病后虚弱和营养不良，有天竟一头栽倒在地上，骨碌碌滚到山崖旁。幸好那位叫玛青的好心姑娘抱住了我。在后来那些艰难无助的日子里，许多好心的山民给我的生命注入宝贵的勇气和信心。
烟浆一旦与空气接触便发生氧化。一般几小时，多则十来小时，烟浆就开始变黑变硬，使果实表面看上去好像多了几道难看的瘢痕。我估计一株烟果包大约能刮下05—1克浆汁，一亩地有五千株左右罂粟，也就是说，一亩地大约能产几斤生膏，而且人们必须赶在烟果包成熟之前收割，否则果实一成熟浆汁就干涸了。人们用竹刮片将这些渗出来的烟浆小心刮在事先准备好的竹碗里，置于阴凉处晾干，再用芭蕉叶和塑料布捆扎成小包，这就是生鸦片。当地人称“生膏”、“生烟土”
这天中午，当最后一坨生烟土被芭蕉叶包扎起来，我远远听见寨子里的狗一齐狂吠起来，兴奋得好像发了疯。随后我们都直起身体，看见远远的寨子外面，蜿蜒的山道上走来一长溜骡马队伍。阿金眨巴着老鼠眼睛，脸上露出喜色，说马帮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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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帮规矩通常不进寨子，所以商人很快在寨子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五颜六色的帐篷，又从牲口背上卸下许多蒙着严密油布的驮子，当着众人把油布一一打开来，就像魔术师一样立刻变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货物来，引起围观者啧啧惊叹。我看见商品有当地奇缺的盐巴、冰糖、布匹、胶鞋、煤油、锡碗、铝锅、烛台、腰刀，有日用百货和妇女喜爱的金银饰物、玻璃镜子、针头线脑，还有掸族男人离不开的三件宝：酒精、烟枪和猎枪。这次商人带来一件了不起的货物，那就是一枝精美的双筒猎枪。猎枪不是通常的火药枪，那些大号子弹黄澄澄的，像金子一样在高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看见头人阿金眼睛放出光来，像狗一样围着猎枪转来转去。
这是山寨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人欢马叫，连畜生都嗅出过节的气氛，个个摇着尾巴发情一样追来追去。
商人当然都是做生意的行家，他们只换鸦片、动物皮毛和玉石，鸦片以“甩”(约合15公斤)为计量单位。比如一甩烟可换一匹花布加一壶酒精，或者半甩盐巴。反之一包冰糖可换半甩烟，一瓶治头痛感冒的“十滴水”(中国大陆产)换半甩大烟，等等。他们双方使用的计量工具都不是秤，而是一种自制的原始工具：一根木棍作为杠杆，一头压上盐巴酒精，那么另外一头就得压上同样重量的大烟。如果一头是大烟，那么另一头就得以某些商品相平衡。调剂双方商品价值的关键因素是木棍上那根提绳的位置。
山民蹲在地上，诚实而又宽厚地对待那些狡猾的外来商人。盐巴自然是必需品，一甩生烟可换一小包(大约一市斤)盐巴，一张熊皮换五斤，可见得盐巴贵如黄金。头人阿金是寨子的首富，他奢侈地用一甩鸦片给儿子换了一包冰糖，于是阿金家三个拖着鼻涕的儿子立刻成为山寨孩子崇拜的英雄。孩子们争着趴在地上给英雄当马骑，然后取得舔一舔英雄嘴里甜咝咝滋味的资格，分享到接近吃冰糖的快乐。
当地人没有穿鞋的习惯，只有极少数头人才能拥有一双胶鞋。我看见这些胶鞋都印着中国商标，它们是通过边境贸易流入金三角，然后几经辗转，普通胶鞋的身价就上涨数十倍乃至上百倍。我亲眼所见，又是阿金，以三甩鸦片的天价(约合九斤！)，从商人手中换回一大一小两双中国胶鞋，大的当然归他自己，小的给头人的接班人儿子。更多的人当然只能羡慕，因为头人在寨子里是统领，头人拥有冰糖和胶鞋是天经地义的特权。
玛青父亲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终于确定交换商品的主要内容，这些物品包括：五斤盐，十斤火药和铁砂，一只煮烂饭的铝锅，两根钢针和一卷洋线，一面化学玻璃镜子，一只敬菩萨的烛台，一壶烈酒，一匹尼龙布，以及一只漂亮的银项圈。这些物品一经换算，立刻耗尽这家人整整一年辛勤劳动的全部汗水和收成，但是他们毫无怨言，焦黑朴实的脸膛上漾出满足和幸福的笑容。
将近两天的交易活动眼看就要结束，商人纷纷收拾驮子，他们留下文明社会的商品，换走一驮驮沉甸甸的鸦片和动物皮毛。这时候最后一个惊心动魄的高xdx潮出现了。头人阿金像头狡猾的黑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围着那枝猎枪嗅个不停。精明的商人早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他稳坐钓鱼台，对阿金的欲擒故纵战术装做视而不见。于是双方展开一场激烈而又漫长的斗智斗勇。当商人收拾东西准备离去，阿金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像一头愤怒而伤心的豹子冲出竹楼，拦住马帮去路。
“莫非头人要换给我们一个姑娘吗？”商人骑在马上，快活地互相挤眼睛，装出吃惊的样子说。
“你把枪留下！”阿金坚决地说，并且拿袖子抹了抹粘在眼角的眼屎。“那种两个筒的，子弹我全要。”
“嗬嗬！要很多很多生烟来换的。”商人故意做出不相信的样子激将他，好像他不是寨子里最有地位的头人，而是个穷小子。
“你要多少？我有！”这回阿金脸上有种破釜沉舟的悲壮表情。
“三十甩。三十，一甩也不少。”商人一口开出天价。
“三十？啊嘎我出十甩，多半甩也不干！”阿金蹲在地上，像遭到抢劫一样呻吟起来。
这场漫长的讨价还价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拉力赛，也像拔河，你拉过去，我又拉过来，但是双方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胜利。山民兴致勃勃地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公开评论，出谋划策，好像头人的成败关系到大家的集体利益。最后头人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取得成功，猎枪以二十三甩半的价格成交，阿金成为当地第一个使用双筒猎枪而不是传统火铳打狗熊的猎人。只可惜好景不长，他在半年后被一头发疯的黑熊咬掉一只胳膊。
头人阿金喜孜孜地说，马帮是嗡嗡飞舞的蜜蜂，是翩翩起舞的彩蝶，是金三角盛开的罂粟花吸引他们来采蜜，要是山里没有罂粟花，蜜蜂还会再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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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在竹楼里偶然看见我发自内心敬重的房东，那个又做母亲的年轻妇女金蛮卜抱着粗粗的“舵把筒”像哺乳小鸟一样，将吸入嘴里的烟雾一口口吐进婴儿口中。当地人早婚，金蛮卜虽为人母，年龄却并不比我大。我始则惊讶，随后像头发怒的公熊一样冲上前去，抢过她的烟筒扔得远远的。
她迷惑不解地抬起头来，看着我因气愤而涨红的脸，那双纯净如水的眼睛里写满问号，好像是在小心地询问，我做错什么事情吗？
我大声质问她，愤怒使我的声音走了调。我说：“你怎么能这样？”
她低头到处找找，又仰起脸紧张地问我：“哪样？我，怎么啦？”
当她弄清楚我生气的原因后，立刻轻松地笑起来，连连安慰我说：“不有关系不有关系，小汉人！我们世世代代这样喂娃子，(母亲)吸了大烟，奶水就好，娃子吃了不闹病。不信你看”她抬起一只丰满的rx房，用手轻轻一挤，雪白的乳汁就像珍珠泉一样喷出来，臊得我满脸通红。
“娃子要是闹睡，闹肚子，你给他喷几口(烟)，他就好了，睡得乖乖的。不光娃子，我们大人要是闹病，头疼肚子疼，打摆子，吸吸烟，再不就吞一丁点生烟，保准你壮得跟头黑熊一样。”
“生病可以吃药，为什么要吸鸦片呢？你不知道有很大危害吗？”我对她的理论并不信服，觉得是她在为自己的恶习辩解。
“我们不有药，鸦片就是药。你刚来，打摆子，发烧头热，就是给你喷了烟，吞了生鸦片才好的。”我大惊，愣了一阵，只好躲到一边去。那个婴儿果然在母亲悉心照料下安睡过去。
在我曾经短暂地走过金三角的那段日子，我看见美丽的罂粟花不仅像旗帜一样飘扬在掸邦高原的红土地上，而且它的根系还深植于那些山地民族的灵魂里。他们从未走出大山，原始封闭，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唯一恩赐就是贫穷和罂粟。他们在努力同贫穷搏斗的同时收获罪恶，罂粟是他们通往天堂或者地狱的唯一途径。他们决不是天生的罪犯，然而正是这些救助和呵护过我的善良而勤劳的山民，他们源源不断种植出来的大烟被提炼成更加可怕的海洛英，走私到中国大陆，到亚洲、欧洲、美洲和世界各地，毒害全球人类和他们的后代。魔鬼不是自己生长出来，而是被包括我的恩人罗勒大哥一家这样善良的人们共同制造并释放出来的。
联合国禁毒署资料，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亚洲南部以种植罂粟为生的各国人数超过一千万人，地域主要分布在萨尔江流域直至湄公河流域的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地带，区域面积之广大，相当于缅甸国土的三分之一，或者七个台湾岛加在一起的总和。
这个区域就被形象地称为“魔鬼金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