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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师团陆续南调，投入南太平洋战场。此后一段时间，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一个相对平静的对峙局面。
六月，非洲战场却频频告急。
首先是德国北非兵团在隆美尔指挥下一举歼灭英军装甲兵团，接着德国坦克又攻陷布鲁克城要塞并越过利比亚，乘胜进入埃及。不到半个月，亚历山大港和开罗都处在德军炮火控制下，中东岌岌可危。埃及一旦失守，德军坦克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越过中东直捣印度，那时腹背受敌的盟军就再也无法阻止法西斯阵营的胜利大会师了。
罗斯福总统立即对北非的严重局势作出反应。
六月二十二日，总统下令已经启程的美国船队中途改道，将运往中国、苏联和土耳其的部分飞机和重型武器改运中东。
月底，美国总统再次下令，将飞往中国的运输机群改飞中东，以挽救频临崩溃的英国埃及兵团。
但是刚刚作出让步的中国委员长却不管这些理由，他被美国人不守诺言的无耻行为彻底激怒了。他立即派人召来美国大使高斯，还有史迪威和陈纳德，冲他们大叫大嚷，怒不可遏。
三个美国人分别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向委员长申辩。
老奸巨滑的外交官高斯大使娴熟地玩弄外交辞令，阐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国际义务。史迪威以军人的直率向委员长指出国际战场一盘棋的道理。
陈纳德上校则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向委员长暗示：只要他的飞虎队拥有足够的飞机，就一定能在半年甚至三个月内从空中打败日本人。
史迪威理所当然成为委员长发泄怒火的对象。
罗斯福总统为了消除误会，亲自写信向委员长解释中东吃紧的原因，并保证今后逐月提高空运量。为了表示对中国战场的重视和提高该战区的地位和规格，一周后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批准将非官方的美国援华空军志愿队（即飞虎队）正式编入美国空军序列，半年后又升格为独立的第十四航空队（师），司令官克莱尔陈纳德上校也因此如愿以偿，接连晋升两级，成为陈纳德空军少将。
美国总统的安抚政策并未消除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敌视和成见。相反，总统的退让却使国民党人逐渐意识到他们手中握有一张讨价还价的王牌，这张王牌就是日本人。太平洋战争一旦吃紧，中国人就成为日本人争取的对象。蒋介石一旦把握住美国人担心日中和谈的敏感心里，就开始玩起了日美中三角战略的政治游戏。这样，史迪威的军事使命就势必逐渐为政治斗争所代替，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角逐场上的牺牲品。
委员长为了达到排挤史迪威的目的，还有意将陈纳德抬出来与史迪威做对，企图以陈纳德来取代史迪威的地位。后来陈纳德与史迪威的矛盾公开化，这其中除了并不复杂的个人原因外，更多的还是国民党人插手和委员长“以夷制夷”政策的结果。
七月的昆明，大雨滂沱，偶有晴天，太阳便憋足了劲，将地面的一切建筑物：道路，桥梁和飞机跑道烤得直冒烟。
南郊巫家坝飞机场，史迪威将军在陈纳德司令官陪同下视察航空志愿队。巫家坝原来是滇池边上一片荒凉的滩涂，由于战争需要，政府动员十万民工在这里建起一座简易机场，后来扩建成大型军用机场，陈纳德的总部就设在机场外面的一排平房里。
在史迪威看来，这支在中国战场上大名鼎鼎的美国“飞虎队”其实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他们只有几十架老式的p—38战斗机和“马丁式”轰炸机，飞行员全都是退役的兵油子和民航驾驶员，各个纪律涣散，风头主义十足。一群打扑克的飞行员明明看到长官走过来，却不马上起立敬礼；一个酗酒的上尉衣冠不整，醉醺醺地作怪相。还有的军人公然搂着中国妓女在军营里招摇过市。
这里的一切使史迪威打心眼里感到厌恶。
陈纳德结结巴巴地向将军解释：因为没有战斗任务，所以飞行员都愿意自由自在地乐一乐。
“这就是你的理由吗？”史迪威冷冷地盯着陈纳德，他对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空军英雄没有好感。陈纳德和他的部下在美国没有市场，因此跑到中国来寻求刺激，以满足廉价的权力欲和虚荣心。史迪威觉得他们和一群无赖差不多。“就差把妓院和醒酒所开进机场了，对不对？从明天起，我给你派一个管勤务和军纪的副队长，还有一连宪兵。由他直接向我报告机场的管理情况。”
“是，长官。”陈纳德遵命，内心很不乐意，他认为史迪威在寻机剥夺他的权力。
一名少校向陈纳德报告：第二轰炸机中队准备完毕，半小时后将起飞轰炸怒江西岸。
“将军，愿意同我们一道去兜兜风吗？”陈纳德殷勤地邀请史迪威。他并非要讨好这位上司而是想让史迪威改变一下对他部下的坏印象。
“我同意。”史迪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要亲眼看一看，你们是怎样把炸弹扔到日本人头上的。”
紧急集合号吹响了，结果原定的这次小规模的轰炸变成“飞虎队”全体出动。陈纳德将一切可以上天的飞机都开动起来，摆出浩浩荡荡的阵势，铺天盖地气势汹汹地向西飞去。史迪威满意地看到，被他斥为兵油子和无赖的飞行员勇敢地擦着山尖和树梢，把一串串炸弹燃烧弹扔进怒江西岸敌人的阵地和碉堡群；战斗机象一群灵巧的鹞子，沿着公路四处追逐日本人的军车和步兵，把敌人车队打得到处都在起火。
“飞虎队”大获全胜。据地面观察哨初步统计：美军飞机至少摧毁了一个日军指挥部，三座碉堡群，二十辆军车装甲车，还消灭一处炮兵阵地和一百多名日军。
更大的胜利在于增强了美国将军的信心。
史迪威破例在当晚的庆功会上向“飞虎队”表示祝贺。将军称赞飞行员都是好样的，并且坦率地承认自己在事实面前已经纠正了偏见。
狂热的飞行员拥抱了将军，并把他向空中接连抛了三次。
头脑发胀的陈纳德受到胜利的鼓舞，于是开始大言不惭地鼓吹“空军制胜”的理论。陈纳德不大看得起陆军，他认为陆军在战场上只是跑堂的角色，这种情形同史迪威不大相信空军的作用有相似之处。
“伙计们，你们让将军亲眼看到了，咱们是怎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地面的敌人——就跟踩死蚂蚁一样，对不对？”
飞行员欢呼，砸碎了许多酒瓶。
“要是让总统也坐上飞机兜一圈，他就会相信，咱们这群志愿兵决不是到中国来度假的。咱们是同敌人战斗，真正的战斗。”
陈纳德眼眶红了，噙着热泪。公平而论，野心勃勃的克莱尔l陈纳德上校的确是位勇敢而且具有献身精神的空中英雄。他在美国空军中郁郁不得志，于是提前退役来到中国寻找用武之地，帮助中国政府抗战。他决心亲手创建一支航空部队，以实现做一名空军统帅的夙愿。不论后来的史学家对这位大出风头和争名夺利的空军英雄如何褒贬不一，但是陈纳德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却是实实在在和不可抹杀的。
“伙计们，我向面前这位长官保证：要是我能够得到五百架最新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我们就一定能在半年内至多一年打败日本人，把那座小岛和他们的天皇一起炸沉到海底去！”
接下来一片狂呼乱叫，飞行员们跺着脚打口哨，唱星条旗永不落，仿佛他们已经把日本天皇炸沉到海底去了。史迪威对陈纳德的理论不感兴趣，当晚离开机场回到城里的美军司令部。陈纳德的狂妄自大屡屡败坏了他的胃口，是他刚刚建立起来的那一点信任和好感一扫而光。
但是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却受到委员长的重视和欢迎。对委员长来说，如果不动用中国部队而只靠美国飞机就能够打败日本人，这当然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抗战以来，中国人饱受日机轰炸之苦，从这一点讲，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比美国的战略家们更懂得飞机的巨大威力。因此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委员长一直敦促史迪威满足陈纳德的要求，并在陈纳德和史迪威分庭抗礼时公开支持陈纳德。
后来，事实证明陈纳德的理论是非常片面和肤浅的。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在亚洲投入的总兵力约有五百万人，军舰两千余艘，其中包括九十艘航空母舰，各种类型的作战飞机共二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架，最后还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才取得胜利。
战争是整体实力的较量“实力”一词的含义绝不仅仅指五百架飞机。
就在美蒋关系频频出现裂痕的时候，一个神秘的身影悄悄出现在美国人身边。
十月，在外交部国庆招待会上，一位中等身材眉毛浓黑的中国将军被人介绍给史迪威。将军的名字叫周恩来，身份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首席代表。
历史在这里似乎踌躇了一下。
“哈罗，将军，认识你非常荣幸。”周恩来将军不卑不亢地说。
两位将军的手握在一起。这是本世纪历史中值得记载的瞬间，它仿佛一个定格镜头，将这个历史时刻凝固了大约十秒钟，然后这两只大手又彼此分离了将近三分之一世纪才重新握在一起。
“周将军能给我谈点什么呢？我对贵军的情况早有所耳闻。”史迪威颇感兴趣地打量面前这位朴素的共产党将军。
“如果史迪威将军真感兴趣的话，我们欢迎你在任何方便的时候到延安看一看。中国有句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是吗？”
史迪威只考虑了半分钟就决定接受共产党人的邀请。他并非象后来杜勒斯等人指责的那样，对共产主义有兴趣或者有意识形态倾向，他只是怀着军人的严谨态度希望在中国找到更多的盟友，希望尽快打败日本人和结束战争。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因故未能成行。
几个月后，他们又在一次外交集会上相遇。周将军无意中提醒史迪威，蒋介石会把美国提供的租偕物资转用来打内战。这个警告无疑给史迪威心中投下一道阴影，使他本来就对国民党不信任的心理更加戒备重重。集会结束时，周将军半开玩笑地说：
“要是共产党军队能在史迪威将军指挥下作战，我们将感到不胜荣幸。”
可惜周将军的建议未被美国将军放在心上。他不置可否地笑笑，依旧吸自己的烟斗。要是他知道讲这句话的人几年后将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他也许会认真考虑周将军的这个建议的。
中美历史失之交臂。
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自然没能逃过委员长的眼睛。委员长对共产党的乘隙而入极为恼火，他指示戴笠派人阻挠美国人在一切场合同共产党接触。后来他把同史迪威的矛盾部分地归咎于这种政治斗争的影响。共产党人的短暂出现最终成为导致蒋史矛盾公开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公元一九八七年，香港大公报刊登一篇题为驼峰航线血凝成的通讯。通讯全文如下：
最近，美国“驼峰飞行协会”访华团一行四十八人飞抵北京，与四十多年前的中国战友欢聚一堂，共同缅怀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艰苦岁月，畅叙用鲜血凝成的中美友谊。
一九四二年，中国抗战进入十分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国的国际通道完全被日寇切断。为了打开局面，美国空运总队在喜马拉雅山脉和缅甸茂密丛林上空开辟了一条空中航线，因其所经山脉蜿蜒起伏，被形象地取名为“驼峰”航线。数以千计在中国战区作战的盟军飞机从这条航线上频繁飞越，夜以继日运送战争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对日作战。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由于日寇飞机截击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盟军共损失飞机数百架，一千多名优秀飞行员葬身人迹罕至的皑皑雪峰和原始森林里。
战争结束后，人们为了缅怀战友，教育后人，前“驼峰”飞行员威尔埃里克森和迪克丹尼尔于一九四七年在美国发起组织了“驼峰飞行员学会”收集有关“驼峰”空运纪念品，出版了两卷著作中国驼峰空运。该书首次向人们公开了这个被称为“航空史上的奇迹”的战争创举。“驼协”还负责联络在“驼峰”航线上牺牲和失踪者的亲属，协助寻找死者遗骨，等等。
访华团的索柏格先生和瓦茨格鲁尔先生珍藏着一张四十多年前的合影照片。照片上的中国上尉军官叫吴冬梅（译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柏格和格鲁尔先生驾驶的飞机坠毁，机组四人弃机跳伞，降落在怒江西岸的大山里。吴冬梅上尉领导的游击队找到他们，并经历许多惊险，把他们安全转移到昆明。柏格先生说，不知吴冬梅先生是否健在？他希望能见到他。
六十五岁的舒维肯女士此次随团来华是为了祭奠她的哥哥帕克少尉。帕克少尉当年是b24轰炸机的报务员，飞机在从印度往汉中运送汽油时不幸失事，四十多年一直没有下落。三年前，舒维肯女士的到北京航空联谊会的通知，人们在四川著名的风景区峨眉山的后山峡谷中发现了她哥哥那架轰炸机的残骸。当地政府为他们立了一块石碑以志纪念。此次舒维肯女士不远万里飞越重洋，就是为了在哥哥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以告慰长眠地下的亲人英魂。
关于本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缅印边陲那段艰苦卓绝的战争故事，对于今天生活在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变成一个十分遥远的历史陈迹。历史自然陈旧，宛如一艘陈列的古船。更多年轻的中国公民似乎更愿意性急地把目光投向未来而不是过去。他们除了受到人类共同发展的文化前景的强烈诱惑外，对于自身同中国历史紧紧相连这一基本事实却知之甚少，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中国人亢奋浮躁的精神状态表示隐隐的忧虑。
这或许正是我们民族久久徘徊在山坳里的一个佐证？
自从日本人占领缅甸全境和怒江以西地区之后，腊戌和密支那机场就变成埋伏在印中航线上两座阴险的空中暗礁。大批日本“零式”战斗机不分昼夜在缅北高空巡航，拦截和攻击每一架从印度飞往中国的盟军飞机，其中重点攻击那些满载货物的运输机。美军驻印第十航空队一共只有三中队p—51“野马式”战斗机，陈纳德飞虎队更是主要在中国战场执行任务，他们只能部分地为运输机群提供护航，因此完全无法同进驻缅甸的日军第五航空师团正面对抗。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驻印度汀江机场的美军空运司令部第二运输大队奉命执行空运任务。这个大队共有十四架dc—130运输机，它们在十二架战斗机护送下，途经缅北高原往中国昆明运送汽油、棉纱和航空炮弹。四十二十分，机群飞越横断山脉以西原始森林上空时，突然遭到三十多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袭击。日本飞机凭借高度和数量优势，从三个方向向运输机群扑来。
空战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除一架运输机在护航飞机掩护下得以逃脱外，其余十三架均被击落或撞山，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此后，盟军运输机群不断遭到日机伏击，损失惨重，于是缅北高原这块突入喜马拉雅山脉的三角地带就变成令盟军飞行员闻风丧胆的“死亡陷阱”
更为可怕的后果是：盟军飞机一旦被击落，机组人员便绝少有生还的希望。因为被日本人俘获，那么在集中营里也许还有百分之几的希望生还。而在缅北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大多数只能永远消失在那片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里。美军司令部往缅北山区派出许多营救分队，这些分队往往在执行几周任务后空手而返，他们的搜寻犹如在大海里捞针，收效甚微。他们有时在大树上发现一顶降落伞，有时在山洞里找到美国人弃下的遗物，但是他们始终无法找到活人。找到的只是在附近不远处早已被猛兽、蚂蟥和巨蚁啮空的白骨。
战后美国军方公布的一项统计报告称：“在印中航线上被击落或因其他原因失事的机组人员中，生还者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换句话说，平均每百名跳伞人员中，有九十八名将成为热带大森林和日本集中营里的牺牲者。
这个数字意味着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
因此，立即着手开辟一条新的印中航线，确保飞机运输和机组人员的安全，这是战争摆在史迪威极其美军空运司令部面前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
在现代遥感遥测技术相当发达的今天，人类已经可以通过地球卫星和其他航测手段获取精度很高的气象、导航和地层地表资料。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航空事业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人们不仅可以任意飞越地球上每一座高山，而且还能驾驶航天飞机和火箭到太空建立宇宙空间站。但是仅仅半个世纪前，人类航空技术还停留在老式发动机阶段，人类对于地球表层和大气层的认识还受到相当局限。高山大壑不仅阻挡人们飞行，也阻挡人们的视线，成为人类探索大自然奥妙的禁区。这样，人类如果试图征服这些禁区和跨越地理障碍，他们就不能不为此付出许多沉重的代价。
飞越喜马拉雅山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征服精神的冒险尝试。
在印度北面的阿萨姆邦和中国西藏之间，横亘着一条直插云天的巨大冰川带，地理学家们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确定它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陆地，形象地称为“世界屋脊”绵延千里的世界屋脊好像一座巍峨的高墙阻断了印度通往中国的一切道路交通，把南亚次大陆同欧亚板块横隔开来。现代资料表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两万英尺，超过两万五千英尺的山峰多达七十余座。这些山峰的任何一座都足以雄踞世界陆地，成为除亚洲外任何一个大洲的最高峰。
在这座气势宏伟景象壮丽的世界屋脊上，除了到处耸立着犬牙交错的冰峰和迷宫一样的雪谷外，气候条件也异常复杂险恶。对喷气式时代以前的飞行员来说，恐怕没有什么危险比恶劣气候更加使人胆战心惊了。在喜马拉雅山上空，常常淤集着大量来自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冷湿云团。这些云团受到从印度洋北上的暖湿气流和西伯利亚冷空气的强大挤压，就会生成瞬息万变的暴风雪、雷暴、飓风或者高强气流。暴风雪是飞机的灾星，它能使飞行员迷失方向而撞向冰峰。高强气流和飓风却能轻易折断飞机的翅膀。最具毁灭性也最可怕的要数雷暴，因为雷暴能在一瞬间将飞机劈成碎片。
由于喜马拉雅山的恶劣气候和复杂地形，直到本世纪上半叶，它还是人类飞行的最大禁区之一。四十年代，人类制造的飞行器爬高极限只能到达两万英尺，如果载重飞行还要下降五千英尺到一万英尺，这就意味着飞机只能在喜马拉雅山的半山腰绕来绕去，没有飞行图纸，没有导航资料，也没有可资借鉴的气象预报。一切都是空白。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冒险事业，它的意义同哥伦布环绕地球的伟大航海一样，是人类向大自然挑战的无数壮举中最为悲壮的一幕。
壮丽的事业往往不是成功，而是毁灭。
一九四二年八月。成都。
四川盆地闷热的三伏酷暑使得太平寺机场的所有美国人精神倦怠大汗如雨，室外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机场的水泥跑道被太阳猛烈地炙烤着，到处泛起一片颤动的热浪。
空运副大队长斯科特上校和他的副手正蹲在机舱里排除仪表故障。
罗伯特d斯科特上校是一名老资格飞行员，也是美国空军中参加过上次世界大战的为数不多的空中英雄之一。上校是个富有和放荡不羁的美国人，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因此花钱如流水，并酷爱各种冒险活动。一九四0年夏季，他以志愿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英国空军那场著名的“黑色行动”同英国人一道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去轰炸柏林。他还参加了一九四一年经北极圈往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冬季飞行，并经历过五次空中失事都大难不死，这个纪录为他赢得了“空中冒险家”的美誉。上校能够熟练驾驶各种飞机，能在各种复杂地形和恶劣气候下飞行，因此常常被派去执行最艰苦的任务。那次在缅甸甘蔗园迫降企图营救史迪威就是其中一次。斯科特上校性情乐观，富有幽默感，他除了喜欢把冒险的赌注押在飞机上，还常常押在纸牌和女人身上。
现在，上校和他的副手正在全神贯注地排除故障，因为这架编号为“3—317”的美国运输机将要执行一次非同寻常的飞行任务。
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在空运司令比尔斯少将和刚刚晋级的陈纳德少将陪同下登上了飞机，他一眼就认出面前这个大名鼎鼎的空中冒险家。
“上校，咱们又见面了。你大概以为我这个顽固老头已经埋在缅甸的山沟里了，对吗？”将军愉快地对飞行员说。
上校抹去脸上的汗珠，快活地吹一声口哨，站起来同将军们一一握手。“感谢上帝，我很钦佩您坚持走路的决心，司令官先生。”斯科特遗憾地摊开双手：“但愿下次我能荣幸地为您驾驶飞机，以弥补上次您不肯赏光而失去的机会。”
“咱们说好了，一言为定。”史迪威大声说。他凭着一个老军人的直觉，对选中斯科特十分满意。
“上校，你的任务将十分艰巨，对于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史迪威离开飞机前叮嘱“我希望你取得成功，但是我更希望看到你。明天一早，我将在塔台为你们送行。”
天色未明，成都平原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晨雾中。太平寺机场灯火彻夜通明，车来车往，一片忙碌景象。
一架c—47中型运输机高昂机头，两台大功率涡轮式发动机在宽大的机翼下嗡嗡地响着，机身发出微微震颤。
这是美国空军“3—317”号飞机，代号“兀鹰”机组只有两人，机长斯科特上校，副驾驶兼领航员本奇杰克逊上尉。他们在等待塔台的起飞命令。
c—47是美国一九四一年才投入服役的新型机种，它的爬高极限是两万英尺，为同类型机种之最，续航能力三千英里，能够抵抗一般复杂气候的干扰，是当时美军大中型飞机中最先进的全天候机种之一。
斯科特上校坐在驾驶舱里，嘴角叼着一支雪茄烟，正在同副驾驶争论昨天收音机里的那场马球赛。
六点三十五分，指挥台发出信号。
“塔台、塔台，‘兀鹰’请求起飞。”
“‘兀鹰’，准许起飞。”
斯科特吐掉雪茄，做个暂停手势。
“杰克，”他对副驾驶说“回来继续。”
“3—317”在跑道上徐徐滑动起来。飞机好像一只张开双翅的钢铁大鸟，沿着空旷的大地自由自在地跳跃。它欢唱着，怒吼着，带着人类对长空的渴望在八月的熏风中尽情扑击。一刹那，大鸟腾空了。大鸟挣脱地力的束缚，挟风裹电，直上九霄。当涡轮发动机的怒吼还在人们耳际回荡时，飞机已经再次呼啸着掠过地面，掠过机场、河流和田野，在微熹的黎明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然后像流星一样朝着西方的天际迅疾地射去，很快就在人们视线中消失了。
塔台的人们开始了整整一天的紧张等待。
从地图上看，在中国的后方机场中，离印度最近的基地只有两座，一座在昆明，另一座在成都。它们相互的位置犹如一只等边三角形，端点在印度汀江机场，一条直线经西藏到成都，另一条直线则经过缅甸到昆明。
由于缅甸航线时刻处在日本飞机的威胁之下，因此美军司令部被迫把通航的希望寄托在西藏航线的开辟上。
缅甸航线的危险来自敌人，西藏航线的敌人却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变幻莫测的大自然。
这是人类首次进行的飞越“世界屋脊”的勇敢尝试。
塔台话务员每隔三分钟和“兀鹰”联系一次，绘图参谋用一支铅笔在航空地图上不断绘出一条向西延伸的座标红线来。比尔斯和陈纳德走来走去，时而小声交谈。参谋军官不停报出各种数据，导航员不时冲着话筒高声叫嚷，还有电台发出的脉冲讯号忽高忽低，嘈杂刺耳。
这一切似乎都与史迪威无关。老头稳稳地坐在角落里，把一只乌黑的大烟斗抽得吱吱响。他的目光不时地盯住那条在地图上不断延伸的弯弯曲曲的红线。他觉得这条红线很像放气球：气球远走高飞，线头还牵在手里。
他放出的气球会不会被碰得粉碎呢？
五十分钟后“兀鹰”报告，他们已经顺利越过康定大雪山，前面就是号称“川西第一峰”的贡嘎雪山。
“‘兀鹰’注意，你的位置应该在贡嘎山以北十五英里，座标45—24，从折多山口绕过去。”地面导航员大声呼叫。
“‘兀鹰’明白。‘兀鹰’明白。”
贡嘎雪山海拔二万五千英尺，它仅仅是青藏高原的外围屏障。自从人类创造了上天翱翔的奇迹以来，贡嘎雪山一直是飞机西行的临界线，人类的激情和勇气到此为止。
红线又开始移动。它先向南迂回，然后紧贴着折多山口银白的狭缝钻过去。塔台里起了一阵小小的激动。人们吁出一口大气，相互庆幸。史迪威的烟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了。他划着火柴吸了一阵，又站起身来向窗外眺望。
跑道一端，停着另外两架随时准备出动的c—47运输机，还有一排涂得花花绿绿的单座战斗机。到八月为止，空运司令部在缅甸上空一共损失了一百一十架运输机，剩下可供使用的飞机只有二十架，这就是他，美军总司令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全部本钱。如果美国飞机再不避开那个该死的“死亡陷阱”如果他不能马上开辟出一条安全近捷的新航线，那么要不了多久，日本人的“零式”飞机就会让他连一吨东西也无法运进中国来。尽管美国总统已经下令重新向中国调运飞机，但是日本人的陷阱是填不满的，一旦运输中止，那时候谁也无法预料中国形势会怎样变化，而史迪威只好困守在地面接受上帝意志的裁判了。
那只气球系着一个沉甸甸的希望，正在艰难地一点点向禁区延伸。
时间就是希望。时间就是胜利。盟军一定要坚持下来，斯科特也要坚持下来，奇迹就一定能够出现。
过了半个小时，斯科特报告：
“塔台，‘兀鹰’呼叫，我已经进入他念他翁山口。我的方位在昌都以南九十英里，座标74—45。”
斯科特飞进了西藏，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导航员连忙呼叫：
“‘兀鹰’，‘兀鹰’请回答。你的右前方是念青唐古拉山脉，平均海拔两万一千英尺，左前方是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是两万三千英尺。你的高度是多少？”
“塔台，我的高度一万七千英尺，航速两百英里。”
“请随时保持联系，如果无法飞过山口，请立即返航。”
“喂塔台，”斯科特突然兴奋地叫道“我看见了一块平地，好像是湖泊。见鬼，能见度不大好没错，是条河流！我将沿着山谷往北飞，看看能不能想法转到南边去。”
塔台活跃起来。这就是说，精明的斯科特上校正在巍峨的世界屋脊下面寻找希望。如果上帝赐给他好运气，那么他也许能在耸立的冰峰雪谷中找到一条小小的通道，然后顺着河谷把飞机开到印度去。
“上校，我是史迪威。”史迪威拿起话筒，他觉得自己声音有些走调。“我只想说一句，我希望在印度亲手给你挂上一枚国会勋章。”
“那么你算挂定了，将军。”斯科特回答。
耳机里突然传来很强的电磁场干扰声，斯科特的声音也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屏住呼吸。飞机可能遇上风暴，也可能遇上球形闪电，但是只过了几分钟，通讯联络又恢复正常。
“‘兀鹰’，你的情况怎么样？”
“好极了，跟成都的天气一样好。”
“能见度如何，请回答？”
“‘兀鹰’回答，我看见了上帝的屁股。”
塔台里的人都轰然一笑，气氛轻松了不少。
但是一刻钟过去了，飞机始终在喜马拉雅山以北上空转来转去，找不到出路。
“塔台，我的燃料还有两小时，我决定离开河谷往南飞。”
“‘兀鹰’，你现在的方位在昌都以西一百英里，你的东南方向是上察隅，山峰高度平均为二万二千英尺。”
“‘兀鹰’明白。”
“重复一遍，如果飞越困难，请立即返航。”
“塔台，我请求继续升高，高度二万英尺。”
两万英尺！这是c—47的爬高极限。“空中冒险家”决心玩命了。
“‘兀鹰’，同意升高，请务必注意飞机状况。”
如果说人类的意志往往通过少数人的勇气来实现，那么可悲的是上帝并不把全人类的运气都赐给少数人。
斯科特每一秒钟都面临着机毁人亡的危险。
红线在世界屋脊赤褐色山体间艰难地绕行，谁也不知道它的命运如何。大山沉重地压迫空气，也压迫塔台里的每一个人。参谋蹑手蹑足，报务员把声音压低到耳语程度。史迪威忘了往烟斗里填烟草，他隐隐觉得胸闷。
“上帝，这是怎么回事？”耳机里响起副驾驶杰克逊的惊呼。“‘兀鹰’，你那里发生了什么？”
“塔台，我遇上强气流。飞机正缓慢后退。”斯科特镇定地回答。
飞机后退？！简直不可思议！每个人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兀鹰’注意，”比尔斯抢过话筒“向下避开气流，避开气流。”
过了几分钟，耳机里传来回答：
“塔台，气流减弱，我降到一万二千英尺。”
“还能飞起来吗？”
“我正在努力好像有希望，我再试试不好，前方出现雷暴！”
“‘兀鹰’，我命令你立即返航！”
但是晚了，仅仅过了几秒钟，耳机里“噼啪”一声炸裂，地面同飞机失去联系。
红线不再移动。它颓然冻僵在世界屋脊的冰峰雪谷里。
塔台一片死寂。只有报务员在徒劳地呼叫“兀鹰”
一小时过去了，印度导航台通报，未发现飞机踪影。又过了一小时，飞机仍然下落不明。中午和下午就在时钟的滴答声中悄悄溜走了。
按照计算，斯科特上校的油料早在几小时前已经耗完。上帝注定不会在这群不走运的人面前显示奇迹了。
气球破碎了。
空气凝固了。
白昼同希望一同逝去，绝望和黑暗悄悄爬出大地，啃啮人们的心灵。
史迪威困难地站起来，揉揉酸疼的腰腿，然后一步步走下塔台。他走得很慢，很吃力，仿佛浑身每个关节都长满锈。有人试图搀扶他，被将军生硬地拒绝了。他就这样一直蹒跚着，直到隐没在浓重的夜幕里。
公元一九八三年，美国人造地球卫星在西藏察隅西北一百五十公里的冈察冰川发现一架美国四十年代生产的c—47运输机残骸。这架飞机的大部分机身已经破碎并被冰雪覆盖，只剩下一个完整的机尾插在冰缝里，翘首向天，从卫星看下去，好像湛蓝夜空里一只银光闪烁的金属座标。
人造卫星拍回的照片经过高精度电子仪器扫描辨析，确认机尾水平翼上的编号是“3—317”这架飞机距离印度汀江机场只剩下不到半小时路程。
开辟西藏航线失败后半年多时间，浓重的阴影一直紧紧追随着美军空运司令部。在他们顽强寻找一条安全通往中国的空中航线的过程中，至少又有一百六十名飞行员和六十架飞机陆续被埋葬在青藏高原的冰峰雪谷中。这一数字大大高于在中国战区作战伤亡的飞行员人数。日本飞机依然截击和消灭美国运输机，中国战场形势依然严峻，空运任务刻不容缓。美国人在确认无法征服世界屋脊之后，只好把力量重新投入到缅甸方向，另辟蹊径。
这样“驼峰”航线诞生了。
“驼峰”航线，顾名思义，因其航迹弯曲形似驼峰而得名。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航程。它西起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机场，向北进入西藏，紧贴世界屋脊的边缘飞行一小时，再折向东方，继续飞越地势险峻的怒山山脉和横断山脉，然后经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大小凉山到达昆明。由于运输机不得不躲开缅北三角地带和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巡航半径，因此这条“驼峰航线”就比从前的直线距离拉长了将近一倍。
绕过缅甸就意味着必须接受恶劣气候和险峻地形的挑战。“驼峰”航线要横穿青藏高原东南部和云贵高原，飞机随时都必须将高度保持在一万三千英尺以上。这些地区大多属高寒无人区，气候变化无常，时而闪电雷暴，时而飓风骤起，因而飞机失事率非常高。尤其随着美国空运飞机的增多，运输量增大，失事率也随之上升。战后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表明：“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四百六十八架，平均每月达一十三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一千五百七十九人。”（白宫文件）
报载，抗战期间，美国空军总共为中国内地空运各类战争物资达六十五万吨。美国飞机每向中国运进一加仑汽油，自己也要消耗一加仑汽油；为了能使陈纳德飞虎队的轰炸机向日本人投下一吨炸弹，需要从海上、陆地和空中运进十八吨保障物资到中国。
资料
“一九四三年，美国经济达到了战争年代的最高峰。原煤产量五亿九千万吨，钢产量八千零六十万吨，发电量二千六百七十五亿千瓦，工业总产量比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一九三九年增加一倍。军火生产量超过法西斯轴心国军工总产量的二分之一，生产飞机八万五千九百架，坦克二万五千九百辆，大炮一万六千七百门，各种舰船总排水量达二千一百八十万吨，武装部队人数达七百万人。美国军队同时在欧洲和亚洲两个主要战场作战，美国政府继续把各种租借物资，包括飞机、大炮、坦克、粮食乃至各种日用品
通过商船、铁路和飞机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苏联、中国等十几个同盟军国家，以支持和帮助他们将反法西斯侵略的艰苦斗争进行下去。”（摘自世界现代史大事记）
骨干师团陆续南调，投入南太平洋战场。此后一段时间，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一个相对平静的对峙局面。
六月，非洲战场却频频告急。
首先是德国北非兵团在隆美尔指挥下一举歼灭英军装甲兵团，接着德国坦克又攻陷布鲁克城要塞并越过利比亚，乘胜进入埃及。不到半个月，亚历山大港和开罗都处在德军炮火控制下，中东岌岌可危。埃及一旦失守，德军坦克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越过中东直捣印度，那时腹背受敌的盟军就再也无法阻止法西斯阵营的胜利大会师了。
罗斯福总统立即对北非的严重局势作出反应。
六月二十二日，总统下令已经启程的美国船队中途改道，将运往中国、苏联和土耳其的部分飞机和重型武器改运中东。
月底，美国总统再次下令，将飞往中国的运输机群改飞中东，以挽救频临崩溃的英国埃及兵团。
但是刚刚作出让步的中国委员长却不管这些理由，他被美国人不守诺言的无耻行为彻底激怒了。他立即派人召来美国大使高斯，还有史迪威和陈纳德，冲他们大叫大嚷，怒不可遏。
三个美国人分别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向委员长申辩。
老奸巨滑的外交官高斯大使娴熟地玩弄外交辞令，阐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国际义务。史迪威以军人的直率向委员长指出国际战场一盘棋的道理。
陈纳德上校则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向委员长暗示：只要他的飞虎队拥有足够的飞机，就一定能在半年甚至三个月内从空中打败日本人。
史迪威理所当然成为委员长发泄怒火的对象。
罗斯福总统为了消除误会，亲自写信向委员长解释中东吃紧的原因，并保证今后逐月提高空运量。为了表示对中国战场的重视和提高该战区的地位和规格，一周后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批准将非官方的美国援华空军志愿队（即飞虎队）正式编入美国空军序列，半年后又升格为独立的第十四航空队（师），司令官克莱尔陈纳德上校也因此如愿以偿，接连晋升两级，成为陈纳德空军少将。
美国总统的安抚政策并未消除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敌视和成见。相反，总统的退让却使国民党人逐渐意识到他们手中握有一张讨价还价的王牌，这张王牌就是日本人。太平洋战争一旦吃紧，中国人就成为日本人争取的对象。蒋介石一旦把握住美国人担心日中和谈的敏感心里，就开始玩起了日美中三角战略的政治游戏。这样，史迪威的军事使命就势必逐渐为政治斗争所代替，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角逐场上的牺牲品。
委员长为了达到排挤史迪威的目的，还有意将陈纳德抬出来与史迪威做对，企图以陈纳德来取代史迪威的地位。后来陈纳德与史迪威的矛盾公开化，这其中除了并不复杂的个人原因外，更多的还是国民党人插手和委员长“以夷制夷”政策的结果。
七月的昆明，大雨滂沱，偶有晴天，太阳便憋足了劲，将地面的一切建筑物：道路，桥梁和飞机跑道烤得直冒烟。
南郊巫家坝飞机场，史迪威将军在陈纳德司令官陪同下视察航空志愿队。巫家坝原来是滇池边上一片荒凉的滩涂，由于战争需要，政府动员十万民工在这里建起一座简易机场，后来扩建成大型军用机场，陈纳德的总部就设在机场外面的一排平房里。
在史迪威看来，这支在中国战场上大名鼎鼎的美国“飞虎队”其实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他们只有几十架老式的p—38战斗机和“马丁式”轰炸机，飞行员全都是退役的兵油子和民航驾驶员，各个纪律涣散，风头主义十足。一群打扑克的飞行员明明看到长官走过来，却不马上起立敬礼；一个酗酒的上尉衣冠不整，醉醺醺地作怪相。还有的军人公然搂着中国妓女在军营里招摇过市。
这里的一切使史迪威打心眼里感到厌恶。
陈纳德结结巴巴地向将军解释：因为没有战斗任务，所以飞行员都愿意自由自在地乐一乐。
“这就是你的理由吗？”史迪威冷冷地盯着陈纳德，他对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空军英雄没有好感。陈纳德和他的部下在美国没有市场，因此跑到中国来寻求刺激，以满足廉价的权力欲和虚荣心。史迪威觉得他们和一群无赖差不多。“就差把妓院和醒酒所开进机场了，对不对？从明天起，我给你派一个管勤务和军纪的副队长，还有一连宪兵。由他直接向我报告机场的管理情况。”
“是，长官。”陈纳德遵命，内心很不乐意，他认为史迪威在寻机剥夺他的权力。
一名少校向陈纳德报告：第二轰炸机中队准备完毕，半小时后将起飞轰炸怒江西岸。
“将军，愿意同我们一道去兜兜风吗？”陈纳德殷勤地邀请史迪威。他并非要讨好这位上司而是想让史迪威改变一下对他部下的坏印象。
“我同意。”史迪威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要亲眼看一看，你们是怎样把炸弹扔到日本人头上的。”
紧急集合号吹响了，结果原定的这次小规模的轰炸变成“飞虎队”全体出动。陈纳德将一切可以上天的飞机都开动起来，摆出浩浩荡荡的阵势，铺天盖地气势汹汹地向西飞去。史迪威满意地看到，被他斥为兵油子和无赖的飞行员勇敢地擦着山尖和树梢，把一串串炸弹燃烧弹扔进怒江西岸敌人的阵地和碉堡群；战斗机象一群灵巧的鹞子，沿着公路四处追逐日本人的军车和步兵，把敌人车队打得到处都在起火。
“飞虎队”大获全胜。据地面观察哨初步统计：美军飞机至少摧毁了一个日军指挥部，三座碉堡群，二十辆军车装甲车，还消灭一处炮兵阵地和一百多名日军。
更大的胜利在于增强了美国将军的信心。
史迪威破例在当晚的庆功会上向“飞虎队”表示祝贺。将军称赞飞行员都是好样的，并且坦率地承认自己在事实面前已经纠正了偏见。
狂热的飞行员拥抱了将军，并把他向空中接连抛了三次。
头脑发胀的陈纳德受到胜利的鼓舞，于是开始大言不惭地鼓吹“空军制胜”的理论。陈纳德不大看得起陆军，他认为陆军在战场上只是跑堂的角色，这种情形同史迪威不大相信空军的作用有相似之处。
“伙计们，你们让将军亲眼看到了，咱们是怎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地面的敌人——就跟踩死蚂蚁一样，对不对？”
飞行员欢呼，砸碎了许多酒瓶。
“要是让总统也坐上飞机兜一圈，他就会相信，咱们这群志愿兵决不是到中国来度假的。咱们是同敌人战斗，真正的战斗。”
陈纳德眼眶红了，噙着热泪。公平而论，野心勃勃的克莱尔l陈纳德上校的确是位勇敢而且具有献身精神的空中英雄。他在美国空军中郁郁不得志，于是提前退役来到中国寻找用武之地，帮助中国政府抗战。他决心亲手创建一支航空部队，以实现做一名空军统帅的夙愿。不论后来的史学家对这位大出风头和争名夺利的空军英雄如何褒贬不一，但是陈纳德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却是实实在在和不可抹杀的。
“伙计们，我向面前这位长官保证：要是我能够得到五百架最新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我们就一定能在半年内至多一年打败日本人，把那座小岛和他们的天皇一起炸沉到海底去！”
接下来一片狂呼乱叫，飞行员们跺着脚打口哨，唱星条旗永不落，仿佛他们已经把日本天皇炸沉到海底去了。史迪威对陈纳德的理论不感兴趣，当晚离开机场回到城里的美军司令部。陈纳德的狂妄自大屡屡败坏了他的胃口，是他刚刚建立起来的那一点信任和好感一扫而光。
但是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却受到委员长的重视和欢迎。对委员长来说，如果不动用中国部队而只靠美国飞机就能够打败日本人，这当然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抗战以来，中国人饱受日机轰炸之苦，从这一点讲，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比美国的战略家们更懂得飞机的巨大威力。因此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委员长一直敦促史迪威满足陈纳德的要求，并在陈纳德和史迪威分庭抗礼时公开支持陈纳德。
后来，事实证明陈纳德的理论是非常片面和肤浅的。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在亚洲投入的总兵力约有五百万人，军舰两千余艘，其中包括九十艘航空母舰，各种类型的作战飞机共二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架，最后还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才取得胜利。
战争是整体实力的较量“实力”一词的含义绝不仅仅指五百架飞机。
就在美蒋关系频频出现裂痕的时候，一个神秘的身影悄悄出现在美国人身边。
十月，在外交部国庆招待会上，一位中等身材眉毛浓黑的中国将军被人介绍给史迪威。将军的名字叫周恩来，身份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首席代表。
历史在这里似乎踌躇了一下。
“哈罗，将军，认识你非常荣幸。”周恩来将军不卑不亢地说。
两位将军的手握在一起。这是本世纪历史中值得记载的瞬间，它仿佛一个定格镜头，将这个历史时刻凝固了大约十秒钟，然后这两只大手又彼此分离了将近三分之一世纪才重新握在一起。
“周将军能给我谈点什么呢？我对贵军的情况早有所耳闻。”史迪威颇感兴趣地打量面前这位朴素的共产党将军。
“如果史迪威将军真感兴趣的话，我们欢迎你在任何方便的时候到延安看一看。中国有句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是吗？”
史迪威只考虑了半分钟就决定接受共产党人的邀请。他并非象后来杜勒斯等人指责的那样，对共产主义有兴趣或者有意识形态倾向，他只是怀着军人的严谨态度希望在中国找到更多的盟友，希望尽快打败日本人和结束战争。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因故未能成行。
几个月后，他们又在一次外交集会上相遇。周将军无意中提醒史迪威，蒋介石会把美国提供的租偕物资转用来打内战。这个警告无疑给史迪威心中投下一道阴影，使他本来就对国民党不信任的心理更加戒备重重。集会结束时，周将军半开玩笑地说：
“要是共产党军队能在史迪威将军指挥下作战，我们将感到不胜荣幸。”
可惜周将军的建议未被美国将军放在心上。他不置可否地笑笑，依旧吸自己的烟斗。要是他知道讲这句话的人几年后将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他也许会认真考虑周将军的这个建议的。
中美历史失之交臂。
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自然没能逃过委员长的眼睛。委员长对共产党的乘隙而入极为恼火，他指示戴笠派人阻挠美国人在一切场合同共产党接触。后来他把同史迪威的矛盾部分地归咎于这种政治斗争的影响。共产党人的短暂出现最终成为导致蒋史矛盾公开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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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八七年，香港大公报刊登一篇题为驼峰航线血凝成的通讯。通讯全文如下：
最近，美国“驼峰飞行协会”访华团一行四十八人飞抵北京，与四十多年前的中国战友欢聚一堂，共同缅怀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艰苦岁月，畅叙用鲜血凝成的中美友谊。
一九四二年，中国抗战进入十分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国的国际通道完全被日寇切断。为了打开局面，美国空运总队在喜马拉雅山脉和缅甸茂密丛林上空开辟了一条空中航线，因其所经山脉蜿蜒起伏，被形象地取名为“驼峰”航线。数以千计在中国战区作战的盟军飞机从这条航线上频繁飞越，夜以继日运送战争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对日作战。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由于日寇飞机截击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盟军共损失飞机数百架，一千多名优秀飞行员葬身人迹罕至的皑皑雪峰和原始森林里。
战争结束后，人们为了缅怀战友，教育后人，前“驼峰”飞行员威尔埃里克森和迪克丹尼尔于一九四七年在美国发起组织了“驼峰飞行员学会”收集有关“驼峰”空运纪念品，出版了两卷著作中国驼峰空运。该书首次向人们公开了这个被称为“航空史上的奇迹”的战争创举。“驼协”还负责联络在“驼峰”航线上牺牲和失踪者的亲属，协助寻找死者遗骨，等等。
访华团的索柏格先生和瓦茨格鲁尔先生珍藏着一张四十多年前的合影照片。照片上的中国上尉军官叫吴冬梅（译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柏格和格鲁尔先生驾驶的飞机坠毁，机组四人弃机跳伞，降落在怒江西岸的大山里。吴冬梅上尉领导的游击队找到他们，并经历许多惊险，把他们安全转移到昆明。柏格先生说，不知吴冬梅先生是否健在？他希望能见到他。
六十五岁的舒维肯女士此次随团来华是为了祭奠她的哥哥帕克少尉。帕克少尉当年是b24轰炸机的报务员，飞机在从印度往汉中运送汽油时不幸失事，四十多年一直没有下落。三年前，舒维肯女士的到北京航空联谊会的通知，人们在四川著名的风景区峨眉山的后山峡谷中发现了她哥哥那架轰炸机的残骸。当地政府为他们立了一块石碑以志纪念。此次舒维肯女士不远万里飞越重洋，就是为了在哥哥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以告慰长眠地下的亲人英魂。
关于本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缅印边陲那段艰苦卓绝的战争故事，对于今天生活在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变成一个十分遥远的历史陈迹。历史自然陈旧，宛如一艘陈列的古船。更多年轻的中国公民似乎更愿意性急地把目光投向未来而不是过去。他们除了受到人类共同发展的文化前景的强烈诱惑外，对于自身同中国历史紧紧相连这一基本事实却知之甚少，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中国人亢奋浮躁的精神状态表示隐隐的忧虑。
这或许正是我们民族久久徘徊在山坳里的一个佐证？
自从日本人占领缅甸全境和怒江以西地区之后，腊戌和密支那机场就变成埋伏在印中航线上两座阴险的空中暗礁。大批日本“零式”战斗机不分昼夜在缅北高空巡航，拦截和攻击每一架从印度飞往中国的盟军飞机，其中重点攻击那些满载货物的运输机。美军驻印第十航空队一共只有三中队p—51“野马式”战斗机，陈纳德飞虎队更是主要在中国战场执行任务，他们只能部分地为运输机群提供护航，因此完全无法同进驻缅甸的日军第五航空师团正面对抗。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驻印度汀江机场的美军空运司令部第二运输大队奉命执行空运任务。这个大队共有十四架dc—130运输机，它们在十二架战斗机护送下，途经缅北高原往中国昆明运送汽油、棉纱和航空炮弹。四十二十分，机群飞越横断山脉以西原始森林上空时，突然遭到三十多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袭击。日本飞机凭借高度和数量优势，从三个方向向运输机群扑来。
空战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除一架运输机在护航飞机掩护下得以逃脱外，其余十三架均被击落或撞山，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此后，盟军运输机群不断遭到日机伏击，损失惨重，于是缅北高原这块突入喜马拉雅山脉的三角地带就变成令盟军飞行员闻风丧胆的“死亡陷阱”
更为可怕的后果是：盟军飞机一旦被击落，机组人员便绝少有生还的希望。因为被日本人俘获，那么在集中营里也许还有百分之几的希望生还。而在缅北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大多数只能永远消失在那片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里。美军司令部往缅北山区派出许多营救分队，这些分队往往在执行几周任务后空手而返，他们的搜寻犹如在大海里捞针，收效甚微。他们有时在大树上发现一顶降落伞，有时在山洞里找到美国人弃下的遗物，但是他们始终无法找到活人。找到的只是在附近不远处早已被猛兽、蚂蟥和巨蚁啮空的白骨。
战后美国军方公布的一项统计报告称：“在印中航线上被击落或因其他原因失事的机组人员中，生还者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换句话说，平均每百名跳伞人员中，有九十八名将成为热带大森林和日本集中营里的牺牲者。
这个数字意味着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
因此，立即着手开辟一条新的印中航线，确保飞机运输和机组人员的安全，这是战争摆在史迪威极其美军空运司令部面前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
在现代遥感遥测技术相当发达的今天，人类已经可以通过地球卫星和其他航测手段获取精度很高的气象、导航和地层地表资料。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航空事业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人们不仅可以任意飞越地球上每一座高山，而且还能驾驶航天飞机和火箭到太空建立宇宙空间站。但是仅仅半个世纪前，人类航空技术还停留在老式发动机阶段，人类对于地球表层和大气层的认识还受到相当局限。高山大壑不仅阻挡人们飞行，也阻挡人们的视线，成为人类探索大自然奥妙的禁区。这样，人类如果试图征服这些禁区和跨越地理障碍，他们就不能不为此付出许多沉重的代价。
飞越喜马拉雅山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征服精神的冒险尝试。
在印度北面的阿萨姆邦和中国西藏之间，横亘着一条直插云天的巨大冰川带，地理学家们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确定它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陆地，形象地称为“世界屋脊”绵延千里的世界屋脊好像一座巍峨的高墙阻断了印度通往中国的一切道路交通，把南亚次大陆同欧亚板块横隔开来。现代资料表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两万英尺，超过两万五千英尺的山峰多达七十余座。这些山峰的任何一座都足以雄踞世界陆地，成为除亚洲外任何一个大洲的最高峰。
在这座气势宏伟景象壮丽的世界屋脊上，除了到处耸立着犬牙交错的冰峰和迷宫一样的雪谷外，气候条件也异常复杂险恶。对喷气式时代以前的飞行员来说，恐怕没有什么危险比恶劣气候更加使人胆战心惊了。在喜马拉雅山上空，常常淤集着大量来自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冷湿云团。这些云团受到从印度洋北上的暖湿气流和西伯利亚冷空气的强大挤压，就会生成瞬息万变的暴风雪、雷暴、飓风或者高强气流。暴风雪是飞机的灾星，它能使飞行员迷失方向而撞向冰峰。高强气流和飓风却能轻易折断飞机的翅膀。最具毁灭性也最可怕的要数雷暴，因为雷暴能在一瞬间将飞机劈成碎片。
由于喜马拉雅山的恶劣气候和复杂地形，直到本世纪上半叶，它还是人类飞行的最大禁区之一。四十年代，人类制造的飞行器爬高极限只能到达两万英尺，如果载重飞行还要下降五千英尺到一万英尺，这就意味着飞机只能在喜马拉雅山的半山腰绕来绕去，没有飞行图纸，没有导航资料，也没有可资借鉴的气象预报。一切都是空白。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冒险事业，它的意义同哥伦布环绕地球的伟大航海一样，是人类向大自然挑战的无数壮举中最为悲壮的一幕。
壮丽的事业往往不是成功，而是毁灭。
一九四二年八月。成都。
四川盆地闷热的三伏酷暑使得太平寺机场的所有美国人精神倦怠大汗如雨，室外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机场的水泥跑道被太阳猛烈地炙烤着，到处泛起一片颤动的热浪。
空运副大队长斯科特上校和他的副手正蹲在机舱里排除仪表故障。
罗伯特d斯科特上校是一名老资格飞行员，也是美国空军中参加过上次世界大战的为数不多的空中英雄之一。上校是个富有和放荡不羁的美国人，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因此花钱如流水，并酷爱各种冒险活动。一九四0年夏季，他以志愿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英国空军那场著名的“黑色行动”同英国人一道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去轰炸柏林。他还参加了一九四一年经北极圈往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冬季飞行，并经历过五次空中失事都大难不死，这个纪录为他赢得了“空中冒险家”的美誉。上校能够熟练驾驶各种飞机，能在各种复杂地形和恶劣气候下飞行，因此常常被派去执行最艰苦的任务。那次在缅甸甘蔗园迫降企图营救史迪威就是其中一次。斯科特上校性情乐观，富有幽默感，他除了喜欢把冒险的赌注押在飞机上，还常常押在纸牌和女人身上。
现在，上校和他的副手正在全神贯注地排除故障，因为这架编号为“3—317”的美国运输机将要执行一次非同寻常的飞行任务。
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在空运司令比尔斯少将和刚刚晋级的陈纳德少将陪同下登上了飞机，他一眼就认出面前这个大名鼎鼎的空中冒险家。
“上校，咱们又见面了。你大概以为我这个顽固老头已经埋在缅甸的山沟里了，对吗？”将军愉快地对飞行员说。
上校抹去脸上的汗珠，快活地吹一声口哨，站起来同将军们一一握手。“感谢上帝，我很钦佩您坚持走路的决心，司令官先生。”斯科特遗憾地摊开双手：“但愿下次我能荣幸地为您驾驶飞机，以弥补上次您不肯赏光而失去的机会。”
“咱们说好了，一言为定。”史迪威大声说。他凭着一个老军人的直觉，对选中斯科特十分满意。
“上校，你的任务将十分艰巨，对于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史迪威离开飞机前叮嘱“我希望你取得成功，但是我更希望看到你。明天一早，我将在塔台为你们送行。”
天色未明，成都平原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晨雾中。太平寺机场灯火彻夜通明，车来车往，一片忙碌景象。
一架c—47中型运输机高昂机头，两台大功率涡轮式发动机在宽大的机翼下嗡嗡地响着，机身发出微微震颤。
这是美国空军“3—317”号飞机，代号“兀鹰”机组只有两人，机长斯科特上校，副驾驶兼领航员本奇杰克逊上尉。他们在等待塔台的起飞命令。
c—47是美国一九四一年才投入服役的新型机种，它的爬高极限是两万英尺，为同类型机种之最，续航能力三千英里，能够抵抗一般复杂气候的干扰，是当时美军大中型飞机中最先进的全天候机种之一。
斯科特上校坐在驾驶舱里，嘴角叼着一支雪茄烟，正在同副驾驶争论昨天收音机里的那场马球赛。
六点三十五分，指挥台发出信号。
“塔台、塔台，‘兀鹰’请求起飞。”
“‘兀鹰’，准许起飞。”
斯科特吐掉雪茄，做个暂停手势。
“杰克，”他对副驾驶说“回来继续。”
“3—317”在跑道上徐徐滑动起来。飞机好像一只张开双翅的钢铁大鸟，沿着空旷的大地自由自在地跳跃。它欢唱着，怒吼着，带着人类对长空的渴望在八月的熏风中尽情扑击。一刹那，大鸟腾空了。大鸟挣脱地力的束缚，挟风裹电，直上九霄。当涡轮发动机的怒吼还在人们耳际回荡时，飞机已经再次呼啸着掠过地面，掠过机场、河流和田野，在微熹的黎明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然后像流星一样朝着西方的天际迅疾地射去，很快就在人们视线中消失了。
塔台的人们开始了整整一天的紧张等待。
从地图上看，在中国的后方机场中，离印度最近的基地只有两座，一座在昆明，另一座在成都。它们相互的位置犹如一只等边三角形，端点在印度汀江机场，一条直线经西藏到成都，另一条直线则经过缅甸到昆明。
由于缅甸航线时刻处在日本飞机的威胁之下，因此美军司令部被迫把通航的希望寄托在西藏航线的开辟上。
缅甸航线的危险来自敌人，西藏航线的敌人却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变幻莫测的大自然。
这是人类首次进行的飞越“世界屋脊”的勇敢尝试。
塔台话务员每隔三分钟和“兀鹰”联系一次，绘图参谋用一支铅笔在航空地图上不断绘出一条向西延伸的座标红线来。比尔斯和陈纳德走来走去，时而小声交谈。参谋军官不停报出各种数据，导航员不时冲着话筒高声叫嚷，还有电台发出的脉冲讯号忽高忽低，嘈杂刺耳。
这一切似乎都与史迪威无关。老头稳稳地坐在角落里，把一只乌黑的大烟斗抽得吱吱响。他的目光不时地盯住那条在地图上不断延伸的弯弯曲曲的红线。他觉得这条红线很像放气球：气球远走高飞，线头还牵在手里。
他放出的气球会不会被碰得粉碎呢？
五十分钟后“兀鹰”报告，他们已经顺利越过康定大雪山，前面就是号称“川西第一峰”的贡嘎雪山。
“‘兀鹰’注意，你的位置应该在贡嘎山以北十五英里，座标45—24，从折多山口绕过去。”地面导航员大声呼叫。
“‘兀鹰’明白。‘兀鹰’明白。”
贡嘎雪山海拔二万五千英尺，它仅仅是青藏高原的外围屏障。自从人类创造了上天翱翔的奇迹以来，贡嘎雪山一直是飞机西行的临界线，人类的激情和勇气到此为止。
红线又开始移动。它先向南迂回，然后紧贴着折多山口银白的狭缝钻过去。塔台里起了一阵小小的激动。人们吁出一口大气，相互庆幸。史迪威的烟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了。他划着火柴吸了一阵，又站起身来向窗外眺望。
跑道一端，停着另外两架随时准备出动的c—47运输机，还有一排涂得花花绿绿的单座战斗机。到八月为止，空运司令部在缅甸上空一共损失了一百一十架运输机，剩下可供使用的飞机只有二十架，这就是他，美军总司令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全部本钱。如果美国飞机再不避开那个该死的“死亡陷阱”如果他不能马上开辟出一条安全近捷的新航线，那么要不了多久，日本人的“零式”飞机就会让他连一吨东西也无法运进中国来。尽管美国总统已经下令重新向中国调运飞机，但是日本人的陷阱是填不满的，一旦运输中止，那时候谁也无法预料中国形势会怎样变化，而史迪威只好困守在地面接受上帝意志的裁判了。
那只气球系着一个沉甸甸的希望，正在艰难地一点点向禁区延伸。
时间就是希望。时间就是胜利。盟军一定要坚持下来，斯科特也要坚持下来，奇迹就一定能够出现。
过了半个小时，斯科特报告：
“塔台，‘兀鹰’呼叫，我已经进入他念他翁山口。我的方位在昌都以南九十英里，座标74—45。”
斯科特飞进了西藏，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导航员连忙呼叫：
“‘兀鹰’，‘兀鹰’请回答。你的右前方是念青唐古拉山脉，平均海拔两万一千英尺，左前方是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是两万三千英尺。你的高度是多少？”
“塔台，我的高度一万七千英尺，航速两百英里。”
“请随时保持联系，如果无法飞过山口，请立即返航。”
“喂塔台，”斯科特突然兴奋地叫道“我看见了一块平地，好像是湖泊。见鬼，能见度不大好没错，是条河流！我将沿着山谷往北飞，看看能不能想法转到南边去。”
塔台活跃起来。这就是说，精明的斯科特上校正在巍峨的世界屋脊下面寻找希望。如果上帝赐给他好运气，那么他也许能在耸立的冰峰雪谷中找到一条小小的通道，然后顺着河谷把飞机开到印度去。
“上校，我是史迪威。”史迪威拿起话筒，他觉得自己声音有些走调。“我只想说一句，我希望在印度亲手给你挂上一枚国会勋章。”
“那么你算挂定了，将军。”斯科特回答。
耳机里突然传来很强的电磁场干扰声，斯科特的声音也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屏住呼吸。飞机可能遇上风暴，也可能遇上球形闪电，但是只过了几分钟，通讯联络又恢复正常。
“‘兀鹰’，你的情况怎么样？”
“好极了，跟成都的天气一样好。”
“能见度如何，请回答？”
“‘兀鹰’回答，我看见了上帝的屁股。”
塔台里的人都轰然一笑，气氛轻松了不少。
但是一刻钟过去了，飞机始终在喜马拉雅山以北上空转来转去，找不到出路。
“塔台，我的燃料还有两小时，我决定离开河谷往南飞。”
“‘兀鹰’，你现在的方位在昌都以西一百英里，你的东南方向是上察隅，山峰高度平均为二万二千英尺。”
“‘兀鹰’明白。”
“重复一遍，如果飞越困难，请立即返航。”
“塔台，我请求继续升高，高度二万英尺。”
两万英尺！这是c—47的爬高极限。“空中冒险家”决心玩命了。
“‘兀鹰’，同意升高，请务必注意飞机状况。”
如果说人类的意志往往通过少数人的勇气来实现，那么可悲的是上帝并不把全人类的运气都赐给少数人。
斯科特每一秒钟都面临着机毁人亡的危险。
红线在世界屋脊赤褐色山体间艰难地绕行，谁也不知道它的命运如何。大山沉重地压迫空气，也压迫塔台里的每一个人。参谋蹑手蹑足，报务员把声音压低到耳语程度。史迪威忘了往烟斗里填烟草，他隐隐觉得胸闷。
“上帝，这是怎么回事？”耳机里响起副驾驶杰克逊的惊呼。“‘兀鹰’，你那里发生了什么？”
“塔台，我遇上强气流。飞机正缓慢后退。”斯科特镇定地回答。
飞机后退？！简直不可思议！每个人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兀鹰’注意，”比尔斯抢过话筒“向下避开气流，避开气流。”
过了几分钟，耳机里传来回答：
“塔台，气流减弱，我降到一万二千英尺。”
“还能飞起来吗？”
“我正在努力好像有希望，我再试试不好，前方出现雷暴！”
“‘兀鹰’，我命令你立即返航！”
但是晚了，仅仅过了几秒钟，耳机里“噼啪”一声炸裂，地面同飞机失去联系。
红线不再移动。它颓然冻僵在世界屋脊的冰峰雪谷里。
塔台一片死寂。只有报务员在徒劳地呼叫“兀鹰”
一小时过去了，印度导航台通报，未发现飞机踪影。又过了一小时，飞机仍然下落不明。中午和下午就在时钟的滴答声中悄悄溜走了。
按照计算，斯科特上校的油料早在几小时前已经耗完。上帝注定不会在这群不走运的人面前显示奇迹了。
气球破碎了。
空气凝固了。
白昼同希望一同逝去，绝望和黑暗悄悄爬出大地，啃啮人们的心灵。
史迪威困难地站起来，揉揉酸疼的腰腿，然后一步步走下塔台。他走得很慢，很吃力，仿佛浑身每个关节都长满锈。有人试图搀扶他，被将军生硬地拒绝了。他就这样一直蹒跚着，直到隐没在浓重的夜幕里。
公元一九八三年，美国人造地球卫星在西藏察隅西北一百五十公里的冈察冰川发现一架美国四十年代生产的c—47运输机残骸。这架飞机的大部分机身已经破碎并被冰雪覆盖，只剩下一个完整的机尾插在冰缝里，翘首向天，从卫星看下去，好像湛蓝夜空里一只银光闪烁的金属座标。
人造卫星拍回的照片经过高精度电子仪器扫描辨析，确认机尾水平翼上的编号是“3—317”这架飞机距离印度汀江机场只剩下不到半小时路程。
开辟西藏航线失败后半年多时间，浓重的阴影一直紧紧追随着美军空运司令部。在他们顽强寻找一条安全通往中国的空中航线的过程中，至少又有一百六十名飞行员和六十架飞机陆续被埋葬在青藏高原的冰峰雪谷中。这一数字大大高于在中国战区作战伤亡的飞行员人数。日本飞机依然截击和消灭美国运输机，中国战场形势依然严峻，空运任务刻不容缓。美国人在确认无法征服世界屋脊之后，只好把力量重新投入到缅甸方向，另辟蹊径。
这样“驼峰”航线诞生了。
“驼峰”航线，顾名思义，因其航迹弯曲形似驼峰而得名。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航程。它西起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机场，向北进入西藏，紧贴世界屋脊的边缘飞行一小时，再折向东方，继续飞越地势险峻的怒山山脉和横断山脉，然后经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大小凉山到达昆明。由于运输机不得不躲开缅北三角地带和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巡航半径，因此这条“驼峰航线”就比从前的直线距离拉长了将近一倍。
绕过缅甸就意味着必须接受恶劣气候和险峻地形的挑战。“驼峰”航线要横穿青藏高原东南部和云贵高原，飞机随时都必须将高度保持在一万三千英尺以上。这些地区大多属高寒无人区，气候变化无常，时而闪电雷暴，时而飓风骤起，因而飞机失事率非常高。尤其随着美国空运飞机的增多，运输量增大，失事率也随之上升。战后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表明：“在持续三年零一个月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四百六十八架，平均每月达一十三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一千五百七十九人。”（白宫文件）
报载，抗战期间，美国空军总共为中国内地空运各类战争物资达六十五万吨。美国飞机每向中国运进一加仑汽油，自己也要消耗一加仑汽油；为了能使陈纳德飞虎队的轰炸机向日本人投下一吨炸弹，需要从海上、陆地和空中运进十八吨保障物资到中国。
资料
“一九四三年，美国经济达到了战争年代的最高峰。原煤产量五亿九千万吨，钢产量八千零六十万吨，发电量二千六百七十五亿千瓦，工业总产量比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一九三九年增加一倍。军火生产量超过法西斯轴心国军工总产量的二分之一，生产飞机八万五千九百架，坦克二万五千九百辆，大炮一万六千七百门，各种舰船总排水量达二千一百八十万吨，武装部队人数达七百万人。美国军队同时在欧洲和亚洲两个主要战场作战，美国政府继续把各种租借物资，包括飞机、大炮、坦克、粮食乃至各种日用品
通过商船、铁路和飞机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苏联、中国等十几个同盟军国家，以支持和帮助他们将反法西斯侵略的艰苦斗争进行下去。”（摘自世界现代史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