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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淌着血的伤口，被狠狠地抹上了一把盐，丁馥的出现，使得江彦城的心，受到了剧烈的刺激。
肠胃里像翻江倒海一般，他走了几十步，实在支撑不住，扶住了一根电线杆，头朝下一俯“哇”一声，呕吐了。
当胃里的酸水好像也吐净时，他倒感觉清醒了很多，唯有嘴里苦涩涩的，不好受。
神智一恢复镇定，眼睛也能清楚地看到身前的景物了。他为自己莽撞的举动感到羞愧，感到不安了。
回到家，江彦秀一闻到他身上那股酒味，就厌恶地避到另一间屋去了。妈妈以怜悯的目光瞅着他漱口，洗脸，想问什么，又什么也没问。
江彦城吃了一碗开水泡饭，就躲到自己低矮的三层阁楼上，蹬了鞋，仰面朝天躺在溜窄溜窄的单人床上。这是他唯一的“领地”躺在这儿，就是躺到明天晚上，也不会有人来干涉他。
他闭上眼睛，想昏昏沉沉地睡去，把人世间的一切都通通遗忘，可是，眼睑虽沉，却怎么也睡不着。从晒台那边的窗户里，传来邻居家播放的流行歌曲。浓重的鼻音、唏嘘的喘息，清晰可闻，一听就知道是双通道立体声，四个喇叭的收录机，十足的洋货、洋腔、洋调：是爱情
不够深，
还是没缘分？
希望你告诉我，
初恋的情人。
你我各分东西，
这是谁的责任？
这是谁的责任？这是谁的责任？
刘廷芳和他江彦城各分东西，是谁的责任？怪他没工作，还是怪刘廷芳太薄情？
丁馥和他江彦城各分东西，是谁的责任？怪他太薄情，还是怪丁馥所作所为太卑鄙？
自从和刘廷芳逐渐好上以后，他总以为，他和丁馥之间的事，已经彻底地画了句号。哪知全不是那么回事，今天这意外的邂逅，把一切又都重新勾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那个狂飙突起的年头，江彦城在红卫兵团部任勤务员。名称虽像个打杂的，实质上，却是五个常委之一。况且，他还负责发展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呵，那年头，臂膀上只要有写着“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连走路都神气三分。江彦城深知自己肩头所负的责任，决不容许有一丝一毫杂质，混进纯洁的红卫兵队伍。
“丁馥”从名字看，就不像是纯粹的工人家庭出身，可履历表上，却偏偏填的是“工人”父亲是开救护车的司机，母亲是织布厂工人。这么说，不单是工人，还是挺纯的。江彦城问送表格到总部来的红卫兵排长：“这个丁馥复查过吗？”
“查了，基本符合要求，只是，只是”比江彦城低两届的红卫兵排长，是个十五岁的姑娘，戴一副眼镜，生得矮小，简直还是个孩子。不过她出身好，父亲是一家大厂的科室干部，没啥问题。
“什么‘只是’，有话爽爽快快讲！”江彦城俨然是一副领导者兼大哥哥的姿态。
“只是她父亲过去跑过单帮，她母亲在进厂前做过小买卖，卖过萝卜丝饼、油磴子”
“这样的人怎么能加入红卫兵呢？参加‘红外围’都勉强！”江彦城决断地说。
瘦弱纤小的红卫兵排长不服气“呱呱”地争辩着：
“我们研究过，她父母亲做过小生意，这不假，不过从没剥削过人。”
“我没空和你辩论，我有权保证红卫兵组织的纯洁性！”江彦城不耐烦地把表格掀过去，看下一个人的情况。
“那，那我无法回话。你自己对她讲吧，她也来了！”红卫兵排长用手朝总部门口指了指，把矛盾上交了。
这倒是江彦城没料到的，丁馥竟然也跟着来了！他顺着排长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个姑娘，高挑瘦削，脸色略显苍白，正凝视着他，不待他说话，她却一个转身，走了。
这就是江彦城和丁馥的第一次见面。那年头，红卫兵团常委要和全校三千多名师生打交道，每天要讲多少话，要看多少张脸，简直无法记住。可事情就是那么怪，丁馥的脸，印在江彦城的脑子里，怎么也抹不去。甚至直到三年多以后，当他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军到了安徽，在广德县乡下的集体户里看到她时，竟一下子就把她认了出来。
丁馥！
尽管这时候的丁馥，已是个娴静温存、寡言少语的十八岁大姑娘。和三年前有了很大变化，他还是认出她来了。
有多少次，他都想和她说些什么；有多少次，他都试图帮着她挑水、砍柴，干些她干不了的重活。虽然他啥也没说，几乎什么都没帮她干，可是她还是感觉到了他的神情。他们虽没说话，可青春的眼睛，有时候比说千百句话还管用呢！
只怪她不争气！
“哈哈，彦城，这才是奇闻呢，上海知青在集市上摆出五香豆摊了，奇闻，奇闻，天下奇闻！”
“是哪个？”
“还有哪个，就是我们同户的丁馥！”
“啊！”江彦城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是的，这已是插队落户的第四年，招生、招工没份，回上海无望，就是要搞病退，也得家中有底子，拿得出钞票，去打通各种各样必须打通的路子。家庭经济拮据的，只有在农村慢慢拖。知青的生活艰难，日子不好过，这是事实，可这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她丁馥为啥这么蠢呢？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卖五香豆，做小生意，在这一代闹过“文化革命”的青年眼里，是多么可卑的事儿。
“她她怎么如此糊涂，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憋了半天，江彦城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就是嘛，该去劝劝她。”于艺文兴冲冲地说。
“还劝呢，”邻队的刘廷芳撅着嘴说“这种人啊，连面子也不要了，就该出出她的丑！”
“走！”江彦城想到自己当过红卫兵常委，又是顶着名儿的户长，决定亲自出马去劝告丁馥。
谁料到，邻近几个大队的上海知青，你呼我唤的，不多会儿都传遍了，要到集市上，去出摆五香豆摊的丁馥的洋相。尤其是一帮酗酒、赌博、不三不四的流氓，更是哄得凶。
当这一大帮人，出现在丁馥的五香豆摊跟前时，丁馥惊慌地大瞪着一对眼睛，询问地瞅着江彦城。
“你这是在干啥？”江彦城的语气委婉、恳切。
“卖五香豆，养活自己。”丁馥的声音比蚊子叫还低。
“不，你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个知青，怎么连这点是非也分不清？”江彦城的口气，气恼中带着哀怜。
“豆是集体分的，五香豆是我双手做的，怎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丁馥的嗓音响了些，辩解着。
“不要和她多啰嗦了，堵住她这条资本主义道路，掀翻她的摊子！”有人在后面高声喊着。
不待江彦城转过身去劝阻，不待丁馥护住那小小的摊子，几个不三不四的知青便一拥而上，一眨眼的工夫，丁馥被逼到了角落里，小小的摊子掀翻了，箩筐、簸箕里的五香豆，被蜂拥上来的男女知青们一抢而空。
“哈哈，谁叫她走资本主义道路！”
“快吃啊，这五香豆味不错！”
“香得够滋味！”
“今天有口福，这五香豆，和上海城隍庙出产的差不多！”
“拆上海知青的台，就该这样子整她！”
箩筐被踩扁了，簸箕被抢烂了，包五香豆的纸袋，撒得满地都是。衣袋里装满五香豆的男女知青，嘻嘻哈哈地扬长而去。
江彦城绝没想到，他的好心劝告，会以这种场面而告终。他退到一边，揪心地瞧着远去了的知青，转过头来，他看到，惊骇的丁馥倚着泥墙，脸色煞白，脸颊上淌着两行清泪。他不忍心看下去，拔腿就跑
以后，很久很久，江彦城总在寻找一个机会，想对丁馥赔礼道歉。内心深处，他还暗忖着，试图弄清她为啥要摆摊卖五香豆，是她自小就受父母亲做买卖思想的影响呢，还是另有缘由？
那是一个秋末冬初的黄昏，田野里已经收净了稻子、棉花、黄豆。农活已不是那么忙碌了，松闲下来的人们，已在静静地做着越冬的准备。想回上海去过元旦和春节... -->>
犹如淌着血的伤口，被狠狠地抹上了一把盐，丁馥的出现，使得江彦城的心，受到了剧烈的刺激。
肠胃里像翻江倒海一般，他走了几十步，实在支撑不住，扶住了一根电线杆，头朝下一俯“哇”一声，呕吐了。
当胃里的酸水好像也吐净时，他倒感觉清醒了很多，唯有嘴里苦涩涩的，不好受。
神智一恢复镇定，眼睛也能清楚地看到身前的景物了。他为自己莽撞的举动感到羞愧，感到不安了。
回到家，江彦秀一闻到他身上那股酒味，就厌恶地避到另一间屋去了。妈妈以怜悯的目光瞅着他漱口，洗脸，想问什么，又什么也没问。
江彦城吃了一碗开水泡饭，就躲到自己低矮的三层阁楼上，蹬了鞋，仰面朝天躺在溜窄溜窄的单人床上。这是他唯一的“领地”躺在这儿，就是躺到明天晚上，也不会有人来干涉他。
他闭上眼睛，想昏昏沉沉地睡去，把人世间的一切都通通遗忘，可是，眼睑虽沉，却怎么也睡不着。从晒台那边的窗户里，传来邻居家播放的流行歌曲。浓重的鼻音、唏嘘的喘息，清晰可闻，一听就知道是双通道立体声，四个喇叭的收录机，十足的洋货、洋腔、洋调：是爱情
不够深，
还是没缘分？
希望你告诉我，
初恋的情人。
你我各分东西，
这是谁的责任？
这是谁的责任？这是谁的责任？
刘廷芳和他江彦城各分东西，是谁的责任？怪他没工作，还是怪刘廷芳太薄情？
丁馥和他江彦城各分东西，是谁的责任？怪他太薄情，还是怪丁馥所作所为太卑鄙？
自从和刘廷芳逐渐好上以后，他总以为，他和丁馥之间的事，已经彻底地画了句号。哪知全不是那么回事，今天这意外的邂逅，把一切又都重新勾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那个狂飙突起的年头，江彦城在红卫兵团部任勤务员。名称虽像个打杂的，实质上，却是五个常委之一。况且，他还负责发展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呵，那年头，臂膀上只要有写着“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连走路都神气三分。江彦城深知自己肩头所负的责任，决不容许有一丝一毫杂质，混进纯洁的红卫兵队伍。
“丁馥”从名字看，就不像是纯粹的工人家庭出身，可履历表上，却偏偏填的是“工人”父亲是开救护车的司机，母亲是织布厂工人。这么说，不单是工人，还是挺纯的。江彦城问送表格到总部来的红卫兵排长：“这个丁馥复查过吗？”
“查了，基本符合要求，只是，只是”比江彦城低两届的红卫兵排长，是个十五岁的姑娘，戴一副眼镜，生得矮小，简直还是个孩子。不过她出身好，父亲是一家大厂的科室干部，没啥问题。
“什么‘只是’，有话爽爽快快讲！”江彦城俨然是一副领导者兼大哥哥的姿态。
“只是她父亲过去跑过单帮，她母亲在进厂前做过小买卖，卖过萝卜丝饼、油磴子”
“这样的人怎么能加入红卫兵呢？参加‘红外围’都勉强！”江彦城决断地说。
瘦弱纤小的红卫兵排长不服气“呱呱”地争辩着：
“我们研究过，她父母亲做过小生意，这不假，不过从没剥削过人。”
“我没空和你辩论，我有权保证红卫兵组织的纯洁性！”江彦城不耐烦地把表格掀过去，看下一个人的情况。
“那，那我无法回话。你自己对她讲吧，她也来了！”红卫兵排长用手朝总部门口指了指，把矛盾上交了。
这倒是江彦城没料到的，丁馥竟然也跟着来了！他顺着排长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个姑娘，高挑瘦削，脸色略显苍白，正凝视着他，不待他说话，她却一个转身，走了。
这就是江彦城和丁馥的第一次见面。那年头，红卫兵团常委要和全校三千多名师生打交道，每天要讲多少话，要看多少张脸，简直无法记住。可事情就是那么怪，丁馥的脸，印在江彦城的脑子里，怎么也抹不去。甚至直到三年多以后，当他随着上山下乡的大军到了安徽，在广德县乡下的集体户里看到她时，竟一下子就把她认了出来。
丁馥！
尽管这时候的丁馥，已是个娴静温存、寡言少语的十八岁大姑娘。和三年前有了很大变化，他还是认出她来了。
有多少次，他都想和她说些什么；有多少次，他都试图帮着她挑水、砍柴，干些她干不了的重活。虽然他啥也没说，几乎什么都没帮她干，可是她还是感觉到了他的神情。他们虽没说话，可青春的眼睛，有时候比说千百句话还管用呢！
只怪她不争气！
“哈哈，彦城，这才是奇闻呢，上海知青在集市上摆出五香豆摊了，奇闻，奇闻，天下奇闻！”
“是哪个？”
“还有哪个，就是我们同户的丁馥！”
“啊！”江彦城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是的，这已是插队落户的第四年，招生、招工没份，回上海无望，就是要搞病退，也得家中有底子，拿得出钞票，去打通各种各样必须打通的路子。家庭经济拮据的，只有在农村慢慢拖。知青的生活艰难，日子不好过，这是事实，可这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她丁馥为啥这么蠢呢？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卖五香豆，做小生意，在这一代闹过“文化革命”的青年眼里，是多么可卑的事儿。
“她她怎么如此糊涂，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憋了半天，江彦城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就是嘛，该去劝劝她。”于艺文兴冲冲地说。
“还劝呢，”邻队的刘廷芳撅着嘴说“这种人啊，连面子也不要了，就该出出她的丑！”
“走！”江彦城想到自己当过红卫兵常委，又是顶着名儿的户长，决定亲自出马去劝告丁馥。
谁料到，邻近几个大队的上海知青，你呼我唤的，不多会儿都传遍了，要到集市上，去出摆五香豆摊的丁馥的洋相。尤其是一帮酗酒、赌博、不三不四的流氓，更是哄得凶。
当这一大帮人，出现在丁馥的五香豆摊跟前时，丁馥惊慌地大瞪着一对眼睛，询问地瞅着江彦城。
“你这是在干啥？”江彦城的语气委婉、恳切。
“卖五香豆，养活自己。”丁馥的声音比蚊子叫还低。
“不，你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个知青，怎么连这点是非也分不清？”江彦城的口气，气恼中带着哀怜。
“豆是集体分的，五香豆是我双手做的，怎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丁馥的嗓音响了些，辩解着。
“不要和她多啰嗦了，堵住她这条资本主义道路，掀翻她的摊子！”有人在后面高声喊着。
不待江彦城转过身去劝阻，不待丁馥护住那小小的摊子，几个不三不四的知青便一拥而上，一眨眼的工夫，丁馥被逼到了角落里，小小的摊子掀翻了，箩筐、簸箕里的五香豆，被蜂拥上来的男女知青们一抢而空。
“哈哈，谁叫她走资本主义道路！”
“快吃啊，这五香豆味不错！”
“香得够滋味！”
“今天有口福，这五香豆，和上海城隍庙出产的差不多！”
“拆上海知青的台，就该这样子整她！”
箩筐被踩扁了，簸箕被抢烂了，包五香豆的纸袋，撒得满地都是。衣袋里装满五香豆的男女知青，嘻嘻哈哈地扬长而去。
江彦城绝没想到，他的好心劝告，会以这种场面而告终。他退到一边，揪心地瞧着远去了的知青，转过头来，他看到，惊骇的丁馥倚着泥墙，脸色煞白，脸颊上淌着两行清泪。他不忍心看下去，拔腿就跑
以后，很久很久，江彦城总在寻找一个机会，想对丁馥赔礼道歉。内心深处，他还暗忖着，试图弄清她为啥要摆摊卖五香豆，是她自小就受父母亲做买卖思想的影响呢，还是另有缘由？
那是一个秋末冬初的黄昏，田野里已经收净了稻子、棉花、黄豆。农活已不是那么忙碌了，松闲下来的人们，已在静静地做着越冬的准备。想回上海去过元旦和春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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