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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主任制定了一个政策“外松内紧”所谓外松，一方面要保证学校正常的运转，另一方面也是给“极个别”的同学一个麻痹，一个松懈，好引蛇出洞；所谓内紧，就是大家的眼睛要睁大一点“那根弦不能松”不过，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外面”还是松不下来。每一个人还是很紧张。就说王玉秧，跑完3000米之后她究竟做了什么，这就不容易说得清。说不清就暗含了危险性。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回宿舍呢？玉秧犹豫了两天，到底还是找到了心理学老师黄翠云，是一位女教师，担任着学生处的副主任。玉秧决定这样做还是很有头脑的，再拖下去，身上干净了，那就不好说了。玉秧老老实实地把情况告诉了黄老师，她之所以回到宿舍，主要是身体有了“特殊情况”黄老师听完了王玉秧的陈述，把玉秧带进了女厕所。让玉秧解下裤子，把东西翻出来，看了。情况属实。这个是做不了假的。
黄老师四十多岁了，曾经被错打成右派，平反之后才从县城调进了师范学校。黄老师可不像钱主任，很温和，爱笑，像一个母亲，甚至，像一个大姐。虽然也是主任，可是黄老师不允许任何一个同学喊她“主任”只能喊“老师”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心中有相当高的威信。黄老师检查完了，笑了笑，说“这能说明什么呢王玉秧同学？”玉秧想，是的，这能说明什么呢？身上有“特殊情况”只能证明王玉秧一个人回到宿舍了，只能反过来证明王玉秧的确在案发的现场，并不能证明其它。王玉秧的鼻子尖上全是汗，傻乎乎地站了好大一会儿，很莽撞地说：“不是我偷的。”黄老师轻声说：“在没有查出来之前，谁都是可能的。包括我，也是可能的。你说是不是呢？”这一来王玉秧不好再说什么了，人家黄老师都把自己放进去了，玉秧再狡辩，显然就有态度上的问题了。
排查的范围一会儿缩小，一会儿放大，但是，没有结果。案情难以突破。一眨眼已经拖到第四天了。在这四天里头，八二(3)班的同学对“铁的纪律、铁的校风”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准确地说，对“铁”这个金属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铁是没有表情的，不言不语，不声不响。但是，铁很重，很硬，有一种霸蛮的力量。同学们对“铁”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恐惧。因为铁的静止永远都是暂时的，它一旦行动起来，没有人知道后事如何。同学们发现，任何东西发展到一定的火候，它都有可能变成铁。比方说，事件，比方说，时间，比方说，心情。它们现在都是铁。很重，很硬，横在八二(3)每一个同学的面前，的心里。八二(3)班死气沉沉。每个人都轻手轻脚的，生怕哪儿碰到了铁“当”的一声，或者说，什么声音都没有，铁已经把你的皮肉带走一大块。
比较下来，王玉秧承受的压力则要大得多。这种力量并不只是来自校方，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来自于同学们的中间。甚至，它来自于王玉秧自己。王玉秧说不清楚了。玉秧嘴笨，说不清就不说。但是，抬不起头来。玉秧可以麻痹自己，其它班级的同学可是麻痹不了的，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关键是，他们的想像力同样是“雪亮”的。同学们当中已经流传开了，王玉秧和钱主任已经进入了“僵持性的阶段”双方都在攻心，就看谁挺得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静止肯定是暂时的。同学知道，暴风雨会来。一定会来。
暴风雨来了，相当地突然。一点都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相反，很平静。当然，这种平静是学校里领导的那一方，同学的这一头却从来也没有消停过，所谓风欲静，而树不止。星期六的上午，北京时间九点整，钱主任，黄老师，八二(3)班班主任，三个人呈品字形，一起走向了八二(3)班。同学们早就到齐了。钱主任满面春风，是那种如释重负的样子，难得一见的轻松。黄主任却反过来了，惆怅得很，一点都不像平常那样亲切，反而心头压力重千斤。同学们望着钱主任的脸，知道破案了，事情终于有了结果了。但是，因为具体的名字还没有说出来，反而更叫人揪心。教室里的气氛严峻异常。王玉秧咽了一口，所有的人都咽了一口。同学们的紧张是有道理的。天上飞来了一只铁疙瘩，在它落地之前，谁会知道这只铁疙瘩会砸到哪个人的脑袋呢。
班主任进门了，站在黑板的左侧。黄老师进门了，站在了黑板的右侧。钱主任最后进来了，直接走上了讲台。同学们屏住呼吸，以为钱主任会立即宣布什么的。钱主任却没有那么做，而是避实就虚，鼓掌了。同学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既然领导都鼓掌了，被领导的当然要跟着鼓掌。掌声很寥落，稀稀拉拉，钱主任在耐心地等待。等教室里全部平息下来了，钱主任高声说，他首先代表校支部、校行政，代表八二(3)的全体同学——不包括个别人——感谢我们的公安战士。钱主任说，公安战士其实每天夜里都在学校里工作，现在，真相大白了。钱主任伸出他的胳膊、他的手、他的食指，绕了一圈，指着下面说，偷钱的人就在这间教室里头，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这位同学的眼睛现在正看着我。”教室里的空气在一点点地往里收，都有些烫了。钱主任还想再说些什么，黄老师却病歪歪地走上了讲台。她拦住了钱主任。黄老师请求钱主任让她“说两句”黄主任很疲惫，很沉痛，好像刚刚哭过，好像刚刚从病床上支撑着站了起来。黄老师说：“同学们，我是一位母亲。我想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同学们谈几句。”
钱主任制定了一个政策“外松内紧”所谓外松，一方面要保证学校正常的运转，另一方面也是给“极个别”的同学一个麻痹，一个松懈，好引蛇出洞；所谓内紧，就是大家的眼睛要睁大一点“那根弦不能松”不过，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外面”还是松不下来。每一个人还是很紧张。就说王玉秧，跑完3000米之后她究竟做了什么，这就不容易说得清。说不清就暗含了危险性。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回宿舍呢？玉秧犹豫了两天，到底还是找到了心理学老师黄翠云，是一位女教师，担任着学生处的副主任。玉秧决定这样做还是很有头脑的，再拖下去，身上干净了，那就不好说了。玉秧老老实实地把情况告诉了黄老师，她之所以回到宿舍，主要是身体有了“特殊情况”黄老师听完了王玉秧的陈述，把玉秧带进了女厕所。让玉秧解下裤子，把东西翻出来，看了。情况属实。这个是做不了假的。
黄老师四十多岁了，曾经被错打成右派，平反之后才从县城调进了师范学校。黄老师可不像钱主任，很温和，爱笑，像一个母亲，甚至，像一个大姐。虽然也是主任，可是黄老师不允许任何一个同学喊她“主任”只能喊“老师”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心中有相当高的威信。黄老师检查完了，笑了笑，说“这能说明什么呢王玉秧同学？”玉秧想，是的，这能说明什么呢？身上有“特殊情况”只能证明王玉秧一个人回到宿舍了，只能反过来证明王玉秧的确在案发的现场，并不能证明其它。王玉秧的鼻子尖上全是汗，傻乎乎地站了好大一会儿，很莽撞地说：“不是我偷的。”黄老师轻声说：“在没有查出来之前，谁都是可能的。包括我，也是可能的。你说是不是呢？”这一来王玉秧不好再说什么了，人家黄老师都把自己放进去了，玉秧再狡辩，显然就有态度上的问题了。
排查的范围一会儿缩小，一会儿放大，但是，没有结果。案情难以突破。一眨眼已经拖到第四天了。在这四天里头，八二(3)班的同学对“铁的纪律、铁的校风”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准确地说，对“铁”这个金属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铁是没有表情的，不言不语，不声不响。但是，铁很重，很硬，有一种霸蛮的力量。同学们对“铁”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恐惧。因为铁的静止永远都是暂时的，它一旦行动起来，没有人知道后事如何。同学们发现，任何东西发展到一定的火候，它都有可能变成铁。比方说，事件，比方说，时间，比方说，心情。它们现在都是铁。很重，很硬，横在八二(3)每一个同学的面前，的心里。八二(3)班死气沉沉。每个人都轻手轻脚的，生怕哪儿碰到了铁“当”的一声，或者说，什么声音都没有，铁已经把你的皮肉带走一大块。
比较下来，王玉秧承受的压力则要大得多。这种力量并不只是来自校方，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来自于同学们的中间。甚至，它来自于王玉秧自己。王玉秧说不清楚了。玉秧嘴笨，说不清就不说。但是，抬不起头来。玉秧可以麻痹自己，其它班级的同学可是麻痹不了的，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关键是，他们的想像力同样是“雪亮”的。同学们当中已经流传开了，王玉秧和钱主任已经进入了“僵持性的阶段”双方都在攻心，就看谁挺得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静止肯定是暂时的。同学知道，暴风雨会来。一定会来。
暴风雨来了，相当地突然。一点都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相反，很平静。当然，这种平静是学校里领导的那一方，同学的这一头却从来也没有消停过，所谓风欲静，而树不止。星期六的上午，北京时间九点整，钱主任，黄老师，八二(3)班班主任，三个人呈品字形，一起走向了八二(3)班。同学们早就到齐了。钱主任满面春风，是那种如释重负的样子，难得一见的轻松。黄主任却反过来了，惆怅得很，一点都不像平常那样亲切，反而心头压力重千斤。同学们望着钱主任的脸，知道破案了，事情终于有了结果了。但是，因为具体的名字还没有说出来，反而更叫人揪心。教室里的气氛严峻异常。王玉秧咽了一口，所有的人都咽了一口。同学们的紧张是有道理的。天上飞来了一只铁疙瘩，在它落地之前，谁会知道这只铁疙瘩会砸到哪个人的脑袋呢。
班主任进门了，站在黑板的左侧。黄老师进门了，站在了黑板的右侧。钱主任最后进来了，直接走上了讲台。同学们屏住呼吸，以为钱主任会立即宣布什么的。钱主任却没有那么做，而是避实就虚，鼓掌了。同学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既然领导都鼓掌了，被领导的当然要跟着鼓掌。掌声很寥落，稀稀拉拉，钱主任在耐心地等待。等教室里全部平息下来了，钱主任高声说，他首先代表校支部、校行政，代表八二(3)的全体同学——不包括个别人——感谢我们的公安战士。钱主任说，公安战士其实每天夜里都在学校里工作，现在，真相大白了。钱主任伸出他的胳膊、他的手、他的食指，绕了一圈，指着下面说，偷钱的人就在这间教室里头，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这位同学的眼睛现在正看着我。”教室里的空气在一点点地往里收，都有些烫了。钱主任还想再说些什么，黄老师却病歪歪地走上了讲台。她拦住了钱主任。黄老师请求钱主任让她“说两句”黄主任很疲惫，很沉痛，好像刚刚哭过，好像刚刚从病床上支撑着站了起来。黄老师说：“同学们，我是一位母亲。我想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同学们谈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