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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意外。我不知道你这么在乎。”
安德烈在进门之前，把嘴里的玫瑰取下，他觉得自己的脸热了起来。“露西呢？”
史蒂芬咧嘴而笑。“在戴她的假睫毛。一会儿就好。最近如何？”
安德烈听到身后的门打了开来，回头看到露西，穿着蓝色牛仔裤以及宽松的白色高领毛衣，后者刚好衬托出她那漂亮的奶油巧克力肤色。她注视着安德烈手中的玫瑰。
“来，”他说，把玫瑰送给她。“这个刚好可以配你的毛衣。”
史蒂芬的头从一张严肃、专注的脸庞转到另外一张。“太可惜了，露西，”他说。“你错过了开场。”他转向安德烈。“法国人有这个习惯吗？嚼玫瑰？”
安德烈从长沙发上抬起露西的外套，帮她穿上。他的手指拨拨她的颈背，好释放出夹在衣领下的头发。他用力吞吞口水。“提醒我送给你的合伙人一大束毒藤。”
史蒂芬眉开眼笑地望着他们离去，很高兴地看到，几个月前已经很明显的事情，终于有了进展。他拿起电话打给女朋友。他决定带她到好一点的餐厅吃饭，或许也送些花给她。浪漫是会传染的。
回到家没几分钟，塞鲁斯-派因便开始与同行联络。虽然他有一则听起来多少有点正派的故事，但他所认识的正派画商都是同样的说词。我们处理的全是真品，他们告诉他，而且他几乎可以感受到他们那目中无人的鄙视。他很清楚，大多数至少都被骗过一次，但是提醒他们并不会使事情更加顺利。于是塞鲁斯放弃，开始翻阅通讯簿，想找个比较愿意接受事实的人。在他几乎想要放弃的时候，他翻到v开头的地方，看到威里耶这个名字。他记起了当时的谣言以及后续的公然出丑。要是有任何人可能帮他忙，那就非威里耶莫属了。
威里耶曾经是八十年代的宠儿，那时候大把大把的钞票似乎毫无间断地涌入纽约的艺术界。他削瘦。偏好细条纹西装，是英国人，而且与贵族稍微有点亲戚关系（很神奇的，随着他待在美国的时间越久，这层关系变得越来越近），还有一双正直的眼睛。拍卖公司向他请教、博物馆对他言听计从、收藏家有点担心地邀他造访他们的房子。大家告诉他，他注定要出名，注定要荣登研究机构和博物馆的委员会一员，而且最终注定要获得有关当局应有的报酬。
然而“最终”还是不够好。“最终”不能跟即刻到手的现钞相比，威里耶开始帮某些名画收藏者的忙，他们的收藏品来源往往有可疑之处。对这些拥有人来说，他的认可就是白花花的银子，而他们对他的感谢也是以传统而实际的方式进行。威里耶飞黄腾达起来，然后变得很贪婪，这在艺术界当然不算罪恶。不过更糟的是，他变得太有自信、太不小心。还有，或许更不幸的是，他变得喜欢炫耀铺张。他的双井公寓、他的本特利古董车、他在汉普顿的土地、他那成群的金发女郎，以及他在八卦专栏里被特别报导的派对。他们称他为艺术金童，而他也欣然接受。
只是他的垮台既快又嘈杂，由媒体以特殊的口味报导，此一口味在新闻记者们抓到某位比他们幸运的人没穿裤子时，变得更为明显。事情的导火线是一帧由威里耶宣布为真品的十七世纪名画，卖了几百万美金。新买家在保险代理人的要求下，把画送去试验。可疑之处逐渐浮出，于是再做更多的试验。结果显示，将画布固定在框上的钉子属于十八世纪，而画布本身则是近代的材质。这帧画被视为赝品。消息传出，其他曾经购得过威里耶认可的名画的买家，加入了这股送画实验室做科学试验的潮流。更多的假画浮现出来。几星期的时间，艺术金童变成可疑的骗子。
诉讼与反诉讼迫使威里耶卖掉财产。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发美女理所当然地消失了，有关当局不再眷顾他，最后他沦落为替一些对他的眼光比对他的名声更有兴趣的人服务，以此勉强维持生计。塞鲁斯-派因的电话，在他这段特别落魄的时刻，当然颇受欢迎。挂上电话不到三十分钟，威里耶已经坐在派因的书房里，迅速干掉一杯伏特加。
“你能来真好，威里耶先生。如我先前告诉你的，我不想再浪费任何的时间。”派因耸肩以示歉意。“我敢说你知道顾客都是那副德性——他们要每件事情早早在昨天就完成。”
威里耶的身材瘦弱，外表落魄。他身上那套白里条纹西装，虽然剪裁得很好，但需要整烫。他的衬衫领子已经开始磨损，他的头发有的卷，有的没卷，盖住衣领，显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未曾造访理发师。他对着塞鲁斯微笑，露出一口黄牙。“事实上，目前我不是太忙，”他一边说，一边转杯中的冰块。“也许我可以拨出时间来。”
“太好了，太好了。”塞鲁斯放下饮料，身体向前倾，眉毛竖了起来。“当然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威里耶点头。“我的委托人的收藏非常可观——大部分是印象派，再加上一两个像哈克尼这样的近代画家。他把其中几幅藏在日内瓦的公寓里，其他的则留在多斯加尼的老家。不用说，也是相当精致。总之，他变得有点紧张。不久前，那个地方发生很多窃盗案。这件事你可能听说过。当局把风声压下来——因为这会对观光业，投资不利，全是些老掉牙的借口。无论如何，我的委托人不太想把珍贵的名画留给防盗系统和老管家保护。我会不会说得太快？”
事实上，威里耶比他还快。他以前全部听过。故事大概先说，然后再讲重点。而重点总是一成不变的模糊不清。但是他看到了获利。“他一定担心得很，”他说。“你想我能不能再来杯伏特加？”
“我亲爱的伙伴。”塞鲁斯一边继续说，一边为威里耶斟酒。“有两幅画他特别关心，所以我给了他忠告。”他把酒杯递给威里耶，坐下来。“把原画存在银行，”我告诉他“然后请人画些复制品。你觉得呢？”
我就知道，威里耶对他自己说。他想要找人伪造。“非常明智。”
“他也如此认为。不过他坚持要第一流的复制。”
“当然。你能告诉我你的委托人是谁吗？”
“他不想泄露身份。都这样的，不是吗？不过我可以跟你说，他财力雄厚。”塞鲁斯注视威里耶一会儿，接着说道“而且他不小气。我敢说费用一定没有问题。”
从头到尾跟着剧本走，威里耶暗忖。出钱找上等货。“画家是谁？”
“毕沙罗，还有塞尚。”
“嗯。”威里耶把他原先想到的价钱乘以二。法兰岑是最佳人选。不过他必须先把事情考虑清楚。我也许可以帮你忙，派因先生。能给我二十四小时吗？
在搭计程车回公寓的途中，威里耶盘算着他可以分到多少介绍费，或是是否该冒着直接联络法兰岑的危险而一人独吞。最好不要，他遗憾地决定。最后总会给他知道，到时候又会多一个人再也不找他。有仇必报、贪婪的死猪。几千块美金对他来说根本是九牛一毛。计程车停到路边时，威里耶以厌恶的眼神望着他目前居住的烂建筑。他付给司机过低的小费，快步走过人行道，驼着肩膀抵抗身后传来的流利诅咒。
喝下另一杯伏特加让运气好些之后，他拿起电话。
“他在吗？我是威里耶先生。”
“霍尔兹先生正在用餐，先生。”
“有重要的事情。”妈的，当男管家不属于你时，他们真是讨厌。
一分钟过去了。电话被转到另外一只，传来咔哒声。“喂？”
威里耶强迫自己和气一点。“抱歉打扰你，鲁弟，不过有件事情你可能会感兴趣。有工作给法兰岑，我知道你喜欢亲自跟他接触。”
“替谁？”
“塞鲁斯-派因，他替一个匿名的欧洲人询问。他不告诉我他的名字。他需要毕沙罗和塞尚。”
霍尔兹从书房的门看出去。他在考虑时，卡米拉的笑声从走廊对面的餐厅过来。他知道派因，而且经常在画展上遇到他。这个人的名声不错，将来也许用得着。只要霍尔兹继续做藏镜人，威里耶会替他承担任何可能的不愉快。“很好，”霍尔兹说道。“明天我会打给法兰岑。等你听到我的消息，再把电话给派因。虽然——”霍尔兹发出很容易被误认为笑声的声音“——我不知道‘给’这个字用得信不恰当。”
威里耶吃了一惊。这只小赠殊的花招还是这么频繁。“这个嘛，”他说“我可能会向他收点介绍费。”
“当然。不过我不会要你跟我分享。就算你欠我人情好了。我明天会和你联络。”走回餐厅时，霍尔兹有相当足的理由觉得自己真是慷慨。他从法兰岑那边分到的百分之五十将会是六位数。一丝一毫都有助益，他对自己说。他坐下时，对着宾客微笑。“请原谅，”他说。“我住在佛罗里达的母亲晚餐吃得早，她以为我们这里也是。”他尝了一口早春的羔羊肉，盘算着也许百分之六十可能更为合适，因为国际电话费实在贵得离谱。
在此同时，威里耶检视冰箱的内容物——剩下半瓶伏特加和一包放了很久、已经卷曲的肝泥香肠——他决定以即将赚到的费用壮胆，外出用餐。在他买给那个下贱的混蛋香槟之后，应该还会留下不少钱。他决定买那种没有标明年代的。
到意外。我不知道你这么在乎。”
安德烈在进门之前，把嘴里的玫瑰取下，他觉得自己的脸热了起来。“露西呢？”
史蒂芬咧嘴而笑。“在戴她的假睫毛。一会儿就好。最近如何？”
安德烈听到身后的门打了开来，回头看到露西，穿着蓝色牛仔裤以及宽松的白色高领毛衣，后者刚好衬托出她那漂亮的奶油巧克力肤色。她注视着安德烈手中的玫瑰。
“来，”他说，把玫瑰送给她。“这个刚好可以配你的毛衣。”
史蒂芬的头从一张严肃、专注的脸庞转到另外一张。“太可惜了，露西，”他说。“你错过了开场。”他转向安德烈。“法国人有这个习惯吗？嚼玫瑰？”
安德烈从长沙发上抬起露西的外套，帮她穿上。他的手指拨拨她的颈背，好释放出夹在衣领下的头发。他用力吞吞口水。“提醒我送给你的合伙人一大束毒藤。”
史蒂芬眉开眼笑地望着他们离去，很高兴地看到，几个月前已经很明显的事情，终于有了进展。他拿起电话打给女朋友。他决定带她到好一点的餐厅吃饭，或许也送些花给她。浪漫是会传染的。
回到家没几分钟，塞鲁斯-派因便开始与同行联络。虽然他有一则听起来多少有点正派的故事，但他所认识的正派画商都是同样的说词。我们处理的全是真品，他们告诉他，而且他几乎可以感受到他们那目中无人的鄙视。他很清楚，大多数至少都被骗过一次，但是提醒他们并不会使事情更加顺利。于是塞鲁斯放弃，开始翻阅通讯簿，想找个比较愿意接受事实的人。在他几乎想要放弃的时候，他翻到v开头的地方，看到威里耶这个名字。他记起了当时的谣言以及后续的公然出丑。要是有任何人可能帮他忙，那就非威里耶莫属了。
威里耶曾经是八十年代的宠儿，那时候大把大把的钞票似乎毫无间断地涌入纽约的艺术界。他削瘦。偏好细条纹西装，是英国人，而且与贵族稍微有点亲戚关系（很神奇的，随着他待在美国的时间越久，这层关系变得越来越近），还有一双正直的眼睛。拍卖公司向他请教、博物馆对他言听计从、收藏家有点担心地邀他造访他们的房子。大家告诉他，他注定要出名，注定要荣登研究机构和博物馆的委员会一员，而且最终注定要获得有关当局应有的报酬。
然而“最终”还是不够好。“最终”不能跟即刻到手的现钞相比，威里耶开始帮某些名画收藏者的忙，他们的收藏品来源往往有可疑之处。对这些拥有人来说，他的认可就是白花花的银子，而他们对他的感谢也是以传统而实际的方式进行。威里耶飞黄腾达起来，然后变得很贪婪，这在艺术界当然不算罪恶。不过更糟的是，他变得太有自信、太不小心。还有，或许更不幸的是，他变得喜欢炫耀铺张。他的双井公寓、他的本特利古董车、他在汉普顿的土地、他那成群的金发女郎，以及他在八卦专栏里被特别报导的派对。他们称他为艺术金童，而他也欣然接受。
只是他的垮台既快又嘈杂，由媒体以特殊的口味报导，此一口味在新闻记者们抓到某位比他们幸运的人没穿裤子时，变得更为明显。事情的导火线是一帧由威里耶宣布为真品的十七世纪名画，卖了几百万美金。新买家在保险代理人的要求下，把画送去试验。可疑之处逐渐浮出，于是再做更多的试验。结果显示，将画布固定在框上的钉子属于十八世纪，而画布本身则是近代的材质。这帧画被视为赝品。消息传出，其他曾经购得过威里耶认可的名画的买家，加入了这股送画实验室做科学试验的潮流。更多的假画浮现出来。几星期的时间，艺术金童变成可疑的骗子。
诉讼与反诉讼迫使威里耶卖掉财产。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发美女理所当然地消失了，有关当局不再眷顾他，最后他沦落为替一些对他的眼光比对他的名声更有兴趣的人服务，以此勉强维持生计。塞鲁斯-派因的电话，在他这段特别落魄的时刻，当然颇受欢迎。挂上电话不到三十分钟，威里耶已经坐在派因的书房里，迅速干掉一杯伏特加。
“你能来真好，威里耶先生。如我先前告诉你的，我不想再浪费任何的时间。”派因耸肩以示歉意。“我敢说你知道顾客都是那副德性——他们要每件事情早早在昨天就完成。”
威里耶的身材瘦弱，外表落魄。他身上那套白里条纹西装，虽然剪裁得很好，但需要整烫。他的衬衫领子已经开始磨损，他的头发有的卷，有的没卷，盖住衣领，显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未曾造访理发师。他对着塞鲁斯微笑，露出一口黄牙。“事实上，目前我不是太忙，”他一边说，一边转杯中的冰块。“也许我可以拨出时间来。”
“太好了，太好了。”塞鲁斯放下饮料，身体向前倾，眉毛竖了起来。“当然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威里耶点头。“我的委托人的收藏非常可观——大部分是印象派，再加上一两个像哈克尼这样的近代画家。他把其中几幅藏在日内瓦的公寓里，其他的则留在多斯加尼的老家。不用说，也是相当精致。总之，他变得有点紧张。不久前，那个地方发生很多窃盗案。这件事你可能听说过。当局把风声压下来——因为这会对观光业，投资不利，全是些老掉牙的借口。无论如何，我的委托人不太想把珍贵的名画留给防盗系统和老管家保护。我会不会说得太快？”
事实上，威里耶比他还快。他以前全部听过。故事大概先说，然后再讲重点。而重点总是一成不变的模糊不清。但是他看到了获利。“他一定担心得很，”他说。“你想我能不能再来杯伏特加？”
“我亲爱的伙伴。”塞鲁斯一边继续说，一边为威里耶斟酒。“有两幅画他特别关心，所以我给了他忠告。”他把酒杯递给威里耶，坐下来。“把原画存在银行，”我告诉他“然后请人画些复制品。你觉得呢？”
我就知道，威里耶对他自己说。他想要找人伪造。“非常明智。”
“他也如此认为。不过他坚持要第一流的复制。”
“当然。你能告诉我你的委托人是谁吗？”
“他不想泄露身份。都这样的，不是吗？不过我可以跟你说，他财力雄厚。”塞鲁斯注视威里耶一会儿，接着说道“而且他不小气。我敢说费用一定没有问题。”
从头到尾跟着剧本走，威里耶暗忖。出钱找上等货。“画家是谁？”
“毕沙罗，还有塞尚。”
“嗯。”威里耶把他原先想到的价钱乘以二。法兰岑是最佳人选。不过他必须先把事情考虑清楚。我也许可以帮你忙，派因先生。能给我二十四小时吗？
在搭计程车回公寓的途中，威里耶盘算着他可以分到多少介绍费，或是是否该冒着直接联络法兰岑的危险而一人独吞。最好不要，他遗憾地决定。最后总会给他知道，到时候又会多一个人再也不找他。有仇必报、贪婪的死猪。几千块美金对他来说根本是九牛一毛。计程车停到路边时，威里耶以厌恶的眼神望着他目前居住的烂建筑。他付给司机过低的小费，快步走过人行道，驼着肩膀抵抗身后传来的流利诅咒。
喝下另一杯伏特加让运气好些之后，他拿起电话。
“他在吗？我是威里耶先生。”
“霍尔兹先生正在用餐，先生。”
“有重要的事情。”妈的，当男管家不属于你时，他们真是讨厌。
一分钟过去了。电话被转到另外一只，传来咔哒声。“喂？”
威里耶强迫自己和气一点。“抱歉打扰你，鲁弟，不过有件事情你可能会感兴趣。有工作给法兰岑，我知道你喜欢亲自跟他接触。”
“替谁？”
“塞鲁斯-派因，他替一个匿名的欧洲人询问。他不告诉我他的名字。他需要毕沙罗和塞尚。”
霍尔兹从书房的门看出去。他在考虑时，卡米拉的笑声从走廊对面的餐厅过来。他知道派因，而且经常在画展上遇到他。这个人的名声不错，将来也许用得着。只要霍尔兹继续做藏镜人，威里耶会替他承担任何可能的不愉快。“很好，”霍尔兹说道。“明天我会打给法兰岑。等你听到我的消息，再把电话给派因。虽然——”霍尔兹发出很容易被误认为笑声的声音“——我不知道‘给’这个字用得信不恰当。”
威里耶吃了一惊。这只小赠殊的花招还是这么频繁。“这个嘛，”他说“我可能会向他收点介绍费。”
“当然。不过我不会要你跟我分享。就算你欠我人情好了。我明天会和你联络。”走回餐厅时，霍尔兹有相当足的理由觉得自己真是慷慨。他从法兰岑那边分到的百分之五十将会是六位数。一丝一毫都有助益，他对自己说。他坐下时，对着宾客微笑。“请原谅，”他说。“我住在佛罗里达的母亲晚餐吃得早，她以为我们这里也是。”他尝了一口早春的羔羊肉，盘算着也许百分之六十可能更为合适，因为国际电话费实在贵得离谱。
在此同时，威里耶检视冰箱的内容物——剩下半瓶伏特加和一包放了很久、已经卷曲的肝泥香肠——他决定以即将赚到的费用壮胆，外出用餐。在他买给那个下贱的混蛋香槟之后，应该还会留下不少钱。他决定买那种没有标明年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