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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糊想法便是通过它滤下去并且变成言语的，言语后面是一片混乱，每个词是一条、是一杠，只是杠还不够，永远无法做成一只筛子。
我不在家时窗帘挂上了，它们看起来像在来苏水里浸过的奥地利蒂罗尔州出产的桌布。屋里光芒四射，我迷迷糊糊地坐在床上，想着人类诞生前是什么样子。突然钟声响了，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绝非人世的曲调，我仿佛被带到了中亚的大草原上。有些曲子缕缕不绝、余音绕梁，有些则一倾而出，缠绵悱恻。如今一切又都归于寂静，只有最后一个音符仍在飘荡，这只是一只微弱的高音锣，响了一声便像一个人苗一样熄灭了，它几乎无法划破这静谧的夜。
我曾跟自己订立了一个无言的契约：写过的东西不再改动一行。我对完善自己的思想或行动并无兴趣，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美与屠格涅夫的完美等量齐观（还有什么比永久的丈夫更完美的？）。于是，在同一环境中，我们有了两类完美。
然而在凡高的信中还提到一种超出这两类完美的完美，这便是个人战胜了艺术。
现在只有一件事使我极感兴趣，这就是记下书中遗漏的一切，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利用空气来给我们的生活指示方向，提供动机的各种元素，只有杀人狂似乎在从生活中重新汲取一定量的他们早先投入生活中的东西。这个时代呼唤暴力，可我们只得到了失效的炸药。革命不是尚在萌芽中便被扼杀就是成功得太快。激情很快便丧失殆尽，人们便转而求助于思想，这已是常规。提出来的建议没有一项能维持二十四小时以上。我们要在一代人生活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一百万次，在对昆虫学、深海生物或细胞活动的研究中，我们学到更多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永远无法把这件事情想清楚。
有人来租这所公寓了
看来我在波勒兹别墅的生活要结束了，好吧，我就收拾起这些手稿走路好了，别处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事情总是在发生，不论我走到哪里，那儿总有戏看。人就像虱子一样，他们钻到你皮肤下面，躲藏在那儿。于是你搔了又搔，直到搔出血来，可还是无法永远摆脱虱子的骚扰。在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在把自个儿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人人都有难言的隐痛。厄运、无聊、忧伤和自杀，这些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四周的气氛中弥漫着灾难、挫折和徒劳无功。搔吧，搔吧，直到一块好皮肤也不剩。这结果令我兴奋不已，我不但不灰心丧气，反而很开心。我高声呼唤更多。更大的灾难和更惨重的失败，我要叫全世界乱成一团，我要叫每个人都把自己搔死。
连这些支离破碎的笔记我几乎都没有时间记，因为我是被人逼迫过着节奏快而又忙乱的生活的呀。来过电话后，一位先生和他太太来了，在他们谈话期间我上楼去躺下来，我躺着，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当然不能回到那个妖怪的床上整夜翻来覆去用大脚趾头弹面包屑。这个令人作呕的小杂种；若是还有比当妖怪更糟糕的那便是当个守财奴。他是一个胆小如鼠、战战兢兢的小混蛋，总是在怕有朝一日破产的恐惧中过日子——或许是三月十八日，准确日子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喝咖啡不要牛奶或糖，吃面包不涂黄油，吃肉不要汤，要不就干脆不吃肉。
他不是不要这个便是不要那个，这个肮脏的小财迷。哪一天你打开抽屉瞧瞧便会发现藏在钱匣子里的钱，足足有两千多法郎，还有一些没有兑现过的支票。就算这样，我本来也不会这么在乎的，若不是我的贝雷帽里总是被他倒进咖啡渣子，地板上堆满了垃圾，更不用说那冰冷的润肤膏、油腻腻的毛巾和总是塞住的下水道了。我告诉你，这个小杂种身上总有一股臭味，除非是刚刚洒过科伦香水。他的耳朵脏、眼睛脏，屁股也脏。他是一个大关节、有哮喘病，有虱子、卑微而又病态十足的家伙。
哪怕他曾给我端来过一顿像样的早饭我也会原谅他的全部缺点的！这个家伙在一只脏兮兮的钱匣子里藏着两千法郎，却拒绝穿件干净衬衣，舍不得在面包上涂点儿黄油。这样一个家伙还不只是妖怪，不只是守财奴——他简直是一个白痴。
不过有关这个妖怪的都是题外话。我竖着一只耳朵倾听楼下的动静，来人是一位和他妻子一道来看房子的雷恩先生，他们正在谈论要把它租下来呢。谢天谢地，他们还只是说说而已。
雷恩太太爱笑，这表明马上会出麻烦的。这会儿是雷恩先生在说话，他的声音沙哑，刺耳、深沉，犹如一件又重又钝的武器砍进肉，骨头和软骨里。
鲍里斯叫我下来好介绍我同他们认识，他搓着双手，像个开当铺的。他们正在谈雷恩先生写的一个故事，一匹破马的故事。
“我还以为雷恩先生是位画家呢。”
“当然是，”鲍里斯眨了一下眼睛说。“不过到了冬天他便写作了，他写得不错好极了。”
我想引雷恩先生讲话，讲点什么，讲什么都行。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讲讲那匹跛马。可雷恩先生几乎一言不发，每一回他试图讲动笔写作的那段枯燥日子时，他的话便变得难懂了。他往往要花上几个月工夫才在纸上写下一个字。（冬天只有三个月。）这几个月和冬天那几个月里他在思考什么？天理良心，我真看不出这家伙是个作家，可雷恩太太说，他一坐下灵感便纷至沓来。
话题在变换，很难了解雷恩先生在想什么，因为他不说话。
而雷恩太太却说“他边想边干。”在雷恩太太口中，雷恩先生样样都很好。“他边想边干”——非常可爱，可爱极了，博罗夫斯基准会这么说。不过也实在非常痛苦，尤其是，这位思想家只不过是一匹跛马。
鲍里斯给我钱，叫我去买白酒。去买酒的路上我便已经醉了，我知道自己一回到屋里便会如何表现。沿着那条街走过来时酒劲儿便发了，我早拟好了一篇漂亮的演说词，它像雷恩太太的傻笑，就要滔滔不绝地涌出口来，照我看，她也已有几分醉意了，她一喝醉便会留神听别人说。刚从酒店里出来，我便听见汩汩的撒尿声，一切都在发狂，在四处乱溅，我要雷恩太太听着鲍里斯又在搓手，雷恩太太仍在结结巴巴地飞溅着唾沫星子说话。我把一个酒瓶夹在两腿间，把开瓶塞的钻子钻进去，雷恩太太大张着嘴期待着。酒从我两腿间溅出来，阳光也从八角窗外溅进屋来，而我的血也在血管中沸腾，将要从我身体里一涌而出的上千种发疯的玩艺儿现在都混杂在一起了。我把自己想起的每一件事讲给他们听，这些事情原先都藏在我心灵深处，而雷恩太太的狂笑使我开口全说出来了。两腿间夹着酒瓶，阳光由窗外洒进来，这会儿我又重新体验到刚到巴黎时捱过的那段寒酸日子里所感受到的快活心境，当时我茫然不知所措，一贫如洗，像在宴会上徘徊的一个鬼魂那样在街上逛来逛去。每件往事又突然全部想起来了——不能使用的卫生间、那位赞成擦皮鞋的王子、辉煌影院，我在那儿躺在老板的大衣上睡过觉，那个窗子上的铁栅、叫人窒息的感觉、肥大的蟑螂，偶尔的一顿大吃大喝、即将消失在暮色苍茫中的罗斯，坎那克和那不勒斯。我常空着肚子在大街上东跑西颠，有时也去拜访素不相识的人，例如德洛姆夫人。至于怎样到德洛姆夫人家去的，我再也想不起来了，可我去了，还设法进去了，我穿着灯芯绒裤子和猎装，裤子门襟上一个扣子也没有扣便从管家和系着一条小白围裙的女佣人身边闯进屋子里去了。直至今日我仍能感觉到那个房间里金碧辉煌的气氛，德洛姆夫人身着男人气的衣服坐在一只宝座上，鱼缸里养着金鱼，还有古代的世界地图和装订精美的书籍。我仍能感觉到她沉重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那色迷迷的态度叫我有点害怕。更舒适的是在圣拉扎尔车站往下灌浓炖肉汤，妓女们都站在门口，每张桌子上都摆着塞尔查矿泉水瓶子，一股很浓的精液在裤裆里泛滥。五点到七点间最好的消遣莫过于置身于这一大群人中，紧跟着一条大腿或一个美丽的酥胸往前走，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个个念头接瞳而至。这是那时一种稀奇古怪的满足，那时没有约会，没人请吃饭，没有计划，没有钱。那真是黄金般的日子，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每天早上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去美国捷运公司，每天早上都从办事员那儿得到那个不可避免的答复。于是我像臭虫一样东跑西颠，时不时地捡几个香烟屁股，有时偷偷地捡，有时又腆着脸公开捡。有时我坐在长椅上勒紧裤腰带止住饥饿的折磨，有时穿过杜伊勒利花园，边望着那粗笨的塑像边勃起一回。或是夜间沿着塞纳河漫步，这儿逛逛，那儿逛逛，力它的美姿发狂——两岸的树木，水中破碎的倒影，桥上该死的灯泡照耀下湍急的水流，女人们睡在门廊里，睡在报纸上，睡在雨里，到处都有散发着一股霉味的大教堂门廊，到处都有乞丐、虱子和充斥着圣维德斯舞会的丑八怪女人。在小巷里，手推车像酒桶一样堆放在一起，市场上弥漫着草莓的气味，老教堂四周都种着菜。闪烁着蓝色的弧光，贫民区堆满了垃圾，很滑，脚穿缎子舞鞋的女人们痛饮了一夜后在这些污物和害虫上跌跌撞撞地走过去。
还有圣绪尔比斯广场，又宁静又空旷，每天夜里临近午夜时分便有一个拎着一把散了架的雨散戴着古怪面纱的女人到那儿去。每天夜里她都撑着伞睡在一条长椅上，伞骨已掉下来，她的衣服已变成绿色的，她的手指又细又瘦，身上散发出一种霉烂的味道。到了早晨，我本人便要坐在那儿，在阳光下安安静静睡一觉，一面还要诅咒那些该死的鸽子，它们到处觅面包渣吃。圣绪尔比斯啊！那硕大的钟楼、贴在门上的花花绿绿的广告，以及楼内点燃的蜡烛。这便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如此热爱过的圣绪尔比斯。在这儿，神坛上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喷泉中水花四溅，鸽子在咕咕叫，面包屑一眨眼工夫便不见了，而我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却发出了单调的隆隆声。我在这儿一天又一天地坐下去，想着杰曼和她在巴士底广场附近住过的那条脏兮兮的小街，而神坛后面仍不断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公共汽车呼啸着从身边驶过。太阳晒化柏油，柏油又对我和杰曼产生了影响，对柏油本身和钟楼里的整个巴黎也产生了效力。
仅仅一年前我和莫娜每夜都沿着波拿巴街散步，那是在我们告别博罗夫斯基之后。当时圣绪尔比斯广场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巴黎的景物对我都不意味着什么。我说话说累了，看人脸孔看烦了，逛大教堂、广场和动物园等地方也逛腻味了。在红色的卧室里找本书看吧，藤椅坐着不舒服。我整天坐着坐腻了，红色的壁纸叫人厌倦，看着这么多人没完没了地胡扯更叫人心烦。这问卧室和箱子总是打开的，莫娜的衣服杂乱无章地四处丢着。我的套鞋和手杖都在红卧室里，还有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巴黎！巴黎意味着塞莱特咖啡馆、大教堂、多姆大饭店、跳蚤市尝美国捷运公司。巴黎！巴黎意味着博罗夫斯基的手杖、博罗夫斯基的帽子、博罗夫斯基的树胶水彩画、博罗夫斯基的史前鱼和史前笑话。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仍记忆犹新的只有一夜——启程乘船去美国前的那一夜。
那是一个难得的夜晚，博罗夫斯基有点儿醉了，他还有点儿讨厌我，因为我跟那儿的每一个婊子跳舞。不过我们早晨就要走了！我就是这样对我搂住的每一个女人说的——早晨就走！我就是这样对那个有双玛瑙色眼睛的金发女郎说的。到了卫生间里，我站在小便器前，下面勃起得很厉害，它显得既轻又重，像一只插上翅膀的枪弹。我就这样站在那儿时，两个女人溜进来了——美国女人。我双手握着xxxx，友好地同她们打招呼。她们朝我挤挤眼便走过去了。我正在走廊里系裤扣，便看到其中一个女人在等她朋友从厕所里出来。还在奏乐，也许莫娜会出来找我，或是博罗夫斯基拄着他的金柄手杖来，可我现在在这女人的怀抱中，她搂着我，我便不在乎谁会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俩慢慢蠕动着钻进一个小房间，我让她手扶着墙弯腰俯在那儿。我试着把那东西插进去，可是不成功，于是我们又坐下试了一回，可还是不成功，无论怎样试都不行。她自始至终握着我的xxxx，活像握着一件救命的宝贝一样。可是没用，我们太兴奋、太急切了。还在奏乐，于是我俩又从小屋里匆匆出来回到走廊里。在厕所里我把精液全射在她的漂亮衣服上，为此她很生气。我摇摇晃晃回到桌旁，博罗夫斯基脸上红扑扑的，莫娜则责难地望着我。博罗夫斯基说“咱们明天都去布鲁塞尔。”
大家都同意了，回到旅馆后我吐得到处都是，床上、脸盆里、衣物上、套鞋和手杖上，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上也吐上了。
几个月后，还是在同一座旅馆的同一个房间里，我们望着窗外院子里的景物，自行车都放在那儿。楼上，阁楼底下有间小屋子，某位叫亚历克的活泼小伙子整天在放留声机，还扯着嗓门反复唱些美妙的歌儿。我说“我们”可我这是把事情提前叙述了。莫娜一直不在，今天我就要去圣拉扎尔车站接她呢，临近傍晚，我把脸挤进两条栅栏之间站着等，可是没见莫娜，我又看了一遍电报也没能看出什么溪跷。于是我又回到拉丁区，照样大吃了一顿。过了一会儿从多姆大饭店前游逛而过时我突然看到一张苍白，臃肿的面孔和一对急不可耐的眼睛，还有一直令我心驰神往的夭鹅绒衣裳，因为在柔软的天鹅绒下总有她温暖的rx房、大理石般洁白的大腿和冰凉而又结实的肌肉。她从面孔的海洋中起身拥抱我，充满柔情地拥抱我———千只眼睛、鼻子、手指、腿、酒瓶、窗子、钱包和茶托都在瞪着我们，而我俩拥抱在一起，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在她身边坐下，她便说开了——滔滔不绝他说开了，这是歇斯底里、性变态和麻风病的狂热征兆。我连一个字也没听见，因为她很美，我爱她，现在我很快活，还愿意去死。
我们沿着城堡街漫步，找寻尤金。我们走过那座铁路桥，我常常在这儿看着火车驶出去，这时我在想她究竟在哪儿，心里也就很不好受了。过桥时一切都是软绵绵的、迷人的，烟雾从我们两腿间袅袅上升。铁轨嘎嘎作响、信号机在我们血液中闪烁，我觉察到她的身子紧紧贴着我的——全成为我的了，于是我停下用双手抚摸那温暖的天鹅绒。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碎裂，碎裂，天鹅绒下的温暖肉体渴望着我我俩又回到原先那间屋子，多亏尤金，我们又弄到了五十法郎。我看看院子里，那部留声机已经停了，箱子打开着，奠娜的东西像往常一样丢了一地，她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我催她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以为她要发疯了躺在床上，盖着毯子，再摸摸她的身体多么好啊！可是能摸多久呢？这一回能持续下去吗？我已有了一种预感，这不会延续多久的。
她狂热地跟我说话，仿佛我们没有明天一样。“别说了，莫娜！看着我别说了！”最后她睡着了，我从她身下抽出胳膊。
我闭上眼，她就躺在我身边到早上当然还在我是在二月里从码头启程的，那天下着一场叫人睁不开眼睛的暴风雪。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在窗口同我挥手道别，当时街对面角落里站着一个男人，他的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下颚贴在西服翻领上。这个望着我的人是个胎儿，一个嘴里叼着雪茄的胎儿。莫娜在窗口向我挥手道别，脸色苍白而臃肿，披头散发，忽而又到了一个阴沉沉的卧室中，我俩有节奏地喘着气，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温暖的、猫身上的气味，她的秀发叼在我嘴里。我闭着眼，我们对着嘴呼出一口口热气。我俩紧贴在一起，距美国有三千英里之遥，可我再也不想它了。同她在这儿睡在床上、让她对着我呼吸、秀发含在我嘴里——我认为这是一种奇迹。天亮以前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从酣睡中醒来望着她，这时一缕微弱的光线透进来，我望着她美丽的蓬乱头发，觉得有样东西顺着她的脖子爬下来。我又凑近看看她，她的头发在动。我扯开床单，看到更多的臭虫，它们在枕头上排成一大片。
拂晓，我们匆忙收拾起东西溜出旅馆，这时街上的咖啡馆还没有开门。我们步行，边走边搔痒。天亮了，天边出现了一片奶白色的晨喷，一朵朵橙红色的彩云飘过天空，恰似蜗牛出壳。巴黎啊，巴黎，一切都发生在这儿。断垣残壁、小便池中悦耳的哗哗流水声、男人们在酒吧间里舔小胡子。窗板往上推时铿锵作响，街沟里水流潺潺有声。还有用鲜红的巨大字母拼成amerpicon之字形。咱们走哪条路：为什么？往哪儿走，干什么？
莫娜饿了，而且她的衣服很单保除了晚礼服、香水、俗气的耳环、手镯和脱毛剂，她什么也没有。我们在梅园大道上一家弹子房中坐下要了热咖啡。卫生间坏了。我们得坐一阵了才能去另一家旅馆，这时我们互相拣去了对方头发里的臭虫。莫娜紧张不安，所以发起脾气来。非得洗个澡，非得干这，非得干那。非得、非得“你还剩下多少钱？”
钱！全忘掉了。
美国饭店。那儿有部电梯。
我们在大白天便上床睡觉了。待我们起来天色已黑，这时要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凑足往美国打一份电报的钱。电报就打给那个嘴里叼着长长的、有味道的雪茄的胎儿。还要去拉斯帕伊林荫道找那个西班牙女人，做顿热饭是她的拿手好戏。天一亮便会发生什么事的。至少我们可以一起上床了。再也没有臭虫了。雨季已开始。床单干净极了
的模糊想法便是通过它滤下去并且变成言语的，言语后面是一片混乱，每个词是一条、是一杠，只是杠还不够，永远无法做成一只筛子。
我不在家时窗帘挂上了，它们看起来像在来苏水里浸过的奥地利蒂罗尔州出产的桌布。屋里光芒四射，我迷迷糊糊地坐在床上，想着人类诞生前是什么样子。突然钟声响了，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绝非人世的曲调，我仿佛被带到了中亚的大草原上。有些曲子缕缕不绝、余音绕梁，有些则一倾而出，缠绵悱恻。如今一切又都归于寂静，只有最后一个音符仍在飘荡，这只是一只微弱的高音锣，响了一声便像一个人苗一样熄灭了，它几乎无法划破这静谧的夜。
我曾跟自己订立了一个无言的契约：写过的东西不再改动一行。我对完善自己的思想或行动并无兴趣，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美与屠格涅夫的完美等量齐观（还有什么比永久的丈夫更完美的？）。于是，在同一环境中，我们有了两类完美。
然而在凡高的信中还提到一种超出这两类完美的完美，这便是个人战胜了艺术。
现在只有一件事使我极感兴趣，这就是记下书中遗漏的一切，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利用空气来给我们的生活指示方向，提供动机的各种元素，只有杀人狂似乎在从生活中重新汲取一定量的他们早先投入生活中的东西。这个时代呼唤暴力，可我们只得到了失效的炸药。革命不是尚在萌芽中便被扼杀就是成功得太快。激情很快便丧失殆尽，人们便转而求助于思想，这已是常规。提出来的建议没有一项能维持二十四小时以上。我们要在一代人生活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一百万次，在对昆虫学、深海生物或细胞活动的研究中，我们学到更多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永远无法把这件事情想清楚。
有人来租这所公寓了
看来我在波勒兹别墅的生活要结束了，好吧，我就收拾起这些手稿走路好了，别处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事情总是在发生，不论我走到哪里，那儿总有戏看。人就像虱子一样，他们钻到你皮肤下面，躲藏在那儿。于是你搔了又搔，直到搔出血来，可还是无法永远摆脱虱子的骚扰。在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在把自个儿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人人都有难言的隐痛。厄运、无聊、忧伤和自杀，这些都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四周的气氛中弥漫着灾难、挫折和徒劳无功。搔吧，搔吧，直到一块好皮肤也不剩。这结果令我兴奋不已，我不但不灰心丧气，反而很开心。我高声呼唤更多。更大的灾难和更惨重的失败，我要叫全世界乱成一团，我要叫每个人都把自己搔死。
连这些支离破碎的笔记我几乎都没有时间记，因为我是被人逼迫过着节奏快而又忙乱的生活的呀。来过电话后，一位先生和他太太来了，在他们谈话期间我上楼去躺下来，我躺着，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当然不能回到那个妖怪的床上整夜翻来覆去用大脚趾头弹面包屑。这个令人作呕的小杂种；若是还有比当妖怪更糟糕的那便是当个守财奴。他是一个胆小如鼠、战战兢兢的小混蛋，总是在怕有朝一日破产的恐惧中过日子——或许是三月十八日，准确日子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喝咖啡不要牛奶或糖，吃面包不涂黄油，吃肉不要汤，要不就干脆不吃肉。
他不是不要这个便是不要那个，这个肮脏的小财迷。哪一天你打开抽屉瞧瞧便会发现藏在钱匣子里的钱，足足有两千多法郎，还有一些没有兑现过的支票。就算这样，我本来也不会这么在乎的，若不是我的贝雷帽里总是被他倒进咖啡渣子，地板上堆满了垃圾，更不用说那冰冷的润肤膏、油腻腻的毛巾和总是塞住的下水道了。我告诉你，这个小杂种身上总有一股臭味，除非是刚刚洒过科伦香水。他的耳朵脏、眼睛脏，屁股也脏。他是一个大关节、有哮喘病，有虱子、卑微而又病态十足的家伙。
哪怕他曾给我端来过一顿像样的早饭我也会原谅他的全部缺点的！这个家伙在一只脏兮兮的钱匣子里藏着两千法郎，却拒绝穿件干净衬衣，舍不得在面包上涂点儿黄油。这样一个家伙还不只是妖怪，不只是守财奴——他简直是一个白痴。
不过有关这个妖怪的都是题外话。我竖着一只耳朵倾听楼下的动静，来人是一位和他妻子一道来看房子的雷恩先生，他们正在谈论要把它租下来呢。谢天谢地，他们还只是说说而已。
雷恩太太爱笑，这表明马上会出麻烦的。这会儿是雷恩先生在说话，他的声音沙哑，刺耳、深沉，犹如一件又重又钝的武器砍进肉，骨头和软骨里。
鲍里斯叫我下来好介绍我同他们认识，他搓着双手，像个开当铺的。他们正在谈雷恩先生写的一个故事，一匹破马的故事。
“我还以为雷恩先生是位画家呢。”
“当然是，”鲍里斯眨了一下眼睛说。“不过到了冬天他便写作了，他写得不错好极了。”
我想引雷恩先生讲话，讲点什么，讲什么都行。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讲讲那匹跛马。可雷恩先生几乎一言不发，每一回他试图讲动笔写作的那段枯燥日子时，他的话便变得难懂了。他往往要花上几个月工夫才在纸上写下一个字。（冬天只有三个月。）这几个月和冬天那几个月里他在思考什么？天理良心，我真看不出这家伙是个作家，可雷恩太太说，他一坐下灵感便纷至沓来。
话题在变换，很难了解雷恩先生在想什么，因为他不说话。
而雷恩太太却说“他边想边干。”在雷恩太太口中，雷恩先生样样都很好。“他边想边干”——非常可爱，可爱极了，博罗夫斯基准会这么说。不过也实在非常痛苦，尤其是，这位思想家只不过是一匹跛马。
鲍里斯给我钱，叫我去买白酒。去买酒的路上我便已经醉了，我知道自己一回到屋里便会如何表现。沿着那条街走过来时酒劲儿便发了，我早拟好了一篇漂亮的演说词，它像雷恩太太的傻笑，就要滔滔不绝地涌出口来，照我看，她也已有几分醉意了，她一喝醉便会留神听别人说。刚从酒店里出来，我便听见汩汩的撒尿声，一切都在发狂，在四处乱溅，我要雷恩太太听着鲍里斯又在搓手，雷恩太太仍在结结巴巴地飞溅着唾沫星子说话。我把一个酒瓶夹在两腿间，把开瓶塞的钻子钻进去，雷恩太太大张着嘴期待着。酒从我两腿间溅出来，阳光也从八角窗外溅进屋来，而我的血也在血管中沸腾，将要从我身体里一涌而出的上千种发疯的玩艺儿现在都混杂在一起了。我把自己想起的每一件事讲给他们听，这些事情原先都藏在我心灵深处，而雷恩太太的狂笑使我开口全说出来了。两腿间夹着酒瓶，阳光由窗外洒进来，这会儿我又重新体验到刚到巴黎时捱过的那段寒酸日子里所感受到的快活心境，当时我茫然不知所措，一贫如洗，像在宴会上徘徊的一个鬼魂那样在街上逛来逛去。每件往事又突然全部想起来了——不能使用的卫生间、那位赞成擦皮鞋的王子、辉煌影院，我在那儿躺在老板的大衣上睡过觉，那个窗子上的铁栅、叫人窒息的感觉、肥大的蟑螂，偶尔的一顿大吃大喝、即将消失在暮色苍茫中的罗斯，坎那克和那不勒斯。我常空着肚子在大街上东跑西颠，有时也去拜访素不相识的人，例如德洛姆夫人。至于怎样到德洛姆夫人家去的，我再也想不起来了，可我去了，还设法进去了，我穿着灯芯绒裤子和猎装，裤子门襟上一个扣子也没有扣便从管家和系着一条小白围裙的女佣人身边闯进屋子里去了。直至今日我仍能感觉到那个房间里金碧辉煌的气氛，德洛姆夫人身着男人气的衣服坐在一只宝座上，鱼缸里养着金鱼，还有古代的世界地图和装订精美的书籍。我仍能感觉到她沉重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那色迷迷的态度叫我有点害怕。更舒适的是在圣拉扎尔车站往下灌浓炖肉汤，妓女们都站在门口，每张桌子上都摆着塞尔查矿泉水瓶子，一股很浓的精液在裤裆里泛滥。五点到七点间最好的消遣莫过于置身于这一大群人中，紧跟着一条大腿或一个美丽的酥胸往前走，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个个念头接瞳而至。这是那时一种稀奇古怪的满足，那时没有约会，没人请吃饭，没有计划，没有钱。那真是黄金般的日子，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每天早上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去美国捷运公司，每天早上都从办事员那儿得到那个不可避免的答复。于是我像臭虫一样东跑西颠，时不时地捡几个香烟屁股，有时偷偷地捡，有时又腆着脸公开捡。有时我坐在长椅上勒紧裤腰带止住饥饿的折磨，有时穿过杜伊勒利花园，边望着那粗笨的塑像边勃起一回。或是夜间沿着塞纳河漫步，这儿逛逛，那儿逛逛，力它的美姿发狂——两岸的树木，水中破碎的倒影，桥上该死的灯泡照耀下湍急的水流，女人们睡在门廊里，睡在报纸上，睡在雨里，到处都有散发着一股霉味的大教堂门廊，到处都有乞丐、虱子和充斥着圣维德斯舞会的丑八怪女人。在小巷里，手推车像酒桶一样堆放在一起，市场上弥漫着草莓的气味，老教堂四周都种着菜。闪烁着蓝色的弧光，贫民区堆满了垃圾，很滑，脚穿缎子舞鞋的女人们痛饮了一夜后在这些污物和害虫上跌跌撞撞地走过去。
还有圣绪尔比斯广场，又宁静又空旷，每天夜里临近午夜时分便有一个拎着一把散了架的雨散戴着古怪面纱的女人到那儿去。每天夜里她都撑着伞睡在一条长椅上，伞骨已掉下来，她的衣服已变成绿色的，她的手指又细又瘦，身上散发出一种霉烂的味道。到了早晨，我本人便要坐在那儿，在阳光下安安静静睡一觉，一面还要诅咒那些该死的鸽子，它们到处觅面包渣吃。圣绪尔比斯啊！那硕大的钟楼、贴在门上的花花绿绿的广告，以及楼内点燃的蜡烛。这便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如此热爱过的圣绪尔比斯。在这儿，神坛上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喷泉中水花四溅，鸽子在咕咕叫，面包屑一眨眼工夫便不见了，而我饥肠辘辘的肚子里却发出了单调的隆隆声。我在这儿一天又一天地坐下去，想着杰曼和她在巴士底广场附近住过的那条脏兮兮的小街，而神坛后面仍不断传来嗡嗡的祈祷声，公共汽车呼啸着从身边驶过。太阳晒化柏油，柏油又对我和杰曼产生了影响，对柏油本身和钟楼里的整个巴黎也产生了效力。
仅仅一年前我和莫娜每夜都沿着波拿巴街散步，那是在我们告别博罗夫斯基之后。当时圣绪尔比斯广场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巴黎的景物对我都不意味着什么。我说话说累了，看人脸孔看烦了，逛大教堂、广场和动物园等地方也逛腻味了。在红色的卧室里找本书看吧，藤椅坐着不舒服。我整天坐着坐腻了，红色的壁纸叫人厌倦，看着这么多人没完没了地胡扯更叫人心烦。这问卧室和箱子总是打开的，莫娜的衣服杂乱无章地四处丢着。我的套鞋和手杖都在红卧室里，还有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巴黎！巴黎意味着塞莱特咖啡馆、大教堂、多姆大饭店、跳蚤市尝美国捷运公司。巴黎！巴黎意味着博罗夫斯基的手杖、博罗夫斯基的帽子、博罗夫斯基的树胶水彩画、博罗夫斯基的史前鱼和史前笑话。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仍记忆犹新的只有一夜——启程乘船去美国前的那一夜。
那是一个难得的夜晚，博罗夫斯基有点儿醉了，他还有点儿讨厌我，因为我跟那儿的每一个婊子跳舞。不过我们早晨就要走了！我就是这样对我搂住的每一个女人说的——早晨就走！我就是这样对那个有双玛瑙色眼睛的金发女郎说的。到了卫生间里，我站在小便器前，下面勃起得很厉害，它显得既轻又重，像一只插上翅膀的枪弹。我就这样站在那儿时，两个女人溜进来了——美国女人。我双手握着xxxx，友好地同她们打招呼。她们朝我挤挤眼便走过去了。我正在走廊里系裤扣，便看到其中一个女人在等她朋友从厕所里出来。还在奏乐，也许莫娜会出来找我，或是博罗夫斯基拄着他的金柄手杖来，可我现在在这女人的怀抱中，她搂着我，我便不在乎谁会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俩慢慢蠕动着钻进一个小房间，我让她手扶着墙弯腰俯在那儿。我试着把那东西插进去，可是不成功，于是我们又坐下试了一回，可还是不成功，无论怎样试都不行。她自始至终握着我的xxxx，活像握着一件救命的宝贝一样。可是没用，我们太兴奋、太急切了。还在奏乐，于是我俩又从小屋里匆匆出来回到走廊里。在厕所里我把精液全射在她的漂亮衣服上，为此她很生气。我摇摇晃晃回到桌旁，博罗夫斯基脸上红扑扑的，莫娜则责难地望着我。博罗夫斯基说“咱们明天都去布鲁塞尔。”
大家都同意了，回到旅馆后我吐得到处都是，床上、脸盆里、衣物上、套鞋和手杖上，从未动过的笔记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上也吐上了。
几个月后，还是在同一座旅馆的同一个房间里，我们望着窗外院子里的景物，自行车都放在那儿。楼上，阁楼底下有间小屋子，某位叫亚历克的活泼小伙子整天在放留声机，还扯着嗓门反复唱些美妙的歌儿。我说“我们”可我这是把事情提前叙述了。莫娜一直不在，今天我就要去圣拉扎尔车站接她呢，临近傍晚，我把脸挤进两条栅栏之间站着等，可是没见莫娜，我又看了一遍电报也没能看出什么溪跷。于是我又回到拉丁区，照样大吃了一顿。过了一会儿从多姆大饭店前游逛而过时我突然看到一张苍白，臃肿的面孔和一对急不可耐的眼睛，还有一直令我心驰神往的夭鹅绒衣裳，因为在柔软的天鹅绒下总有她温暖的rx房、大理石般洁白的大腿和冰凉而又结实的肌肉。她从面孔的海洋中起身拥抱我，充满柔情地拥抱我———千只眼睛、鼻子、手指、腿、酒瓶、窗子、钱包和茶托都在瞪着我们，而我俩拥抱在一起，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在她身边坐下，她便说开了——滔滔不绝他说开了，这是歇斯底里、性变态和麻风病的狂热征兆。我连一个字也没听见，因为她很美，我爱她，现在我很快活，还愿意去死。
我们沿着城堡街漫步，找寻尤金。我们走过那座铁路桥，我常常在这儿看着火车驶出去，这时我在想她究竟在哪儿，心里也就很不好受了。过桥时一切都是软绵绵的、迷人的，烟雾从我们两腿间袅袅上升。铁轨嘎嘎作响、信号机在我们血液中闪烁，我觉察到她的身子紧紧贴着我的——全成为我的了，于是我停下用双手抚摸那温暖的天鹅绒。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碎裂，碎裂，天鹅绒下的温暖肉体渴望着我我俩又回到原先那间屋子，多亏尤金，我们又弄到了五十法郎。我看看院子里，那部留声机已经停了，箱子打开着，奠娜的东西像往常一样丢了一地，她穿着衣服躺在床上，我催她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以为她要发疯了躺在床上，盖着毯子，再摸摸她的身体多么好啊！可是能摸多久呢？这一回能持续下去吗？我已有了一种预感，这不会延续多久的。
她狂热地跟我说话，仿佛我们没有明天一样。“别说了，莫娜！看着我别说了！”最后她睡着了，我从她身下抽出胳膊。
我闭上眼，她就躺在我身边到早上当然还在我是在二月里从码头启程的，那天下着一场叫人睁不开眼睛的暴风雪。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她在窗口同我挥手道别，当时街对面角落里站着一个男人，他的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下颚贴在西服翻领上。这个望着我的人是个胎儿，一个嘴里叼着雪茄的胎儿。莫娜在窗口向我挥手道别，脸色苍白而臃肿，披头散发，忽而又到了一个阴沉沉的卧室中，我俩有节奏地喘着气，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温暖的、猫身上的气味，她的秀发叼在我嘴里。我闭着眼，我们对着嘴呼出一口口热气。我俩紧贴在一起，距美国有三千英里之遥，可我再也不想它了。同她在这儿睡在床上、让她对着我呼吸、秀发含在我嘴里——我认为这是一种奇迹。天亮以前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从酣睡中醒来望着她，这时一缕微弱的光线透进来，我望着她美丽的蓬乱头发，觉得有样东西顺着她的脖子爬下来。我又凑近看看她，她的头发在动。我扯开床单，看到更多的臭虫，它们在枕头上排成一大片。
拂晓，我们匆忙收拾起东西溜出旅馆，这时街上的咖啡馆还没有开门。我们步行，边走边搔痒。天亮了，天边出现了一片奶白色的晨喷，一朵朵橙红色的彩云飘过天空，恰似蜗牛出壳。巴黎啊，巴黎，一切都发生在这儿。断垣残壁、小便池中悦耳的哗哗流水声、男人们在酒吧间里舔小胡子。窗板往上推时铿锵作响，街沟里水流潺潺有声。还有用鲜红的巨大字母拼成amerpicon之字形。咱们走哪条路：为什么？往哪儿走，干什么？
莫娜饿了，而且她的衣服很单保除了晚礼服、香水、俗气的耳环、手镯和脱毛剂，她什么也没有。我们在梅园大道上一家弹子房中坐下要了热咖啡。卫生间坏了。我们得坐一阵了才能去另一家旅馆，这时我们互相拣去了对方头发里的臭虫。莫娜紧张不安，所以发起脾气来。非得洗个澡，非得干这，非得干那。非得、非得“你还剩下多少钱？”
钱！全忘掉了。
美国饭店。那儿有部电梯。
我们在大白天便上床睡觉了。待我们起来天色已黑，这时要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凑足往美国打一份电报的钱。电报就打给那个嘴里叼着长长的、有味道的雪茄的胎儿。还要去拉斯帕伊林荫道找那个西班牙女人，做顿热饭是她的拿手好戏。天一亮便会发生什么事的。至少我们可以一起上床了。再也没有臭虫了。雨季已开始。床单干净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