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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新家庭生活了二十七天以后，坐上火车返回我的旧家庭。我下了火车没有出站，而是拖着行李箱走过地下通道去了三个站台找我父亲。我在四号站台看到他的身影，我走过时，他正在详细向一名走错站台的旅客指路，等那位旅客说声“谢谢”转身跑去后，我叫了一声：
“爸爸。”
他走去的身体突然僵住了，我又叫了一声，他转过身来惊讶地看着我，又惊讶地看看我手里拖着的行李箱。他看到我回来时的衣服正是我离开时穿的，还有行李箱。我是怎么离开的，也是怎么回来的。
我说：“爸爸，我回来了。”
他知道我所说的“回来”是什么意思，他微微点了点头，眼圈有些红了，他急忙转身走去，继续自己的工作。我看看站台上的时钟，知道他的工作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就下班了，我拖着行李箱走到地下通道的台阶旁，站在那里看着他一丝不苟地工作。他指点几位旅客，他们的车厢在哪里；又替一位年纪大的旅客提着行李，帮助他上车。当这列火车驶出站台后，他抬头看看时钟，下班时间到了，他走到我身旁，提起我的行李箱走下台阶，我伸手想把行李箱抢回来，被他的左手有力地挡了回去。好像我还是一个孩子，提不动这么大的行李箱。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中。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铁路旁的小屋，搬进铁路职工的宿舍楼，虽然只有两个房间，可是这是两个没有争吵声音的房间。
我父亲对我的突然回来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不知道我回来，所以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他让我洗澡，自己去宿舍附近的一家餐馆买了四个菜回来。他很少去餐馆，一下子买回来四个菜更是破天荒的事情。吃饭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我说的也不多，只是告诉他，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住在这个家里，我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我在这里找到的工作也不会比我生父介绍的那份工作差多少。我父亲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当我说明天就去找工作时，我父亲开口了：
“急什么，多休息几天。”
郝强生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我睡着后，我父亲来到他们的家中，进屋就流下了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对他和李月珍说：
“杨飞回来了，我儿子回来了。”
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认为自己一生里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收养了一个名叫杨飞的儿子。那时候他已经退休，我在那家公司当上了部门经理，我积蓄了一些钱，计划买一套两居室的新房子。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和父亲一起去看了十多处正在施工中的住宅小区，看中了其中的一套，我们准备把父亲只有两个房间的铁路宿舍卖掉，这是他的福利分房，再加上我这些年的储蓄，可以全款买下那套房子。虽然我在婚姻上的失败让他时常叹息，可是我事业上的成功又让他深感欣慰。
那些日子我晚上有不少应酬，当我很晚回家时，看到父亲做好饭菜在等我，我没有回家的话，他不会吃饭也不会睡觉。我开始尽量推掉晚上的应酬，回家陪我父亲吃饭看电视。这一年休假的时候，我带着他去了黄山，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门旅游。我六十岁的父亲身体十分强壮，爬山的时候我气喘吁吁了，他仍然身轻如燕，陡峭的地方还需要他拉我一把。
郝强生和李月珍也退休了，他们的女儿郝霞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研究生，然后留在美国工作，与一个美国人结婚，生下两个漂亮的混血孩子。他们退休后准备移民美国，在等待移民签证的时候经常来看望我父亲，那是我父亲最高兴的时刻。我回家开门时听到里面笑声朗朗就知道他们来了，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李月珍就会高兴地叫我：
“儿子。”
李月珍一直以来都是叫我“儿子”我心里也一直觉得李月珍是我成长时的母亲。我还在杨金彪身上的布兜里吮吸自己手指的时候，李月珍几乎每天来到我们铁路旁的小屋子给我喂奶，她对杨金彪说，奶粉哪有母乳好。我记忆里的李月珍一直是个很瘦的女人，父亲说她以前是胖胖的，是被我吃瘦的。我默认父亲的说法，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营养不良的李月珍同时喂养两个孩子。
我对他们家的熟悉不亚于对自己的家，我童年的很多时间是在他们家度过的，每当我父亲上夜班时，我就吃住在他们家中。李月珍对待我和郝霞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一双儿女。偶尔吃上一次肉的时候，她会把碗里最后一片肉夹给我，没有夹给郝霞，有一次郝霞哭了：
“妈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李月珍说：“下次给你。”
我和郝霞青梅竹马，我们有过一个秘密约定，长大后两个人结婚，这样就可以一直在一起，郝霞当时是这么说的：
“你做爸爸，我做妈妈。”
那时我们理解中的结婚就是爸爸和妈妈的组合，当我们明白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丈夫和妻子以后，谁也不再提起这个秘密约定，我们两个人以相同的速度遗忘了这个约定。
我后来没再去过那个北方城市的家庭，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们打一个电话，通常是我生母接听电话，她在电话里详细询问我的近况后，总会嘱咐我要好好照顾杨金彪，末了她会感慨地说上一句：
“他是一个好人。”
我父亲杨金彪退休第二年病了，他吃不下饭，身体迅速消瘦，整天有气无力。他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他正在疾病里挣扎，他觉得自己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过去生病时不去医院看病也不吃药，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挺了过来，这次他相信自己仍然能够挺过来。我当时忙于工作，没有注意到我父亲越来越疲惫的样子，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亲瘦得干巴巴了，才知道他病了有半年时间。我强迫他去医院检查，检查报告出来后，我拿在手里发抖了，我父亲患上淋巴癌。
我眼睁睁看着病魔一点点地吞噬我父亲的生命，我却无能为力。放疗、手术、化疗，把我曾经强壮的父亲折磨得走路时歪歪斜斜，似乎风一吹他就会倒地。我父亲作为铁路上的退休职工，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用，可是我父亲的治疗费用过于庞大，大部分需要自己承担，我悄悄卖掉父亲的铁路宿舍。为了照顾我父亲，我辞去工作，在医院附近买了一个小店铺，我父亲睡在里面的房间里，我在外面的店铺向来往的顾客出售一些日用品，以此维持日常的生活。
我父亲很伤心，我辞去工作卖掉房子没有和他商量，他知道时已是既成事实，他常常唉声叹气，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房子没有了，工作没有了，你以后怎么办？”
我安慰他，等他的病治好了，我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公司去，重新积蓄，买一套新房子，让他安度晚年。他摇头说哪里还有钱买房子。我说不能全款支付，可以办理按揭贷款买房。他继续摇头说不要买房子，不要欠债。我不再说话，在房价飞涨之前我有过按揭买房的计划，可是父亲想到要欠银行那么多钱就害怕，我只好放弃那个计划。
我们仿佛回到铁轨旁那间摇摇晃晃的小屋子里的生活。晚上店铺打烊后，我们父子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我每天晚上听到父亲的叹息声和呻吟声，叹息是因为我今后的前途，呻吟是因为自己的病痛。病痛减轻一些时，我们就会一起回忆过去。那时他的声音里洋溢着幸福，他说到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我小时候睡觉时一定要他看着我，有时候他更换一下躺着的姿势，背过身去后，我就会一遍遍叫着：
“爸爸，看看我吧；爸爸，看看我吧”
我告诉父亲，我小时候半夜醒来时总会听到他的鼾声，有几次没有听到，害怕地哭了起来，担心他可能死了，使劲把他摇醒，看到他坐起来，我破涕为笑，对他说，原来你没有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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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新家庭生活了二十七天以后，坐上火车返回我的旧家庭。我下了火车没有出站，而是拖着行李箱走过地下通道去了三个站台找我父亲。我在四号站台看到他的身影，我走过时，他正在详细向一名走错站台的旅客指路，等那位旅客说声“谢谢”转身跑去后，我叫了一声：
“爸爸。”
他走去的身体突然僵住了，我又叫了一声，他转过身来惊讶地看着我，又惊讶地看看我手里拖着的行李箱。他看到我回来时的衣服正是我离开时穿的，还有行李箱。我是怎么离开的，也是怎么回来的。
我说：“爸爸，我回来了。”
他知道我所说的“回来”是什么意思，他微微点了点头，眼圈有些红了，他急忙转身走去，继续自己的工作。我看看站台上的时钟，知道他的工作时间，还有二十分钟他就下班了，我拖着行李箱走到地下通道的台阶旁，站在那里看着他一丝不苟地工作。他指点几位旅客，他们的车厢在哪里；又替一位年纪大的旅客提着行李，帮助他上车。当这列火车驶出站台后，他抬头看看时钟，下班时间到了，他走到我身旁，提起我的行李箱走下台阶，我伸手想把行李箱抢回来，被他的左手有力地挡了回去。好像我还是一个孩子，提不动这么大的行李箱。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中。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铁路旁的小屋，搬进铁路职工的宿舍楼，虽然只有两个房间，可是这是两个没有争吵声音的房间。
我父亲对我的突然回来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不知道我回来，所以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他让我洗澡，自己去宿舍附近的一家餐馆买了四个菜回来。他很少去餐馆，一下子买回来四个菜更是破天荒的事情。吃饭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我说的也不多，只是告诉他，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住在这个家里，我说现在大学生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我在这里找到的工作也不会比我生父介绍的那份工作差多少。我父亲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当我说明天就去找工作时，我父亲开口了：
“急什么，多休息几天。”
郝强生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我睡着后，我父亲来到他们的家中，进屋就流下了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对他和李月珍说：
“杨飞回来了，我儿子回来了。”
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认为自己一生里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收养了一个名叫杨飞的儿子。那时候他已经退休，我在那家公司当上了部门经理，我积蓄了一些钱，计划买一套两居室的新房子。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和父亲一起去看了十多处正在施工中的住宅小区，看中了其中的一套，我们准备把父亲只有两个房间的铁路宿舍卖掉，这是他的福利分房，再加上我这些年的储蓄，可以全款买下那套房子。虽然我在婚姻上的失败让他时常叹息，可是我事业上的成功又让他深感欣慰。
那些日子我晚上有不少应酬，当我很晚回家时，看到父亲做好饭菜在等我，我没有回家的话，他不会吃饭也不会睡觉。我开始尽量推掉晚上的应酬，回家陪我父亲吃饭看电视。这一年休假的时候，我带着他去了黄山，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门旅游。我六十岁的父亲身体十分强壮，爬山的时候我气喘吁吁了，他仍然身轻如燕，陡峭的地方还需要他拉我一把。
郝强生和李月珍也退休了，他们的女儿郝霞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研究生，然后留在美国工作，与一个美国人结婚，生下两个漂亮的混血孩子。他们退休后准备移民美国，在等待移民签证的时候经常来看望我父亲，那是我父亲最高兴的时刻。我回家开门时听到里面笑声朗朗就知道他们来了，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李月珍就会高兴地叫我：
“儿子。”
李月珍一直以来都是叫我“儿子”我心里也一直觉得李月珍是我成长时的母亲。我还在杨金彪身上的布兜里吮吸自己手指的时候，李月珍几乎每天来到我们铁路旁的小屋子给我喂奶，她对杨金彪说，奶粉哪有母乳好。我记忆里的李月珍一直是个很瘦的女人，父亲说她以前是胖胖的，是被我吃瘦的。我默认父亲的说法，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营养不良的李月珍同时喂养两个孩子。
我对他们家的熟悉不亚于对自己的家，我童年的很多时间是在他们家度过的，每当我父亲上夜班时，我就吃住在他们家中。李月珍对待我和郝霞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一双儿女。偶尔吃上一次肉的时候，她会把碗里最后一片肉夹给我，没有夹给郝霞，有一次郝霞哭了：
“妈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李月珍说：“下次给你。”
我和郝霞青梅竹马，我们有过一个秘密约定，长大后两个人结婚，这样就可以一直在一起，郝霞当时是这么说的：
“你做爸爸，我做妈妈。”
那时我们理解中的结婚就是爸爸和妈妈的组合，当我们明白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丈夫和妻子以后，谁也不再提起这个秘密约定，我们两个人以相同的速度遗忘了这个约定。
我后来没再去过那个北方城市的家庭，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们打一个电话，通常是我生母接听电话，她在电话里详细询问我的近况后，总会嘱咐我要好好照顾杨金彪，末了她会感慨地说上一句：
“他是一个好人。”
我父亲杨金彪退休第二年病了，他吃不下饭，身体迅速消瘦，整天有气无力。他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他正在疾病里挣扎，他觉得自己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过去生病时不去医院看病也不吃药，依靠自己强壮的身体挺了过来，这次他相信自己仍然能够挺过来。我当时忙于工作，没有注意到我父亲越来越疲惫的样子，直到有一天我发现父亲瘦得干巴巴了，才知道他病了有半年时间。我强迫他去医院检查，检查报告出来后，我拿在手里发抖了，我父亲患上淋巴癌。
我眼睁睁看着病魔一点点地吞噬我父亲的生命，我却无能为力。放疗、手术、化疗，把我曾经强壮的父亲折磨得走路时歪歪斜斜，似乎风一吹他就会倒地。我父亲作为铁路上的退休职工，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用，可是我父亲的治疗费用过于庞大，大部分需要自己承担，我悄悄卖掉父亲的铁路宿舍。为了照顾我父亲，我辞去工作，在医院附近买了一个小店铺，我父亲睡在里面的房间里，我在外面的店铺向来往的顾客出售一些日用品，以此维持日常的生活。
我父亲很伤心，我辞去工作卖掉房子没有和他商量，他知道时已是既成事实，他常常唉声叹气，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房子没有了，工作没有了，你以后怎么办？”
我安慰他，等他的病治好了，我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公司去，重新积蓄，买一套新房子，让他安度晚年。他摇头说哪里还有钱买房子。我说不能全款支付，可以办理按揭贷款买房。他继续摇头说不要买房子，不要欠债。我不再说话，在房价飞涨之前我有过按揭买房的计划，可是父亲想到要欠银行那么多钱就害怕，我只好放弃那个计划。
我们仿佛回到铁轨旁那间摇摇晃晃的小屋子里的生活。晚上店铺打烊后，我们父子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我每天晚上听到父亲的叹息声和呻吟声，叹息是因为我今后的前途，呻吟是因为自己的病痛。病痛减轻一些时，我们就会一起回忆过去。那时他的声音里洋溢着幸福，他说到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他说我小时候睡觉时一定要他看着我，有时候他更换一下躺着的姿势，背过身去后，我就会一遍遍叫着：
“爸爸，看看我吧；爸爸，看看我吧”
我告诉父亲，我小时候半夜醒来时总会听到他的鼾声，有几次没有听到，害怕地哭了起来，担心他可能死了，使劲把他摇醒，看到他坐起来，我破涕为笑，对他说，原来你没有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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