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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山的两年，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两个世界。由水西门作界线，左转出去往文庙走。上课，看布告，读墙报，看各种展览（名家如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慎、凌叔华等，当然以地方人士和师生作品为主）;从水西门右转白塔街回到宿舍，则是一个
吃喝起居与人共处的现实世界。
我与赵晓兰搬到新房间不久，同房一位法学院同学邀我俩晚饭后丢“读书会”我想去读些新书多么好，便兴冲冲地去了。
会场有三十多人，男生多于女生，那天正在讨论俄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我在南开时读过，很感动。下一次指定的是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书由大家传着轮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她休学回来复学，比我们大二、三岁）负责。我跟她去了三次，会场的讨论非常激昂热烈，充满了政治控诉，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等歌。
在南开中学时没有晚上的活动，我周末回家，也从未听说有读书会，所以对我而言是新鲜事，在家书中很兴奋地提到。不久，父亲来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如今为了全民抗日，国共合作，所有社团都公开活动，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国内局势仍在低潮，前线国军真可说是在浴血守土。吾儿只身在外，务望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这样的信，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记在心。）
自此以后。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读书会，推说功课忙要背书，还把抄的笔记给她看，济慈的夜莺颂又长又难，我刚去图书馆借了本冷门的原文书，时时在查字典。她便只带赵晓兰去了。回来后更大声地唱那些喀秋莎、东方红等歌。从此不跟我说话，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不看我。而真正令我伤心的是，赵晓兰也渐渐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
于今回顾，共产党藉由读书会吸收年轻学生是有迹可寻的。
抗战时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国共合作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曾在重庆。毛泽东本人曾被选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伯苓任副议长，当年任议长之汪精卫竟于一九四0年一月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不久去南京组成伪国民政府！）之后，毛前往重庆开会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场，同为参政员的我父亲曾与他相遇有过简短谈话。
共产党的新华报，自一九三八年初在汉口正式出刊后亦移至重庆，直到抗战快结束才停刊。在报纸是唯一新闻来源的时期，他们的言论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与学生。
周恩来是南开校友，常到学校看张伯苓校长，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会演讲。大家最喜欢学张校长介绍他时的天津腔“现在，我让恩（neng）来跟你们讲话。”充满了对这位杰出学生的温情。
他顾念老校长的立场，只谈建国强身，赶走日本倭奴，成为世界上文化大国等等，似乎从未为共产主义宣传。事实上，他本身独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传，很多人藉由他温文儒雅、充实渊博的风格认识了共产党。青年人怎会想到当政府正规军在全力抗日的时候，他们用种种方式渗透了后方，胜利后，再由伤亡疲惫的政府手中夺取政权，然后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权控制稳固了政权。
一九四三年我念高三，正是轰炸最厉害的时候。高三时分到理组的傅绮珍，多年在校与我友好。她... -->>
在乐山的两年，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两个世界。由水西门作界线，左转出去往文庙走。上课，看布告，读墙报，看各种展览（名家如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慎、凌叔华等，当然以地方人士和师生作品为主）;从水西门右转白塔街回到宿舍，则是一个
吃喝起居与人共处的现实世界。
我与赵晓兰搬到新房间不久，同房一位法学院同学邀我俩晚饭后丢“读书会”我想去读些新书多么好，便兴冲冲地去了。
会场有三十多人，男生多于女生，那天正在讨论俄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我在南开时读过，很感动。下一次指定的是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书由大家传着轮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她休学回来复学，比我们大二、三岁）负责。我跟她去了三次，会场的讨论非常激昂热烈，充满了政治控诉，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等歌。
在南开中学时没有晚上的活动，我周末回家，也从未听说有读书会，所以对我而言是新鲜事，在家书中很兴奋地提到。不久，父亲来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如今为了全民抗日，国共合作，所有社团都公开活动，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国内局势仍在低潮，前线国军真可说是在浴血守土。吾儿只身在外，务望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这样的信，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记在心。）
自此以后。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读书会，推说功课忙要背书，还把抄的笔记给她看，济慈的夜莺颂又长又难，我刚去图书馆借了本冷门的原文书，时时在查字典。她便只带赵晓兰去了。回来后更大声地唱那些喀秋莎、东方红等歌。从此不跟我说话，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不看我。而真正令我伤心的是，赵晓兰也渐渐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
于今回顾，共产党藉由读书会吸收年轻学生是有迹可寻的。
抗战时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国共合作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曾在重庆。毛泽东本人曾被选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伯苓任副议长，当年任议长之汪精卫竟于一九四0年一月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不久去南京组成伪国民政府！）之后，毛前往重庆开会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场，同为参政员的我父亲曾与他相遇有过简短谈话。
共产党的新华报，自一九三八年初在汉口正式出刊后亦移至重庆，直到抗战快结束才停刊。在报纸是唯一新闻来源的时期，他们的言论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与学生。
周恩来是南开校友，常到学校看张伯苓校长，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会演讲。大家最喜欢学张校长介绍他时的天津腔“现在，我让恩（neng）来跟你们讲话。”充满了对这位杰出学生的温情。
他顾念老校长的立场，只谈建国强身，赶走日本倭奴，成为世界上文化大国等等，似乎从未为共产主义宣传。事实上，他本身独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传，很多人藉由他温文儒雅、充实渊博的风格认识了共产党。青年人怎会想到当政府正规军在全力抗日的时候，他们用种种方式渗透了后方，胜利后，再由伤亡疲惫的政府手中夺取政权，然后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权控制稳固了政权。
一九四三年我念高三，正是轰炸最厉害的时候。高三时分到理组的傅绮珍，多年在校与我友好。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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