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母亲让我去女裁缝家拿她的裤子，女裁缝不在家，我看见天赐站在窗口发呆。

我问他，你在发什么呆？他忸捏了一会儿，就把那张废车票拿出来给我看了，他向我描述塔镇的那座宋代砖塔是多么值得一看，他让我陪他一起去，我一时糊涂，就答应他了。

在开往塔镇的区间车上，天赐把我当成了知心朋友，他把他寻找毕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我可不领这份情，我说，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费这么大的劲去找个疯子，我看你脑子也有病。

大赐就狡辩说，他不是疯子，脑子有病不等于就是疯子！

毕刚其实不是住在那座有名的砖塔下面。

我到了那儿才发现上了天赐的当，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所中学的校办农场里，农场里倒是种满了黄瓜西红柿，摘下来就能吃，但上当的心情是很恶劣的，弄得我毫无胃口，我骂骂咧咧地跟着天赐向黄瓜地边的小屋走，听见从小屋里传来了收音机播送国际时事的声音，播音员正在说黎巴嫩、穆斯林、游击队什么的。

我觉得天赐急促的脚步突然放慢了，可以看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临近小屋窗口时，他居然喘起粗气来，他还说，你走在前面，我跟在你后面。

我们从窗口看见了毕刚的小屋，屋子是临时搭砌起来的，一部分墙壁用旧报纸糊住了，还有的墙壁干脆露出了杂乱的颜色各异的砖头和水泥。

屋子里有床、锅灶和一张桌子，一个瘦弱的穿破汗衫的男人坐在那张桌子前，他在听收音机，他一直面对着窗口，我确信他看见了我们，但他就是没有一丝反应，好像我们不是人而是两根树枝。

我听见天赐还在喘粗气，他还用胳膊捅我，意思是让我先说，我想又不是我要来找他，让我说个狗屁啊，所以我就把他推到前面来，我说，不是找到了吗？你要干什么，快说啊。

可天赐僵硬地伏在窗台上，就是一个屁也放不出来。

我急眼了，说，你在这儿犯傻好了，我去看塔了。

就在这时候里面的毕刚说话了，他说，不要去看塔，怎么看它就是个塔，你们应该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听听今天的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又开战了，我问你们，你们站在谁的一边？

天赐有点发愣，紧接着他就松弛了，自作聪明地嚷道，当然站在黎巴嫩一边！

错了！

毕刚忽然笑起来，说，哪一边也不能帮，各打五十大板，我要是埃及就要出面解决这件事，我要出动航空母舰，我考考你们，假如埃及出军，他们到达黎以前线的最佳路线怎么走？

这回天赐傻眼了，我当然也不知道，但我即使知道也不愿意被一个精神病人考来考去的。

我们站在窗外，看着小屋里的毕刚，必须承认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精神病人，这种精神病人让人耳目一新，但我还是不愿意被他考来考去，天赐却犯贱，他说，我要是看着地球仪就知道，没有地球仪，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看见毕刚弯下腰，从桌子底下搬出了一样东西。

是一只用报纸糊起来的自制地球仪，虽然粗陋简单，但细密的国界线和仿印刷体的字迹使它看上去令人信服。

我以前有一只标准的地球仪，不知丢哪儿去了，毕刚把自制地球仪小心地放在桌子上，他说，这是我凭印象自己画的，误差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五。

我记得天赐就是这时候开始像打摆子一样颤抖起来，他瞪着窗内的那只地球仪，我觉得他又要说什么傻话了，但这次他的嘴唇也颤抖起来，结果什么也说不出来。

同学，我考考你。

毕刚将地球仪转动了一圈，让西亚东非部分对着天赐，他说，我考考你，埃及的航空母舰怎样才能最快地到达黎以前线？

天赐瞪着毕刚手里的地球仪，他张大了嘴，可就是说不出话来。

突然之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呜呜地哭起来了！

他张大了嘴，突然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然后我看见他转过身子，向校办农场的门口走去，走了几步，他开始飞快地奔跑，他像个疯子一样跑了，把我丢在小屋外面。

荒唐的塔镇之行使我恨透了天赐，我本来就瞧不起他，这次就更加有了瞧不起他的资本了。

从塔镇回来的第二天，我在理发店门前碰到了天赐，他穿着理发店的白围兜出来，想跟我解释什么，我根本就不听他的，我对他说，以后谁要跟你在一起玩，谁就是傻x！

天赐像个女孩一样，可怜巴巴地低着头，看我是动真格的了，快快地回到了理发店里。

他没有做任何辩解，因为他明白我不要听他辩解。

我说到做到，从大赐十三岁起，我就没有再和他一起玩过。

当然其中更重要的原因不在我的决心，这年冬天我们一家搬到父亲单位的职工宿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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