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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计，其详细经过，无法综合梗概叙述。而五胡十六国开始于此时。304年匈奴之刘渊初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不久就自称汉王。一时从他的“二旬之间，余已五万”至311年他的族子刘曜陷洛阳“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
这些史迹已经不能以短时间片面的解释，也不能以历史舞台人物的贤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经过。有如五胡十六国的“蛮酋”如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万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曜则“善属文，工草隶”又立太学及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实学以教之。”石勒令僚属“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季龙“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慕容光对“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苻坚“起明堂”“亲耕藉田，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又“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并且他们讨论国计民生时都以经史诗书作注脚，就算全部由文臣缀饰而成，也不能算是“乱华”反而表现他们想利用传统办法，收拾残局，可惜后来也都统统失败。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不致偏畸繁复。一到人文进步，郡县的官僚即无从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地产归并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尚不是所谓“剥削”而是产生“流民”一遇饥荒，更无法赈济。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强兼并之法”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这时中原鼎沸，已无法恢复原状，魏蜀吴三国之首创者曹操，刘备，孙坚，都以在扬州淮泗下邳一带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边际，还没有被灾荒损害至大的地方吸收过剩人口，投入战斗，这样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晋书食货志里所说“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嬴蒲”也就是说驱饥民作战，他们只能采树上桑实捉田里蜃蛤之类果腹。即使有眼光的军事领袖，其补救的办法，也不过是“屯田”也就是“出战入耕”谈不上规复民间经济，使吏治和税收都上轨道。三国纷争的期间，很多军事首领的家属也随军进出，可见得全国流动性之大。刘备之至当阳“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难民，混入行列。司马懿对曹操说：“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则指出中枢地带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这种情形至晋朝未止，有如3世纪之末关西饥民“流移就谷”自汉中而入蜀，他们设栅作壁，推戴巴人李特为主，就屡败“八王”之一的河间王遇所指挥的部队。
这时候晋武帝司马炎以裴秀原来的设计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释。中国商周之间的封建，西欧中世纪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并不是由中央政府设计，全盘指令下属照办。而是低层机构里的农业社会，已渐具以各地方为主，自给自足的平衡趋势，此时高级权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针，赋与上层组织，则彼此各得其所，其军备之限制，也容易做到，并无对一个极端流动的社会强迫其固定的道理。晋朝甫行封建，就将各王调来调去，又给他们以不同的头衔，加派军事任务。八王之乱时称“带甲百万”其虚实不论，我们也可以想象其封建无实，各地流民甚多，诸王也适逢其会，只要他们予以口实与组织，就不怕没有参加厮杀的人员了。
我们再看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时的天灾：贾后于公元291年专政。294年，大饥。295年，荆扬兖豫青徐大水。296年，关中饥，大疫，荆扬二州大水。297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关中饥。298年，荆豫作扬冀大水。301年郡国十二旱六蝗。302年兖豫徐冀四州大水。309年全国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最后一段有夸大的趋向）。这种纪录即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也不平常。
至于“五胡”则“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已开始于马援时，即东汉初年。匈奴则“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依阻塞下，委质柔服”也难怪他们不在动乱之中乘要投入了。
所以从这些迹象看来“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历史问题，仅仅提醒我们，当时人的眼光被他们的时代所拘束，才在这些细节上做文章。今日我们检讨长期分裂的悲剧，在展开视野之余，必须创设新的理论，才能将这段历史，和以后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国衔接。
之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计，其详细经过，无法综合梗概叙述。而五胡十六国开始于此时。304年匈奴之刘渊初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不久就自称汉王。一时从他的“二旬之间，余已五万”至311年他的族子刘曜陷洛阳“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
这些史迹已经不能以短时间片面的解释，也不能以历史舞台人物的贤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经过。有如五胡十六国的“蛮酋”如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万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曜则“善属文，工草隶”又立太学及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实学以教之。”石勒令僚属“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季龙“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慕容光对“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苻坚“起明堂”“亲耕藉田，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又“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并且他们讨论国计民生时都以经史诗书作注脚，就算全部由文臣缀饰而成，也不能算是“乱华”反而表现他们想利用传统办法，收拾残局，可惜后来也都统统失败。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不致偏畸繁复。一到人文进步，郡县的官僚即无从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地产归并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尚不是所谓“剥削”而是产生“流民”一遇饥荒，更无法赈济。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强兼并之法”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这时中原鼎沸，已无法恢复原状，魏蜀吴三国之首创者曹操，刘备，孙坚，都以在扬州淮泗下邳一带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边际，还没有被灾荒损害至大的地方吸收过剩人口，投入战斗，这样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晋书食货志里所说“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嬴蒲”也就是说驱饥民作战，他们只能采树上桑实捉田里蜃蛤之类果腹。即使有眼光的军事领袖，其补救的办法，也不过是“屯田”也就是“出战入耕”谈不上规复民间经济，使吏治和税收都上轨道。三国纷争的期间，很多军事首领的家属也随军进出，可见得全国流动性之大。刘备之至当阳“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难民，混入行列。司马懿对曹操说：“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则指出中枢地带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这种情形至晋朝未止，有如3世纪之末关西饥民“流移就谷”自汉中而入蜀，他们设栅作壁，推戴巴人李特为主，就屡败“八王”之一的河间王遇所指挥的部队。
这时候晋武帝司马炎以裴秀原来的设计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释。中国商周之间的封建，西欧中世纪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并不是由中央政府设计，全盘指令下属照办。而是低层机构里的农业社会，已渐具以各地方为主，自给自足的平衡趋势，此时高级权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针，赋与上层组织，则彼此各得其所，其军备之限制，也容易做到，并无对一个极端流动的社会强迫其固定的道理。晋朝甫行封建，就将各王调来调去，又给他们以不同的头衔，加派军事任务。八王之乱时称“带甲百万”其虚实不论，我们也可以想象其封建无实，各地流民甚多，诸王也适逢其会，只要他们予以口实与组织，就不怕没有参加厮杀的人员了。
我们再看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时的天灾：贾后于公元291年专政。294年，大饥。295年，荆扬兖豫青徐大水。296年，关中饥，大疫，荆扬二州大水。297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关中饥。298年，荆豫作扬冀大水。301年郡国十二旱六蝗。302年兖豫徐冀四州大水。309年全国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最后一段有夸大的趋向）。这种纪录即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也不平常。
至于“五胡”则“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已开始于马援时，即东汉初年。匈奴则“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依阻塞下，委质柔服”也难怪他们不在动乱之中乘要投入了。
所以从这些迹象看来“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历史问题，仅仅提醒我们，当时人的眼光被他们的时代所拘束，才在这些细节上做文章。今日我们检讨长期分裂的悲剧，在展开视野之余，必须创设新的理论，才能将这段历史，和以后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国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