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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第二天杨登科陪杨前进去了城西派出所,钟鼎文立即给舒老板打了电话,要他过来看保安。没几分钟舒老板就过来了,见了杨前进,很是满意,对钟鼎文千恩万谢,说给他找了个这么高大英俊的年轻人,以后红杏山庄绝对不会出昨晚那样的事了。

    从城西派出所出来后,杨登科准备回单位去看看。杨前进的工作有了着落,杨登科感觉一身轻松,像是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总算对得起邓桂花了,这也是对二十年前那段珍贵的恋情的一个交代。而且可以一心一意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估计出手的那八千元也该有点反馈了。也不知康局长在忙些什么,他总不可能对八千元无动于衷,或者像上次吴卫东一样,将钱给退回来吧?

    刚进农业局大门,迎面碰上蔡科长。杨登科主动打招呼道:“蔡科长上哪去?你真是贵人多忙啊。”蔡科长躲不开,只好应付道:“没忙没忙。你呢,忙些什么?”杨登科正是等他这话,说:“没忙什么,还是侄儿工作的事。”

    为这事,蔡科长曾装模作样给杨登科写过条子,跟农校马校长将双簧唱得有声有色,现在杨登科旧事重提,他当然不好不关心一下,问道:“有着落没有?”杨登科说:“着落是有了,但哪找得到农校那样的好地方?”蔡科长说:“那又是什么地方?”杨登科说:“红杏山庄。”蔡科长说:“红杏山庄?工资还算高吧?”杨登科说:“不高,才七百元一月。”蔡科长说:“七百元一月?不低嘛,相当于我们这些国家干部了。”

    杨登科嘿嘿笑了两声,望着蔡科长,不再说什么。蔡科长这才意识到杨登科是有意要把这事说给他听的,意思是没马校长和你蔡科长,他杨登科也能把事办成,而且办得还要漂亮一些。蔡科长脸上红了红,讪地走开了。

    望着蔡科长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杨登科扬手打了一个响指,朝司机班走去。

    司机班这时就老郭一人,胡国干和刁大义他们都不在。老郭说:“杨科你去哪里了,刚才康局长还打电话来找你。”杨登科眼前一阵晕眩,有一种大脑供血不足的感觉。半天才缓过劲来,望定老郭,说:“你说什么?康局长打电话找我?”

    老郭见不得杨登科这个熊样,说:“康局长打电话找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市长省长打电话找你。”杨登科这才意识到刚才有些失态,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老郭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我从电大出来后半年多了,天天无所事事,不难受?”

    老郭不愧为老郭,究竟在局里呆了三十多年了,立即在杨登科话里听出了一点意思,说:“你给领导下了药啦?”杨登科说:“说得这么难听干什么?这可是对领导的大不敬,传到领导耳朵里,多么不好?”老郭说:“哟,还教育起老前辈来了。老实交代,下了什么药?”杨登科求饶道:“老郭,你就别逼我了,好不好?”

    老郭指着杨登科的鼻子,笑道:“这就叫做贼心虚。好好好,不逼你,你也不容易。”

    杨登科双手作揖,感谢老郭放他一马,说:“知我者,老郭也。”老郭说:“你现在行动正是时候,过几个月,我就办手续了,你先把车库里的面包车弄来开一阵,我退休后你就来开奥迪。这车是当年陈老板买回来的,最先就是你在开,你去了电大,又一直归我管着,交给其他人,我还有些不太舍得呢。”

    这话旁人听去平淡,杨登科就懂得老郭是给他掏心窝子。他们都曾是陈老板的人,陈老板下去后,杨登科自不必说,老郭的处境也大不如从前了,连那个名义上的车队队长的头衔都给抹掉了。所以听出杨登科正在康局长那里活动,老郭也是非常理解他的。人在单位,出人头地不容易,但至少也要做得起人,连人都做不起了,卵都要短三寸啊。

    杨登科当然没心思跟老郭抒情,他心里系着康局长的电话,迫不及待地问老郭道:“康局长没说什么吧?”老郭说:“没说什么。”杨登科说:“那他在哪里打的电话?”老郭说:“领导打个电话来,我怎么好问人家在哪里打的电话?你不记得机关里有一句这样口头禅:可问天可问地,不可问领导在哪里。”

    杨登科知道自己这是太过心切,说:“那也是。”心想既然康局长打电话找自己,何不给他回个电话?拿起话筒,才意识到并不记得康局长的号码。也是一心不能二用,过去全心全意绕着陈局长转,跟别的领导的交道自然就不多。拿出电话本,找到康局长的名字,突然又没了打电话的劲头。这样的事,领导可以给你电话,可你给领导打电话,总觉得有些欠妥。

    也许康局长还在办公楼里,杨登科干脆出门,进了电梯。

    局长室的门却是关着的。杨登科在门边站了一会,也听不出里面有什么动静。这才恍然想起刚才在司机班里时,就没见到给康局长开车的胡国干,那么康局长肯定不会还在局里了。杨登科敲敲自己的脑袋,自骂道,人弱智的时候,连常识性的错误也敢犯。

    没有接到的康局长的电话仿佛一只无形的钓饵,在杨登科眼前晃来晃去的,使得他口干舌燥,焦渴难忍,却怎么也够不着。

    回到司机班,老郭已经走了,杨登科屁股往椅子里一搁,哪里也不去,支楞起耳朵,专心听着外面的动静,巴望康局长的车快点回来。单位的车进出时,别人要看到车子才知道哪台车是哪台车,当司机的只要听听声音就分辨得一清二楚。

    一直等到下班,康局长还是没回来。杨登科只好出了司机班。一打听,才知道康局长出差去了。也不知去哪里出差,什么时候能回来。机关里有些规矩,不一定要成文,但大家都能自觉遵守,默契得很。比如这出差的事就是如此,一般干部职工出差得科长主任同意,科长主任出差得分管副局长同意,副局长出差得局长亲自同意,局长是一把手,在单位里是至高无上的,他要出差,自然用不着任何人来同意,出门之前能跟局里人说声他要出差,已经算是非常民主了,至于要到哪里去,去多久,做部下的谁都不会放半个屁。

    杨登科后悔得要死,早知如此,从城西派出所出来时就该打个的或坐个出租摩托,能早点回到局里,康局长也许还没走。

    杨登科的心就悬在了那里。几天来食不甘睡不稳,心里像是猫抓着一样。白天在司机班里,注意力全在窗边的电话机上。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以为是康局长打来的,比任何人都反应快,一个鲤鱼打挺,最先把话筒抢到手上。手机平时是挂在腰上的,现在一刻不停地抓在手里,并且把铃声调到最高音量,怕响铃时听不见。有时老郭跟他说话,他有一句没一句地应和着,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刁大义把他拖到牌桌上,老出错,该出红桃出了黑桃,该出大鬼出了二王,谁跟他是对家,谁的钞票就要倒霉。

    回到家里也死死守在电话机旁,仿佛电话机会忽然长了翅膀飞走似的。聂小菊和杨聂说话大声了点,他就发脾气,生怕来了电话听不到。电视也没心思看了,周末杨聂要看体育节目,声音稍稍高了点,他就黑着一张脸,过去把音量调小,吓得杨聂再不敢看电视,跑到自己房里看卡通书去了。夜里睡下了,手机也是开着的,就放在枕边。半夜突然惊醒,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那样,第一个动作就是猛地将手伸到枕边,像抓手枪一样猛地把手机捞到手上,看是否耽误了康局长的电话。

    然而自始至终,杨登科也没接到过康局长的电话。有时杨登科实在是熬不住了,就大着胆子去拨康局长的手机。号子拨完后,他又犹豫起来,既希望拨通,好听到康局长那动听的声音,又非常害怕拨通,担心康局长一不高兴,坏了大事。幸好打了两次都没通,这样杨登科没什么想法了,一门心思等待康局长打电话给自己。

    好不容易捱到周末,康局长终于出差回来了。那一阵杨登科正坐在司机班里盯着电话机出神,忽听有小车进了农业局,他耳朵一支,就听出是那部红旗牌小车了。杨登科真是喜出望外,腾地一立身子,提腿就往外跑,竟将屁股下的椅子带翻在地。

    杨登科没听错,正是那部红旗车。

    却没看见康局长,杨登科大失所望。走近刚下车的胡国干,问康局长在哪里,胡国干斜他一眼,揶揄道:“你是市长还是书记?康局长在哪里你也要关心?你搞清楚自己在哪里就行了。”杨登科也不生气,低声下气道:“你小气什么?康局长是你的局长,同时也是我们全局干部职工的局长,他天天由你关心着,我们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嘛。”

    胡国干斜杨登科一眼,然后摇着手上红旗车的钥匙,神气活现道:“想关心康局长还不容易得很?你把这车的钥匙拿去就行了?”杨登科说:“国干老弟,你这不是挖苦我么?现在我想开开破面包都开不着,哪敢有这等奢望?”

    杨登科的话大概让胡国干起了同情心,他这才缓下语气,说:“告诉你吧,康局长今天不回局里了,有事明天再找他,估计明天他会在局里上班的。”

    杨登科没法,只好走开了。

    胡国干没有估计错,第二天康局长坐着他的红旗进了农业局后,还真没离开过局里。而且让胡国干到司机班里把杨登科叫到了局长室。杨登科又惊又喜,生怕胡国干是跟自己开的玩笑,说:“国干你没谎报军情吧?”胡国干不耐烦了,说:“你这人也真是的,我什么不可以谎报,偏偏谎报领导找你?”

    杨登科琢磨着也是的,谁吃了豹子胆,敢拿领导来开心?于是脸上堆了笑,连声谢过胡国干,出了司机班,脚底生风,往楼上直窜。

    这天康局长看来还清闲,杨登科走进局长室时,他正手握毛笔,在旧报纸上笔走龙蛇。那字确实不好恭维,但杨登科为了开上单位的车子,还是小声赞扬了两句。康局长无意于杨登科廉价的吹捧,放下笔,然后将写了字的报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手一抬,说:“把门关上吧。”

    杨登科听话地过去关了门。心里暗自高兴,这事看来成了。

    可转过身时,却见康局长的脸拉长了,无头无尾冒出一句:“杨登科你要干什么?”杨登科望着康局长,一时没能弄明白这话的确切含义。康局长不再多说别的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说:“你拿走吧。”

    正是那个大信封。

    杨登科像从没见过这个大信封似的,顿时就傻了。半天才觉得脑袋里嗡嗡乱叫,像是屋里飞着无数饥饿得四处乱扑的蚊子似的。人立在地上动弹不得,跟一具僵尸没有太大区别。

    见杨登科没有反应,康局长又提高了声音道:“快给我拿走。”

    杨登科这才一个激灵,猛地回过神来。他走近康局长,低声嗫嚅道:“康局长,我这不是祝贺您生日的吗?这么多年了,我可从来就没给您老人家贺过生日。”康局长说:“谁生日了?你说谁生日了?你少来这一套好不好?”

    杨登科还不甘心,以为康局长这是要当廉政建设的楷模,故意做秀给他瞧的。如今有些手中掌点权力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做秀,他们总是正话反说,或者言在此而意在彼,如果仅仅从字面去理解他们做出来的秀,往往不得要领,甚至适得其反。好在常在权力跟前晃动的人悟性也变得越来越高,领导做秀时还能心领神会,得其精髓。杨登科不想让康局长将自己看作是大木瓜,这才麻着胆子说道:“12月22日不是您的生日吗?”

    不想杨登科这句话一出口,康局长脸都紫了,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脖子上的青筋鼓得像是缠在老树上的枯藤。只见他在桌上重重地连拍数下,咬着牙根吼道:“这简直就是放屁嘛!是谁放的屁?你说说,是谁放屁说我是12月22日的生日!”

    杨登科吓得往后直退,又结结巴巴分辩道:“我可是在报上看到的。”康局长说:“报上也是放屁!报上放的屁更臭,臭不可闻!”

    杨登科再也不敢吱声了,一把抓过桌上那个大信封,往怀里一塞,落荒而逃。康局长不收自己的钱也就罢了,他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说得过去,可他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呢?是疾恶如仇?是痛心疾首?是怕手中钞票多了咬手?好像都不是。现在是金钱社会,不可能有太多的人会对钞票怀有那么大的敌意。何况康局长也不是没收过局里人的钱。比如办公室主任吴卫东和政工科蔡科长,杨登科就听人私下说过,陈局长下去后,他们除了市工作组进驻农业局时对陈局长落井下石外,同时还给康局长送过大钱,康局长并没将钱退给他们,而是让他们保住了原来的位置。杨登科不知道自己犯了康局长什么大忌,百思不得其解。

    来到楼下,杨登科不敢回司机班,直接出了农业局。他知道此时自己这个狼狈不堪灰头土脸的样子,一定不怎么中看。

    一时不知往何处去才好。回家吧,还没到下班时间,家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呆着很是无趣。找个人一吐心中块垒,好像偌大一个城市并没有个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跟钟鼎文倒是还投机,只是他忙忙碌碌的,哪有空陪你说话?杨登科只得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想起几个月来的遭遇,想起自己一个大男人,不读电大前天天给领导开车,也算是领导身边的红人,读了两年电大后,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想重操旧业找部车开开都不可能了,心里沮丧得不行,恨不得一头撞到墙上,将自己了结算了。

    想自己一个小人物,别的大事难事做不来还情有可原,可拿着现成的钱都送不出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中用的东西么?

    这么自责着,杨登科不觉上了一座天桥。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望向远处空旷的街口,天边彩云如锦。杨登科抚栏而立,仰天长叹了一声。良久低首,发觉自己已是泪眼婆娑。

    最后杨登科还是悄悄抹去脸上泪水,离开了天桥。他还下不了从天桥上栽下去的决心。

    荡了一圈,又回到了市中心,这才发现到了医院门口。猛然想起猴子来,也不知他老婆的病怎么样了。杨登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猴子了,他老婆住在医院,上门借钱,连个借字都没让人家说出口,就把他打发走了。杨登科下意识摸了摸身上那个八千元的大信封,心下暗忖,这钱反正送不出手,何不借给最需要钱的人?

    狠了狠心,杨登科真抬腿进了医院。

    然而猴子老婆已经不在医院。医生说已出院好久了,是钱不够无奈出院的,其实肠癌只要手术动得及时,病人是完全可以康复的,耽误了就会坏事。

    杨登科默默离开了医院。如果猴子老婆确是因为借不到钱误了性命,那自己岂不是罪人一个?杨登科已经打定主意,第二天就到侯家村去走一趟,把这八千元钱送到猴子手上,叫他把老婆的手术给做了。

    第二天杨登科跑到侯家村,猴子家竟然空无一人。向邻居一问,才知猴子老婆一个星期前已经病故,猴子把老婆尸体一埋,就跟村里人进了城,向种子公司讨要法院判给村里的赔款去了,如果种子公司不给,他们就到人大和政府去上访。

    中年丧妻,这是人生之大不幸。杨登科总觉得猴子老婆的死,自己责任重大。他后悔莫及,那天晚上家里除了一张两千元的存折,还有三千元现金,如果给猴子施以援手,他老婆的命肯定是保得住的。杨登科想,这一辈子是没法原谅自己这个过错了。

    离开侯家村时,杨登科曾动过把那八千元留下,托邻居转交给猴子的念头,可想想又有些不妥,还是放弃了。他怕猴子无法接受。猴子老婆活着时,你不借钱给他,他老婆死了,你送钱来了,你这是安的什么心?是不是幸灾乐祸?杨登科无奈,怪只怪自己当初一念之差,酿成这个后果。看来只得以后再找机会修复这份战友情了。

    从侯家村回来后,杨登科觉得将八千元留在手头已经意义不大,立即找到钟鼎文,还那三千元给他。开始钟鼎文怎么也不肯接收,杨登科竟然怒不可遏了,鼓着一双红彤彤的眼睛,像是要和钟鼎文干架似的。钟鼎文不知杨登科在哪里吃了火药,只好接了那钱。

    另外五千元,杨登科晚上给了聂小菊。其实聂小菊昨晚就意识到了事情的结局,因为一个晚上杨登科都没说一句话,脸色阴沉得像一块久未搓洗的抹布。这一刻望着手上的大信封,聂小菊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拿了钱送不出去的,说出来恐怕谁都会当作现代童话。但她不好说杨登科什么,她知道他已经受了太大的委屈,不愿再点他的痛处。

    杨登科大病了一场。

    夜里聂小菊并没察觉杨登科有什么异常,第二天早上她安排杨聂吃过早餐,打发他背着书包出了门,自己也准备动身了,才发现并没有睡懒觉习惯的杨登科还一动不动躺在床上。聂小菊以为他还在生气,不去惊动他,可要出门了,又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便走到床前,伸手在杨登科额上一摸,竟然烧得和烫斗一样。聂小菊急了,要送杨登科上医院,他却坚决不肯。聂小菊没法,只得匆匆下楼,跑到学校医务室,喊了校医来给杨登科吊水。吊了两天,也没见好转,体温一直没降下来。可杨登科还是倔着不肯上医院,说死在家里总比在外面做野鬼强。聂小菊无可奈何,只有背过脸去悄悄流泪。

    杨登科卧床不起,好几天没去上班,农业局竟然没人发觉,好像局里从来就没有过杨登科这么一个人似的。如果不是杨登科,而是换了一位重要领导龙体欠安,一两天没露面,局里那就热闹了,那些要求进步的主任科长们还不吃了老鼠药一样,早就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那是打了地洞也非得把领导给翻出来不可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谁叫你杨登科蚂蚁一样那么不起眼呢?

    后来还是老郭几天没见杨登科的影子,觉得有些不对头,打电话到九中,才在聂小菊的哭诉里知道杨登科病得不轻。

    老郭特意跑到九中来看望了杨登科一回。老郭不愧是老郭,不用把脉,不用问病情,只在杨登科的脸上瞥了一眼,便知道了他的病因何在。

    老郭还特意把聂小菊和旁边的校医支开,和杨登科单独呆了一会儿。他望望面黄肌瘦的杨登科,说:“你给康局长送钱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说实话,是不是被他退了回来?”杨登科那半开半合的眼睛就张大了,说:“你是怎么知道的?”老郭说:“我掐指头掐的。”

    杨登科当然不相信老郭这么能掐,他又没学过阴阳五行。就是学过,也不可能掐得这么准确。杨登科说:“是姓康的透露给了胡国干,胡国干说出来的吧?”老郭摇摇头,说:“姓康的堂堂一局之长,不可能这么没水平,人家给他送钱的事也拿出来说。就是他说了,胡国干也不会乱说的,嘴巴不紧点,能给领导开几天车?”

    杨登科觉得老郭说的有道理,说:“以前怎么从没见你掐过指头?”老郭笑道:“说掐指头当然是假,但说推测却是真的。想想看,如果康局长没把钱退给你,你会一病不起吗?”杨登科说:“你错了。我没给康局长送过钱,他又怎么退钱给我?”

    话都说得这么露了,杨登科还这么藏着掖着的,老郭不免有些生气,说:“到了这个地步,你还不相信我,那我没法了。”站起身,做出要走的样子。杨登科急了,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拉住老郭,央求道:“老郭你别生气,只要你给我做主,我什么都说。”

    然后把给康局长送钱的前后经过,一古脑都倒了出来。

    听完杨登科的交代,老郭忍不住笑起来。杨登科说:“我知道你觉得好笑,只有我杨登科才这么蠢到了家,拿着现成的钞票都送不出去。”老郭止住笑,说:“蠢倒说得重了点,如今谁办点事不都是拿钱开道?”接着又故作高深地说:“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你一定见过过去的钱币吧?你知道为什么要在中间打一个眼么?”

    杨登科哪有心思跟老郭闲扯这无聊的话题?也不愿深想,极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老郭也不在意,说:“那是让人往里钻的。”杨登科不觉得老郭这个见解有多高明,说:“要是有人不肯往里钻呢,你又拿他怎么办?”老郭说:“那你就得反省一下,看是哪个环节搞错了。”杨登科甚觉不解,说:“送钱不简单得很么?错得到哪里去?”

    老郭停顿片刻,悠悠说道:“你还没开悟,我干脆跟你直说了吧,康局长根本就不承认他是1949年12月22日的生日,你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到了人家大腿上。”

    这让杨登科吃惊不小,瞪大眼睛道:“那不是报纸上说的么?白纸黑字,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然我也不知道他是那天的生日。”老郭说:“报纸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如今的报纸除了日期有可能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

    杨登科还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说:“吴卫东不是那篇文章的撰稿人之一么?他是办公室主任,他宁肯把自己爹妈的生日弄错,也不可能把康局长的生日弄错呀。我很清楚地记得文章里还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康局长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懂点地方史料的人都知道,1949年12月22日对于我们贵都市来说,的的确确还是旧社会。”老郭说:“我知道文章里有这句话,那篇文章司机班的人都拜读过,刁大义和小钱他们都差点能背下来了。那还是你电大毕业前三个月发生的事,为此吴卫东差点就要做不成那个办公室主任了。”

    接着老郭给杨登科说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面说过,市里工作组进驻农业局后,吴卫东见陈局长大势已去,就主动跑到工作组那里去举报陈局长。康局长上台后,本来视吴卫东为陈局长的人,曾动过挪开他的念头,后来考虑他举报陈局长有功,就将他留下来试一阵再说。吴卫东为了讨好康局长,坐稳那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特意写了那篇马屁文章,和记者联名发表在报纸上。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吴卫东将他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至。但康局长看了文章,却把吴卫东喊去大骂了一顿,还说要撤了他办公室主任的职,吓得吴卫东尿都出来了,托了不少关系到康局长那里去讲好话,还跑到邮局,给康局长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汇了八千元钱,康局长这才收回了成命。

    原来问题就出在康局长的出生年月日上。据说省委组织部从去年下半年起,就着手考察各地市下届班子,贵都市下面各县区领导和市直各单位的头头早就开始活动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据说省委组织部为使干部队伍年轻化,做了一个没成文的内部规定,就是全省各地市下届班子一般不再考虑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干部。

    康局长是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的。他知道现在的事情,不成文的规定往往比成了文的规定还要管用,而他最近三年的档案年龄是1949年12月22日,恰好在省委组织部内部规定的年龄界限之外。这个档案年龄还是康局长三年前托关系找公安部门改过来的,他原来的生日是1949年11月22日。这样改的理由是过去干部年龄往往填的旧历生日,现在兴算阳历,当然应该往后推延一个月。

    康局长难免有些泄气,恨自己早生了一个月,不然那次阴历改阳历时也就改到1950年了。有人就怂恿康局长,不妨将生日再往后推一个月,这样就到了1950年。康局长也不是没这么想过,可这样的事一次可以,再来一次就说不过去了,因为档案里已经有了两个出生日,总不可能搞成三个出生日吧?给康局长出主意的人笑他太诚实了,如今谁还这么诚实,已经不是美德,而是一种虚伪了。还说两个三个档案年龄算什么?有些人的档案年龄五个六个都有呢?康局长就壮了胆,通过硬关系终于把档案里的出生日改到了1950年1月22日。这一来终于符合省委组织部不成文的内部规定了,康局长这才松了一口气。

    岂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吴卫东和记者在报纸上联名发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康局长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还附了康局长的简介,里面的出生日是吴卫东从局里上年的干部年报表上抄下来的。康局长只差点没心肌梗塞了,找来吴卫东,破着嗓子臭骂了他一顿,扬言要撤了他的职。只是考虑吴卫东是好心人做了错事,当初举报陈局长功不可没,不久前又给他儿子汇去了八千元,最后还是放了他一马。

    这件事闹得农业局无人不晓,惟独杨登科一无所知。当时他正躲在电大宿舍里,为毕业考试进行紧张复习,与外界是绝缘的。所以才导致他12月21日晚懵懵懂懂跑到康局长家里去贺生,竟然触到了康局长的敏感处。想想也是的,康局长已经生到了新社会,自己还要让他生回到旧社会,自己是什么居心?是有意要他进入不了此次省委组织部的视线范围?

    听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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