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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
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党员，有计画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党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着立功。
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着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插着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着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
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着。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着的习惯。
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床位检查”两个兵戴着钢盔拿着警棍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射着。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棍棒并排走着，仿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床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肉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着，痛楚地把它揿下去。
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
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着。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
在后半夜，刘荃也蒙-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压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乱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这时候人已经神志不清，力气地快用尽了，把那拐杖拚命一挥，它就脱手飞了出去，隐约听见豁朗朗不知打碎了什么东西。
枕头仍旧揿在他脸上。仿佛有人惊惶地锐叫着，但是那新开刀锯了腿的人反正彻夜地狂叫着，谁也不会理睬他。
他脸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他推开了那枕头，却被一片强烈的光辉逼得睁不开眼睛。那青白色的光破窗而入。而那玻璃窗也的确是砸破了。是他把那拐杖-出去打破了窗户，-望塔上的探海灯常常四面搜索着可疑的痕迹，刚巧被它发现了。
外面嘘嘘地吹着警笛。几个戴钢盔的兵拿着棍子与沉重的橡皮管子作为武器，冲了进来。
他们已经在甬道里发现了那工役，他虽然抵赖着，而且那惊叫的人也并不肯站出来为刘荃作证，但是医院当局认为刘荃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一类事件实在多得很，亲共战俘殴打以至企图杀害反共战俘。第二天就换了另一个工役来。在这以后不久，不愿意回大陆的伤病战俘与少数愿意回大陆的也隔离了起来，不再在一起治疗。
那两个锯了腿的人都属于愿意遣返的一类。刘荃后来听见说，失去一只手或腿的人，因为开刀后没有人对他们解释，大都误会这是变相的酷刑。他们都要回到共产党那边去。
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战俘们称这一个步骤为“四八大分家”因为是四月八日起施行的。刘荃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经过甄别，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出院的时候又再三地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你拒绝回去，你家里人会遇到什么后果吗？”“你要求到台湾去，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子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韩战如果结束了，回大陆的可以立刻遣返，也说不定你们还得在战俘营里耽搁几个月，我们也不能保证以后的待遇有现在这样好。而你仍旧选择反共的立场吗？”
“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他被送到济州岛木索浦的战俘营。营中用双层铁丝网圈出一块块广阔的场地，因为是新辟出来的广场，上面寸草不生，只是一大片铲平的黄土，灰沙特别大，一阵风吹过，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在荒凉的朝鲜，也很难找到这样荒漠的所在。
一个“联队长”是战俘们自己选出来的，他告诉刘荃这广场上住着有八百人上下，每五十个人住一座小小的铅皮顶石屋。他带刘荃进去，屋子里长长的两排小木床，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又带他去看场西新辟出来的菜园。
在斜阳中，四周的群山变得蒙-而渺茫，像一个个淡金色的沙丘。
在这里忽然听见胡琴声，刘荃很感到意外。悠扬地拉着一段摇板。
“哪儿来的胡琴？”他笑着问。
“自己做的。用装啤酒的洋铁罐子做的。哪，你来看，这种啤酒罐什么都能做。”
他们走近一座石屋，檐下坐着一群战俘，有一个人把那橄榄色的洋铁罐剖开来摊平了，改制一只灯罩，又有一个人用啤酒罐做成一只小坦克车，大家都围在那里互相传观，连屋子里都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看。联队长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那倚在窗口的人一抬头看见刘荃，突然脸上呆了一呆。刘荃也呆住了。他再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叶景奎。
沉重的喜悦使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里遇见，不但是重逢，而且立刻可以知道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只有反共的战俘。
“我们是老朋友了，”叶景奎说。他迟缓地向窗口跨了出来，握住刘荃的手。
“你换了这身打扮，差点不认识你了，”刘荃说。
他们都穿著太长太大的橄榄色美军制服，头上戴着美军的便帽。一提起衣服，大家都有点着恼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老笑话。
“你没看见陶全海冬天穿上大衣，走路真得摔交。”叶景奎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同伴。“早上做早操，两只胳膊往上一伸，脑袋就不见了。──喂，陶全海，怎么不叫你妈给你多缝上点，明年等你长高了再放出来？”他不断地大声说着笑话，似乎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
陶全海是被他们取笑惯了的，鼓着脸没说什么。
“你瞧这鞋这么大，也真弩扭，”另一个人说：“一个个战俘都是走路踢哩塌噜的，倒是好，不用想逃跑。”
“都成了小脚老太婆了，鞋里塞上些烂棉花，”叶景奎说。
“你们都是皮鞋，我是靴子，”刘荃说。
“也有一批人领到靴子。他们把脚背上这块铁拆下来，”叶景奎弯下腰来指点着：“做成一把小刀子，又快又经用，真不错。做锉子也行。”
大家背上都有白漆写的pow三个大字。一个眼不见，陶全海用粉笔把叶景奎脊梁正中的那o字添上头尾与四只脚，成了一只乌龟。大家发现了，又哄笑起来。
刘荃觉得他们简直像一群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当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谁也不喜欢在铁丝网背后过日子。而且前途的暗礁正多，板门店会议仍旧为换俘问题在争执着拖下去，拖下去。大家都恐惧着联军当局最后在外交压力下还是会牺牲他们，把他们交还给共方。
吹哨子召集大家吃晚饭。在餐室里，大家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走上去，一个当值的战俘从一只庞大的洋铁罐里一大匙一大匙舀出饭来，米饭与蔬菜碎肉煮在一起。
“他妈的，真像猫饭，”陶全海咕噜着。
“听说这还是由医生每天算好了热量，开的菜单子，”叶景奎告诉刘荃。
“这饭倒是营养丰富，就是不大配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刘荃笑着说。
“可不是，大家每月磅一磅，倒是体重都增加了，可是还是抱怨吃得不好。”
晚饭后他们看着别人下棋，看了一会。叶景奎送刘荃回屋里去，两人在那石屋的门外站着抽着香烟谈话。叶景奎也是在争夺那座山头那一役受伤被俘的。他从他们别后的情形谈起，把他过去的事统统告诉了刘荃。
在他的故乡河南，一直从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就有共军来来去去，常常盘踞一个时期，又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退却了。在一九四六年，他十九岁，正在读中学，共产党占领了他那村庄，立刻开始征兵。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到一个共党办的学校去读书。叶景奎的父母就让他转学转到泰兴第八中学，是共产党新开办的。同年七月，共军撤出这个区域，把学生全都带了去，在山西的共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的训练，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就全部“下部队”服务。
他离家的时候，共产党对富农的态度还很好，毫无敌意，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他父母的田地全部充了公，老夫妇俩流落为丐，相继死去。
叶景奎工作非常努力，一九四八年入了党，一九四九年被任为第十五军文工团团长，负责经管士兵思想改造。他随军南下，除了管文牍，还要主持无数的检讨会议，在万分紧张疲倦情形下，一时疏忽，丢了一笔钱，是连部的伙食费，约合港币二十八元。这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他被处罚，送到第十五军的一个特殊的学校去，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学习，才又派到云南去，在第四军司令部服务，担任新改编的卢汉的军队的思想改造。
在云南，他看见云南出产的锡，大量经由亚洲内部运往苏联。
他又被派回第十五军服务。那时候第十五军驻在四川。韩战已经开始了，在秘密的党员会议里，赴朝作战保卫东北成为讨论的课题，但是大家都以为这行动将是出于志愿方式，没想到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第十五军就直截地被派赴朝鲜。大部分的士兵连“志愿军”三个字是什么意义都不知道。
路上经过老共区。本来一直听见许多宣传，说老区怎样富庶，像乌托邦一样。但是叶景奎看见许多老百姓吃糠。
乘火车到东三省去，他看见一车一车装满粮食，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都是经过东三省运到苏联去的。
军队在中朝边境上的安东驻扎了几个星期，因为士兵情绪低落，没有斗志，需要积极训练他们的思想。叶景奎寄住在当地民家，屋主人是一个孤老太婆，他问她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她说她儿子七年前跟着共军走了，从此就没有音信。她说起他的年岁性情和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静静地啜泣起来，再三重复着说：“你们谁都不想家！你们谁都不想家！”
刚巧这时候有个村干部来访问，看见她在流泪，第二天就把所有驻兵的人家都叫去开会。会上说了些什么，叶景奎也不知道，只知道那老太婆从此不敢和他说话了。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那时候心里还是很矛盾，仍旧不肯让它破坏他对于党的信心。他只归罪于“过左”的干部。
在朝鲜，叶景奎一直在后方担任第一百三十三营政工部的人事工作。第十五军连打了五个大败仗，在一九五二年春天调回后方。他自己那一营人死了三分之二。疲乏而消沉的残余部队回后方休息，又要加紧思想训练。叶景奎正是工作得最紧张的时候，忽然三反运动“反”到他们部队里来了。
军中有些大学生出身的党员干部，初露头角，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先进干部排挤得很厉害。他们抓住这机会打击叶景奎。旧案重翻，他在一九四九遗失了合港币二十八元的一笔款子。并且他处理连部的党务工作者家属救济金，也太浪费。这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而且因为体谅有些家属急待救济，所以径自批准了，没有请示营部党小组。
部队开全体大会，在会上控诉叶景奎贪污浪费的罪行。政工部主任站出来说他从前遗失的那笔钱是嫖妓用掉的。
叶景奎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全心全意献身给党，他节俭到洗澡洗衣服都不用肥皂，倒诬赖他浪费。而且他是纯洁的，他的道德观念几乎近于清教徒的严厉。说他嫖妓，他就连现在提起这件事还十分愤慨，屡次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崴嫡庵只埃？br>他面对着几千个士兵为自己剖白。如果他肯认错，倒也许不过罚他再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改造。他不认错，难道倒要党向他认错？于是政工部主任更是加强火力攻击他。叶景奎知道他是没有希望了。他第一吹尝到了党内的黑暗。
他完全为党生活着，而它倒过来恶毒地咬他一口。他那俭啬可怜的生命突然失去了意义。他连一个妻子与小孩都不能有，因为他的工作不容许他结婚。
叶景奎找出手枪来自杀。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扳枪机，讲台上坐着的同志们就把枪夺了过去。这企图自杀的举动更是犯罪的铁证。叶景奎被开除党籍，革去一切职位，判了三个月徒刑，期满再派赴前线。
在这三个月里，他挖沟渠，挑担子运军火，同时改造思想。但是他实在“改造”够了。
“我老对自已说：共产党并不要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要。”
他恨恨地说着，流露出那样一种年轻人的天真的骄傲，刘荃看着他，不由得心酸起来。
他被释放之后，立刻派往前方，以一个新入伍的士兵的身分挑担子运军火。他受不了这个，并不是这工作太辛苦，而是他实在不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了。他要求上前线作战，他希望战死。
他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在争夺山头的拉锯战里，共方损失惨重。叶景奎竟当上了一名班长，纯粹是因为其它能当班长的全死光了。
在他遇见刘荃的后一天，联军占领了一个小山，正俯瞰中共阵地。在炮火下他们全军覆没了。
叶景奎受了重伤怕被敌军发现，爬到一个炮弹穴里躲着。一连躲了三天，下起雪来了，他舐着雪止渴。但是失血过多，他想他不痛死也要冻死了，不冻死也要饿死。
太阳出来了，他看见南韩兵士在上面山坡上站岗。
党虽然把他像一口痰似地吐在鞋底下踏来踏去，他绝对没有想到背叛它。他没有想到有选择的可能。他深信落到联军手里一定要受酷刑然后被杀。所以他躺在那洞穴里，又挨了六天。最后他被饥寒与痛楚磨折得发狂了。他决定向守兵喊叫，心里想：“如果他们是不人道的，索性一刺刀戳死我，也免得我再受苦。”
南韩的士兵听见他微弱的呼喊，跑下山坡来看。他们救了他，把他送到医疗站去，然后转送医院。此后他的经历也和刘荃差不多，但是对于他的影响只有更大，因为在他完全是第一次与外界接触。他渐渐知道铁幕外的世界是怎样的，知道他以前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他只要一提出共产党三个字，就愤恨得全身都紧张起来。他说话仍旧沿用着共党的词汇，但是说起苏联人来总是用“大鼻子”的名称。
他断断续续说了许久。战俘营外的守兵正吹着军号。今天晚上月亮很圆，那黄土的广场在月光中成为一种苍淡的黄白色。四面的荒山筋纹毕露，都浴在那清光里。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着一层霜。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很有一种塞外悲茄的意味。
刘荃也说起自己的经历，也提起三反的时候下狱的经过，不过没有提到任何女人。
“你有爱人没有？”叶景奎问。
刘荃略微顿了一顿，才说“没有。”但是这样回答了之后，却觉得往事如潮，顿时都涌上心头。他向西南方望去，隔着那一层层的山岭，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那一年七月，韩战结束了，联军忠实履行他们对战俘的诺言，坚持到底，终于在停战协议中规定“志愿遣俘”但是原则上是如此，手续方面却没有说清楚，在九十日的“解释”期间，一切都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这叫战俘们怎么能放心呢？五个中立国，倒有两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波兰与捷克。其余三个，瑞士、瑞典、印度，又都是承认中共的国家。
联军把战俘交给印军监管，他们全部迁移到不设防区新划定的一个“印度村”这村落仅只是在山冈上搭着许多帐篷，外面围着铁丝网。迁入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战俘：“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不让你们受任何胁迫向你们保证你们要求遣返的自由，那是你们的权利。”又说战俘“绝对必需”听取解释。解释员“会告诉你们，你们回国后可以度和平生活，而且完全自由。”
这封信的口吻完全一面倒，而且附和中共的论调，暗指战俘不愿回去是受人胁迫，而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自由。一般战俘读了这封信，大家讨论着，更加害怕中立国并不中立，会出卖他们。
印度村的播音器终日大声播送着印度军乐与恋歌，印方称它为“中立音乐”那呜哩呜哩的曲调万转千回，充满了一种幽暗魅艳的异国风情，但是在心境恶劣的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只觉得烦躁。战俘们用力敲打着铁锅与洋铁罐，大声叫喊着“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仿佛作为对抗。他们替彼此身上刺花，刺上反共口号或是青天白日旗，因为他们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要把他们的决心成为不可挽回的，否则总觉得未来太不确定。
九十日的限期似乎又有延期的征象，印度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战俘中有一个用剃刀自杀的，引起了暴动，印军武装弹压，打死了三个战俘，群情愤激。他们把厕所的碎磁盘都扳下来作为防身的武器。他们不断地唱歌、开会、给彼此打气。
刘荃和叶景奎还算是比较镇定的，至少在表面上。
“联合国纯粹为了人道观点，坚持志愿遣俘，已经多打了一年零六个月的仗，牺牲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见得这时候又会背弃我们，”刘荃说。
他看叶景奎很相信他的话，自己不知道怎么也就安心了许多。
等到“解释”一开始，他们所有的疑虑都冰消瓦解了。战俘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解释帐篷”里，他们斩钉截铁拒绝回大陆。在严密警备下他们无法跑上去殴打共党解释员，只能向他们吐唾沫、醒鼻涕、蹬脚、挤破了疮泡把脓水往他们身上甩，使他们无法说完他们准备好的诱骗的辞句。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
在最初两天的解释里，一千个华籍反共战俘内只有二十个被说服了，不过百分之二的比例。共方面子上太下不去，第三天立刻停止解释，改以北韩战俘为对象，坚持要向他们进行解释工作，因为北韩战俘坚决地拒受解释，所以共方就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企图归罪于对方。
整整一个星期，印度奔走调停，请求中共继续向华籍战俘进行解释，但是这局面仍旧僵持下去。
华籍战俘在他们的营地里胜利地笑了，鼓噪着：“解释员呢？我们要求见解释员！要求见解释员！”
中共经过半个月的检讨、研究和布置，在十月卅一日终于又鼓起勇气，再度向华俘进行解释工作。
那天上午，印军用卡车运了许多战俘来。刘荃和叶景奎同坐在一辆卡车上，远远地还听见同伴们在印度村当当当敲打着锅子罐头，为他们助威。
卡车来到山谷里的解释场地，他们经过抄身的手续，然后被送到一个帐篷里等着，大家围着一只大肚子的煤炉，环坐在地下。北国的深秋，已经寒风猎猎了，监守的印军把帐篷钮了起来。
三十二个“解释帐篷”同时进行工作，但是他们这里的人都是属于一组的。第一个人进去了四小时，还没有来叫第二个人。
“成了疲劳审问了，”刘荃低声说。
“他们改变战略了，”叶景奎说。这次的疲劳审问竟长达五小时四十分钟。印军终于带了一个译员来传唤下一名受讯者。
“叶景奎，”译员拿着张名单高声念了出来。
叶景奎跟着他走向解释帐篷。三个印军簇拥着他，两个架着他手臂，一个揪住他的腰带。
帐篷里面，上首排列着八张桌子，他知道坐在正中的是三个中共解释员，五个中立国代表分坐两旁。后面黑压压地站着各国的译员。
“请坐，”一个共党解释员客气地说。
叶景奎面向着他们坐在一张椅子上，几个印军仍旧紧紧地拉着他，防他动武。
那年轻的印度主席叽哩咕噜说了一段，随即由他身后站着的译员翻了出来：“我们是五个中立国的代表。这几位解释员要和你谈话，提出几个问题来问你。你如果觉得是胁迫你，可以拒绝回答”
中共的解释员一开口就郑重地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要回台湾去。我不要听你这些话。”叶景奎简截地说。他知道他的声调太急促。
“请你听着，”那解释员微笑着说：“我们知道你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也知道你父母都在等着你，欢迎你回去──”
“我父母早死了，是共产党害死他们的。”叶景奎涨红了脸大声说。
“你听我说。”那解释员仍旧温和地微笑着。“我们知道你在这儿是受压迫的，你的行动都不是自愿的，我们准备原宥你一切反人民的罪行。你决定回家去，只要从这扇门走出去就得了。”他指了指那排桌子背后的一个门。
门上并没有任何文字的标志。那茶青帆布帐篷里光光的没有贴着任何招纸或是标语。叶景奎突然有点眩晕起来，他像所有的战俘一样，在万分紧张的情绪下往往疑心自己会听错了话，认错了门，或是被人愚弄，把话说反了，使他走错一扇门。生死路之间仿佛只隔着一线。
“哪个门是上台湾去的？我要回台湾！”他叫喊着。
“你到台湾去没有前途的，台湾也没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我到朝鲜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吗？我有自由吗？”极度的愤怒倒使他渐渐冷静了下来。
“我绝对保证，你回去可以过和平的生活，现在国内的建设有惊人的进步，有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只听见你们说建设，建设，我们在国内过的什么日子？看见你们大批大批的东西往苏联运，你们这些王八蛋狗入的，都是大鼻子的奴隶！”
那解释员严肃地站了起来。“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回来看看，就知道我们这两年有了多大的进步。而且现在停战了，往后日子过得更好了”
“停战；你们的仗永远打不完的，还要解放东南亚，解放全世界！我们没你们这么大的野心，我们就想解放中国！”
“我对这人解释完了，”那解释员别过头来，安静地向印度主席说：“请你把下一个人领进来。”
叶景奎从他进来的那扇门走了出去。印军把他送到场地另一角的一座茅屋里等着。他拭着汗，可是心里很痛快，简直等不及，恨不得马上就把那一段谈话复述给刘荃听。刚才那小子要不是怕了他，决不会这样快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刘荃这时候已经坐在解释帐篷里了：“你的父母都在等着欢迎你回去。你回来看，国内的经济建设有了惊人的进步。祖国需要你，现在已经有个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刘荃一语不发，扯了扯他的衣领，仿佛窒息似的。
“你这样年轻的人，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想想自己的未来。你的未来是属于中国的，你应该回来为祖国服务。”
“我要回去，”刘荃突然说。他激动得厉害，他希望他的声音不太颤抖。
“好极了，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那解释员满意地说：“你从这扇门出去。”
刘荃站起身来。他的第一个感想就是叶景奎今天晚上回到营地里，不看见他回来，一定以为他意志薄弱，信了共产党的花言巧语，被骗回去了。他知道叶景奎会觉得愤怒、鄙夷、失望。
其实他作了这样的决定，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但是一直没能告诉叶景奎。他为自己选择的这种工作，第一个前提就是什么人都是不能完全信任，少告诉一个人好一个，最亲密的人也不是例外。
叶景奎是他最后的一个朋友了。失去这样一个朋友，实在心里很难受，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把心一横，最后的一点友情也就这样丢弃了。
他要回大陆去，离开这里的战俘，回到另一个俘虏群里。只要有他这样一个人在他们之间，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放心。
他并不指望再看见黄绢，但是他的生命是她的幸福换来的，他总觉得他应当对她负责，善用他的生命。他想不出更好的用途了。
他知道反共战俘回去是要遇到惨酷的报复的，但是他现在学乖了，他相信他能够胜利地通过这一切，回到群众中。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不会永远是一个人。一万四千的战俘的坚决与勇敢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当然这种工作危险的成分非常大，被杀害只是迟早间的事。死亡将永远跟在他后面，像他自己的影子。他相信无论什么事都能渐渐习惯，一个人可以学会与死亡一同生活，看惯了它的脸也就不觉得它可怕。
他向那扇门走去，在那短短的几步路里想起了许多事。不能得到叶景奎的谅解，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他的手在口袋里摸到他的那把菜刀，那是他用马靴的脚背上那块金属品改制的，叶景奎似乎很喜欢它，可惜忘了给他留下。他的手指轻轻抚摸那口刀，觉得非常惆怅。
“再见了，叶景奎，”他在心里说：“你尽管看不起我，可是我希望我们永远是好同志。希望你一帆风顺，你自己保重。”
。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
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党员，有计画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党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着立功。
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着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插着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着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
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着。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着的习惯。
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床位检查”两个兵戴着钢盔拿着警棍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射着。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棍棒并排走着，仿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床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肉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着，痛楚地把它揿下去。
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
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着。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
在后半夜，刘荃也蒙-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压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乱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这时候人已经神志不清，力气地快用尽了，把那拐杖拚命一挥，它就脱手飞了出去，隐约听见豁朗朗不知打碎了什么东西。
枕头仍旧揿在他脸上。仿佛有人惊惶地锐叫着，但是那新开刀锯了腿的人反正彻夜地狂叫着，谁也不会理睬他。
他脸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他推开了那枕头，却被一片强烈的光辉逼得睁不开眼睛。那青白色的光破窗而入。而那玻璃窗也的确是砸破了。是他把那拐杖-出去打破了窗户，-望塔上的探海灯常常四面搜索着可疑的痕迹，刚巧被它发现了。
外面嘘嘘地吹着警笛。几个戴钢盔的兵拿着棍子与沉重的橡皮管子作为武器，冲了进来。
他们已经在甬道里发现了那工役，他虽然抵赖着，而且那惊叫的人也并不肯站出来为刘荃作证，但是医院当局认为刘荃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一类事件实在多得很，亲共战俘殴打以至企图杀害反共战俘。第二天就换了另一个工役来。在这以后不久，不愿意回大陆的伤病战俘与少数愿意回大陆的也隔离了起来，不再在一起治疗。
那两个锯了腿的人都属于愿意遣返的一类。刘荃后来听见说，失去一只手或腿的人，因为开刀后没有人对他们解释，大都误会这是变相的酷刑。他们都要回到共产党那边去。
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战俘们称这一个步骤为“四八大分家”因为是四月八日起施行的。刘荃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经过甄别，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出院的时候又再三地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你拒绝回去，你家里人会遇到什么后果吗？”“你要求到台湾去，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子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韩战如果结束了，回大陆的可以立刻遣返，也说不定你们还得在战俘营里耽搁几个月，我们也不能保证以后的待遇有现在这样好。而你仍旧选择反共的立场吗？”
“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他被送到济州岛木索浦的战俘营。营中用双层铁丝网圈出一块块广阔的场地，因为是新辟出来的广场，上面寸草不生，只是一大片铲平的黄土，灰沙特别大，一阵风吹过，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在荒凉的朝鲜，也很难找到这样荒漠的所在。
一个“联队长”是战俘们自己选出来的，他告诉刘荃这广场上住着有八百人上下，每五十个人住一座小小的铅皮顶石屋。他带刘荃进去，屋子里长长的两排小木床，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又带他去看场西新辟出来的菜园。
在斜阳中，四周的群山变得蒙-而渺茫，像一个个淡金色的沙丘。
在这里忽然听见胡琴声，刘荃很感到意外。悠扬地拉着一段摇板。
“哪儿来的胡琴？”他笑着问。
“自己做的。用装啤酒的洋铁罐子做的。哪，你来看，这种啤酒罐什么都能做。”
他们走近一座石屋，檐下坐着一群战俘，有一个人把那橄榄色的洋铁罐剖开来摊平了，改制一只灯罩，又有一个人用啤酒罐做成一只小坦克车，大家都围在那里互相传观，连屋子里都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看。联队长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那倚在窗口的人一抬头看见刘荃，突然脸上呆了一呆。刘荃也呆住了。他再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叶景奎。
沉重的喜悦使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里遇见，不但是重逢，而且立刻可以知道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只有反共的战俘。
“我们是老朋友了，”叶景奎说。他迟缓地向窗口跨了出来，握住刘荃的手。
“你换了这身打扮，差点不认识你了，”刘荃说。
他们都穿著太长太大的橄榄色美军制服，头上戴着美军的便帽。一提起衣服，大家都有点着恼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老笑话。
“你没看见陶全海冬天穿上大衣，走路真得摔交。”叶景奎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同伴。“早上做早操，两只胳膊往上一伸，脑袋就不见了。──喂，陶全海，怎么不叫你妈给你多缝上点，明年等你长高了再放出来？”他不断地大声说着笑话，似乎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
陶全海是被他们取笑惯了的，鼓着脸没说什么。
“你瞧这鞋这么大，也真弩扭，”另一个人说：“一个个战俘都是走路踢哩塌噜的，倒是好，不用想逃跑。”
“都成了小脚老太婆了，鞋里塞上些烂棉花，”叶景奎说。
“你们都是皮鞋，我是靴子，”刘荃说。
“也有一批人领到靴子。他们把脚背上这块铁拆下来，”叶景奎弯下腰来指点着：“做成一把小刀子，又快又经用，真不错。做锉子也行。”
大家背上都有白漆写的pow三个大字。一个眼不见，陶全海用粉笔把叶景奎脊梁正中的那o字添上头尾与四只脚，成了一只乌龟。大家发现了，又哄笑起来。
刘荃觉得他们简直像一群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当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谁也不喜欢在铁丝网背后过日子。而且前途的暗礁正多，板门店会议仍旧为换俘问题在争执着拖下去，拖下去。大家都恐惧着联军当局最后在外交压力下还是会牺牲他们，把他们交还给共方。
吹哨子召集大家吃晚饭。在餐室里，大家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走上去，一个当值的战俘从一只庞大的洋铁罐里一大匙一大匙舀出饭来，米饭与蔬菜碎肉煮在一起。
“他妈的，真像猫饭，”陶全海咕噜着。
“听说这还是由医生每天算好了热量，开的菜单子，”叶景奎告诉刘荃。
“这饭倒是营养丰富，就是不大配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刘荃笑着说。
“可不是，大家每月磅一磅，倒是体重都增加了，可是还是抱怨吃得不好。”
晚饭后他们看着别人下棋，看了一会。叶景奎送刘荃回屋里去，两人在那石屋的门外站着抽着香烟谈话。叶景奎也是在争夺那座山头那一役受伤被俘的。他从他们别后的情形谈起，把他过去的事统统告诉了刘荃。
在他的故乡河南，一直从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就有共军来来去去，常常盘踞一个时期，又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退却了。在一九四六年，他十九岁，正在读中学，共产党占领了他那村庄，立刻开始征兵。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到一个共党办的学校去读书。叶景奎的父母就让他转学转到泰兴第八中学，是共产党新开办的。同年七月，共军撤出这个区域，把学生全都带了去，在山西的共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的训练，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就全部“下部队”服务。
他离家的时候，共产党对富农的态度还很好，毫无敌意，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他父母的田地全部充了公，老夫妇俩流落为丐，相继死去。
叶景奎工作非常努力，一九四八年入了党，一九四九年被任为第十五军文工团团长，负责经管士兵思想改造。他随军南下，除了管文牍，还要主持无数的检讨会议，在万分紧张疲倦情形下，一时疏忽，丢了一笔钱，是连部的伙食费，约合港币二十八元。这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他被处罚，送到第十五军的一个特殊的学校去，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学习，才又派到云南去，在第四军司令部服务，担任新改编的卢汉的军队的思想改造。
在云南，他看见云南出产的锡，大量经由亚洲内部运往苏联。
他又被派回第十五军服务。那时候第十五军驻在四川。韩战已经开始了，在秘密的党员会议里，赴朝作战保卫东北成为讨论的课题，但是大家都以为这行动将是出于志愿方式，没想到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第十五军就直截地被派赴朝鲜。大部分的士兵连“志愿军”三个字是什么意义都不知道。
路上经过老共区。本来一直听见许多宣传，说老区怎样富庶，像乌托邦一样。但是叶景奎看见许多老百姓吃糠。
乘火车到东三省去，他看见一车一车装满粮食，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都是经过东三省运到苏联去的。
军队在中朝边境上的安东驻扎了几个星期，因为士兵情绪低落，没有斗志，需要积极训练他们的思想。叶景奎寄住在当地民家，屋主人是一个孤老太婆，他问她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她说她儿子七年前跟着共军走了，从此就没有音信。她说起他的年岁性情和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静静地啜泣起来，再三重复着说：“你们谁都不想家！你们谁都不想家！”
刚巧这时候有个村干部来访问，看见她在流泪，第二天就把所有驻兵的人家都叫去开会。会上说了些什么，叶景奎也不知道，只知道那老太婆从此不敢和他说话了。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那时候心里还是很矛盾，仍旧不肯让它破坏他对于党的信心。他只归罪于“过左”的干部。
在朝鲜，叶景奎一直在后方担任第一百三十三营政工部的人事工作。第十五军连打了五个大败仗，在一九五二年春天调回后方。他自己那一营人死了三分之二。疲乏而消沉的残余部队回后方休息，又要加紧思想训练。叶景奎正是工作得最紧张的时候，忽然三反运动“反”到他们部队里来了。
军中有些大学生出身的党员干部，初露头角，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先进干部排挤得很厉害。他们抓住这机会打击叶景奎。旧案重翻，他在一九四九遗失了合港币二十八元的一笔款子。并且他处理连部的党务工作者家属救济金，也太浪费。这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而且因为体谅有些家属急待救济，所以径自批准了，没有请示营部党小组。
部队开全体大会，在会上控诉叶景奎贪污浪费的罪行。政工部主任站出来说他从前遗失的那笔钱是嫖妓用掉的。
叶景奎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全心全意献身给党，他节俭到洗澡洗衣服都不用肥皂，倒诬赖他浪费。而且他是纯洁的，他的道德观念几乎近于清教徒的严厉。说他嫖妓，他就连现在提起这件事还十分愤慨，屡次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崴嫡庵只埃？br>他面对着几千个士兵为自己剖白。如果他肯认错，倒也许不过罚他再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改造。他不认错，难道倒要党向他认错？于是政工部主任更是加强火力攻击他。叶景奎知道他是没有希望了。他第一吹尝到了党内的黑暗。
他完全为党生活着，而它倒过来恶毒地咬他一口。他那俭啬可怜的生命突然失去了意义。他连一个妻子与小孩都不能有，因为他的工作不容许他结婚。
叶景奎找出手枪来自杀。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扳枪机，讲台上坐着的同志们就把枪夺了过去。这企图自杀的举动更是犯罪的铁证。叶景奎被开除党籍，革去一切职位，判了三个月徒刑，期满再派赴前线。
在这三个月里，他挖沟渠，挑担子运军火，同时改造思想。但是他实在“改造”够了。
“我老对自已说：共产党并不要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要。”
他恨恨地说着，流露出那样一种年轻人的天真的骄傲，刘荃看着他，不由得心酸起来。
他被释放之后，立刻派往前方，以一个新入伍的士兵的身分挑担子运军火。他受不了这个，并不是这工作太辛苦，而是他实在不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了。他要求上前线作战，他希望战死。
他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在争夺山头的拉锯战里，共方损失惨重。叶景奎竟当上了一名班长，纯粹是因为其它能当班长的全死光了。
在他遇见刘荃的后一天，联军占领了一个小山，正俯瞰中共阵地。在炮火下他们全军覆没了。
叶景奎受了重伤怕被敌军发现，爬到一个炮弹穴里躲着。一连躲了三天，下起雪来了，他舐着雪止渴。但是失血过多，他想他不痛死也要冻死了，不冻死也要饿死。
太阳出来了，他看见南韩兵士在上面山坡上站岗。
党虽然把他像一口痰似地吐在鞋底下踏来踏去，他绝对没有想到背叛它。他没有想到有选择的可能。他深信落到联军手里一定要受酷刑然后被杀。所以他躺在那洞穴里，又挨了六天。最后他被饥寒与痛楚磨折得发狂了。他决定向守兵喊叫，心里想：“如果他们是不人道的，索性一刺刀戳死我，也免得我再受苦。”
南韩的士兵听见他微弱的呼喊，跑下山坡来看。他们救了他，把他送到医疗站去，然后转送医院。此后他的经历也和刘荃差不多，但是对于他的影响只有更大，因为在他完全是第一次与外界接触。他渐渐知道铁幕外的世界是怎样的，知道他以前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他只要一提出共产党三个字，就愤恨得全身都紧张起来。他说话仍旧沿用着共党的词汇，但是说起苏联人来总是用“大鼻子”的名称。
他断断续续说了许久。战俘营外的守兵正吹着军号。今天晚上月亮很圆，那黄土的广场在月光中成为一种苍淡的黄白色。四面的荒山筋纹毕露，都浴在那清光里。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着一层霜。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很有一种塞外悲茄的意味。
刘荃也说起自己的经历，也提起三反的时候下狱的经过，不过没有提到任何女人。
“你有爱人没有？”叶景奎问。
刘荃略微顿了一顿，才说“没有。”但是这样回答了之后，却觉得往事如潮，顿时都涌上心头。他向西南方望去，隔着那一层层的山岭，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那一年七月，韩战结束了，联军忠实履行他们对战俘的诺言，坚持到底，终于在停战协议中规定“志愿遣俘”但是原则上是如此，手续方面却没有说清楚，在九十日的“解释”期间，一切都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这叫战俘们怎么能放心呢？五个中立国，倒有两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波兰与捷克。其余三个，瑞士、瑞典、印度，又都是承认中共的国家。
联军把战俘交给印军监管，他们全部迁移到不设防区新划定的一个“印度村”这村落仅只是在山冈上搭着许多帐篷，外面围着铁丝网。迁入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战俘：“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不让你们受任何胁迫向你们保证你们要求遣返的自由，那是你们的权利。”又说战俘“绝对必需”听取解释。解释员“会告诉你们，你们回国后可以度和平生活，而且完全自由。”
这封信的口吻完全一面倒，而且附和中共的论调，暗指战俘不愿回去是受人胁迫，而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自由。一般战俘读了这封信，大家讨论着，更加害怕中立国并不中立，会出卖他们。
印度村的播音器终日大声播送着印度军乐与恋歌，印方称它为“中立音乐”那呜哩呜哩的曲调万转千回，充满了一种幽暗魅艳的异国风情，但是在心境恶劣的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只觉得烦躁。战俘们用力敲打着铁锅与洋铁罐，大声叫喊着“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仿佛作为对抗。他们替彼此身上刺花，刺上反共口号或是青天白日旗，因为他们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要把他们的决心成为不可挽回的，否则总觉得未来太不确定。
九十日的限期似乎又有延期的征象，印度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战俘中有一个用剃刀自杀的，引起了暴动，印军武装弹压，打死了三个战俘，群情愤激。他们把厕所的碎磁盘都扳下来作为防身的武器。他们不断地唱歌、开会、给彼此打气。
刘荃和叶景奎还算是比较镇定的，至少在表面上。
“联合国纯粹为了人道观点，坚持志愿遣俘，已经多打了一年零六个月的仗，牺牲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见得这时候又会背弃我们，”刘荃说。
他看叶景奎很相信他的话，自己不知道怎么也就安心了许多。
等到“解释”一开始，他们所有的疑虑都冰消瓦解了。战俘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解释帐篷”里，他们斩钉截铁拒绝回大陆。在严密警备下他们无法跑上去殴打共党解释员，只能向他们吐唾沫、醒鼻涕、蹬脚、挤破了疮泡把脓水往他们身上甩，使他们无法说完他们准备好的诱骗的辞句。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
在最初两天的解释里，一千个华籍反共战俘内只有二十个被说服了，不过百分之二的比例。共方面子上太下不去，第三天立刻停止解释，改以北韩战俘为对象，坚持要向他们进行解释工作，因为北韩战俘坚决地拒受解释，所以共方就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企图归罪于对方。
整整一个星期，印度奔走调停，请求中共继续向华籍战俘进行解释，但是这局面仍旧僵持下去。
华籍战俘在他们的营地里胜利地笑了，鼓噪着：“解释员呢？我们要求见解释员！要求见解释员！”
中共经过半个月的检讨、研究和布置，在十月卅一日终于又鼓起勇气，再度向华俘进行解释工作。
那天上午，印军用卡车运了许多战俘来。刘荃和叶景奎同坐在一辆卡车上，远远地还听见同伴们在印度村当当当敲打着锅子罐头，为他们助威。
卡车来到山谷里的解释场地，他们经过抄身的手续，然后被送到一个帐篷里等着，大家围着一只大肚子的煤炉，环坐在地下。北国的深秋，已经寒风猎猎了，监守的印军把帐篷钮了起来。
三十二个“解释帐篷”同时进行工作，但是他们这里的人都是属于一组的。第一个人进去了四小时，还没有来叫第二个人。
“成了疲劳审问了，”刘荃低声说。
“他们改变战略了，”叶景奎说。这次的疲劳审问竟长达五小时四十分钟。印军终于带了一个译员来传唤下一名受讯者。
“叶景奎，”译员拿着张名单高声念了出来。
叶景奎跟着他走向解释帐篷。三个印军簇拥着他，两个架着他手臂，一个揪住他的腰带。
帐篷里面，上首排列着八张桌子，他知道坐在正中的是三个中共解释员，五个中立国代表分坐两旁。后面黑压压地站着各国的译员。
“请坐，”一个共党解释员客气地说。
叶景奎面向着他们坐在一张椅子上，几个印军仍旧紧紧地拉着他，防他动武。
那年轻的印度主席叽哩咕噜说了一段，随即由他身后站着的译员翻了出来：“我们是五个中立国的代表。这几位解释员要和你谈话，提出几个问题来问你。你如果觉得是胁迫你，可以拒绝回答”
中共的解释员一开口就郑重地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要回台湾去。我不要听你这些话。”叶景奎简截地说。他知道他的声调太急促。
“请你听着，”那解释员微笑着说：“我们知道你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也知道你父母都在等着你，欢迎你回去──”
“我父母早死了，是共产党害死他们的。”叶景奎涨红了脸大声说。
“你听我说。”那解释员仍旧温和地微笑着。“我们知道你在这儿是受压迫的，你的行动都不是自愿的，我们准备原宥你一切反人民的罪行。你决定回家去，只要从这扇门走出去就得了。”他指了指那排桌子背后的一个门。
门上并没有任何文字的标志。那茶青帆布帐篷里光光的没有贴着任何招纸或是标语。叶景奎突然有点眩晕起来，他像所有的战俘一样，在万分紧张的情绪下往往疑心自己会听错了话，认错了门，或是被人愚弄，把话说反了，使他走错一扇门。生死路之间仿佛只隔着一线。
“哪个门是上台湾去的？我要回台湾！”他叫喊着。
“你到台湾去没有前途的，台湾也没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我到朝鲜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吗？我有自由吗？”极度的愤怒倒使他渐渐冷静了下来。
“我绝对保证，你回去可以过和平的生活，现在国内的建设有惊人的进步，有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只听见你们说建设，建设，我们在国内过的什么日子？看见你们大批大批的东西往苏联运，你们这些王八蛋狗入的，都是大鼻子的奴隶！”
那解释员严肃地站了起来。“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回来看看，就知道我们这两年有了多大的进步。而且现在停战了，往后日子过得更好了”
“停战；你们的仗永远打不完的，还要解放东南亚，解放全世界！我们没你们这么大的野心，我们就想解放中国！”
“我对这人解释完了，”那解释员别过头来，安静地向印度主席说：“请你把下一个人领进来。”
叶景奎从他进来的那扇门走了出去。印军把他送到场地另一角的一座茅屋里等着。他拭着汗，可是心里很痛快，简直等不及，恨不得马上就把那一段谈话复述给刘荃听。刚才那小子要不是怕了他，决不会这样快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刘荃这时候已经坐在解释帐篷里了：“你的父母都在等着欢迎你回去。你回来看，国内的经济建设有了惊人的进步。祖国需要你，现在已经有个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刘荃一语不发，扯了扯他的衣领，仿佛窒息似的。
“你这样年轻的人，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想想自己的未来。你的未来是属于中国的，你应该回来为祖国服务。”
“我要回去，”刘荃突然说。他激动得厉害，他希望他的声音不太颤抖。
“好极了，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那解释员满意地说：“你从这扇门出去。”
刘荃站起身来。他的第一个感想就是叶景奎今天晚上回到营地里，不看见他回来，一定以为他意志薄弱，信了共产党的花言巧语，被骗回去了。他知道叶景奎会觉得愤怒、鄙夷、失望。
其实他作了这样的决定，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但是一直没能告诉叶景奎。他为自己选择的这种工作，第一个前提就是什么人都是不能完全信任，少告诉一个人好一个，最亲密的人也不是例外。
叶景奎是他最后的一个朋友了。失去这样一个朋友，实在心里很难受，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把心一横，最后的一点友情也就这样丢弃了。
他要回大陆去，离开这里的战俘，回到另一个俘虏群里。只要有他这样一个人在他们之间，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放心。
他并不指望再看见黄绢，但是他的生命是她的幸福换来的，他总觉得他应当对她负责，善用他的生命。他想不出更好的用途了。
他知道反共战俘回去是要遇到惨酷的报复的，但是他现在学乖了，他相信他能够胜利地通过这一切，回到群众中。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不会永远是一个人。一万四千的战俘的坚决与勇敢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当然这种工作危险的成分非常大，被杀害只是迟早间的事。死亡将永远跟在他后面，像他自己的影子。他相信无论什么事都能渐渐习惯，一个人可以学会与死亡一同生活，看惯了它的脸也就不觉得它可怕。
他向那扇门走去，在那短短的几步路里想起了许多事。不能得到叶景奎的谅解，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他的手在口袋里摸到他的那把菜刀，那是他用马靴的脚背上那块金属品改制的，叶景奎似乎很喜欢它，可惜忘了给他留下。他的手指轻轻抚摸那口刀，觉得非常惆怅。
“再见了，叶景奎，”他在心里说：“你尽管看不起我，可是我希望我们永远是好同志。希望你一帆风顺，你自己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