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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刘荃以为是黄绢。她说她今天如果有空就来看他。但是走到会客室里一看，再也想不到，竟是周玉宝。越是怕被株连，越是投到他头上来。玉宝从来没到他们下级干部的宿舍来过，被大家看在眼里，不免要觉得奇怪。
“嗳，周同志，请坐请坐。”他觉得很窘，不知道应当怎样唁问，关于赵楚的死。
周玉宝大概些知道他很难措词，没等他开口，就微笑着问：“吃过饭没有？我有点事想麻烦你，不知行不行？”
“只要是我办得到的──”
“我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党支部打算送到新闻日报去登。可是我那点程度你是知道的──”她向他笑了一笑“写得实在见不得人，想请你给我修改一下。”
“你太客气了，我哪儿行，”刘荃笑着说。
“你客气，我就当作是看不起我了，不肯帮忙。”她突然眼圈一红，言外显然是说世态炎凉。
刘荃不能让她想着他也是那种势利小人，只得把那份稿子接过来看。
她实在很有文艺天才。一看那标题就很醒目“叛徒赵楚毒害了我”下面署着周玉宝的名字。内容虽然有时候不大通顺，但是简洁扼要，共产党的词汇她也能灵活运用。
“搁在这儿你慢慢地改吧，我过天来拿，”玉宝说。
“马上就好了，没什么要改的，”刘荃连忙说。他实在怕她再来。
他略微改正了两个地方，自己又从头看了一遍，心里却有很多感触。那篇文章上说：“我出身于一个中农的家庭。我十二岁那一年，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家乡，山东掖县仓上村。工作同志们动员我们加入少年团，我在少年团里很活跃，学习也很努力，在我十五岁那年就准许入党。此后我一直搞民众工作。
我遇见了叛徒赵楚，当时认为他虽然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是历史清白，在大学读书时代就上延安参加革命，而且为革命流过血。我们政治水平接近，工作上也能互相帮助，因此我们结合了。
全面胜利后我们一同调到上海来工作，我们分配到美好舒适的房间，还有冰箱电炉，和一架精致的钢琴。我们的两个孩子有保姆照顾，有美丽的玩具。我常常给他们穿上漂亮的童装，带着他们和叛徒赵楚一同乘着汽车去看电影。我逐渐养成了享乐观点，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
三反运动开始了。人民的叛徒，国家的蟊贼赵楚被检举贪污与叛变革命，但是我政冶嗅觉不灵，始终被他欺骗蒙蔽，深信他是无辜的。他被逮捕后我竟四处奔走，替他呼吁、辩护。组织上一再地企图争取我，动员我协助检举他，我仍旧执迷不悟，站在他那一边。我向各方面哀恳、哭求。直到最后，我还梦想着政府一定会宽大他的。
一直到我听见叛徒赵楚已经被正法的消息，我才突然地神志清醒了，醒悟了过来。因为我知道人民政府决不会错杀一个人的。他被处死就是他犯罪的铁证。
我现在明白我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在意识上与贪污犯站在一起。我感谢人民政府把我从叛徒赵楚的毒化麻醉影响下解放了出来，及时纠正教育我，使我将来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刘荃最觉得奇怪的就是她为什么一听见他的死耗，立刻清醒了过来。她似乎特别强调这一点，被她说得很有真实感。她突然安静了下来，不哭也不闹了，也许只是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她却还活着，而且那样年轻。
她坐在桌子的另一方面，交叉着两臂，把肘弯撑在桌面上，默默地向前面凝视着，她那俊秀的微黑的脸蛋正迎着灯光，眼皮揉得红红的，像抹了胭脂。
刘荃立刻谴责了自己不应当这样想。写这样一篇文字不过是例行公事。这也是中共统治下新创的一种虐政，被杀害的人的家属例必要写一篇坦白书，把死者痛骂一顿，并且歌颂他的刽子手，十足做到了“吻那打你的鞭子”玉宝这样口口声声“叛徒赵楚”不过是为自己与孩子们的安全着想罢了。
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以她这样的出身，不但是具有农民的高贵品质，而且她那除了党的教育之外，与其它的文化毫无接触，该是最纯洁最理想的党员，然而环境稍微舒适了一点，立刻就“蜕化变质”刘荃觉得这种看法实在有点可笑。换一种较现实的看法，她不过是一个单纯的职业女性，等于一个乡下女孩子由传教师花钱栽培她，给她找到一份好事，嫁得很满意，生了两个孩子，享受着大都市里中产阶级的小家庭生活，但是不幸遇到市场波动，闹得她家破人亡。刘荃对她的同情也就是基于这种观点。
她把稿子接过去看了一遍，又向他道谢之后，仍旧坐着不走，低着头摘掉她的棉制服的布眼里钻出来的棉絮。“我要调到杨树蒲公安分局去做工作了，”她说。
他知道那待遇一定很坏。“孩子你预备带在身边吗？”
她摇了摇头。“那边没有人照顾，自己也分不开身。我预备托人把他们送到乡下去，交给他们祖母。”
“这样很好，你可以安心工作了。”此外他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
她的棉制服上一小钉一小钉的棉絮似乎永远摘不完。“我的文化程度太低了，你介绍几本书给我看，我希望能够有点进步。”
刘荃微微咳嗽了一声。“最近不知道有什么新出版的书。我这一向忙得糊里胡涂，也有好久没看书了。”
有片刻的沉寂。然后她站了起来，拿出她平日那种明快的笑容，但是眼圈红红的，喉咙有些沙嗄，却增加了一种凄艳之感。“我走了，你有空来看我。我听见说你进步得非常快，我真得向你学习。”
她伸出手来和他握着，刘荃突然想起她和赵楚郑重地练习握手的神情，在这一-那间他觉得凄惨而又滑稽。
“有空一定要到杨树蒲来看我，”她又叮嘱着。她那刘黑的眼睛里有一种神情，是他不愿意看见的，看见了也不愿意承认。
她走了以后，他心里想，从前人说“人情如纸薄”那还是指一般的亲戚朋友，他从玉宝又想到崔平身上。现在这世界里，真是连最亲密的关系也像一层纸一样，一搠就搠穿了。他心里郁闷得厉害，非常盼望黄绢来。一定要看见她，他才会安静下来。
他在楼上坐看着报等着她。忽然听见有人叫声“刘同志。”回头一看，是一个公安警察。微笑着立在灯光下。
“你是刘荃？”那人又问了一声，脸上的微笑已经收了。
“是的。”刘荃放下报纸站起身来。
那警察走进房来，背后还跟着两个警察，两个荷-的解放军。
“请你到公安局去谈话。”这样的事临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大约总是这样的。他心里恍恍惚惚的像在做梦。
“为什么？我犯了什么事？”
“走走！到那儿就知道了。”
“这是逮捕我吗？”
“走走！”他们推拥着他出来。楼梯上挤着许多人脸，木然地向下面望着。张励想必也在内。刘荃脑子里闪电似地掠过许多获罪的原因。主要他还是想起张励对他的怀恨。
他希望走出大门的时候恰巧碰见黄绢来，可以见她一面。同时他又怕她正是这时候赶来，看见他这狼狈的神气。
捕人的卡车才开走不到五分钟，黄绢就来了，挤在楼梯上旁观的人还没散净。她意识到他们宿舍里的空气有点不寻常。“刘同志在家吗？”她问。
“咦，黄同志，几时到南边来的？”张励看见她显然非常诧异。“还认识我吧？”他笑着走下楼来。“我们在一起搞土改的。”
“认识认识，”黄绢笑着说。事实是她常常听见刘荃提起他的，他被扣起来隔离反省，她也知道，没想到他倒已经放出来了。
“你找刘荃吗？”张励皱着眉低声说：“刚才公安局来了人，我也去谈话，但不知为了什么事。”
黄绢突然脸色惨白。“没说是为什么缘故？”她——地说。
“就是不知道呀！你有点线索吗？”他钉眼望着她。“你跟刘荃很熟吧？你们在土改的时候就很接近，是不是，我都一点也不知道。”他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笑容，含有掩饰不住的惊奇妒忌与快意。
黄绢并没有忘记那时候他怎样利用职权向她进攻。刘荃被捕他当然是幸灾乐祸的。同这种人多打听也无益。刘荃自己的单位的负责人赵楚已经出了乱子，被枪决了，此外也没有人可问，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的时间很久，还是到解放日报打听打听吧。
她走得那样匆忙，简直像是怕牵连一样。
赶到解放日报馆，在他们的工作人员里她只认识一个戈珊，那天在土产展览会里遇见，也只是匆匆一面，但是看她和刘荃仿佛是极熟的朋友又是个老干部，想必门路比较宽，甚至于能帮一点忙也说不定。明知现在这时候去找人是极不受欢迎的，因为人人都是避嫌疑还来不及，但是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她找到了戈珊，告诉她刘荃被捕的消息。戈珊也愕然，随即站起来戴手套，围上围巾。“我也就要回去了，一块儿走吧，”她说。
黄绢也明白她的意思，是因为在报馆里不便说话。两人一同走了出来，这时候是在夜间十点多钟，但是现在上海没有什么夜市。尤其是在这中区，都是些商店与营业的大厦，一到了晚上，完全一片死寂。若干年来这些房屋都是些钩心斗角的商战的堡垒，然而也只限于日间，夜里是毫无人烟，成为一座废弃的古城。在那淡淡的月光里，只看见那些高楼上一只只黑洞洞的窗户；回教堂风味的白粉雕空门楼下，一重重的铁栅栏封闭着里面广大的黑暗。
她们沿着旧南京路走着，寒风凛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在电线杆的黑影里发现一个女人，穿著件绒线衫，牵着个五六岁的小孩站在那里。现在这些秘密营业的妓女大都带着个孩子作为烟幕。
“要是跟赵楚的事有关，这事情就麻烦了，”戈珊低声说。
“不过刘荃决不会贪污的，”黄绢焦急地说：“我可以替他担保，他的事我全知道，他什么话都对我说的。”
戈珊听了这话特别刺耳，就像是在她面前炫示他们的亲密。“哦，他的事你全知道，”戈珊想。“我们的事你就不知道！”她一时气愤，差一点要立刻替他揭穿那秘密，叫这女人且慢得意。但是再一想，这样做似乎迹近无聊。结果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只冷冷地说了声：“现在这时候，谁还能替谁担保，自己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
黄绢听她这口吻仿佛是拒绝帮忙的意思，刚才看她很热心的样子，怎么忽然变了态度，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说错了话，把人家得罪了。“我不知道，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处去打听。”她说到这里，嗓子已经硬了起来，别过头去擦眼泪。“无论如何要请戈同志给想想办法。”
戈珊半晌没作声。然后她说：“要不然，你试试看，去找申凯夫。他虽然是搞文化宣传的，跟政保处的关系很深。”
“不知道见得着他见不着。”
“要不，我先打个电话去试试，给你约一个时候。”
“那真是费心了，”黄绢十分感激地说：“你跟他熟不熟？”
“也谈不上熟，认是认识的。”黄绢踌躇了一下，自己觉得是得寸进尺，但是终于鼓起了勇气说：“要是你能够陪我去一趟，那更好了。”
“我才犯不着呢，”戈珊心里想。“刘荃是你的私有财产，我凭什么要去钻头觅缝救他？将来让他知道我跟黄绢这样双双地联袂四出求救，倒让他笑话，想着我就这样痴心！”她嘴里只说：“我想你还是一个人去的好。我们报社的社长给撤职查办了，这两天我们这些同事们大家都得谨慎着点，那儿也不便去。”
她掏出一本记事簿来撕下一页，在路灯下写出申凯夫办公处的地址，交给黄绢。黄绢再三向她道谢，想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但是她正忙着把记事簿归还原处，自来水笔也仍旧插到口袋上，就根本没理会人家伸出来的那只手。而且随即大声唤着“三轮车！三轮车！”马路对面有一辆三轮车，被她喊了过来，她跳上车去，略向黄绢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
黄绢虽然觉得她这人有点奇怪，一方面很肯热心帮忙，却又是这样冷淡得近于憎恶的神气。但是她积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也曾经接触到许多老干部，一切都见怪不怪了。在北京流行着这样的话：“五个老干部，倒有两个是疯子，两个是肺病患者。”她想到这里，如果不是现在心情这样沉重，几乎要微笑。
戈珊很费了点事，和申凯夫通了个电话，居然替黄绢约了个时间去见他。她觉得她已经仁至义尽了。再要为刘荃的事操心，她也未免太傻了。
但是有一天她见到一个公安局的朋友，又忍不住向他打听刘荃的事，据这人说：大概不碍事。有人检举刘荃是赵楚的心腹，有两件贪污的事都是由他经手的。不过检举人对于赵楚的罪状根本也不清楚，指控刘荃与他合作，也提不出具体的证据。不过因为涉及赵楚，上头余怒未息，所以郑重其事地抓了来。
戈珊听了这话，方才放下心来，也就把这件事撩在脑后了。
有一天她夜里从报馆回家来，看见有一个黑影缩成一团坐在那露天楼梯上。起初她以为是她的一个爱人在那里等她。三反还没有结束，大家实在是应当小心一点。她很不高兴，皱着眉问了声“谁？”
那人没有立刻答应，却慢慢扶着铁阑干站起身来。“戈同志，是我。”是黄绢的声音，她似乎在啜泣着。
“啊，真想不到，这样晚了你会来找我。”
戈珊从容地走上楼梯，拿出钥匙来开门。她向自己微笑着，心里想：“申凯夫侮辱她了？这样半夜三更跑了来向原介绍人哭诉。”
黄绢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你等了我多久了？冻僵了吧？请坐请坐。”
“戈同志！”黄绢大概哭得时间太长了，虽然停止了，仍旧抑制不住一阵阵轻微的抽噎。“刘荃完了，”她说。
“什么？”
“这时候说不定已经-毙了。”她脸上现出奇异的微笑。
“你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黄绢无精打彩地说：“今天见到了申凯夫。”
“你今天才去找他吗？”戈珊气愤地说。
“去过好几次了。”
“回回他都接见？-喝，我的面子倒真不小！”戈珊突然狂笑了起来。“怎么──他怎么说？”
“他很热心，答应去调查一下，叫我再去听回音。去过两次，今天忽然说得到了消息，已经内定了要处死刑。”
“怎么我前两天还听见说不要紧的──奇怪不奇怪？”戈珊才点上了一支香烟，又心神不属地在桌上揿灭了它，而且揿了又揿。
“你听见谁说的？”黄绢突然兴奋起来。“靠得住吗？”
“靠是靠得住的，不过事情可能起了变化。”戈珊向空中凝视着，忽然把她那红嘴唇微微向上一掀，做出一种原始的残酷的神气。“大概老申去说过什么话了。他要干掉个把人还不容易。”
“他为什么──”黄绢惊惶地问：“他顶多不帮忙，为什么反而──”
“还不是你得罪了他。”
“我没有，没有，”她发急地辩白着：“他也始终很客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有点家长作风，问了许多话，也问起我和刘荃认识的经过──”此外还问了许多与刘荃完全无关的话，她认为他是旁敲侧击，要明了她的思想状况。他还问起她的年纪，他说他对年轻人最感到关切。她又想她临走的时候，他把手臂圈在她肩上，送她到房门口，替她拉开门钮，那亲热而随便的态度很像一个欧化的医生对待女病人。其实这也不算什么，但是这些话她都不愿意告诉戈珊。尤其是第二次她去见他，临走的时候他和她握手刚巧电话铃响了，他用另一只手拿起电话来听，一直握着她的手不放，就像忘记了似的。她回想到他那苍白浮肿的侧面，鸦翅似地斜掠下来的黑油油的鬓发，眼角下垂的黑框眼镜。他的手是胖墩墩的，一个温暖潮湿而气闷的陷阱。她整个的人都透不过气来了。但是她竭力忍耐着，最后虽然挣脱了手走了，仍旧是妩媚地笑着走了的，在她已经算十分委曲求全了。这一类的事她遇见的次数实在多了，已经养成了自卫的能力，从来没肯像这样让步。
“如果我得罪了他，”她突然说：“那就是上次，他说他或者可以介绍一位李同志和我见面，李同志是直接负责这一类的案件的，可以约他一块儿吃饭，让他当场问我些话，了解情况。”
“唔。”戈珊又点上了一支烟吸着，仰着脸眯着眼睛望着那烟雾。“你没去？”她可以猜想到申凯去请吃饭一定是在一个僻静地点的公寓里，他占有好几处这样的房子，随时可以去休息，地址向不公开的。把黄绢约了去吃饭，那位李同志当然不会出现──如果实有其人的话。
“我跟他打听李同志办公处的地址，让我到他办公处去见他，我觉得那样比较好，”黄绢烦恼地用极低微的声音说：“他──他也许是有点不高兴，说李同志很忙，得要先问过他。”
“这还不明白么？”戈珊纵声笑了起来。“你一直跟他不即不离的，到了要紧关头又这样弩扭，当然他认为症结是在刘荃身上，只要刘荃活着一天，总不能称心。”
黄绢半天说不出话来。“不会的，”她终于执拗地说：“在这三反的时候，凭他是谁，总得有点顾忌──”
“所以他不能有太露骨的表示。偏碰见你这人，会一点都不觉得──我真不相信！”
黄绢苍白着脸坐在那里，眼睛呆呆地向前面直视着。她哭得连嘴唇都红肿起来了。戈珊看了一眼，心里想凭她这副相貌，也不见得是什么绝色，老申倒真为她着了迷，这样小题大作起来。当然申凯夫喜欢年轻的女孩子是出了名的。戈珊介绍她去见他，本来也就是这意思：“一石杀二鸟，”牺牲了这女孩子，又救了刘荃。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害了刘荃的性命。她一方面对自己生气，看见那黄绢，更觉得可气，终于把满腔怨愤都移植到她身上。
“也许他不过是恐吓，”黄绢低声说，像是自言自语。
“这样一件小事，他不会失信的，”戈珊冷冷地说。
黄绢啜泣起来了。“我是真没有想到”
“不管你是真没想到，假没想到，反正是你害死了刘荃，”戈珊吐出了一口烟，轻松地说，心里也感到了某种满足。
你。”
刘荃以为是黄绢。她说她今天如果有空就来看他。但是走到会客室里一看，再也想不到，竟是周玉宝。越是怕被株连，越是投到他头上来。玉宝从来没到他们下级干部的宿舍来过，被大家看在眼里，不免要觉得奇怪。
“嗳，周同志，请坐请坐。”他觉得很窘，不知道应当怎样唁问，关于赵楚的死。
周玉宝大概些知道他很难措词，没等他开口，就微笑着问：“吃过饭没有？我有点事想麻烦你，不知行不行？”
“只要是我办得到的──”
“我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党支部打算送到新闻日报去登。可是我那点程度你是知道的──”她向他笑了一笑“写得实在见不得人，想请你给我修改一下。”
“你太客气了，我哪儿行，”刘荃笑着说。
“你客气，我就当作是看不起我了，不肯帮忙。”她突然眼圈一红，言外显然是说世态炎凉。
刘荃不能让她想着他也是那种势利小人，只得把那份稿子接过来看。
她实在很有文艺天才。一看那标题就很醒目“叛徒赵楚毒害了我”下面署着周玉宝的名字。内容虽然有时候不大通顺，但是简洁扼要，共产党的词汇她也能灵活运用。
“搁在这儿你慢慢地改吧，我过天来拿，”玉宝说。
“马上就好了，没什么要改的，”刘荃连忙说。他实在怕她再来。
他略微改正了两个地方，自己又从头看了一遍，心里却有很多感触。那篇文章上说：“我出身于一个中农的家庭。我十二岁那一年，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家乡，山东掖县仓上村。工作同志们动员我们加入少年团，我在少年团里很活跃，学习也很努力，在我十五岁那年就准许入党。此后我一直搞民众工作。
我遇见了叛徒赵楚，当时认为他虽然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是历史清白，在大学读书时代就上延安参加革命，而且为革命流过血。我们政治水平接近，工作上也能互相帮助，因此我们结合了。
全面胜利后我们一同调到上海来工作，我们分配到美好舒适的房间，还有冰箱电炉，和一架精致的钢琴。我们的两个孩子有保姆照顾，有美丽的玩具。我常常给他们穿上漂亮的童装，带着他们和叛徒赵楚一同乘着汽车去看电影。我逐渐养成了享乐观点，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
三反运动开始了。人民的叛徒，国家的蟊贼赵楚被检举贪污与叛变革命，但是我政冶嗅觉不灵，始终被他欺骗蒙蔽，深信他是无辜的。他被逮捕后我竟四处奔走，替他呼吁、辩护。组织上一再地企图争取我，动员我协助检举他，我仍旧执迷不悟，站在他那一边。我向各方面哀恳、哭求。直到最后，我还梦想着政府一定会宽大他的。
一直到我听见叛徒赵楚已经被正法的消息，我才突然地神志清醒了，醒悟了过来。因为我知道人民政府决不会错杀一个人的。他被处死就是他犯罪的铁证。
我现在明白我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在意识上与贪污犯站在一起。我感谢人民政府把我从叛徒赵楚的毒化麻醉影响下解放了出来，及时纠正教育我，使我将来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刘荃最觉得奇怪的就是她为什么一听见他的死耗，立刻清醒了过来。她似乎特别强调这一点，被她说得很有真实感。她突然安静了下来，不哭也不闹了，也许只是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她却还活着，而且那样年轻。
她坐在桌子的另一方面，交叉着两臂，把肘弯撑在桌面上，默默地向前面凝视着，她那俊秀的微黑的脸蛋正迎着灯光，眼皮揉得红红的，像抹了胭脂。
刘荃立刻谴责了自己不应当这样想。写这样一篇文字不过是例行公事。这也是中共统治下新创的一种虐政，被杀害的人的家属例必要写一篇坦白书，把死者痛骂一顿，并且歌颂他的刽子手，十足做到了“吻那打你的鞭子”玉宝这样口口声声“叛徒赵楚”不过是为自己与孩子们的安全着想罢了。
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以她这样的出身，不但是具有农民的高贵品质，而且她那除了党的教育之外，与其它的文化毫无接触，该是最纯洁最理想的党员，然而环境稍微舒适了一点，立刻就“蜕化变质”刘荃觉得这种看法实在有点可笑。换一种较现实的看法，她不过是一个单纯的职业女性，等于一个乡下女孩子由传教师花钱栽培她，给她找到一份好事，嫁得很满意，生了两个孩子，享受着大都市里中产阶级的小家庭生活，但是不幸遇到市场波动，闹得她家破人亡。刘荃对她的同情也就是基于这种观点。
她把稿子接过去看了一遍，又向他道谢之后，仍旧坐着不走，低着头摘掉她的棉制服的布眼里钻出来的棉絮。“我要调到杨树蒲公安分局去做工作了，”她说。
他知道那待遇一定很坏。“孩子你预备带在身边吗？”
她摇了摇头。“那边没有人照顾，自己也分不开身。我预备托人把他们送到乡下去，交给他们祖母。”
“这样很好，你可以安心工作了。”此外他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
她的棉制服上一小钉一小钉的棉絮似乎永远摘不完。“我的文化程度太低了，你介绍几本书给我看，我希望能够有点进步。”
刘荃微微咳嗽了一声。“最近不知道有什么新出版的书。我这一向忙得糊里胡涂，也有好久没看书了。”
有片刻的沉寂。然后她站了起来，拿出她平日那种明快的笑容，但是眼圈红红的，喉咙有些沙嗄，却增加了一种凄艳之感。“我走了，你有空来看我。我听见说你进步得非常快，我真得向你学习。”
她伸出手来和他握着，刘荃突然想起她和赵楚郑重地练习握手的神情，在这一-那间他觉得凄惨而又滑稽。
“有空一定要到杨树蒲来看我，”她又叮嘱着。她那刘黑的眼睛里有一种神情，是他不愿意看见的，看见了也不愿意承认。
她走了以后，他心里想，从前人说“人情如纸薄”那还是指一般的亲戚朋友，他从玉宝又想到崔平身上。现在这世界里，真是连最亲密的关系也像一层纸一样，一搠就搠穿了。他心里郁闷得厉害，非常盼望黄绢来。一定要看见她，他才会安静下来。
他在楼上坐看着报等着她。忽然听见有人叫声“刘同志。”回头一看，是一个公安警察。微笑着立在灯光下。
“你是刘荃？”那人又问了一声，脸上的微笑已经收了。
“是的。”刘荃放下报纸站起身来。
那警察走进房来，背后还跟着两个警察，两个荷-的解放军。
“请你到公安局去谈话。”这样的事临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大约总是这样的。他心里恍恍惚惚的像在做梦。
“为什么？我犯了什么事？”
“走走！到那儿就知道了。”
“这是逮捕我吗？”
“走走！”他们推拥着他出来。楼梯上挤着许多人脸，木然地向下面望着。张励想必也在内。刘荃脑子里闪电似地掠过许多获罪的原因。主要他还是想起张励对他的怀恨。
他希望走出大门的时候恰巧碰见黄绢来，可以见她一面。同时他又怕她正是这时候赶来，看见他这狼狈的神气。
捕人的卡车才开走不到五分钟，黄绢就来了，挤在楼梯上旁观的人还没散净。她意识到他们宿舍里的空气有点不寻常。“刘同志在家吗？”她问。
“咦，黄同志，几时到南边来的？”张励看见她显然非常诧异。“还认识我吧？”他笑着走下楼来。“我们在一起搞土改的。”
“认识认识，”黄绢笑着说。事实是她常常听见刘荃提起他的，他被扣起来隔离反省，她也知道，没想到他倒已经放出来了。
“你找刘荃吗？”张励皱着眉低声说：“刚才公安局来了人，我也去谈话，但不知为了什么事。”
黄绢突然脸色惨白。“没说是为什么缘故？”她——地说。
“就是不知道呀！你有点线索吗？”他钉眼望着她。“你跟刘荃很熟吧？你们在土改的时候就很接近，是不是，我都一点也不知道。”他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笑容，含有掩饰不住的惊奇妒忌与快意。
黄绢并没有忘记那时候他怎样利用职权向她进攻。刘荃被捕他当然是幸灾乐祸的。同这种人多打听也无益。刘荃自己的单位的负责人赵楚已经出了乱子，被枪决了，此外也没有人可问，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的时间很久，还是到解放日报打听打听吧。
她走得那样匆忙，简直像是怕牵连一样。
赶到解放日报馆，在他们的工作人员里她只认识一个戈珊，那天在土产展览会里遇见，也只是匆匆一面，但是看她和刘荃仿佛是极熟的朋友又是个老干部，想必门路比较宽，甚至于能帮一点忙也说不定。明知现在这时候去找人是极不受欢迎的，因为人人都是避嫌疑还来不及，但是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她找到了戈珊，告诉她刘荃被捕的消息。戈珊也愕然，随即站起来戴手套，围上围巾。“我也就要回去了，一块儿走吧，”她说。
黄绢也明白她的意思，是因为在报馆里不便说话。两人一同走了出来，这时候是在夜间十点多钟，但是现在上海没有什么夜市。尤其是在这中区，都是些商店与营业的大厦，一到了晚上，完全一片死寂。若干年来这些房屋都是些钩心斗角的商战的堡垒，然而也只限于日间，夜里是毫无人烟，成为一座废弃的古城。在那淡淡的月光里，只看见那些高楼上一只只黑洞洞的窗户；回教堂风味的白粉雕空门楼下，一重重的铁栅栏封闭着里面广大的黑暗。
她们沿着旧南京路走着，寒风凛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在电线杆的黑影里发现一个女人，穿著件绒线衫，牵着个五六岁的小孩站在那里。现在这些秘密营业的妓女大都带着个孩子作为烟幕。
“要是跟赵楚的事有关，这事情就麻烦了，”戈珊低声说。
“不过刘荃决不会贪污的，”黄绢焦急地说：“我可以替他担保，他的事我全知道，他什么话都对我说的。”
戈珊听了这话特别刺耳，就像是在她面前炫示他们的亲密。“哦，他的事你全知道，”戈珊想。“我们的事你就不知道！”她一时气愤，差一点要立刻替他揭穿那秘密，叫这女人且慢得意。但是再一想，这样做似乎迹近无聊。结果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只冷冷地说了声：“现在这时候，谁还能替谁担保，自己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
黄绢听她这口吻仿佛是拒绝帮忙的意思，刚才看她很热心的样子，怎么忽然变了态度，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说错了话，把人家得罪了。“我不知道，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处去打听。”她说到这里，嗓子已经硬了起来，别过头去擦眼泪。“无论如何要请戈同志给想想办法。”
戈珊半晌没作声。然后她说：“要不然，你试试看，去找申凯夫。他虽然是搞文化宣传的，跟政保处的关系很深。”
“不知道见得着他见不着。”
“要不，我先打个电话去试试，给你约一个时候。”
“那真是费心了，”黄绢十分感激地说：“你跟他熟不熟？”
“也谈不上熟，认是认识的。”黄绢踌躇了一下，自己觉得是得寸进尺，但是终于鼓起了勇气说：“要是你能够陪我去一趟，那更好了。”
“我才犯不着呢，”戈珊心里想。“刘荃是你的私有财产，我凭什么要去钻头觅缝救他？将来让他知道我跟黄绢这样双双地联袂四出求救，倒让他笑话，想着我就这样痴心！”她嘴里只说：“我想你还是一个人去的好。我们报社的社长给撤职查办了，这两天我们这些同事们大家都得谨慎着点，那儿也不便去。”
她掏出一本记事簿来撕下一页，在路灯下写出申凯夫办公处的地址，交给黄绢。黄绢再三向她道谢，想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但是她正忙着把记事簿归还原处，自来水笔也仍旧插到口袋上，就根本没理会人家伸出来的那只手。而且随即大声唤着“三轮车！三轮车！”马路对面有一辆三轮车，被她喊了过来，她跳上车去，略向黄绢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
黄绢虽然觉得她这人有点奇怪，一方面很肯热心帮忙，却又是这样冷淡得近于憎恶的神气。但是她积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也曾经接触到许多老干部，一切都见怪不怪了。在北京流行着这样的话：“五个老干部，倒有两个是疯子，两个是肺病患者。”她想到这里，如果不是现在心情这样沉重，几乎要微笑。
戈珊很费了点事，和申凯夫通了个电话，居然替黄绢约了个时间去见他。她觉得她已经仁至义尽了。再要为刘荃的事操心，她也未免太傻了。
但是有一天她见到一个公安局的朋友，又忍不住向他打听刘荃的事，据这人说：大概不碍事。有人检举刘荃是赵楚的心腹，有两件贪污的事都是由他经手的。不过检举人对于赵楚的罪状根本也不清楚，指控刘荃与他合作，也提不出具体的证据。不过因为涉及赵楚，上头余怒未息，所以郑重其事地抓了来。
戈珊听了这话，方才放下心来，也就把这件事撩在脑后了。
有一天她夜里从报馆回家来，看见有一个黑影缩成一团坐在那露天楼梯上。起初她以为是她的一个爱人在那里等她。三反还没有结束，大家实在是应当小心一点。她很不高兴，皱着眉问了声“谁？”
那人没有立刻答应，却慢慢扶着铁阑干站起身来。“戈同志，是我。”是黄绢的声音，她似乎在啜泣着。
“啊，真想不到，这样晚了你会来找我。”
戈珊从容地走上楼梯，拿出钥匙来开门。她向自己微笑着，心里想：“申凯夫侮辱她了？这样半夜三更跑了来向原介绍人哭诉。”
黄绢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你等了我多久了？冻僵了吧？请坐请坐。”
“戈同志！”黄绢大概哭得时间太长了，虽然停止了，仍旧抑制不住一阵阵轻微的抽噎。“刘荃完了，”她说。
“什么？”
“这时候说不定已经-毙了。”她脸上现出奇异的微笑。
“你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黄绢无精打彩地说：“今天见到了申凯夫。”
“你今天才去找他吗？”戈珊气愤地说。
“去过好几次了。”
“回回他都接见？-喝，我的面子倒真不小！”戈珊突然狂笑了起来。“怎么──他怎么说？”
“他很热心，答应去调查一下，叫我再去听回音。去过两次，今天忽然说得到了消息，已经内定了要处死刑。”
“怎么我前两天还听见说不要紧的──奇怪不奇怪？”戈珊才点上了一支香烟，又心神不属地在桌上揿灭了它，而且揿了又揿。
“你听见谁说的？”黄绢突然兴奋起来。“靠得住吗？”
“靠是靠得住的，不过事情可能起了变化。”戈珊向空中凝视着，忽然把她那红嘴唇微微向上一掀，做出一种原始的残酷的神气。“大概老申去说过什么话了。他要干掉个把人还不容易。”
“他为什么──”黄绢惊惶地问：“他顶多不帮忙，为什么反而──”
“还不是你得罪了他。”
“我没有，没有，”她发急地辩白着：“他也始终很客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有点家长作风，问了许多话，也问起我和刘荃认识的经过──”此外还问了许多与刘荃完全无关的话，她认为他是旁敲侧击，要明了她的思想状况。他还问起她的年纪，他说他对年轻人最感到关切。她又想她临走的时候，他把手臂圈在她肩上，送她到房门口，替她拉开门钮，那亲热而随便的态度很像一个欧化的医生对待女病人。其实这也不算什么，但是这些话她都不愿意告诉戈珊。尤其是第二次她去见他，临走的时候他和她握手刚巧电话铃响了，他用另一只手拿起电话来听，一直握着她的手不放，就像忘记了似的。她回想到他那苍白浮肿的侧面，鸦翅似地斜掠下来的黑油油的鬓发，眼角下垂的黑框眼镜。他的手是胖墩墩的，一个温暖潮湿而气闷的陷阱。她整个的人都透不过气来了。但是她竭力忍耐着，最后虽然挣脱了手走了，仍旧是妩媚地笑着走了的，在她已经算十分委曲求全了。这一类的事她遇见的次数实在多了，已经养成了自卫的能力，从来没肯像这样让步。
“如果我得罪了他，”她突然说：“那就是上次，他说他或者可以介绍一位李同志和我见面，李同志是直接负责这一类的案件的，可以约他一块儿吃饭，让他当场问我些话，了解情况。”
“唔。”戈珊又点上了一支烟吸着，仰着脸眯着眼睛望着那烟雾。“你没去？”她可以猜想到申凯去请吃饭一定是在一个僻静地点的公寓里，他占有好几处这样的房子，随时可以去休息，地址向不公开的。把黄绢约了去吃饭，那位李同志当然不会出现──如果实有其人的话。
“我跟他打听李同志办公处的地址，让我到他办公处去见他，我觉得那样比较好，”黄绢烦恼地用极低微的声音说：“他──他也许是有点不高兴，说李同志很忙，得要先问过他。”
“这还不明白么？”戈珊纵声笑了起来。“你一直跟他不即不离的，到了要紧关头又这样弩扭，当然他认为症结是在刘荃身上，只要刘荃活着一天，总不能称心。”
黄绢半天说不出话来。“不会的，”她终于执拗地说：“在这三反的时候，凭他是谁，总得有点顾忌──”
“所以他不能有太露骨的表示。偏碰见你这人，会一点都不觉得──我真不相信！”
黄绢苍白着脸坐在那里，眼睛呆呆地向前面直视着。她哭得连嘴唇都红肿起来了。戈珊看了一眼，心里想凭她这副相貌，也不见得是什么绝色，老申倒真为她着了迷，这样小题大作起来。当然申凯夫喜欢年轻的女孩子是出了名的。戈珊介绍她去见他，本来也就是这意思：“一石杀二鸟，”牺牲了这女孩子，又救了刘荃。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害了刘荃的性命。她一方面对自己生气，看见那黄绢，更觉得可气，终于把满腔怨愤都移植到她身上。
“也许他不过是恐吓，”黄绢低声说，像是自言自语。
“这样一件小事，他不会失信的，”戈珊冷冷地说。
黄绢啜泣起来了。“我是真没有想到”
“不管你是真没想到，假没想到，反正是你害死了刘荃，”戈珊吐出了一口烟，轻松地说，心里也感到了某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