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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向报纸上加紧宣传“肃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有一个摩纳哥人名叫黎培里,忽然成为新闻人物。戈珊奉命搜集材料,证明他的反人民罪行。
黎培里这名字一向不见经传,戈珊在资料室里查了半天,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总算找到一则新闻,原来他曾经被任为外交使节,有一张旧报纸上刊出一张模糊的照片,是他谒见国民政府的首脑呈递国书的时候拍摄的,并且刊载着国书的全文,无非是照例的一套官样文章,希望两国的邦交有增无已,对于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表示钦仰,并且深信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必定日益向光明灿烂的前途迈进。
戈珊连读了两遍,心里想如果根据这篇文字就证实黎培里是勾结国民政府的特务,那么所有的外来使节都呈递过这样善颂善祷的国书,连苏联的大使都不是例外。但是实在找不到别的资料,也只好拿了去搪塞一下。
领导上对于黎培里的案件十分重视,所以她立刻把那张报纸送到社长室去请他审核一下。她在房门上敲了敲,听见社长蔺益群的声音说:“进来。”她一推门进去,原来有客在那里,坐在蔺益群的写字台左侧,两人吸着烟闲谈着。戈珊认得那是新华社社长申凯夫。
“嗳,戈同志──好吧?”申凯夫向她点头微笑。他生得高而胖,苍白的脸上戴着新型的熊猫式黑边眼镜。头顶已经半秃了;也许是由于一种补偿的心理,鬓发却留得长长的,稍有点女性化。穿著一套纤尘不染的雪青夏季西装。
“我们在这儿谈京戏,”蔺益群笑着向戈珊说。
“赵筱芳不错,”申凯夫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仿佛是他刚才已经说过了的话。
“就是表情太足了。”蔺益群吃吃地笑了起来。“你看了她的玉堂春没有,唱到那一日梳妆来照镜,就真比划着,一只手握着镜子,一只手握着篦子,大梳特梳。唱到奴就指着自己鼻子,一个字都不肯轻轻放过。”
申凯夫安静地微笑着,微微点了点头。“其实这倒也是她的好处。”
从他那温和而坚定的口吻里,蔺益群感觉到他是在引用马列主义。同时蔺益群又忽然想起前次恍惚听见说,赵筱芳最近行踪很神秘,还有人看见她从一辆遮着蓝布窗帘的汽车里走下来。难道是申凯夫看中了她?还是另一个比申凯夫地位更高的人?”
“那当然,”蔺益群急忙改口说:“其实所谓洒狗血,讨好三层楼观众,三层楼观众不就是劳苦大众么?”
申凯夫略点了点头。“都市里的劳苦大众当然份子不纯,离工农兵还很远。不过她这路线是对的。”
“路线是对的,”蔺益群也承认。
“嗳,我别耽误了你们正经事,”申凯夫忽然笑着说:“戈同志找你有事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戈珊说。
“这是什么?我瞧瞧。”申凯夫一伸手,把那张旧报纸接了过来。
“是关于黎培里的资料。”蔺益群忙站起身来凑在申凯夫肩上看着。
申凯夫匆匆读了一遍,把眼镜向上托了一托,似乎很紧张。“好家伙,把老蒋捧得这么厉害。”
“拿来,拿来我看。”蔺益群带笑伸手来抢夺。
“十足暴露出他是个美蒋走狗。”申凯夫把那张报纸折了起来,向胸前的口袋里一塞。“这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篇稿子应由新华社统发全国。”他沉重地站了起来“走了!瞎聊了半天,不耽误你们的正事了!”
蔺益群与戈珊虽然仍旧笑嘻嘻的,不免面面相觑。
申凯夫走了,戈珊也想跟在后面就溜了出去。她知道兰益群一定很生气。新华社与解放日报因为是骈枝的宣传机构,彼此竞争得非常厉害。
“戈同志,”蔺益群大声叫着。
戈珊只得转过身来。
“下次进来先打听打听,里头有人没人。”
戈珊忙陪笑说:“今天我一下子大意了,没问一声──”
蔺益群没等她说完,就冷峻地微微点了点头,是要她立刻走开的表示。
戈珊迅速地走了出去,心里一百个不痛快。到了外面的大房间里,却又有一个极不愉快的发现。屋角新添了一张桌子,刘荃坐在那里看报。
“抗美援朝会派了个人到这儿来当联络员,”一个同事告诉她。
“讨厌!”戈珊向自己说。
刘荃始终不理睬她,她也不睬他,但是她常常要袅娜地在他桌子面前走过。有一次她给另一个同事写了个字条子,团成一团丢过去,又不小心打在刘荃肩上。
他完全不理会。有一次为了公事需要和她谈话,也是极简短的几句。一方面她也是冷若冰霜,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有一次戈珊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来听。“哦,你等一等。”然后又问了声:“你哪儿?”她把听筒向桌上一搁,同刘荃那边没好气地叫喊了一声:“你的电话!──文汇报的记者。”
刘荃走过来拿起听筒,戈珊向他瞟了一眼,轻声说:“喝!有记者来访问了,现在是真抖了,怪不得不理人了!”
“喂?”刘荃向听筒里说:“嗳,是的,我是刘荃。咦,是你?──”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面,他最想不到会是她。
“我今天上午刚到。已经打过一次电话来了,没打通,”黄绢的声音兴奋地笑着说:“真想不到──在济南忽然接到命令,把我调到上海去在团报工作,也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信到人也到了。”
刘荃简直说不出话来。
“你几点钟下班?”黄绢问:“你现在忙吗?在电话上讲没有妨碍吗?”
“没关系,没关系,”他说。
他倚在写字台角上站着,背对着戈珊。戈珊坐在那里翻着一叠文件,有意无意地把电话线挽在手上绕着玩。绕来绕去,电话线越缩越短,刘荃不得不拨过头来对着她。她有意无意地向他笑了一笑,一只眉毛微微向上一挑。那娇媚的笑容里没有丝毫的歉意,但是仿佛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又像是眼看着许多回忆化为烟尘,使她感到迷惘。
刘荃怔怔地望着她,没有感觉;或者是心里太乱,分辨不出是什么感觉。“我现在走不开,”他机械地向电话里说:“一会儿见。”他挂上了电话,立刻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戈珊仍旧把电话线绕着玩,她在和隔壁一张桌子上的人谈论着买团体票看电影的事。
星期日的上午,百货公司前面照例挤着许多无处可去的人,小职员,拖儿带女的黄脸妇人,全家都穿著灰扑扑的蓝布解放装,站在橱窗面前看着里面的活动广告作为消遣。橱窗里正中陈列着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后面一只银色纸扎大轮盘徐徐转动,轮盘上缀着一只只和平鸽。人们在娱乐方面变得非常容易满足,现在的戏剧电影也并不比这个好看多少。大家抱着孩子站在那里孜孜地看着。大些的孩子们坐在街沿上的铁阑干上,无聊的踢着阑干。
刘荃和黄绢在人丛中缓缓地走着。看到橱窗里的和平鸽,黄绢说:“近来和平的空气很浓厚。”
她曾经听见人背地里在说,援朝的战事不利,所以现在发动了浩大的和平攻势,急于要议和。“也许真的会停战了,”她说。
刘荃却笑着向四面看了一看,然后低声说:“列宁说的:共产党人的和平,不是和平主义的和平──是彻底消灭敌人的和平。”
“这是列宁说的还是你说的?”黄绢有点慌张地带着笑轻声说。
“真的。在列宁全集上,不信我可以翻给你看。”
黄绢沉默了。她到上海来以后,这是第二次见到他,她觉得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用讽刺的口吻谈到他的工作,也谈到一般的情形。不管旁边有人没有人,她不鼓励他说那样的话。
刘荃自己也知道他话说得太多。这也是一种逃避,很奇异地,他几乎用这些辛辣的言语来挡掉她的手臂,他不要和她接近。他自己有一种不洁之感。
她比他记忆中似乎还更美丽,头发现在完全直了,也留得长了些,更像一个东方的姑娘。她没有戴帽子,蓝布制服洗得褪成淡紫色。
走过一家电影院,刘荃说:“去看场电影吧?这张片子北边演过没有?”看一场电影又可以占掉不少时间,散场后他可以送她回宿舍了。
电影院的领票员也和观众一样穿著蓝布制服,只是手臂上裹着一块白布臂章。影片还没有开映。在那昏黄的剧场里,卖冷饮与冰淇淋的穿梭来住,还有人托着一只洋磁脸盆,上面盖着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轻声吆喝着“豆腐干!五香蘑菇豆腐干!”
电灯熄灭了。今天演的是一张苏联传记片,上座不到三成,他们坐在一排的正中,前后左右都是空荡荡的,十分寂寞。
片中照例又有青年时代的斯大林出现,蓄着一部菱角鬓,是一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美男子,一双笑眼,目光闪闪,眼光略有些鱼尾纹,更显得风神潇洒。在这张片子里,他在沙皇治下被放逐在西伯利亚,躺在那荒原上,一只手托着头,以一种微带嘲讽而又充满了热情的眼色望着一个老同志,用深沉的音乐性的声音背诵着一首长诗。
黄绢忍不住低声笑着说:“他们苏联演员扮斯大林,真是扮得一回比一回漂亮。”
“大概熟能生巧,越来越大胆创造了,”刘荃轻声说。“个子也一次比一次高了。这次这演员至少有五尺八九寸。”
“现在这些独裁者有些享受,实在是从前的专制帝王梦想不到的,”刘荃笑着说:“譬如像看见自己在银幕上出现,扮得很有点像,可是比自己漂亮万倍。有比这更窝心的事么?”
这样低声谈话,自然是靠得很近。但是刘荃略略转侧了一下,依旧把身体向空座那边倚过去。虽然是极不引人注意的动作,黄绢却留了个心,从此一直到终场没有再和他说话。
散了戏出来,他们的空气间有一种新的寒冷。
出了电影院,外面在下雨。这一向常常有这样的阵头雨,他们走过一条小巷,那巷子里望进去,一个皮匠仍旧摆着摊子照常工作着,楼窗里搭着竹竿上仍旧晾满了衣裳,有一家后门口搁着个煤球炉子,上面架着个铁锅,也仍旧继续烹煮着,锅底冒出黄黄的火舌头。那雨尽管静静地下着,仿佛一点也没有沾濡着什么,简直像陈旧的电影胶片上的一条条流窜着的白色直线。
不知怎么,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到这小巷里面来了。也就像走进古旧的无声电影里,静悄悄地谁也不说话,仿佛也绝对没有开口说话的可能。
走到小巷的尽头,一转弯,迎面就看见那弄堂的黑板报,立在木架上,那黑板上又钉着两片坡斜的木板,成为一个小小的屋顶。这时雨下得更大了,他们就站在那狭窄的檐下躲雨,一面看那黑板报。是用红蓝白各色粉笔写的,把当日报纸上的要闻抄录了一遍,旁边加上花边框子。
雨哗哗地下着。
“我们下乡土改那天也是下大雨,”黄绢忽然说,仿佛带着点感慨的口吻。
“嗳,”刘荃微笑着说。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天。“不是有这么一个迷信:下雨天遇见的人一定会成为朋友。”
他无心的一句话,这“朋友”两个字却给了黄绢很大的刺激。“是的,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她很快地说。
两人又都沉默了下来。
然后黄绢又说:“在韩家坨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也许心理不大正常。过后冷静下来了,也许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可是无论怎么样,大家总是朋友,什么话都可以实说,没什么不能谅解的。”
刘荃默然了一会。“我一直是爱你的,”他说。但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像在睡梦中说话一样地吃力,嘴唇非常沉重麻木,耳朵里虽然听见自己的声音,仍旧不能确定别人听得听不见,也不知道是否全都说了出来。
黄绢没有什么表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也并没有其它的表示。大家默然半晌,她又旋过身去看黑板报。
雨倒停了。他们正要离开那黑板报的小亭子,黄绢忽然发现他肩膀和背上抹了许多粉笔灰。“抹了这么一身灰,”她说。
她替他弹着,刘荃突然把手臂围在她肩上低下头去把两颊紧紧贴在她头发上。
“你为什么这样不快乐?”黄绢终于幽幽地说。“因为──”他顿住了,然后他说:“因为──我们不见面太长久了。”
黄绢微笑了。“认生吗?”她的声音细微得几乎不可辨认,然而这三个字在他听来,却使他心里不由得一阵荡漾。
他吻了她之后才说:“现在不了。”于是他又吻她。
他们不能老是站在那里。从小巷里穿出来,渐渐又走到热闹的马路上来。天已经快黑了。经过跑马厅的土产展览会,他们正感到无处可去,就买了票进去参观。
先到手工业馆,里面只堆了一些竹椅、缸、瓮、沙锅之类的东西。再到手工艺馆,老远地就看见门前排着一条长龙,相当拥挤。
“人家都说手工艺馆比较最精采,”刘荃说:“有些绣货和福建的小摆设,还可以看看。”他们的工作单位早已强迫性地集体参观过了。
他们也去排队,缓缓地跟在后面走了进去。一进门,先看见迎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五彩丝绣人像,很像一个富泰的老太太的美术照,蛋形的头,红润的脸面,额角微秃,两鬓的头发留得长长地罩下来,下颏上生着一颗很大的肉痣。
“这那儿是绣的,简直是张相片,”有一个参观者啧啧赞赏。“连一个痣都绣出来了!”
“人家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怪,”一个老妇人说。
毛主席的绣像占据了正面的墙壁,旁边的一面墙上却挂满了粉红绣花小围涎,不知为什么,统统是同样的花色,同样大小,一直挂到天花板上,使人看了觉得眩晕,又觉得愚蠢得令人感到惊奇。
刘荃忽然嗅到一阵浓烈的橘子香。然后他看见了戈珊。她大概不是一个人来的,排在她后面的两个男子也和她一样,都在剥橘子吃。距离很远,她没有注意到他,他也很快地望到别处去了。大家排着队一步一步蜗牛式地向前挪动,身边拦着红白条纹栏杆。他知道她迟早会发现他的。果然有一片橘子皮飞过来打在他身上。
黄绢刚巧回过头来和他说话,戈珊向她连看了两眼。戈珊今天仿佛非常疲倦,站在那强烈的灯光下,面颊仍旧红艳得像抹了胭脂一样,但是脸上现出许多憔悴的阴影。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背后挂着的无数围涎组成平剧舞台上的一堂“守旧”粉红软缎上绣着一丛丛的绿色花鸟。
刘荃向她点了点头。那单行的队伍继续向前移动,戈珊和她的同伴们随即从另一扇门里出去了。
刘荃和黄绢终于也出来了。跑马厅里面的场地非常广阔,灯光疏疏落落的,不甚明亮。远远近近无数播音器里大声播送着苏联乐曲,那音乐也像苏联境内的那些宽阔的灰色的江河,永远在灰色的天空下奔流着。跑马厅的一角矗立着钟楼的黑影,草坪已经变成秃秃的泥地,而且坑凹不平,今天下过雨,到处都汪着水,泥潭上架着一块木板。那广场是那样空旷而又不整洁,倒很有点苏联的情调。
音乐停止了,现在改播一篇演说。声音放得太大,反而一个字也听不出,尤其是远远地在晚风中飘来,只听见呱呱呱呱,紧一阵慢一阵,简直像鸭子叫。刘荃和黄绢并肩走着,两人都笑了起来。
“也许一切慷慨激昂的演说,只要隔着相当的时间或空间上的距离,听上去都像鸭子叫,”刘荃想。
广场上停着一辆卖棒冰的小车子。他们买了两根棒冰吃。
“嗳,帮我拿着──重死了!”戈珊突然从黑影里走了出来,提着两大包东西。“我在那边芦席棚里买了点火腿。”
她递到刘荃手里,他没有办法,只好接着。戈珊从没有当着人对他特别表示亲密,因她自己也有许多顾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关系。今天她明明是故意地做给他的女伴... -->>
这一向报纸上加紧宣传“肃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有一个摩纳哥人名叫黎培里,忽然成为新闻人物。戈珊奉命搜集材料,证明他的反人民罪行。
黎培里这名字一向不见经传,戈珊在资料室里查了半天,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总算找到一则新闻,原来他曾经被任为外交使节,有一张旧报纸上刊出一张模糊的照片,是他谒见国民政府的首脑呈递国书的时候拍摄的,并且刊载着国书的全文,无非是照例的一套官样文章,希望两国的邦交有增无已,对于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表示钦仰,并且深信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必定日益向光明灿烂的前途迈进。
戈珊连读了两遍,心里想如果根据这篇文字就证实黎培里是勾结国民政府的特务,那么所有的外来使节都呈递过这样善颂善祷的国书,连苏联的大使都不是例外。但是实在找不到别的资料,也只好拿了去搪塞一下。
领导上对于黎培里的案件十分重视,所以她立刻把那张报纸送到社长室去请他审核一下。她在房门上敲了敲,听见社长蔺益群的声音说:“进来。”她一推门进去,原来有客在那里,坐在蔺益群的写字台左侧,两人吸着烟闲谈着。戈珊认得那是新华社社长申凯夫。
“嗳,戈同志──好吧?”申凯夫向她点头微笑。他生得高而胖,苍白的脸上戴着新型的熊猫式黑边眼镜。头顶已经半秃了;也许是由于一种补偿的心理,鬓发却留得长长的,稍有点女性化。穿著一套纤尘不染的雪青夏季西装。
“我们在这儿谈京戏,”蔺益群笑着向戈珊说。
“赵筱芳不错,”申凯夫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仿佛是他刚才已经说过了的话。
“就是表情太足了。”蔺益群吃吃地笑了起来。“你看了她的玉堂春没有,唱到那一日梳妆来照镜,就真比划着,一只手握着镜子,一只手握着篦子,大梳特梳。唱到奴就指着自己鼻子,一个字都不肯轻轻放过。”
申凯夫安静地微笑着,微微点了点头。“其实这倒也是她的好处。”
从他那温和而坚定的口吻里,蔺益群感觉到他是在引用马列主义。同时蔺益群又忽然想起前次恍惚听见说,赵筱芳最近行踪很神秘,还有人看见她从一辆遮着蓝布窗帘的汽车里走下来。难道是申凯夫看中了她?还是另一个比申凯夫地位更高的人?”
“那当然,”蔺益群急忙改口说:“其实所谓洒狗血,讨好三层楼观众,三层楼观众不就是劳苦大众么?”
申凯夫略点了点头。“都市里的劳苦大众当然份子不纯,离工农兵还很远。不过她这路线是对的。”
“路线是对的,”蔺益群也承认。
“嗳,我别耽误了你们正经事,”申凯夫忽然笑着说:“戈同志找你有事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戈珊说。
“这是什么?我瞧瞧。”申凯夫一伸手,把那张旧报纸接了过来。
“是关于黎培里的资料。”蔺益群忙站起身来凑在申凯夫肩上看着。
申凯夫匆匆读了一遍,把眼镜向上托了一托,似乎很紧张。“好家伙,把老蒋捧得这么厉害。”
“拿来,拿来我看。”蔺益群带笑伸手来抢夺。
“十足暴露出他是个美蒋走狗。”申凯夫把那张报纸折了起来,向胸前的口袋里一塞。“这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篇稿子应由新华社统发全国。”他沉重地站了起来“走了!瞎聊了半天,不耽误你们的正事了!”
蔺益群与戈珊虽然仍旧笑嘻嘻的,不免面面相觑。
申凯夫走了,戈珊也想跟在后面就溜了出去。她知道兰益群一定很生气。新华社与解放日报因为是骈枝的宣传机构,彼此竞争得非常厉害。
“戈同志,”蔺益群大声叫着。
戈珊只得转过身来。
“下次进来先打听打听,里头有人没人。”
戈珊忙陪笑说:“今天我一下子大意了,没问一声──”
蔺益群没等她说完,就冷峻地微微点了点头,是要她立刻走开的表示。
戈珊迅速地走了出去,心里一百个不痛快。到了外面的大房间里,却又有一个极不愉快的发现。屋角新添了一张桌子,刘荃坐在那里看报。
“抗美援朝会派了个人到这儿来当联络员,”一个同事告诉她。
“讨厌!”戈珊向自己说。
刘荃始终不理睬她,她也不睬他,但是她常常要袅娜地在他桌子面前走过。有一次她给另一个同事写了个字条子,团成一团丢过去,又不小心打在刘荃肩上。
他完全不理会。有一次为了公事需要和她谈话,也是极简短的几句。一方面她也是冷若冰霜,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有一次戈珊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来听。“哦,你等一等。”然后又问了声:“你哪儿?”她把听筒向桌上一搁,同刘荃那边没好气地叫喊了一声:“你的电话!──文汇报的记者。”
刘荃走过来拿起听筒,戈珊向他瞟了一眼,轻声说:“喝!有记者来访问了,现在是真抖了,怪不得不理人了!”
“喂?”刘荃向听筒里说:“嗳,是的,我是刘荃。咦,是你?──”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面,他最想不到会是她。
“我今天上午刚到。已经打过一次电话来了,没打通,”黄绢的声音兴奋地笑着说:“真想不到──在济南忽然接到命令,把我调到上海去在团报工作,也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信到人也到了。”
刘荃简直说不出话来。
“你几点钟下班?”黄绢问:“你现在忙吗?在电话上讲没有妨碍吗?”
“没关系,没关系,”他说。
他倚在写字台角上站着,背对着戈珊。戈珊坐在那里翻着一叠文件,有意无意地把电话线挽在手上绕着玩。绕来绕去,电话线越缩越短,刘荃不得不拨过头来对着她。她有意无意地向他笑了一笑,一只眉毛微微向上一挑。那娇媚的笑容里没有丝毫的歉意,但是仿佛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又像是眼看着许多回忆化为烟尘,使她感到迷惘。
刘荃怔怔地望着她,没有感觉;或者是心里太乱,分辨不出是什么感觉。“我现在走不开,”他机械地向电话里说:“一会儿见。”他挂上了电话,立刻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戈珊仍旧把电话线绕着玩,她在和隔壁一张桌子上的人谈论着买团体票看电影的事。
星期日的上午,百货公司前面照例挤着许多无处可去的人,小职员,拖儿带女的黄脸妇人,全家都穿著灰扑扑的蓝布解放装,站在橱窗面前看着里面的活动广告作为消遣。橱窗里正中陈列着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后面一只银色纸扎大轮盘徐徐转动,轮盘上缀着一只只和平鸽。人们在娱乐方面变得非常容易满足,现在的戏剧电影也并不比这个好看多少。大家抱着孩子站在那里孜孜地看着。大些的孩子们坐在街沿上的铁阑干上,无聊的踢着阑干。
刘荃和黄绢在人丛中缓缓地走着。看到橱窗里的和平鸽,黄绢说:“近来和平的空气很浓厚。”
她曾经听见人背地里在说,援朝的战事不利,所以现在发动了浩大的和平攻势,急于要议和。“也许真的会停战了,”她说。
刘荃却笑着向四面看了一看,然后低声说:“列宁说的:共产党人的和平,不是和平主义的和平──是彻底消灭敌人的和平。”
“这是列宁说的还是你说的?”黄绢有点慌张地带着笑轻声说。
“真的。在列宁全集上,不信我可以翻给你看。”
黄绢沉默了。她到上海来以后,这是第二次见到他,她觉得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用讽刺的口吻谈到他的工作,也谈到一般的情形。不管旁边有人没有人,她不鼓励他说那样的话。
刘荃自己也知道他话说得太多。这也是一种逃避,很奇异地,他几乎用这些辛辣的言语来挡掉她的手臂,他不要和她接近。他自己有一种不洁之感。
她比他记忆中似乎还更美丽,头发现在完全直了,也留得长了些,更像一个东方的姑娘。她没有戴帽子,蓝布制服洗得褪成淡紫色。
走过一家电影院,刘荃说:“去看场电影吧?这张片子北边演过没有?”看一场电影又可以占掉不少时间,散场后他可以送她回宿舍了。
电影院的领票员也和观众一样穿著蓝布制服,只是手臂上裹着一块白布臂章。影片还没有开映。在那昏黄的剧场里,卖冷饮与冰淇淋的穿梭来住,还有人托着一只洋磁脸盆,上面盖着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轻声吆喝着“豆腐干!五香蘑菇豆腐干!”
电灯熄灭了。今天演的是一张苏联传记片,上座不到三成,他们坐在一排的正中,前后左右都是空荡荡的,十分寂寞。
片中照例又有青年时代的斯大林出现,蓄着一部菱角鬓,是一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美男子,一双笑眼,目光闪闪,眼光略有些鱼尾纹,更显得风神潇洒。在这张片子里,他在沙皇治下被放逐在西伯利亚,躺在那荒原上,一只手托着头,以一种微带嘲讽而又充满了热情的眼色望着一个老同志,用深沉的音乐性的声音背诵着一首长诗。
黄绢忍不住低声笑着说:“他们苏联演员扮斯大林,真是扮得一回比一回漂亮。”
“大概熟能生巧,越来越大胆创造了,”刘荃轻声说。“个子也一次比一次高了。这次这演员至少有五尺八九寸。”
“现在这些独裁者有些享受,实在是从前的专制帝王梦想不到的,”刘荃笑着说:“譬如像看见自己在银幕上出现,扮得很有点像,可是比自己漂亮万倍。有比这更窝心的事么?”
这样低声谈话,自然是靠得很近。但是刘荃略略转侧了一下,依旧把身体向空座那边倚过去。虽然是极不引人注意的动作,黄绢却留了个心,从此一直到终场没有再和他说话。
散了戏出来,他们的空气间有一种新的寒冷。
出了电影院,外面在下雨。这一向常常有这样的阵头雨,他们走过一条小巷,那巷子里望进去,一个皮匠仍旧摆着摊子照常工作着,楼窗里搭着竹竿上仍旧晾满了衣裳,有一家后门口搁着个煤球炉子,上面架着个铁锅,也仍旧继续烹煮着,锅底冒出黄黄的火舌头。那雨尽管静静地下着,仿佛一点也没有沾濡着什么,简直像陈旧的电影胶片上的一条条流窜着的白色直线。
不知怎么,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到这小巷里面来了。也就像走进古旧的无声电影里,静悄悄地谁也不说话,仿佛也绝对没有开口说话的可能。
走到小巷的尽头,一转弯,迎面就看见那弄堂的黑板报,立在木架上,那黑板上又钉着两片坡斜的木板,成为一个小小的屋顶。这时雨下得更大了,他们就站在那狭窄的檐下躲雨,一面看那黑板报。是用红蓝白各色粉笔写的,把当日报纸上的要闻抄录了一遍,旁边加上花边框子。
雨哗哗地下着。
“我们下乡土改那天也是下大雨,”黄绢忽然说,仿佛带着点感慨的口吻。
“嗳,”刘荃微笑着说。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天。“不是有这么一个迷信:下雨天遇见的人一定会成为朋友。”
他无心的一句话,这“朋友”两个字却给了黄绢很大的刺激。“是的,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她很快地说。
两人又都沉默了下来。
然后黄绢又说:“在韩家坨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也许心理不大正常。过后冷静下来了,也许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可是无论怎么样,大家总是朋友,什么话都可以实说,没什么不能谅解的。”
刘荃默然了一会。“我一直是爱你的,”他说。但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像在睡梦中说话一样地吃力,嘴唇非常沉重麻木,耳朵里虽然听见自己的声音,仍旧不能确定别人听得听不见,也不知道是否全都说了出来。
黄绢没有什么表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也并没有其它的表示。大家默然半晌,她又旋过身去看黑板报。
雨倒停了。他们正要离开那黑板报的小亭子,黄绢忽然发现他肩膀和背上抹了许多粉笔灰。“抹了这么一身灰,”她说。
她替他弹着,刘荃突然把手臂围在她肩上低下头去把两颊紧紧贴在她头发上。
“你为什么这样不快乐?”黄绢终于幽幽地说。“因为──”他顿住了,然后他说:“因为──我们不见面太长久了。”
黄绢微笑了。“认生吗?”她的声音细微得几乎不可辨认,然而这三个字在他听来,却使他心里不由得一阵荡漾。
他吻了她之后才说:“现在不了。”于是他又吻她。
他们不能老是站在那里。从小巷里穿出来,渐渐又走到热闹的马路上来。天已经快黑了。经过跑马厅的土产展览会,他们正感到无处可去,就买了票进去参观。
先到手工业馆,里面只堆了一些竹椅、缸、瓮、沙锅之类的东西。再到手工艺馆,老远地就看见门前排着一条长龙,相当拥挤。
“人家都说手工艺馆比较最精采,”刘荃说:“有些绣货和福建的小摆设,还可以看看。”他们的工作单位早已强迫性地集体参观过了。
他们也去排队,缓缓地跟在后面走了进去。一进门,先看见迎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五彩丝绣人像,很像一个富泰的老太太的美术照,蛋形的头,红润的脸面,额角微秃,两鬓的头发留得长长地罩下来,下颏上生着一颗很大的肉痣。
“这那儿是绣的,简直是张相片,”有一个参观者啧啧赞赏。“连一个痣都绣出来了!”
“人家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怪,”一个老妇人说。
毛主席的绣像占据了正面的墙壁,旁边的一面墙上却挂满了粉红绣花小围涎,不知为什么,统统是同样的花色,同样大小,一直挂到天花板上,使人看了觉得眩晕,又觉得愚蠢得令人感到惊奇。
刘荃忽然嗅到一阵浓烈的橘子香。然后他看见了戈珊。她大概不是一个人来的,排在她后面的两个男子也和她一样,都在剥橘子吃。距离很远,她没有注意到他,他也很快地望到别处去了。大家排着队一步一步蜗牛式地向前挪动,身边拦着红白条纹栏杆。他知道她迟早会发现他的。果然有一片橘子皮飞过来打在他身上。
黄绢刚巧回过头来和他说话,戈珊向她连看了两眼。戈珊今天仿佛非常疲倦,站在那强烈的灯光下,面颊仍旧红艳得像抹了胭脂一样,但是脸上现出许多憔悴的阴影。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背后挂着的无数围涎组成平剧舞台上的一堂“守旧”粉红软缎上绣着一丛丛的绿色花鸟。
刘荃向她点了点头。那单行的队伍继续向前移动,戈珊和她的同伴们随即从另一扇门里出去了。
刘荃和黄绢终于也出来了。跑马厅里面的场地非常广阔,灯光疏疏落落的,不甚明亮。远远近近无数播音器里大声播送着苏联乐曲,那音乐也像苏联境内的那些宽阔的灰色的江河,永远在灰色的天空下奔流着。跑马厅的一角矗立着钟楼的黑影,草坪已经变成秃秃的泥地,而且坑凹不平,今天下过雨,到处都汪着水,泥潭上架着一块木板。那广场是那样空旷而又不整洁,倒很有点苏联的情调。
音乐停止了,现在改播一篇演说。声音放得太大,反而一个字也听不出,尤其是远远地在晚风中飘来,只听见呱呱呱呱,紧一阵慢一阵,简直像鸭子叫。刘荃和黄绢并肩走着,两人都笑了起来。
“也许一切慷慨激昂的演说,只要隔着相当的时间或空间上的距离,听上去都像鸭子叫,”刘荃想。
广场上停着一辆卖棒冰的小车子。他们买了两根棒冰吃。
“嗳,帮我拿着──重死了!”戈珊突然从黑影里走了出来,提着两大包东西。“我在那边芦席棚里买了点火腿。”
她递到刘荃手里,他没有办法,只好接着。戈珊从没有当着人对他特别表示亲密,因她自己也有许多顾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关系。今天她明明是故意地做给他的女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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