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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要紧的文件怎么不锁上。”她理直气壮地质问：“楼梯上搬上搬下的，丢了谁负责？”
刘奎开始解释：“我刚才不过走开一会，没想到桌子给搬──”
“下次小心点！在一个机关里工作，第一要注意保密！”
刘奎没有作声。他走出去的时候，她站在书桌旁边监视着，像一只狗看守着它新生的小狗。
他回到楼下的办公室里，把笔砚搬过来，又来描他的照片。但是劝杂人员又来叫他了。
“周同志叫你上去一趟。”
刘奎只得又搁下笔来，把照片收到抽屉里，打算把抽屉锁上。但是这抽屉并没有装锁。他想了一想，结果捻开台灯，把照片上的墨渍在灯上烘干了，用一张纸包起来，揣在衣袋里随身带着，这总万无一失了。
玉宝在她的房间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着他。
“刚才你问那张书桌是怎么回事？”她说。一定是那保姆报告给听了。“搬到赖同志屋的那张书桌是你的？”
“是的，给换了一张小的。”
“干吗？”玉宝愤怒起来。“你马上给换回来！去叫两个通讯员来帮着你搬！”
“我认为还是先将就着用着吧。”刘奎觉得很为难。“现在那一张，小是小一点，也还可以对付，就是抽屉上要配个锁，为了保密──”
“配什么锁，那么张破桌子！楼底下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万一有国际友人来参观，太不象样了！你马上去把那一张给我搬回来！”
“赖同志一定不让搬的，刚才我去问了一声，已经不高兴了，”刘奎只得说了出来。
“你这话奇怪不奇怪，凭什度自己屋里的东西让人家拿去了，还一声都不敢吭气？”玉宝瞪着眼向他嚷了起来：“青天白日的，有本事就把人家的东西往自己屋里搬！成天只听见他们嚷嚷，说现在机关里正规化，正规化，不能再那么游击作风了，这又是什么作风？──成了强盗？也不是什么游击队！”
她立逼着刘荃去和赖秀英交涉。刘荃在革命队伍里混了这些时候，人情世故已经懂得了不少。他知道赖秀英这样的人决不能得罪，但是上司太太还更不能得罪。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向赖秀英的办公室走去。
房门仍旧大开着，迎面正看见秀英坐在书桌前面，低着头在那里办公，也不知是记账。她的短而直的头发斜披在脸上，她把一绺子头发梢放在嘴角咀嚼着，像十九世纪的欧洲男子咀嚼他们菱角须的梢子。
刘荃在门上敲了敲，引起她的注意。“赖同志，”他硬着头皮说：“关于这张书桌──”
赖秀英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才把他吓回去了，他倒又来了。
“怎么着？”她大声说：“是我叫搬上来的──你打算怎么着？东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东西！我是不像有些人那么眼皮子浅，什么都霸着往自己屋里搂──什么钢琴呀，冰箱呀，沙发呀你瞧瞧我们这沙发，弹簧都塌了！分给我们的汽车也是旧的，好汽车轮不到我们坐！我是一声也没出──我才不那么小气！可是你不出声，真就当你是好欺负的！”
她越说越火上来，翻身向书桌上一坐，弯着腰把桌子拍得山响。“有威风别在我跟前使！什么东西！解放上海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崔同志救了她男人一条命，她还有今天这一天呀？就凭她那块料，要是没有她男人她也当上了副主任，我把我这赖字倒过来写！”
刘荃走出去，周玉宝早已抱着孩子站在她房门口等着。
“在那儿嚷什么？”她皱着眉问。
“赖同志坚决地不让搬，”刘荃又笼统地回答了这样一句。
她其实是明知故问，早已都听见了：“什么旧汽车新汽车──还有脸说！他们崔同志拿了去就给漆了一通，里里外外都见了新，这该多少钱，你算算！这不是铺张浪费是什么？又是什么崔同志救了我们赵同志的命──告诉你，当初在孟良崮，要不是我们赵同志救了他一命，那崔平早就死了，她也嫁不了他，也抖不起来！要不然，哼，就凭她赖秀英，什么人事科。连人屎也轮不到她管！”
刘荃没有作声，在楼梯口站了一会，转身下楼去了。玉宝却又唤住了他。
“等孔同志回来了，叫他帮着你去搬书桌。非换回来不可！这会儿我没那么大的工夫搞这个，一会儿还有民主人士来开会。”
刘荃猜她也是借此落扬，当时也只有含糊答应着，走下楼去。
“还没有体验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先感到了大家庭的苦痛。”他想。
他回到办公室里，张励刚从医院裹着了腿回来，一看见他就问他们的写字台到哪里去了。刘荃只约略地说了两句。他这种地方是寸步留心的，话说多了要被称作“小广播”要被检讨。
但是刚才听周玉宝赖秀英提到她们的丈夫过去的历史，不免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谈话间就随口问了一声：“赵楚同志和崔平同志是不是都曾经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
“是呀，他们都是团长，他们那两团人并肩作战，都是由虹桥路进上海的。”张励虽然也是初来，他神通广大，已经把上司们的来历打听得一清二楚。那是因为他没事的时候常找着那炊事员孔同志套交情，孔同志看他是个党员份上，也很乐意和他聊天。孔同志是赵楚的老部，所以源源本本把赵楚的全部历史都讲给他听了。
“说起来真是可歌可泣，”张励四面张望了一下，很神秘地把椅子向刘荃这边挪了挪。“像赵楚同志跟崔平同志、真够得上说是生死之交了。在中学时代就是最要好的同学，一块儿考进大学。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块儿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在半路上崔平害痢疾，非常危险，幸亏赵楚日夜看护他，总算保全了性命。到了延安，两人都进了抗日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派他们俩化装穿过沦陷区，到江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队里干政治工作。又遇到皖南事变，赵楚的腿上了一枪，没法逃走，崔平舍命忘生地去救他，两人一同被俘，囚在江西上饶。然后抗日战争发生了，大批的囚犯都得往里挪。半路上走到赤石，犯人暴动起来，赵楚受了伤，崔平背着他逃跑，从福建的赤石镇一直背到福建江西边境的武夷山顶。”
刘荃默默地听着。他所知道的赵楚与崔平，已经是一副“革命老油子”的姿态了，但是他也能够想象他们是两个热情的青年的时候。
“在一九四七年的孟良崮战役里，”张励继续说着：“赵楚是华东野战军里的一个营长，崔平是他那一营里的政治指导员。崔平在火线上受了伤，赵楚又冒了生命的危险爬上去，把他救了回来。一九四九年解放上海的时候，他们一人带了一团兵由虹桥路进上海，赵楚受了重伤，又是崔平舍命忘生救了他的性命。”
刘荃不由得为这故事所感动了。无论如何，这两个人是为了一种理想流过血的，而他们的友情是这样真挚。这两个人的妻子彼此嫉恨，也是人情之常吧，因为她们的丈夫屡次为了救朋友，差一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做妻子的对这样的朋友当然没有好感。
她们只是极普通的女人，刘荃心里想。他最初见到她们的时候，的确是觉得惊异而且起反感，因为她们身为革命干部，而竟是这样世俗、贪婪、脑筋简单。现在也看惯了。她们是精明的主妇，不过因为当干部的永远是东调西调，环境太不安定，所以她们是一种犷悍的游牧民族的主妇
“真是伟大的友谊。”张励忽然把声音压得极低，秘密的说：“甚至于同爱一个女人，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然后他连忙解释：“当然这也是因为一个干革命工作的人。工作的热情比爱情更──”
“那女人是谁，是周玉宝吗？”刘荃有点好奇地问。
张励一句话说了一半，被打断了，略有点不高兴，微微摇了摇头。
“难道是赖秀英？”也许那时候他们是在一个极荒凉的，女人非常稀少的地方。
“不是。──是他们在抗大读书的时候的一个女同学。两人同时追求她，后来是崔平胜利了。可是那时候他还是下级干部，没有资格结婚。后来他跟赵楚两人被派到江西去了，那女人在延安，由组织上给做媒，嫁了个老干部。”
这一类的故事刘荃听得多了，常常有年轻的男女一同参加革命，两人发生了爱情，但是男方不能结婚，需要耐心等待，慢慢地熬资格。然而事实却不容许女方等待那样久。无论她怎样强硬，组织上总有办法“说服”她，使她嫁给一个老干部。
每逢听到这样的事情，他总是立刻想起黄绢来。她能够等他等多么久呢？自从来到上海，已经陆续地接到她三封信，但是信的内容是那样空虚，仅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韩家坨的土改已经胜利完成，她已经回北京去了。因为土改工作努力，已经被批准入团，最近被派到济南的团部里工作，生活虽然苦，精神上非常愉快，对于他也仅只是勉励他努力工作，完全是一派乐观的论调。他明知道她信里不能够说真心话，因为组织上随时可以拆阅一切信件。不但信里不能发牢骚，信写得太勤或是太像情书也要害他挨批评的。其实他自己写给她的信也是一样！永远是愉快积极而空洞的。但是每次收到她的信，总是感到不满。这样的信，使人越看越觉得渺茫起来，仿佛渐渐地不认识她了。
也甚至于现在已经有人对她加以压力，要她嫁给一个有地位的干部。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她的信里也决不会透露的。当然这一类的话也在不能说之列。同时，她一定也不愿意让他感到烦恼。但是因为他知道是这样，反而使他一直烦恼着。
被派到上海来搞抗美援朝工作，也许他应当觉得他是有前途的，被重视的。张励大概也曾经这样想过。如果他们当时曾经被“冲昏了头脑”来到这里不久，他就清醒了过来，感到自身的渺小了。现在全国的宣传员的队伍有一百五十万之多。单说在这机关里，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压在他们头上，一个个都是汗马功劳的。他们在这里的地位还抵不上从前衙门里的一个师爷。
隔壁房间里忽然地板上咕咚咕咚，发出沉重的响声，震得他们这边桌上的茶杯都在碟子里霍霍响着。是隔壁办公室里的一个职员因天气太冷，在那里蹦跳着取暖。
窗外的天空是纯净的一色的浅灰。外面园子里，竹篱笆圈着一块棕黄色的草地，红灰色三角形的石头砌的一条小路穿过草坪，一块块石头因为天气潮湿，颜色深浅不匀。在那阴寒的下午，房间里的空气像一缸冷水一样，坐久了使人觉得混身盐潮卤滴，如同吃食店里高挂着的一只卤鸭。刘荃与张励每人在棉制服里穿著两套夏季制服，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住。张励找了点废纸，在铜火盆里燃烧着取暖，然后索性把整卷的朱丝栏信笺稿纸都加上去。办公室里别的没有，纸张是丰富的。他们这边屋里分到这么一只火盆，大概也还是沾了周玉宝的光，因为她是管照顾的。
听说这座房子本来是一个阔人的住宅，沦陷时期被日本人占用了，胜利后也就糊里胡涂当作敌产接收了下来，解放后又被共产党接收了去，所以饱经沧桑。像楼下这间办公室，就破坏得相当厉害，白粉的天花板上有一块块煤烟熏的黑渍子，是烧饭的煤球炉子熏的。地板上也是斑斑点点，都是香烟头烫出的焦痕。那粉蓝色糊壁花纸上也抹着一条条臭虫血，又有没撕干净的白纸标语。刘荃瑟缩地向着火，忽然想起黄仲则的两句诗：“易主楼台常似梦，依人心事总如灰。”以前在学校里读到，倒也觉得平常，这时候却颠来倒去放在心里回味着，觉得和自己的心境非常接近。
怎么会忽然耽溺在旧诗的趣味里，真是没有出息，他想。但是也许并不算没出息，现在从毛主席到陈毅，不都是喜欢做诗填词吗？动不动就要横菜赋诗一番。似乎中共的儒将特别多，就连这里的赵楚崔平两位同志，不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官吗？──他们并没有作了歪诗送到报上去发表，刘荃认为这也是他们的好处。但是也说不定是因为他们只做到团长的地位，官还不够大。
他看到赵楚与周玉宝的家庭生活，不免有时候想象着，不知道他自己和黄绢有没有这样的一天。他现在虽然消极得厉害，总仍觉得做和黄绢如果处在赵周的地位里，多少总可以做一点有益的事，因为现在根本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有许多措施完全是由个别干部决定的。
当然一方面仍旧不免要造谣、说谎，做他现在干的这一类的工作。但是至少晚上回到家里来，有黄绢在那里，在他们两人之间，不必说违心的话，不会觉得是非黑白完全没有标准，使一个人的理性完全失去凭依，而至于疯狂。
要是有一天能够和她在一起，也像赵楚与周玉宝一样，有孩子，有一个流浪的小家庭，也就感到满足了。然而这是一个疲倦的中年人的愿望，在一个年轻人，这是精神上的萎缩。
这样的愿望，已经最没出息的了。然而，还是没有希望达到目的。
火盆里那一点红红的火光很快地已经要熄灭了。刘荃心里异常灰暗。张励又去找些纸来烧，背着身子站在那里寻找燃料。刘荃突然从衣袋里摸出黄绢最近的两封信，连着信封用力团成一团，丢到火盆里。火焰突然往上一窜，照亮了他的脸。
他倒又觉得空虚起来，开始计算着几时可以收到她下一封信。
nbsp; “要紧的文件怎么不锁上。”她理直气壮地质问：“楼梯上搬上搬下的，丢了谁负责？”
刘奎开始解释：“我刚才不过走开一会，没想到桌子给搬──”
“下次小心点！在一个机关里工作，第一要注意保密！”
刘奎没有作声。他走出去的时候，她站在书桌旁边监视着，像一只狗看守着它新生的小狗。
他回到楼下的办公室里，把笔砚搬过来，又来描他的照片。但是劝杂人员又来叫他了。
“周同志叫你上去一趟。”
刘奎只得又搁下笔来，把照片收到抽屉里，打算把抽屉锁上。但是这抽屉并没有装锁。他想了一想，结果捻开台灯，把照片上的墨渍在灯上烘干了，用一张纸包起来，揣在衣袋里随身带着，这总万无一失了。
玉宝在她的房间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着他。
“刚才你问那张书桌是怎么回事？”她说。一定是那保姆报告给听了。“搬到赖同志屋的那张书桌是你的？”
“是的，给换了一张小的。”
“干吗？”玉宝愤怒起来。“你马上给换回来！去叫两个通讯员来帮着你搬！”
“我认为还是先将就着用着吧。”刘奎觉得很为难。“现在那一张，小是小一点，也还可以对付，就是抽屉上要配个锁，为了保密──”
“配什么锁，那么张破桌子！楼底下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万一有国际友人来参观，太不象样了！你马上去把那一张给我搬回来！”
“赖同志一定不让搬的，刚才我去问了一声，已经不高兴了，”刘奎只得说了出来。
“你这话奇怪不奇怪，凭什度自己屋里的东西让人家拿去了，还一声都不敢吭气？”玉宝瞪着眼向他嚷了起来：“青天白日的，有本事就把人家的东西往自己屋里搬！成天只听见他们嚷嚷，说现在机关里正规化，正规化，不能再那么游击作风了，这又是什么作风？──成了强盗？也不是什么游击队！”
她立逼着刘荃去和赖秀英交涉。刘荃在革命队伍里混了这些时候，人情世故已经懂得了不少。他知道赖秀英这样的人决不能得罪，但是上司太太还更不能得罪。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向赖秀英的办公室走去。
房门仍旧大开着，迎面正看见秀英坐在书桌前面，低着头在那里办公，也不知是记账。她的短而直的头发斜披在脸上，她把一绺子头发梢放在嘴角咀嚼着，像十九世纪的欧洲男子咀嚼他们菱角须的梢子。
刘荃在门上敲了敲，引起她的注意。“赖同志，”他硬着头皮说：“关于这张书桌──”
赖秀英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才把他吓回去了，他倒又来了。
“怎么着？”她大声说：“是我叫搬上来的──你打算怎么着？东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东西！我是不像有些人那么眼皮子浅，什么都霸着往自己屋里搂──什么钢琴呀，冰箱呀，沙发呀你瞧瞧我们这沙发，弹簧都塌了！分给我们的汽车也是旧的，好汽车轮不到我们坐！我是一声也没出──我才不那么小气！可是你不出声，真就当你是好欺负的！”
她越说越火上来，翻身向书桌上一坐，弯着腰把桌子拍得山响。“有威风别在我跟前使！什么东西！解放上海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崔同志救了她男人一条命，她还有今天这一天呀？就凭她那块料，要是没有她男人她也当上了副主任，我把我这赖字倒过来写！”
刘荃走出去，周玉宝早已抱着孩子站在她房门口等着。
“在那儿嚷什么？”她皱着眉问。
“赖同志坚决地不让搬，”刘荃又笼统地回答了这样一句。
她其实是明知故问，早已都听见了：“什么旧汽车新汽车──还有脸说！他们崔同志拿了去就给漆了一通，里里外外都见了新，这该多少钱，你算算！这不是铺张浪费是什么？又是什么崔同志救了我们赵同志的命──告诉你，当初在孟良崮，要不是我们赵同志救了他一命，那崔平早就死了，她也嫁不了他，也抖不起来！要不然，哼，就凭她赖秀英，什么人事科。连人屎也轮不到她管！”
刘荃没有作声，在楼梯口站了一会，转身下楼去了。玉宝却又唤住了他。
“等孔同志回来了，叫他帮着你去搬书桌。非换回来不可！这会儿我没那么大的工夫搞这个，一会儿还有民主人士来开会。”
刘荃猜她也是借此落扬，当时也只有含糊答应着，走下楼去。
“还没有体验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先感到了大家庭的苦痛。”他想。
他回到办公室里，张励刚从医院裹着了腿回来，一看见他就问他们的写字台到哪里去了。刘荃只约略地说了两句。他这种地方是寸步留心的，话说多了要被称作“小广播”要被检讨。
但是刚才听周玉宝赖秀英提到她们的丈夫过去的历史，不免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谈话间就随口问了一声：“赵楚同志和崔平同志是不是都曾经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
“是呀，他们都是团长，他们那两团人并肩作战，都是由虹桥路进上海的。”张励虽然也是初来，他神通广大，已经把上司们的来历打听得一清二楚。那是因为他没事的时候常找着那炊事员孔同志套交情，孔同志看他是个党员份上，也很乐意和他聊天。孔同志是赵楚的老部，所以源源本本把赵楚的全部历史都讲给他听了。
“说起来真是可歌可泣，”张励四面张望了一下，很神秘地把椅子向刘荃这边挪了挪。“像赵楚同志跟崔平同志、真够得上说是生死之交了。在中学时代就是最要好的同学，一块儿考进大学。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块儿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在半路上崔平害痢疾，非常危险，幸亏赵楚日夜看护他，总算保全了性命。到了延安，两人都进了抗日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派他们俩化装穿过沦陷区，到江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队里干政治工作。又遇到皖南事变，赵楚的腿上了一枪，没法逃走，崔平舍命忘生地去救他，两人一同被俘，囚在江西上饶。然后抗日战争发生了，大批的囚犯都得往里挪。半路上走到赤石，犯人暴动起来，赵楚受了伤，崔平背着他逃跑，从福建的赤石镇一直背到福建江西边境的武夷山顶。”
刘荃默默地听着。他所知道的赵楚与崔平，已经是一副“革命老油子”的姿态了，但是他也能够想象他们是两个热情的青年的时候。
“在一九四七年的孟良崮战役里，”张励继续说着：“赵楚是华东野战军里的一个营长，崔平是他那一营里的政治指导员。崔平在火线上受了伤，赵楚又冒了生命的危险爬上去，把他救了回来。一九四九年解放上海的时候，他们一人带了一团兵由虹桥路进上海，赵楚受了重伤，又是崔平舍命忘生救了他的性命。”
刘荃不由得为这故事所感动了。无论如何，这两个人是为了一种理想流过血的，而他们的友情是这样真挚。这两个人的妻子彼此嫉恨，也是人情之常吧，因为她们的丈夫屡次为了救朋友，差一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做妻子的对这样的朋友当然没有好感。
她们只是极普通的女人，刘荃心里想。他最初见到她们的时候，的确是觉得惊异而且起反感，因为她们身为革命干部，而竟是这样世俗、贪婪、脑筋简单。现在也看惯了。她们是精明的主妇，不过因为当干部的永远是东调西调，环境太不安定，所以她们是一种犷悍的游牧民族的主妇
“真是伟大的友谊。”张励忽然把声音压得极低，秘密的说：“甚至于同爱一个女人，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然后他连忙解释：“当然这也是因为一个干革命工作的人。工作的热情比爱情更──”
“那女人是谁，是周玉宝吗？”刘荃有点好奇地问。
张励一句话说了一半，被打断了，略有点不高兴，微微摇了摇头。
“难道是赖秀英？”也许那时候他们是在一个极荒凉的，女人非常稀少的地方。
“不是。──是他们在抗大读书的时候的一个女同学。两人同时追求她，后来是崔平胜利了。可是那时候他还是下级干部，没有资格结婚。后来他跟赵楚两人被派到江西去了，那女人在延安，由组织上给做媒，嫁了个老干部。”
这一类的故事刘荃听得多了，常常有年轻的男女一同参加革命，两人发生了爱情，但是男方不能结婚，需要耐心等待，慢慢地熬资格。然而事实却不容许女方等待那样久。无论她怎样强硬，组织上总有办法“说服”她，使她嫁给一个老干部。
每逢听到这样的事情，他总是立刻想起黄绢来。她能够等他等多么久呢？自从来到上海，已经陆续地接到她三封信，但是信的内容是那样空虚，仅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韩家坨的土改已经胜利完成，她已经回北京去了。因为土改工作努力，已经被批准入团，最近被派到济南的团部里工作，生活虽然苦，精神上非常愉快，对于他也仅只是勉励他努力工作，完全是一派乐观的论调。他明知道她信里不能够说真心话，因为组织上随时可以拆阅一切信件。不但信里不能发牢骚，信写得太勤或是太像情书也要害他挨批评的。其实他自己写给她的信也是一样！永远是愉快积极而空洞的。但是每次收到她的信，总是感到不满。这样的信，使人越看越觉得渺茫起来，仿佛渐渐地不认识她了。
也甚至于现在已经有人对她加以压力，要她嫁给一个有地位的干部。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她的信里也决不会透露的。当然这一类的话也在不能说之列。同时，她一定也不愿意让他感到烦恼。但是因为他知道是这样，反而使他一直烦恼着。
被派到上海来搞抗美援朝工作，也许他应当觉得他是有前途的，被重视的。张励大概也曾经这样想过。如果他们当时曾经被“冲昏了头脑”来到这里不久，他就清醒了过来，感到自身的渺小了。现在全国的宣传员的队伍有一百五十万之多。单说在这机关里，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压在他们头上，一个个都是汗马功劳的。他们在这里的地位还抵不上从前衙门里的一个师爷。
隔壁房间里忽然地板上咕咚咕咚，发出沉重的响声，震得他们这边桌上的茶杯都在碟子里霍霍响着。是隔壁办公室里的一个职员因天气太冷，在那里蹦跳着取暖。
窗外的天空是纯净的一色的浅灰。外面园子里，竹篱笆圈着一块棕黄色的草地，红灰色三角形的石头砌的一条小路穿过草坪，一块块石头因为天气潮湿，颜色深浅不匀。在那阴寒的下午，房间里的空气像一缸冷水一样，坐久了使人觉得混身盐潮卤滴，如同吃食店里高挂着的一只卤鸭。刘荃与张励每人在棉制服里穿著两套夏季制服，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住。张励找了点废纸，在铜火盆里燃烧着取暖，然后索性把整卷的朱丝栏信笺稿纸都加上去。办公室里别的没有，纸张是丰富的。他们这边屋里分到这么一只火盆，大概也还是沾了周玉宝的光，因为她是管照顾的。
听说这座房子本来是一个阔人的住宅，沦陷时期被日本人占用了，胜利后也就糊里胡涂当作敌产接收了下来，解放后又被共产党接收了去，所以饱经沧桑。像楼下这间办公室，就破坏得相当厉害，白粉的天花板上有一块块煤烟熏的黑渍子，是烧饭的煤球炉子熏的。地板上也是斑斑点点，都是香烟头烫出的焦痕。那粉蓝色糊壁花纸上也抹着一条条臭虫血，又有没撕干净的白纸标语。刘荃瑟缩地向着火，忽然想起黄仲则的两句诗：“易主楼台常似梦，依人心事总如灰。”以前在学校里读到，倒也觉得平常，这时候却颠来倒去放在心里回味着，觉得和自己的心境非常接近。
怎么会忽然耽溺在旧诗的趣味里，真是没有出息，他想。但是也许并不算没出息，现在从毛主席到陈毅，不都是喜欢做诗填词吗？动不动就要横菜赋诗一番。似乎中共的儒将特别多，就连这里的赵楚崔平两位同志，不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官吗？──他们并没有作了歪诗送到报上去发表，刘荃认为这也是他们的好处。但是也说不定是因为他们只做到团长的地位，官还不够大。
他看到赵楚与周玉宝的家庭生活，不免有时候想象着，不知道他自己和黄绢有没有这样的一天。他现在虽然消极得厉害，总仍觉得做和黄绢如果处在赵周的地位里，多少总可以做一点有益的事，因为现在根本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有许多措施完全是由个别干部决定的。
当然一方面仍旧不免要造谣、说谎，做他现在干的这一类的工作。但是至少晚上回到家里来，有黄绢在那里，在他们两人之间，不必说违心的话，不会觉得是非黑白完全没有标准，使一个人的理性完全失去凭依，而至于疯狂。
要是有一天能够和她在一起，也像赵楚与周玉宝一样，有孩子，有一个流浪的小家庭，也就感到满足了。然而这是一个疲倦的中年人的愿望，在一个年轻人，这是精神上的萎缩。
这样的愿望，已经最没出息的了。然而，还是没有希望达到目的。
火盆里那一点红红的火光很快地已经要熄灭了。刘荃心里异常灰暗。张励又去找些纸来烧，背着身子站在那里寻找燃料。刘荃突然从衣袋里摸出黄绢最近的两封信，连着信封用力团成一团，丢到火盆里。火焰突然往上一窜，照亮了他的脸。
他倒又觉得空虚起来，开始计算着几时可以收到她下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