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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13岁时高金城被赵带至县基督教内地会学堂学习，成绩优异。中学毕业又被保送开封英国人金存仁等办的教会医院勤工俭学，5年后取得正式毕业证书，旋即回到家乡行医、布道。以后应友人邀请，来到兰州白塔山下英国人开办的博德恩医院。他目睹当地医疗条件落后，巫神马脚利用迷信草菅人命，决意作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和传教士，肩挑担子遍游河西走廊。从1917年起，他先后在甘州、肃州（今酒泉市）创办福音堂医院，把布道和医病结合为一体，广交社会各阶层人士，并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他对劳苦大众感情尤深，常常分文不收药费，对远乡求医的农民甚至管吃管住，尽其所能为民行善。在甘州龙渠他曾说服动员农民凿山打洞修出一条数里长的水渠，龙渠从此得名。农民感激他，送他一块“济世救人”匾额。他在甘、凉、肃三州人民中深受爱戴。
1922年，基督教在上海召开代表会，高金城应邀参加。返途经开封时，被留在当年学习过的医院帮助工作。此时，冯玉祥部队正与河南督军赵祺发生战争，冯部一些伤兵住进这个医院。在此期间，高金城与来院看望伤兵的冯玉祥将军相识。冯见他医术高明，邀请他担任部队临时伤病医院院长。战事结束后，高金城又重返甘州继续行医布道。
当时，肃州镇守使吴桐仁、道台齐连元、臬台朱赞等与军阀马麟、马麒（马步芳之父）狼狈为奸，敲骨吸髓地奴役百姓，街头和狱中，伤之、毙之者骇人听闻。高金城虽与那些上层人物相识，但坚决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挺身而出要求惩办肇事人，同时把被蹂躏的穷苦人收容到医院救护，并以牧师身份到狱中为伤病者治疗。一次，吴桐仁唆使爪牙当街无端殴打医院马车夫。高金城据理抗争，吴等意欲镇压，高金城忍无可忍，率领群众示威游行，当众揭露吴桐仁等人鱼肉乡里的种种恶迹。还有一次，一名叫马寿山的新疆商人与道台齐连元合伙在上海做珠宝生意，因经营不善而倒闭。齐连元就依仗权势把马寿山押进狱中。马借到福音堂听布道机会，向高金城诉说了自己的冤屈，高金城立即到道台府责问齐连元，要求恢复马寿山的自由。高的这些行为遭到了权贵们忌恨，他们捏造了“劫监砸狱，放走犯人”的罪名，将高金城逮捕，并报甘肃督办刘郁芬和高官薛笃弼，意欲以死罪处之。
福音堂工作人员在外界群众的帮助下，突破官府严密封锁，翻越城墙，前往高台县，向甘肃省当局电告事件经过。省上认为事关重大，当即电令听后查办，使吴等就地惩办的阴谋未能得逞。省上随即派员到肃州调查，弄清了情况，否定“劫监砸狱”，决定解省审理，到兰后，传讯吴桐仁等“三台”。吴平素作恶多端，闻讯畏罪弃官逃往新疆，高金城无罪释放。这个戏剧性事件，成了20年代的一段佳话，“捕了高大夫，吓走吴镇守”的故事在河西三州群众中广为传颂。
1927年，省政府任高金城为平凉后方医院院长。同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北伐，路经平凉，见到高金城时惊讶的问：“你怎么也在这里？”高将肃州遭遇详告冯，冯要他随军东征，高欣然同意，为支持北伐战争，他把在甘州多年积蓄的药品、器械全部捐给了国民联军。到了河南，国民联军在陕州镇守使署成立了后方医院，高金城被委为院长，并开始接受伤员。一年后到了郑州，医院改称第二集团军后方医院，统管西安、洛阳等地伤病医院，高仍任院长并兼孤儿院院长（李德全任副院长）。这期间，他结识了吉鸿昌、浦化人、余心情、吴波等人，并与吴波结成好友。浦化人曾是基督教徒，后随冯玉祥去过苏联，转而信仰了马列主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高金城的影响很大。
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冯玉祥出国考察，高金城即赴北京协和医院任外科医生，潜心钻研医术。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高金城参加北平协和医院组成的战地医疗队前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抗日。从上海回到协和医院不久，高金城又到一家药房任经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处于急剧变化阶段，从亲身经历中，他切实悟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住的东单东裱褙胡同66号成了地下党员经常来往和开会的地方，曾屡遭反动军警搜查。1933年10月高不幸丧偶，这年冬，他将三个幼小子女寄养在了香山慈幼院，毅然只身赴甘，实现造福陇人的夙愿。
1934年，回到阔别多年的兰州，在友人的帮助下，高金城租赁了齐鲁会馆办起了福陇医院。同年协和医院护士长牟玉光，因敬仰高金城的为人，迢迢数千里从北京来兰州同他结为夫妻。不久，开办了牟玉光助产事务所，夫妇共同造福甘肃人民。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近十万骑兵和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在冬装、弹药、粮食奇缺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西路军以两万之师同马家军沿祁连山激战4个多月，最后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无数被俘红军惨遭屠杀或监禁；有的被编入“补充团”做苦役；有的潜伏在祁连山中；有的流落四乡。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组织部长张琴秋等一时下落不明。党中央和朱毛周对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非常关心。
1937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兰州建立红军办事处（后改称八路军办事处），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就地组织力量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与此同时，南汉宸根据中央和胡副主席的指示，在西安组织力量营救甘肃河西和青海的西路军被俘人员。高金城的老友吴波被南汉宸召回西安，同在西安负责西北地区党的工作的张文彬等研究营救问题。张向吴提出想派人深入河西了解情况，但因刚打过仗，马步芳统治很严，外人进去站不住脚，必须找个理想的人完成这一任务。
吴波当即推荐高金城。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政治上比较可靠；他是医院院长，又是基督教徒，在旧社会有较高的身份；河西走廊有他自己的医院，又是基督教堂，有较好的社会基础。高金城慨然允诺，接受党的委托，并将医院的各种家具赠给办事处作办公和住宿用。
八月份的有天晚上，刚从延安抵兰州仅三天的中共中央驻甘代表谢觉哉，偕同驻甘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在五泉山和高金城晤面，进一步商讨来甘州营救西路军的具体办法，议定由高重新开设福音堂医院掩护营救工作，并派老红军特务营营长蔡光波协助，由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以方便他来到河西营救红军。
高固亭先生的救援行动会顺利进行吗，且听下回分解。
学英语。13岁时高金城被赵带至县基督教内地会学堂学习，成绩优异。中学毕业又被保送开封英国人金存仁等办的教会医院勤工俭学，5年后取得正式毕业证书，旋即回到家乡行医、布道。以后应友人邀请，来到兰州白塔山下英国人开办的博德恩医院。他目睹当地医疗条件落后，巫神马脚利用迷信草菅人命，决意作一名“济世救人”的医生和传教士，肩挑担子遍游河西走廊。从1917年起，他先后在甘州、肃州（今酒泉市）创办福音堂医院，把布道和医病结合为一体，广交社会各阶层人士，并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他对劳苦大众感情尤深，常常分文不收药费，对远乡求医的农民甚至管吃管住，尽其所能为民行善。在甘州龙渠他曾说服动员农民凿山打洞修出一条数里长的水渠，龙渠从此得名。农民感激他，送他一块“济世救人”匾额。他在甘、凉、肃三州人民中深受爱戴。
1922年，基督教在上海召开代表会，高金城应邀参加。返途经开封时，被留在当年学习过的医院帮助工作。此时，冯玉祥部队正与河南督军赵祺发生战争，冯部一些伤兵住进这个医院。在此期间，高金城与来院看望伤兵的冯玉祥将军相识。冯见他医术高明，邀请他担任部队临时伤病医院院长。战事结束后，高金城又重返甘州继续行医布道。
当时，肃州镇守使吴桐仁、道台齐连元、臬台朱赞等与军阀马麟、马麒（马步芳之父）狼狈为奸，敲骨吸髓地奴役百姓，街头和狱中，伤之、毙之者骇人听闻。高金城虽与那些上层人物相识，但坚决反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挺身而出要求惩办肇事人，同时把被蹂躏的穷苦人收容到医院救护，并以牧师身份到狱中为伤病者治疗。一次，吴桐仁唆使爪牙当街无端殴打医院马车夫。高金城据理抗争，吴等意欲镇压，高金城忍无可忍，率领群众示威游行，当众揭露吴桐仁等人鱼肉乡里的种种恶迹。还有一次，一名叫马寿山的新疆商人与道台齐连元合伙在上海做珠宝生意，因经营不善而倒闭。齐连元就依仗权势把马寿山押进狱中。马借到福音堂听布道机会，向高金城诉说了自己的冤屈，高金城立即到道台府责问齐连元，要求恢复马寿山的自由。高的这些行为遭到了权贵们忌恨，他们捏造了“劫监砸狱，放走犯人”的罪名，将高金城逮捕，并报甘肃督办刘郁芬和高官薛笃弼，意欲以死罪处之。
福音堂工作人员在外界群众的帮助下，突破官府严密封锁，翻越城墙，前往高台县，向甘肃省当局电告事件经过。省上认为事关重大，当即电令听后查办，使吴等就地惩办的阴谋未能得逞。省上随即派员到肃州调查，弄清了情况，否定“劫监砸狱”，决定解省审理，到兰后，传讯吴桐仁等“三台”。吴平素作恶多端，闻讯畏罪弃官逃往新疆，高金城无罪释放。这个戏剧性事件，成了20年代的一段佳话，“捕了高大夫，吓走吴镇守”的故事在河西三州群众中广为传颂。
1927年，省政府任高金城为平凉后方医院院长。同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北伐，路经平凉，见到高金城时惊讶的问：“你怎么也在这里？”高将肃州遭遇详告冯，冯要他随军东征，高欣然同意，为支持北伐战争，他把在甘州多年积蓄的药品、器械全部捐给了国民联军。到了河南，国民联军在陕州镇守使署成立了后方医院，高金城被委为院长，并开始接受伤员。一年后到了郑州，医院改称第二集团军后方医院，统管西安、洛阳等地伤病医院，高仍任院长并兼孤儿院院长（李德全任副院长）。这期间，他结识了吉鸿昌、浦化人、余心情、吴波等人，并与吴波结成好友。浦化人曾是基督教徒，后随冯玉祥去过苏联，转而信仰了马列主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对高金城的影响很大。
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冯玉祥出国考察，高金城即赴北京协和医院任外科医生，潜心钻研医术。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高金城参加北平协和医院组成的战地医疗队前赴上海支援十九路军抗日。从上海回到协和医院不久，高金城又到一家药房任经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处于急剧变化阶段，从亲身经历中，他切实悟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他住的东单东裱褙胡同66号成了地下党员经常来往和开会的地方，曾屡遭反动军警搜查。1933年10月高不幸丧偶，这年冬，他将三个幼小子女寄养在了香山慈幼院，毅然只身赴甘，实现造福陇人的夙愿。
1934年，回到阔别多年的兰州，在友人的帮助下，高金城租赁了齐鲁会馆办起了福陇医院。同年协和医院护士长牟玉光，因敬仰高金城的为人，迢迢数千里从北京来兰州同他结为夫妻。不久，开办了牟玉光助产事务所，夫妇共同造福甘肃人民。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马步青等近十万骑兵和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在冬装、弹药、粮食奇缺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西路军以两万之师同马家军沿祁连山激战4个多月，最后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无数被俘红军惨遭屠杀或监禁；有的被编入“补充团”做苦役；有的潜伏在祁连山中；有的流落四乡。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组织部长张琴秋等一时下落不明。党中央和朱毛周对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非常关心。
1937年5月，党中央决定在兰州建立红军办事处（后改称八路军办事处），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就地组织力量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与此同时，南汉宸根据中央和胡副主席的指示，在西安组织力量营救甘肃河西和青海的西路军被俘人员。高金城的老友吴波被南汉宸召回西安，同在西安负责西北地区党的工作的张文彬等研究营救问题。张向吴提出想派人深入河西了解情况，但因刚打过仗，马步芳统治很严，外人进去站不住脚，必须找个理想的人完成这一任务。
吴波当即推荐高金城。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政治上比较可靠；他是医院院长，又是基督教徒，在旧社会有较高的身份；河西走廊有他自己的医院，又是基督教堂，有较好的社会基础。高金城慨然允诺，接受党的委托，并将医院的各种家具赠给办事处作办公和住宿用。
八月份的有天晚上，刚从延安抵兰州仅三天的中共中央驻甘代表谢觉哉，偕同驻甘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在五泉山和高金城晤面，进一步商讨来甘州营救西路军的具体办法，议定由高重新开设福音堂医院掩护营救工作，并派老红军特务营营长蔡光波协助，由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以方便他来到河西营救红军。
高固亭先生的救援行动会顺利进行吗，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