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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土地改革，只是大半年过去了，汪文言似乎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这令皇帝有些质疑他当初从东林党那边倒戈过来的原因了。
王在晋对于前两个任务答应的爽快，对于最后一个任务则显得有些支支吾吾，不过在皇帝的坚持之下，他只能服软。
皇帝相信有王在晋的协调，以及沈有容、熊文灿和南居益三方的水师力量的集合，定能迅速击败荷兰舰队，收复澎湖。到时候挟大胜之威望，皇帝大可让王在晋整编三支水师，组建一支明朝版的福建水师，有如此强大的一支水师舰队在，无论是震慑四夷，还是给王在晋撑门面，给他壮胆子，都是最有力的支撑。
此间事了，皇帝又将注意力投向西南，从天启元年开始用兵，现在那里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孙承宗平叛的对象也从奢崇明，变成了安邦彦。战场也从四川发展到了贵州。好消息是两年多来，西南用兵没有花费朝廷一粒米，一两银，而且四川境内的情况也基本绥靖，奢氏部落的势力一落千丈。坏消息是，比奢氏部落更难缠，势力也更大，在当地威望也最深的安氏部落也反叛了朝廷，并一度将贵州境内的官兵打的溃不成军。当然，西南用兵之所以没有让朝廷再调拨粮饷的代价就是川贵两地的赋税都被孙承宗截留，充作了兵饷。
为了应对糜烂的西南局势，皇帝没有一味的责怪孙承宗，他反而还升了孙承宗的官，从原来的川省总督，做到了川贵总督的位子。
川省本就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省，现在又多了一个贵州，孙承宗的权势可谓是达到了足以裂土封疆的地步，朝堂上下因此也多了不少居心叵测的声音。
孙承宗也感到自己正被架在火上烤，数次劝说皇帝惩处他，或者削弱他手中的权力。但皇帝不这么想，他见孙承宗如此识趣，便越发的肯定孙承宗忠心耿耿。
西南的乱局虽然愈演愈烈，但总体的形式还是一片大好，因为凭借着战乱，皇帝正好实施新政，进行改革。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皇帝逼迫着孙承宗在川贵两地同时进行内政改革，才致使叛军的气焰如此嚣张。皇帝在经济方面的改革触动了川贵两地士绅及部落首领的利益，所以他们团结起来，对抗官兵，甚至有不少朝廷方面的官员给安邦彦通风报信，就是为了让官兵深陷泥潭，无力对他们下手，夺他们手中的土地，逼着他们多交税负。
孙承
宗曾多次表示川贵两地的内政改革暂可放缓，但皇帝不以为意。若是放在一年多前，皇帝或许会考虑一二，但现在皇帝手中有太多牌可打：一来财政方面的压力得到了缓解，经过近三年来的局部改革，明王朝的财政税收每岁已经达到近一千万两，皇帝私人的收入大概也在一千万两左右，如此每岁高达两千万两的财政收入，足以应付关外的军事威胁，所以皇帝对于孙承宗手里的那支新军并无太过迫切的需要。二来军事方面涌现了关宁军、京营兵等新的精锐之师，足以跟女真抗衡。三来外交方面朝廷拉拢到了恭顺汗的察哈尔部落，以致于占尽了优势。
在如此多方因素的促成之下，皇帝的腰杆子也硬了起来，对于西南各省的官僚士绅采取了一种绝不手软的态度，在骆思恭的秘密战线的帮助下，孙承宗这两年砍杀了数以千计私通安氏部落的士绅官僚，整个西南官场都血流成河！
这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由于西南官场空缺太多，朝廷便将天启二年恩科中试的许多士子分配到了西南做官。原本天启二年因为开了三恩科的缘故录取了比往年多得多的后备官员，但是由于孙承宗跟骆思恭在西南官场大肆屠戮不法官员，以致于这部分士子，得以有官可做。
不过对于这批士子来说到西南做官可是个彻头彻尾的苦差事。
原本西南各省就是有名的穷省份，乃至在明朝初期，流放犯人都会选择西南各地。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没人愿意待在西南各省，因为没有足够的油水可捞。
另外，现如今西南各地战争连连，到了西南做官，可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即便不死在叛军手里，也难免被孙承宗或是骆思恭抓住小辫。
所以大部分士子都各种找关系，使银子，希望吏部的上司们不要将自己打法到西南去。但是在这股潮流中，偏偏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求着走门路去西南任职。譬如一些三恩科中试的士子，一这些人的文史功底，肯定是考不上进士的，但由于恩科的缘故，他们被皇帝高看一眼，假如他们愿意出西南任职，皇帝便将他们的出身提升到同进士出身这一档次，如此以来他们日后就是正儿八经的进士了！
为了进士的出身，为了变成官员，这些原本没有资历的士子纷纷到吏部要求赶往西南任职。另外还有一部分有志之士，即便过了科举，已经有了进士的出身，甚至有些已经被派往各地任职的天启二年中试的士子，也要求改任西南，这其中就有卢象升。
天启二年乃是天启皇帝即位以来，第一次恩科，也是迄今为止第一次恩科，所以对这一届的进士，皇帝特别关照，事实上按照惯例，这一届的官员跟皇帝也有着特别的关系。再一个就是出于鼓励大明官员援助西南的考虑，皇帝破格接见了卢象升。
对于这个卢象升，皇帝还是印象深刻的，当然这种影响并非是出于历史知识，皇帝上辈子不学无术，对于“卢阎王”的大名并不甚为了解。之所以记忆深刻，实在是因为上一次殿试的时候，卢象升当着全体士子的面，弹劾了魏忠贤。
那正是因为那一次，卢象升成了文官集团们眼中的英雄，也相应的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在魏忠贤的影响下，卢象升被吏部派到甘肃省的一个小县城任知县去了，若是没有意外，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卢象升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卢象升抓住了机遇，或者说在文官集团的集体运作下，卢象升再一次出现在了京城，并且以一种令皇帝十分赏识的姿势回到了京城，并且顺利的得到了皇帝的接见。
再次相见，卢象升显得成熟稳重了许多，无论是礼仪、举止还是谈吐，卢象升的表现都可圈可点，由此可见，他的确被魏忠贤整惨了，吃了不少苦，也增长了不少本领。
“西南那地方人人都唯恐避之不及，唯独你自告奋勇，却是为何？”皇帝问道。
卢象升答道：“如今国家正值多事之秋，热血男儿无不想着报效朝廷，臣下定决心投笔从戎，替皇上收拾山河，讨伐不臣。”
皇帝点了点头：“好啊，亏你有心。”顿了顿，“所以说此次你不愿意做文臣？”
卢象升坚定的答道：“臣当初中了兵科，对于行军打仗，也有一套心得，假如皇上不弃，臣愿意替皇上领一军，到孙阁老帐下，听候差遣。”
皇帝大喜：“有明以来，贵文贱武，偏偏你卢象升不以武夫卑鄙，甘愿投身行伍，好啊，你是个很好的模范，朕会成全你的。”
皇帝如卢象升所愿，给了他在孙承宗帐下效力的机会，并且让温体仁对卢象升投笔从戎的事迹大肆渲染，以求唤醒更多文臣、士大夫心中的骨气、血性，用以鼓励更多的人才走向军队，投身行伍。
进行土地改革，只是大半年过去了，汪文言似乎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这令皇帝有些质疑他当初从东林党那边倒戈过来的原因了。
王在晋对于前两个任务答应的爽快，对于最后一个任务则显得有些支支吾吾，不过在皇帝的坚持之下，他只能服软。
皇帝相信有王在晋的协调，以及沈有容、熊文灿和南居益三方的水师力量的集合，定能迅速击败荷兰舰队，收复澎湖。到时候挟大胜之威望，皇帝大可让王在晋整编三支水师，组建一支明朝版的福建水师，有如此强大的一支水师舰队在，无论是震慑四夷，还是给王在晋撑门面，给他壮胆子，都是最有力的支撑。
此间事了，皇帝又将注意力投向西南，从天启元年开始用兵，现在那里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孙承宗平叛的对象也从奢崇明，变成了安邦彦。战场也从四川发展到了贵州。好消息是两年多来，西南用兵没有花费朝廷一粒米，一两银，而且四川境内的情况也基本绥靖，奢氏部落的势力一落千丈。坏消息是，比奢氏部落更难缠，势力也更大，在当地威望也最深的安氏部落也反叛了朝廷，并一度将贵州境内的官兵打的溃不成军。当然，西南用兵之所以没有让朝廷再调拨粮饷的代价就是川贵两地的赋税都被孙承宗截留，充作了兵饷。
为了应对糜烂的西南局势，皇帝没有一味的责怪孙承宗，他反而还升了孙承宗的官，从原来的川省总督，做到了川贵总督的位子。
川省本就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省，现在又多了一个贵州，孙承宗的权势可谓是达到了足以裂土封疆的地步，朝堂上下因此也多了不少居心叵测的声音。
孙承宗也感到自己正被架在火上烤，数次劝说皇帝惩处他，或者削弱他手中的权力。但皇帝不这么想，他见孙承宗如此识趣，便越发的肯定孙承宗忠心耿耿。
西南的乱局虽然愈演愈烈，但总体的形式还是一片大好，因为凭借着战乱，皇帝正好实施新政，进行改革。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皇帝逼迫着孙承宗在川贵两地同时进行内政改革，才致使叛军的气焰如此嚣张。皇帝在经济方面的改革触动了川贵两地士绅及部落首领的利益，所以他们团结起来，对抗官兵，甚至有不少朝廷方面的官员给安邦彦通风报信，就是为了让官兵深陷泥潭，无力对他们下手，夺他们手中的土地，逼着他们多交税负。
孙承
宗曾多次表示川贵两地的内政改革暂可放缓，但皇帝不以为意。若是放在一年多前，皇帝或许会考虑一二，但现在皇帝手中有太多牌可打：一来财政方面的压力得到了缓解，经过近三年来的局部改革，明王朝的财政税收每岁已经达到近一千万两，皇帝私人的收入大概也在一千万两左右，如此每岁高达两千万两的财政收入，足以应付关外的军事威胁，所以皇帝对于孙承宗手里的那支新军并无太过迫切的需要。二来军事方面涌现了关宁军、京营兵等新的精锐之师，足以跟女真抗衡。三来外交方面朝廷拉拢到了恭顺汗的察哈尔部落，以致于占尽了优势。
在如此多方因素的促成之下，皇帝的腰杆子也硬了起来，对于西南各省的官僚士绅采取了一种绝不手软的态度，在骆思恭的秘密战线的帮助下，孙承宗这两年砍杀了数以千计私通安氏部落的士绅官僚，整个西南官场都血流成河！
这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由于西南官场空缺太多，朝廷便将天启二年恩科中试的许多士子分配到了西南做官。原本天启二年因为开了三恩科的缘故录取了比往年多得多的后备官员，但是由于孙承宗跟骆思恭在西南官场大肆屠戮不法官员，以致于这部分士子，得以有官可做。
不过对于这批士子来说到西南做官可是个彻头彻尾的苦差事。
原本西南各省就是有名的穷省份，乃至在明朝初期，流放犯人都会选择西南各地。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没人愿意待在西南各省，因为没有足够的油水可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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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部分士子都各种找关系，使银子，希望吏部的上司们不要将自己打法到西南去。但是在这股潮流中，偏偏有人反其道而行之，求着走门路去西南任职。譬如一些三恩科中试的士子，一这些人的文史功底，肯定是考不上进士的，但由于恩科的缘故，他们被皇帝高看一眼，假如他们愿意出西南任职，皇帝便将他们的出身提升到同进士出身这一档次，如此以来他们日后就是正儿八经的进士了！
为了进士的出身，为了变成官员，这些原本没有资历的士子纷纷到吏部要求赶往西南任职。另外还有一部分有志之士，即便过了科举，已经有了进士的出身，甚至有些已经被派往各地任职的天启二年中试的士子，也要求改任西南，这其中就有卢象升。
天启二年乃是天启皇帝即位以来，第一次恩科，也是迄今为止第一次恩科，所以对这一届的进士，皇帝特别关照，事实上按照惯例，这一届的官员跟皇帝也有着特别的关系。再一个就是出于鼓励大明官员援助西南的考虑，皇帝破格接见了卢象升。
对于这个卢象升，皇帝还是印象深刻的，当然这种影响并非是出于历史知识，皇帝上辈子不学无术，对于“卢阎王”的大名并不甚为了解。之所以记忆深刻，实在是因为上一次殿试的时候，卢象升当着全体士子的面，弹劾了魏忠贤。
那正是因为那一次，卢象升成了文官集团们眼中的英雄，也相应的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在魏忠贤的影响下，卢象升被吏部派到甘肃省的一个小县城任知县去了，若是没有意外，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卢象升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卢象升抓住了机遇，或者说在文官集团的集体运作下，卢象升再一次出现在了京城，并且以一种令皇帝十分赏识的姿势回到了京城，并且顺利的得到了皇帝的接见。
再次相见，卢象升显得成熟稳重了许多，无论是礼仪、举止还是谈吐，卢象升的表现都可圈可点，由此可见，他的确被魏忠贤整惨了，吃了不少苦，也增长了不少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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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答道：“如今国家正值多事之秋，热血男儿无不想着报效朝廷，臣下定决心投笔从戎，替皇上收拾山河，讨伐不臣。”
皇帝点了点头：“好啊，亏你有心。”顿了顿，“所以说此次你不愿意做文臣？”
卢象升坚定的答道：“臣当初中了兵科，对于行军打仗，也有一套心得，假如皇上不弃，臣愿意替皇上领一军，到孙阁老帐下，听候差遣。”
皇帝大喜：“有明以来，贵文贱武，偏偏你卢象升不以武夫卑鄙，甘愿投身行伍，好啊，你是个很好的模范，朕会成全你的。”
皇帝如卢象升所愿，给了他在孙承宗帐下效力的机会，并且让温体仁对卢象升投笔从戎的事迹大肆渲染，以求唤醒更多文臣、士大夫心中的骨气、血性，用以鼓励更多的人才走向军队，投身行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