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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宝玉小时候挺秀气,大眼睛,瓜子脸,皮肤很光鲜,脾性亦纯善。又格外爱干净,衣服鞋子虽然是打补丁的,却总是清洁齐整。那时节我们刚刚练习毛笔字,手永远墨迹斑斑,一不小心还把自己弄成个黑脸包公,可郑宝玉的脸庞永远白净鲜亮,像一个刚刚剥壳的鸡蛋。他待人都好,尤其是对女孩子,十分的惜香怜玉。熟悉红楼梦的郑家湾人说,郑宝玉是荣国府里的贾二爷投的胎,只可惜投生到一个赤贫的渔民家里了。我没见过怡红院那位“眉梢眼角藏秀气,声音笑貌露温柔”的不肖种种,因而也无法将他们俩进行比照。我只知道,郑宝玉和我同年,而且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不但是同班同学,他还一直不离不弃地坐在我的旁边。座位的问题当然由不得我们小孩子家做主,这里面却有着我们小学班主任——我母亲——的私心:把最淘气的女孩置身于最乖的男孩儿旁边,得益的自然是她的女儿。

    郑宝玉从小就是个乖乖儿,他不乖不行,他来到这个世上才五个月,他爸就叫一个巨大的浪头打到海里去了,他妈哭啊哭,活活的把一对眼睛给哭瞎了。

    小学里兴在课桌上刻划“三八线”主动方自然是那些比较“恶”(我们家乡的“恶”专指厉害)的男孩儿。只要对方误越雷池一步,那横蛮的肘子就毫不留情地捅了过来,捅得人筋酸骨麻眼泪花花的还不敢哭出声来,更不敢报告老师。

    我的课桌也有上任同学界定的“三八”线,因为摊着个郑宝宝,我就从来没挨过捅。人是坏虫,既然没有人来约束我,我就自觉不自觉地向外扩充我的势力范围。我的肘子不由自主地、一点点地伸展出去,郑宝玉的肘子则一点点退缩,最后我整个胳膊都堂而皇之地撂在郑宝玉的领地上,而他只得在一块台湾岛般可怜的桌角上束手束脚地做他的作业。

    尽管环境恶劣,可郑宝玉的字总是全班最漂亮的。郑宝玉是妈树的先进典型。郑宝玉不但读书好,他那些课本簿子也是全班最干净最漂亮的。每学期开学时,郑宝玉总不知从哪儿弄了些牛皮纸,把每一本书都裹得严严实实齐角四方,而到了学期结束时,那些从牛皮纸里解放出来的书就跟刚刚发下来的新书毫无二致。

    有一次课外活动时间,我们班两名男同学为一个铁环打起架来,男孩儿们围观起哄漫骂以至纷纷参战,他们分成两派轮拳头踢脚头吐唾沫扔石头。这时候郑宝玉刚好端着同学们的作业簿从旁边经过,这一帮喊:郑宝玉,帮我们打!那一帮喊,郑宝玉,揍他们狗种的!郑宝玉紧张得脸色发白,他绕着纠缠做一团的人堆儿转过来跳过去,张皇失措、苍白无力地喊着:别打了!别打了!

    两派的同学都不卖他的账,骂他不仗义,骂他傻逼,嚷着谁再跟他好是狗生的,让他孤家寡人的过一辈子。他们把矛头一齐对准郑宝宝,将他推过来,搡过去,郑宝宝脸涨得像猪肝,却紧紧抱着簿册不松手,我母亲赶到时正好看到这个场面,她一声断喝,同学们吹着口哨作鸟兽散,我妈拉过郑宝玉,替他揩去头上的汗水,叹息说:学生若都和郑宝玉一样,当老师的可以省多少事!

    那一天同学们余兴未消,回到教室后,你一言我一语地评选了郑宝玉为全班“末脚恶”“末脚”郑家湾土话,即最后面,最末“末脚恶”的意思,往好里说就是:郑宝玉是全班最善良,最不惹事、最听话的好孩子,往坏里说,郑宝玉是全班最窝囊、最没有哥们义气的小男人。我觉得这个评价挺有趣的,就跑到瞎眼婆家里,叽喳着小嘴聒噪道:

    宝玉娘,你家宝玉全班“末脚恶!”

    瞎眼婆敦厚地笑着,那里面透着满足,欣慰。也许对她来说,天底下没有比这句话更中听的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瞎眼婆在自己的破屋里摸索来摸索去,任凭外头的孩子们吵骂干仗打得皮开肉绽闹翻了天,她用不着提心吊胆,更不会心惊肉跳,因为那里面绝对没有他的乖乖儿。

    那天,打猪草的郑宝玉回到家里,瞎眼母亲当着我的面很幸福地摸着他的头,明知故问道:乖宝宝,你是全班“末脚恶?”

    郑宝玉有点难为情,他挣开他娘那嶙峋的手,分辩道:

    “谁说的?还有一个女同学还没有我恶呢!”

    我和瞎眼婆都笑了。这句话成了当天的第二条新闻,由我到学校里四处传播。

    我们的小学生涯在打打闹闹、嘻嘻哈哈中结束了。我和郑宝玉等七八个同学升上了乐城县中,我们的初中全都是凭实力考上去的,可郑宝玉没有考,他不需要考,他那么乖,又是正宗的三代贫农,所以我们头一回听说了“保送生”这个词儿。保送生,保送生,我们觉得好玩,就干脆喊郑宝玉为“抱送生”“抱送生”这一年窜了个子,座位便从我的同桌升格到了我的后桌。

    从此我觉得许多的不便,比如我忘了带墨水、忘了带钢笔、甚至忘了带课本时,我不能像从前一样从郑宝玉的位置上信手拈来,我得很辛苦地转身180度,从后桌选取我所必需的用品,这样就要冒着被老师识破的危险,从而招来一顿臭骂。

    可是郑宝玉从来不骂人。有一回代数老师布置作业时,我掏了半天抽屉,才知道自己又忘了带代数课本了。我一转身拿了郑宝玉的,也不管他自己用不用。演算过程中,我又忘了这课本并不是自己的,顺手在书页的空白处打草稿。待到还书时,才发现我已把人家的课本弄得一塌糊涂了。我硬着头皮准备享受他的一顿数落,可是郑宝玉没有,他心疼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喃喃道: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

    那段时间,我和郑宝玉都迷上了画画,画的全是柳眉杏眼樱桃小口的美人儿,只不过我在上课时画,他在休息时画,我逮住课本就画课本,逮住簿子就画簿子,有一回竟然画到郑宝玉的生物课本上,画过了也就丢过了;郑宝玉却一律画在磨得平平展展的香烟壳纸上。初中毕业时,我一事无成,而郑宝玉却早已被人请去在墙上画宣传画了。

    初中三年,刚好是“大跃进”的三年。郑宝玉被推到一堵大墙旁边,他手执大笔在墙上涂涂抹抹。他首先在高处画了个天宫,众仙女驾着祥云飘飘荡荡,他的仙女美丽极了,一个个明眸皓齿霓裳羽衣栩栩如生;郑宝玉又在墙的下边画一帮农民,白羊肚手巾红腰带;中间是一条弯弯长长的软梯子,农民们正喜孜孜地踩着梯子往天上攀登,画的旁边写着两行大字: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

    “郑宝玉,你的仙女漂亮极了!”女同学会主动找他搭讪。郑宝玉的脖子都红了,看得出他是兴奋得意的,可偏偏摆着手纠正说:

    “不能说漂亮,是比例正确。”当时,漂亮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革命学生绝对不敢追求的。我们怔了一下,立即领会了他的苦衷,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敢提“漂亮”两字。

    接着,我们这些“比例正确”的女孩子则被喊去排演节目,我们说唱,舞蹈,放声高歌“总路线第一好,大跃进第二好,人民公社哎格龙冬哎格龙冬第三好!”还有一个小表演唱,我演小孙女,郑宝玉演爷爷。

    孙女唱:人民公社喜事多呀,喜呀么喜事多!

    爷爷白:啥喜事?

    孙女唱:一朵棉花——

    爷爷比划:这么大?

    孙女摇头:还不止。

    爷爷比划:这么大?

    孙女摇头:还不止。

    爷爷唱:究竟长得怎么样大?

    孙女唱:妹妹拿去作被子盖,压出一身汗哪哎嗨哟!

    接着演唱一只鸡比风车大,一头兔子比骆驼壮,一粒米做饭一家人吃呀吃不完哪哎嗨哟!

    郑宝玉老是害臊,老是放不开动作,可老师交的任务又不敢不完成。我只得教他,一句句唱词、一个个动作都得现教,很累人。

    跳跳蹦蹦的日子很快就到了头,接下来的日子可没那么愉快了,我们鼓足干劲大干特干拼命干,白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夜晚水库工地上和民工农民们一起挑灯夜战。

    离学校十里处有一块属于学校的荒涂,被一条不大不小的河隔着,河里静悄悄地卧着一条四方形的渡船,两头拴着绳子。学生们一批批拉着绳子自己渡河,把那片荒涂开辟成百亩水田。我们在那里插秧割稻车水打场挑大粪,常常一干两三个星期,起早落夜甚至通宵达旦的把我们都累歪了。

    郑宝玉干活太爱美,他插的秧,横过来,直过去,斜左看,斜右看,全都高矮一致笔直挺拔,像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式;他割的稻把,金灿灿的谷穗齐刷刷光溜溜地倒向一边,像一匹匹身体健康营养过剩的红毛狐狸;就是他盘烧的泥灰堆,也比别人圆满、平整,一层一层的土坷拉都敲打得一般大小,仿佛用一个什么量具套过似的。因此,他就要比别人付出更重的体力,受更多的罪。

    “你可以稍微潦草一点,郑宝玉。”我偷偷地教唆他。

    “可,可那样我心里受不了。”他一脸的认真。

    有一夜下工的路上,累得脚步踉跄的我落在了后面,同样落在后面的还有郑宝玉。过渡的时候,我一个趄趔翻身落水,连呛了几口水就沉了下去,心想这一次是死定了。恍惚中,我的左腿被什么东西啄了一口,接着又啄了一口,然后,那东西一口叼住我的脚板,倒拖着我,直把我拖出了水面。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样进了那条四方渡船的,当时我已经咳得死去活来,待到我终于哭出声来时,我看到水里几颗湿漉漉的、簌簌发抖的星星,身边一个湿漉漉的、簌簌发抖的郑宝玉。

    从那以后,我发誓不再欺侮郑宝玉。

    上课的日子变得稀罕,功课被删去三分之二。因为累,也因为怕当白专典型,许多同学读书都马马虎虎,该不读的当然不读,该读的也可以懒得读。晨读早已取消,有一回,我意外地发现郑宝玉捧着汉语课本在学校后边的小树林中念念有词,他摇头晃脑叽叽呱呱,读些什么我却不明白,我探过脑袋一看,竟是老师规定不读的孟子梁惠王,当时他正读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寡人”我懂,我看过一出叫孟丽君的越剧,那千方百计想调戏孟丽君的臭皇帝,老是“寡人寡人”的;我看宝玉的模样实在滑稽,就学着他摇头晃脑哼哼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稀里糊涂的,我们就上高中了。郑宝玉的高中又是“抱送”的。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远比她亲生女儿高分考上高中欣慰百倍。她喜形于色东奔西走逢人便说:郑宝玉又被保送了!考上去的是一批,保送的才一个,考上去的只是读书好,保送的却是十全十美!——三岁看到老,当初还有人说我偏心,难道中学老师也和我一样偏心不成?

    当时正是我们共和国“困难时期”这“困难时期”不是十天半月,也不是百日半年,而是和整个高中学程等同的三年,这三年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吃饱过,饥饿像一头小老鼠,一刻不停地啃噬着我们的胃。

    我们在校生有粮食定量的尚能混个半饱,郑家湾的瞎眼婆等,差不多是奄奄待毙了。为了让宝贝学生郑宝玉能安心读书,母亲每天从饿眼青青的儿女们的口里挖出一小碗饭来,让我的二妹给瞎眼婆送去。有一回母亲饿得摔倒在教室里的时候,却有人上门给郑宝玉提亲来了。

    郑大绍是前湾人,和我们后湾相隔有那么三四里路,平日并不走动的。郑大绍在县城炼钢厂的食堂里掌着大勺,因此被人叫作“郑大勺”郑大勺掌勺多年,多少漏下些米粮来,他又极顾家,半斤八两的糙米、两把三把的番薯丝都严严地塞进贴身的肚兜里,单等星期六的下午往家里捎,日子过得自然比别家滋润。郑大勺有个独生女儿郑巧姑,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高中,因为肚里有饭脸上有肉,父母又捧为掌上明珠,所以自我感觉不错,择起婿来高不成低不就的,因此十六岁了还待字闺中。

    这是暑假里的一个上午,壮壮实实的郑大勺怀揣一包“大前门”手摇一柄大蒲扇,踩着笃笃作响的木屐往瞎眼婆家走去。其实,郑巧姑老早就在领奖台上看中才貌双全,性格温柔的郑宝玉了,只因为嫌他家太穷,才迟迟地没有让家里提亲。自从郑宝玉被保送上高中,郑巧姑才忽然明白,这个乖孩子将来还会被保送上大学,保送去留学,那么,他的前程将不可估量!

    于是郑大勺的木屐就直接地往瞎眼婆家笃去。郑大勺把那个时期不可多得的重磅身体往郑宝玉家的竹椅上一压,压得竹椅和瞎眼婆的心都一番乱颤。郑大勺点着了一支烟,悠悠然吸了一口,问:宝玉娘,你儿子呢?瞎眼婆正在捏糠菜团子,她边捏边答:车水去了——你是谁家伯伯呢?听着耳生。郑大勺说:他一个高中生,回家就车水呀?瞎眼婆说:怎么不车水?宝玉说,挣两工分是两工分,好歹能多分点粮食

    郑大勺打断了瞎眼婆的唠叨,问了郑宝玉的生辰八字,脾性喜好,瞎眼婆倒也灵光,当即便问:大叔你是不是给我家宝玉保媒来了?郑大勺就大大咧咧地说,就是。遂把自家的情况,和准备结亲的意思讲了一遍,乐得瞎眼婆喜颠颠地只是搓手,搓得糠粉粉直往桌上掉,忙忙地说:那敢情好,那敢情好,等到宝玉回家我就说给他

    哪知郑宝玉回家听了娘的话,竟急出一头的汗水,他说,娘,我还小,不要这他娘说:这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啊,你怎么这般没眼色啊!

    娘儿俩破天荒地争了起来,瞎眼婆子抹着泪,抽抽噎噎地数落说:“现今家里有上顿没下顿的,哪个人家的囡儿肯上门啊”她止了哭泣,一双手乱摸在找儿子“宝玉,告诉娘,是不是那囡儿不合你的意?果真是这样就算了,强扭的瓜不甜,娘懂这个理。”郑宝玉的双颊憋得通红,半天,才期期艾艾地说:“我们什么样人家?哪里敢挑挑拣拣的,只是那巧姑,”他本来想说她“比例不够正确”可一想这是和娘说话,用不到提防的,何况娘也听不懂什么比例不比例的,于是改口说“她上身长下身短的,牙齿太暴,皮肤太黑”

    亲事就此作罢。可饥馑不但没有作罢,反而像鼠疫一样肆意漫延,谁谁的奶奶饿死了;谁家误食了毒草全家毙命;谁家的母亲带着四个嗷嗷待哺儿女一齐投河

    有一个星期日我回了家。家里一个人都不见,我翻柜倒笼地找吃的,只找到半碗已经浸了水的、掺了番薯藤叶的冷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粥碗就往嘴里倒。还不解饿,我百无聊赖地晃出家门,一晃就晃到郑宝玉家门口,意外地发现他的家门紧闭着。那年月家家都穷得夜不闭户路无遗拾,大白天关门准是偷偷地烧什么吃的。我抽了抽鼻子,没闻到什么饭食的香味,倒闻到一股剌鼻的恶臭,我趴在门缝上一看,我的天哪,瞎眼老太婆正趴在磨凳上,她的裤子被退了下来,郑宝玉手拿一根柴棍,在她娘的屁眼里挑着因为吃糠而秘结的大便。只听见瞎婆子痛苦地呻吟着:儿啊,让我死了吧

    这一年的秋天,郑大绍又上门提亲,郑宝玉的双眼只是看着自己的鼻子尖,没有答应,也没有回绝。郑大绍说:“还不好意思呢,男孩儿家,倒比女孩子还怕羞!”当日,就送了袋番薯丝来,说:“宝玉,今天就算是和我家巧姑订婚了,想想看,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别家订婚,都是男家筹钱买彩礼送女家的,你这小子好福气,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并说等到郑宝玉大学毕业就结婚。

    郑巧姑一订婚就履行起未婚妻的职责,隔三岔五的就要往乐城中学跑一趟,给郑宝玉送双鞋子袜垫什么的,送得最多的要算番薯丝,使得郑宝玉在举国上下勒紧裤腰带的年代里,享受到食能果腹的奢侈。郑巧姑每每来校,白天是见不着郑宝玉的,等到我们累得摇摇晃晃地从田里回来时,多半已过了夜九点钟。对于郑巧姑的来访,郑宝玉总是飞红了脸,没说上几句话,就带了她来女寝室和我合铺,同学们虽然累,还是被好奇心驱动着,一拨一拨地来参观。我有点替郑巧姑难为情,可郑巧姑不怕,她把头昂得高高,还非常热情、主动地招呼人,生怕人家记不住她似的。同学们觉得这一对并不般配。几个好事的还在背后学着郑宝玉的腔调道: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要这样的老婆,这寡人算得好色乎?”立即有人反驳道:“读过登徒子好色赋吗?越是能跟丑婆娘过日子的,才越是叫好色!”

    郑宝玉果然被保送上大学了,是省城一家名牌大学,学的是政治,应该说是培养做官的摇篮。而我和绝大多数同学都返回农村去修理地球。那一年,我和郑宝玉都十八岁。

    我母亲又一次为之精神亢奋,她拖着浮肿的双腿,她拉着郑宝玉的手,激动的泪水直在眼里打转,说,状元,状元,有你这样的好学生,我死也瞑目了。

    我和郑宝玉的关系却一下子疏远了,这里面有我的自卑,有我的嫉妒,还有那么一点点不屑。从此我老老实实地在郑家湾种田。

    那一天下水田割早稻,还没有来得及去上大学的郑宝玉要挨着我割,我偏不,心想,我已经是真正的农民了,和你们学生参加劳动不一样。我就紧紧傍着被整个郑家湾公认的强劳力阿牛叔。阿牛叔一手割七茬,我也一手割七茬,阿牛叔边割边向前迈步,我紧紧咬着他半步也不让他拉下:割到了大田尽头他气都不喘一口就立马转身,我虽然气喘吁吁的却也立即转身割了起来。从凌晨二点到夜里九点,三天下来,腰都快断了,两条腿硬得不像是自己的。躺在床上,被大日头晒得满是燎泡的皮肤挨着哪儿都炸得噼噼啪啪响,伸手一摸,摸了一手的燎泡水。

    在郑宝玉去省城上大学前一天,他来到我家告别,当时正是我一辈子最丑陋最狼狈的日子。我的脸像焦炭般黑,只有两个眼仁和牙齿还是白的。我的双手因为长期泡在水田里割稻插秧而糜烂了,许多活泼的小虫当着这位大学生的面,自由自在地在我手背的皮下遨游。爱美之至的郑宝玉难过地转过脸去。他说,你该去医院看看。我说,看什么?我反正是农民的命了,那么娇气干什么?我不许他转过脸去,非要他面对我不可。我说,你看着,我给你表演个节目。我用小拇指指甲挑起我黑胳膊上的一点黑皮,然后慢慢地撕着,每撕下一块拇指肚大的死皮,我的胳膊上就绽出一片雪白的花瓣。郑宝玉用双手遮了脸,说,别撕了,别撕了,太残酷了。我说,大学生,这就叫残酷么?我不动声色地撕着撕着,一会儿,我的胳膊上就盛开了一朵朵洁白的莲花。

    郑宝玉望着这些奇异的花,抽搭抽搭地哭了。我懒洋洋地说,你走吧,让郑巧姑听见,又以为我在欺侮你呢。

    郑宝玉到了省城之后,曾给我来过两封信,信的遣词造句小心翼翼,让我读来寡淡无味,我知道,他是怕触动我那根敏感的神经,所以在遏力回避着。

    暑假回家的时候,他还是来看看我妈和我,和我聊起来就是几个小时,毕竟,省城的繁华,校园的美丽,对我这个未出县门的乡下姑娘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有一晚,坐得露水都重了,院子里的豆花、瓜花、茄子花的香气凝得浓浓的,他还没有走的意思,我说,你老耽在我家,不去陪陪你那位未婚妻吗?他呆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跟她在一起就是没话。

    上大三的时候,郑宝玉的来信变得情绪澎湃,这一封,说拿到了红宝书了,那一封,说戴上了毛主席像章了。再一封,发信的地址竟是北京,抽出信纸,却残留着斑斑的泪痕,字体也因为激动而歪歪扭扭:我太幸福了,我见到毛主席了,我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前面,离城楼很近很近,清楚地看见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非常健康后来,发信的地址游击莫测,一会儿在瑞金,一会儿在井冈山,一会儿又在韶山冲

    这是郑宝玉一生中最辉煌、最自信、也是最幸福的年代。

    大四的时候,厄运落到了郑宝玉的头上。说“落到”也许不确切,他的厄运是他自己找的。就在那个寒假,郑宝玉被准岳父郑大勺支使着修建猪圈。勤劳的郑大勺每个周六都步行三十里,把一担酽酽的泔水挑到郑家湾来。他家的猪们营养过剩体魄矫健,无时无刻在为它们的自由而斗争,因此他家的猪圈差不多每过二三个月就要修缮一次。

    巧姑母亲心疼准女婿,今天给郑宝玉擀碗荞麦面条,明天给准女婿包顿番薯饺子,扯着嗓门把他唤出了猪圈,端来热水让他洗手,然后把热气腾腾的食物直送到郑宝玉的鼻子底下。

    巧姑母亲掏出了心肝招待准女婿,不料却招待出毛病来了。原先,郑宝玉并没有认真打量过这位丈姆娘的,就因为这猪圈,就让郑宝玉有充分的时间研读这张和郑巧姑酷似的的脸孔:那鼻梁是凹,一下子凹到了脸面的地窖里头去了,那牙齿是暴,夸张地暴出了嘴唇的山门外边。岁月是会改造人的,二十年后,郑巧姑也被改造成这般尊容,他郑宝玉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他开始疏远郑大勺一家。忙完了猪栏,他就借故离了郑家湾,连我都见不着他的影子了。郑巧姑心里有气,不免嘟嘟哝哝,她娘就说:怨不得人家,都是你爸太计算了,别说是大学生,就一个种田郎吧,来了也是找你家姑娘说话亲热的,谁愿意整天价泡在猪屎猪尿里砌臭石头呢。

    过完了寒假回到大学,郑宝玉来信说,学校里正在批斗反动学术权威,看到平日里他很崇敬的师长遭受喷气式,老虎凳,他说他的心有些寒了。看来,郑宝玉的革命热情一点点冷了下去。后来来信又说,学校不开课,图书馆也被封了;百无聊赖,他又拿起了画笔。画什么?什么都要遭批判,想来想去,只有画伟人像比较安全。我去信说,伟人像画走了样更危险。郑宝宝说,他从来唯美,他的人物永远是“高于生活”他说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们系“横扫一切”战斗队作了汇报“横扫一切”很支持,搬来了一大堆颜料画布。我想,没多久,校园里到处该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红海洋了。跟他同校的另一位高中同学也来信说,郑宝玉的伟人挥手很威武,很气派。接下去,伟人的手便挥到了省城的各大建筑,交通要道,公园宾馆;郑宝玉的名声顿时大噪。

    不知是忙于红海洋的制作,还是对暴牙和塌鼻梁本能的厌恶,郑宝玉竟然一连三个月没给郑巧姑只字片语。郑巧姑常常到我妈这儿来哭诉,让我去信去说说他。看看毕业分配在即,郑巧姑从猜疑、怨怼、漫骂到最后的通牒:她说郑宝玉你大学毕业功成名就了,你如果做了资产阶级的陈世美,我们革命群众一百个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郑巧姑决不比秦香莲好对付,定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做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当时郑宝玉正沉缅于描画伟人的亢奋之中,革命同学们、包括“横扫一切”战斗队的干将们早就为毕业分配暗中忙乎,郑宝玉却浑然不觉,连郑巧姑那些措辞严厉、情绪激烈的信函都没有引起他足够重视,他一如既往地站在高大的手脚架上,一点也没有感受到脚下的土地已经摇晃。那天,郑宝玉正在大桥的桥头绘制毛主席去安源中那柄大名鼎鼎的竹骨油纸雨伞,而郑巧姑却在郑家湾小学里摇着一架油印机,赶制着现代陈世美郑宝玉十大罪行。

    那是六月初的一个日子,天气虽然晴和,只是闷热难受,日头晒得桥脚的法国梧桐蔫蔫的,却晒得郑宝玉额头亮亮的,一个给郑宝玉当助手的女红卫兵瞄着郑宝玉,信口就说:

    “大画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天天画领袖像,画得自己也红光满面神彩奕奕起来了。”“可不敢乱说,”郑宝玉正了脸“怎么能跟毛主席他老人家比?他是天上的红太阳,我是地上的一粒尘土,你可别弄顶反革命帽子给我戴戴啊!”

    第二天傍晚,郑巧姑提了一大摞传单,汗流浃背地跨进了这所名牌大学的校门,并一路打听,找到了郑宝玉的宿舍来。

    “郑宝玉,你给我出来!”巧姑扔下了沉沉的印刷品,扬着那只被绳子勒出紫痕的手臂嚷嚷道。

    隔着窗户,那一口愤怒的暴牙暴露无遗,正在擦身子的郑宝玉轰的一声炸了脑袋,未婚妻的这副尊容让他觉得无地自容。

    当晚,他们俩占了校园的一把水泥椅子。郑巧姑手拿一支手电筒,让郑宝玉阅读她的现代陈世美十八条罪行。

    “怎么样?”郑巧姑关了手电筒问。

    “你,你这么咄咄逼人做什么?”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基本情况属实,如给我送番薯丝,侍候我妈什么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假痴假呆什么?——结婚呀!”

    郑宝玉不吭气了,却一个劲地唉声叹气。

    “不要做死眉死眼给我看,结,还是不结,你爽爽快快说一句。”

    “巧姑,巧姑,别这么大声好不好?——我,我——”

    “别吞吞吐吐的,说!”

    月光下,郑巧姑的暴牙一闪一闪的。郑宝玉忽然下了决心,说:

    “对不起,巧姑,我对你实在是没有爱意呀!”

    “你他妈的王八蛋郑宝玉!没有爱意,你当年怎么不早说?没有爱意,你为什么要订婚?你耽误了我七年青春就这么一句话拉倒?告诉你郑宝玉,我今天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好好地跟我回去结婚呢,我此刻就把这一摞传单给烧了;若不呢,明天我就让它们满天飞!”

    “巧姑巧姑,别激动。”郑宝玉急得直搓手“我们想一个方法解决。我欠你家的粮,欠你家的钱,日后我加倍还你。”

    “你把我看做放高利贷的了?”郑巧姑冷笑道“青春损失的利息怎么算?——只怕你用一生的代价也赔偿不了。”

    “巧姑,你”

    “不要巧姑巧姑的,回不回去跟我结婚?”

    “不”

    “哼!”郑巧姑扛起那摞传单,扬长而去。

    第二天一早,郑巧姑那“比例不大正确”的身影就出现在“横扫一切”战斗队队部,片刻之后又来到校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继而又出现在校长室,系主任室,各式各样的办公室;一切在位的和不在位的、打倒的和未打倒的、掌权和不掌权的,全都倾听了她那血泪控诉,全都欣赏了她那现代陈世美十八条罪行大作,而学校一切可以张贴的会堂饭堂墙头走廊,统统刷上了那张8开的、具名郑巧姑的小字报。

    三天之后“横扫一切”战斗队召开了批斗大会,郑宝玉被押上了审判台,白炽灯烤得他的脑袋滋滋冒油。听着那些激怒的口号,看到一张张愤慨的嘴脸,郑宝玉只觉得一颗心在往下沉,往下沉,一直沉到海底。

    毕业分配开始了。一批批的同学都走了,可一批批的分配名单里都有没有他。郑宝玉像一条冬天的水车,被撂置起来了。他怏怏地回到了郑家湾,和我们一起参加田里的劳动,父老乡亲们都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他,有人还很刻薄地说:陈世美,读书读到屁眼里去了?

    只有我妈坚定地相信,他的宝贝学生必定有出头之日。她悄悄地对我说:郑宝玉这个错误犯得好,犯得对。真跟郑巧姑结婚,那才是最最错误的哩。忽然,母亲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打量着我,说:

    “你,为什么不找宝玉谈谈看?”

    我晓得妈的“谈谈”指的是什么,立即回答说:

    “不行。”

    “为什么?”

    “不行就是不行。”我毫无商量余地地说。

    至今我尚未明白,我和郑宝玉青梅竹马,悲喜相知,可从来没有一点点那方面的心思,是性格的距离太远?还是因为生活得太近,近得像亲兄妹的缘故?

    母亲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目光看了看我说:你呀你呀,要手艺没手艺,要志气短志气,婚姻嘛又高不成低不就的,你才是我的一块心病呢。

    一年之后,郑宝玉被分配到一个叫“棺材岙”的小岛去当民办教师,那个偏远的小岛只有十几户人家,且离郑家湾有一百八十里,连条联系大陆的交通船都没有。而当时,我已在郑家湾小学里当代课教师,并和一个“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结了婚。全县教师暑期集中学习时,我和郑宝玉坐到会堂后排的一条长板凳上,我看着他被海风吹得黝黑粗粝的脸,忽然感到了一种平衡。我说,郑宝玉,你四年的大学白读了。

    他尴尬地笑笑,神态比我预料的要明媚一些。

    车子沿着瓯江岸不紧不慢地驶着,寂寥的咸涂草在波涛的涌动中起起落落。那是郑宝玉被“发配”棺材岙的第二年夏天,刚刚完成了期终考试而还没有来得及填写学生的成绩报告单时节,他接到乐城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来的急电,让他火速赶往县城为革命样板戏搞舞台美术工作。郑宝玉永远铭记着这次回家,他先是搭鱼船到达鹿儿岛,然后坐帆船到温州,再坐公共车、班车辗转乐城。那是个红日当空的好天气,这样的天气让郑宝玉想起晒谷场上金灿灿的温馨,当时他特别想念瞎眼的母亲,想起母亲拿着谷耙恫吓鸡鸭的模样活像一个茫然的稻草人。于是就有了一种负罪的感觉,总以为工作后可以把母亲接到身边,让她好好享几年清福,谁知道落到这么个天涯海角交通闭塞的孤岛上,让老母孓然一身在郑家湾受罪。

    车子已进入乐县地域,熟悉的粪土气味扑面而来,让郑宝玉有了些许踏实的亲切。就在此时,一个奇特的风景吸引了他:汽车的正前方,不,简直就是车子的上头,不知什么时候聚集了一群不知名的小鸟,它们和车子保持等速翱翔前进,它们呢喃聒噪,盘旋飞舞,像是在研讨争论一个重要问题。忽然,它们像遗落什么似的逆着车子向后飞去,片刻之后又像箭一般追赶回来。

    “真是奇了,它们要干什么?”

    郑宝玉的背后响起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他的心颤了一下,这是个极有张力和魅力的嗓音,不是用悦耳、圆润什么可以形容的。他想转过头,但又生怕自己的转头影响姑娘的情绪。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盼望能再次聆听到这么绝妙的清音。

    “这是些什么鸟呢?”姑娘又在自言自语道。

    多么清纯的嗓音啊!郑宝玉暗暗地叹息。她该是什么模样的呢?千万别长着张令人失望的脸,有一回他在省城的大街上发现了一个婀娜多姿的背影,待他赶了上去一看,竟然是一张令人作呕的破旧鞋底脸。就凭这一点,他也不敢随便转过身去,让幸福的肥皂泡迸然破碎。

    “它们的飞行速度是车速的几倍呢?”

    少女的执着,认真,让郑宝玉顿生敬佩之意。郑宝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他想说,起码是车速的三倍。可是他一转身,竟然只有张嘴的份儿,却是说不出话来了。

    这女孩子太漂亮了。那肌肤,那五官,那神态,那春天般欣欣向荣的气息,郑宝玉顿时胸口紧迫,呼吸困难,接着就小肚胀胀的有了尿急的感觉;有生以来,他头一回享受了被人夺了魂魄的幸福和痛楚;他呆在那里,像离水的鱼儿那样喘着气。

    那少女却并不见怪,或者说是见怪不怪了。她善解人意地嫣然一笑,算是对小伙子冒昧的原谅。这一笑壮了郑宝玉的胆,他终于控制了心跳调整了表情,回答姑娘的问题:

    “起码是车速的三倍。”

    也许是为了回避什么,他们的目光重新追逐着车前的鸟群,只有偶然间悄悄一瞥,相互都红了脸,嘴里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的还是这些固执的小鸟,仿佛他们原本就是鸟类研究院的学生。郑宝玉几次想打听姑娘的通联地址,最终都没有勇气问出口。

    那天郑宝玉没到终点站就下了车,因为他得先回郑家湾看看。那天晚上他来到我家,首先陪着我妈说了会话,接着,我们搬了竹椅板凳坐在院子里。我想起我下午送成绩报告单时,见到了刚刚坐完月子的郑巧姑,大概奶水很足,巧姑那对乳房挺得十分嚣张。我说,郑宝玉你亏了,要不你的儿子都会笑了。郑宝玉避开我的话题,向我说起车顶的小鸟和车内的少女。他说得十分忘情,我看见他的双眸波光粼粼,星光在这波光中像鱼儿般幸福地游动。我扑哧一笑,说:

    “郑宝玉,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他也笑了,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么。——可不知道她是谁,今生今世还有见面的机会吗?

    我是在舞台上认识姚端容的。

    当年的姚端容往那儿一站,不用聚光灯就光芒四射。下台卸了妆,又常常让我们这些也算漂亮的女孩自惭形秽。姚端容色、艺都不缺,缺的是根正苗红。她太公是个没落地主,这一没落没落得根深蒂固,直至她这个曾孙女儿出生并长大成人,还死皮赖脸地要拖累着她不放。省样板团本来已经选中了姚端容,政审时,审出了这个死去三十年的老家伙,姚端容就被否定了。难得的是姚端容太美丽,太健康,身段、嗓门的条件简直无为伦比,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那怕是最最革命的都无法抗拒这般绝顶美丽,因此姚端容就有幸被冠以“可以改造好的子女”留在乐城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但是按照阶级斗争的原理,宣传队又只能让她演配角,偏偏她这个配角总是使主角黯然失色,没奈何,只得冒着“右”的危险,把李铁梅、阿庆嫂、江水英什么的位置让给她。姚端容虽然出身不硬,可不怕死的追求者大有人在,包括当时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和已经结合到革命领导班子的新贵,只是她暗暗地打定主意,必得找一个自己真爱的,绝不想凑合着委委屈屈地过一辈子。

    郑宝玉去乐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报到。那是个衰败的、原来叫“剧院”的建筑,剧院的大门刷上了淋漓的红漆,远远望去,就像一张硕大的血盆大口。

    剧院里面的鼓点如马蹄如急雨,郑宝玉一跨进门,他的心就跟着急剧的鼓点狂跳起来,因为他见着了那荒凉贫瘠的舞台上,有一个丰韵无限的女孩子在练身段。

    “这是我们的台柱子姚端容,这位是新来的舞美郑宝玉。”刚过而立之年的洪队长有一张红彤彤的脸,他引着郑宝玉走近舞台,他的右手在两个年轻人之间拉了拉,那动作在郑宝玉看来几乎是潇洒。

    两位年轻人的眼睛倏地冒出了火花,他们礼貌地点点头,掩盖不住喜悦地笑了起来。

    “你们认识?”红脸队长说着,自己也笑了。

    队长拉开了一道帷幕,让郑宝玉看原来的一幅背景,那应该是群山,可是画得不到位,洪队长气呼呼地说:“省里的头头来看戏,指着这东西说,这是杜鹃山吗?——整个一座乱葬岗!给你们按个反革命罪都不为过,好好一台戏全叫这布景给糟蹋了。”

    因为激动,洪队长的脸红得透彻,他拍着郑宝玉的肩膀说,老弟,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你弄上来,你可得好好干呐!

    接下来,郑宝玉过上仙人般的日子。每日里,他拿松木条,拿马粪纸,锯锯刨刨,剪剪贴贴,再把各色颜料摆开,拿画笔东涂西抹,不用多长时间,一幅幅布景就出来了,山是山,水是水,村是村,房是房,谁见了都说绝了。最精彩的还是样板戏的宣传画,洪队长让他把所有主角的亮相身段都弄出来,于是那些阿庆嫂,李铁梅、江水英站满了乐城街头,整个县城都为之轰动了,人们说,电影里放的人儿,硬是没有本县的画儿招人,有几个年轻人还得了痴病,他们徘徊在宣传广告画的下面,日不思餐夜不成寐。县革委会主任还因此受到地区和省里的表扬嘉奖。

    郑宝玉很幸福地做着这一切,因为他工作的时候,耳畔有莺啭燕啼丝竹绕梁,身旁有倩影徘徊红袖添香。休息日,他和姚端容绕绿堤拂柳丝,并肩漫步在清沏见底的金银溪水畔,精心地挑选石片打水漂漂,看那薄薄的石片像燕子般掠着水面飞去,姚端容银铃般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秋收时节,郑宝玉回郑家湾割了几天稻。他的气色非常好,人都壮实起来了。他和我挥着镰刀齐头并进,话题总离不开姚端容:

    “你说是有缘份的吧?戏里有句唱词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千载修得共枕眠’,我和端容是修了多少年呢?怎么就同车了呢,怎么都对那些小鸟发生兴趣,——嗨!那些神秘的小鸟!何况如今还天天在同一个舞台工作呢。”

    “五百年,”我捶了捶发硬的腰,肯定地说。看他那一怔一怔的样子,我觉得很好玩“下面的五百年可没有上面的容易了,你可得继续好好修练。”

    “她对我很好。她说她这几年见的,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蠢货,就是冲冲杀杀、打打砸砸的坏坯。”

    “我妈没有看错你,你是个不折不扣的乖乖儿。”

    “你别老揶揄我好不好?——告诉你,我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这下子你可是完美得连肚脐眼都没有了。”

    郑宝玉看了看我,犹疑地说:“你,好像在嘲笑我?”

    我连喊冤枉,说:“我祝贺你还来不及,哪里敢嘲笑你?”

    他又看了看我,一副释然的样子。接着又很幸福地说:“回家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她送给我的。”

    “你现在先说。”

    “不说。”

    后来我看到那件信物,一把折扇,我打开那散发着檀香的扇子,一对象征着梁山伯祝英台的蝴蝶在翩翩起舞。我望着郑宝玉一脸傻痴痴的多情,心头掠过一丝不祥,姚端容为什么送这么把扇子呢,她一个当演员的难道不懂这是个不吉之兆吗?

    后来我跟妈说起郑宝玉和姚端容的恋爱故事,妈也是从舞台上认识姚端容的。我让妈分析一下,这事儿有几成把握,或者说,姚端容会不会真的嫁给郑宝玉。我妈说,为什么不会?宝玉他一个大学生,三代贫农,身体健康,品貌端正,还有那脾气性格,千里也挑不出一个来。往善良里说呢,他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刻薄点说呢,姚端容一个戏子,成份又高,娶不娶她,我们宝玉还得好好惦量惦量呢。

    郑宝玉显然是要娶她的。他已经在计划怎么攒钱,怎么把破屋翻新“怎么可以让端容住旧屋呢,怎么可以这么委屈她呢。”他说。

    这期间,有一个人闯进了他们的生活。这个人姓名好怪,双姓马李,名唤驻地,新进入乐城县革委会班子,分管文化教育工作。马李驻地学的是政治专业,写的大批判文章上过人民日报,是乐城县有名的笔杆子。只因他长得圆头长脸,一身肉笃笃实地杵在那儿,对立派就冠了他一个极难听的雅号“马卵拄地”

    “马卵拄地”亲自来抓革命样板戏。这家伙是懂行的,一招一式都能说到点子上,很快就博得宣传队员们的好感,尤其是那些女孩子,一个个“马主任马主任”的叫喊得亲热。“马卵拄地”一律目不斜视,更不同她们嘻皮笑脸打打闹闹的,那作派就让人肃然起敬有安全感,反而更让女演员们更加着迷了。

    “马卵拄地”很关心台柱子姚端容,这是为了宣传队,为了样板戏,谁也无可厚非的。他常常把姚端容叫到他的卧室,为了一句唱腔,一个动作,一遍遍地反复推敲到深夜。姚端容没了和郑宝玉相处的时间,显得魂不守舍,双眸老是往窗外睃。“马卵拄地”就狠狠地批评她,还上纲上线到姚端容的太公去,姚端容很害怕,怕被当作“不可改造的子女”被赶出宣传队,只得静下心来,硬着头皮反复琢磨样板戏。

    这可苦了郑宝玉,他像个没头苍蝇,夜夜在“马卵拄地”的窗外转。已经是严寒的冬天,西北风像一条条凌厉的皮鞭,在剧院宿舍的弄堂里一下没一下地乱抽,疼得郑宝玉一阵阵颤抖。不知是着了凉,还是做某种提醒,郑宝玉开始咳嗽,夜复一夜,郑宝玉的咳嗽越来越固执,越来越强烈“马卵拄地”终于忍无可忍,他披着一件军用大衣冲了出来,大声吼道:

    “郑宝玉,你不好好的弄你的舞美,在这儿瞎转什么?”

    “八个样板戏的布景全部完成了,宣传广告画也都落实到街头了。”郑宝玉胸有成竹地说。

    三天之后,红脸队长叫了郑宝玉去,他的神态显得忸怩暧昧:郑宝玉,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完成得很好,我代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有的演职员工们表示感谢;现在,你可以回棺材岙去了。

    郑宝玉像被雷击似的僵在那里,接着,他像被抽了脊梁筋骨一般瘫倒在地上。他咳嗽着,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转动着脑袋寻找姚端容,可姚端容仿佛钻到地底下去了没有踪影。队友们帮他打好铺盖,并将他送到车站,在汽车即将离去的刹那间,姚端容突然出现在车旁,泪水使她年轻的脸庞更加容光焕发,她的一只手搁在郑宝玉的那个窗口,跌跌撞撞地跟着车子一溜小跑,嘴里急急地像背着台词:

    “宝玉,你好生等着我,等着我,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车子加速了,那阵不知名的小鸟欢呼着在车上头盘旋飞舞。

    第二年的孟春,郑宝玉和姚端容的恋爱关系正式告吹。那一天,郑宝玉坐在我家的廊檐下,他仿佛老了许多,皮肤变得干燥,眉心出现了一道浅浅的、相书上叫做“悬针”的竖纹。他接过我手中的棒捶,帮着我们捶打干燥的蚕豆夹,他的泪珠像豆粒那么纷纷地往下掉。

    “那该死的马,马李驻地!”我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才让那个粗野的外号回归到真名。

    “也不能全怪他,最终还是因为姚端容的妈。”

    “她妈怎么啦?”

    “她不能让自己鲜花一般的囡儿在棺材岙岛上过一辈了。她曾经对我说,我也不是势利之人,我不会让女儿去攀那种高枝,郑宝玉你去调动工作吧,什么时候调上来,你什么时候跟姚端容结婚。”

    “那你就去调动工作好了。”

    “谈何容易?我差点儿跑断了腿,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想起来了,管文化教育的是那个“马卵拄地”

    郑宝玉守着棺材岙岛,守着他那几个拖鼻涕学生,已经整整七个年头。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方兴未艾,却出了件惊天动地的事: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红宝书举得最高,万岁喊得最响,最最亲密的战友怎么成为谋杀者,郑宝玉整个儿懵了。

    郑宝玉也老大不小了,郑家湾的同龄人——包括我——都已经抱上孩子了,郑巧姑的两个儿子像猴子那样吊在大榕树上,跟一帮差不多大的鼻涕娃抢吃粉红如奶头的榕树籽;而棺材岛的郑宝玉仍然是独身一人。瞎眼娘急得不行,她敲打着一支盲竹竿,一直敲打到我家来,未进门就喊着郑老师,然后摸摸索索地在我家一把咿呀作响的竹椅上坐下,混浊的泪水在她那张抹布般的老脸上纵横驰骋。

    “郑老师,你是看着我们宝玉长大的,如今宝玉打了光棍,我对不起他那早死的爸啊!”

    “我已经给他介绍过几个了,可宝玉没回话,想来不是嫌人家不够好看,就是嫌人家文化不高的了。也不怨他,宝玉这么块好料,不寻个般配的还真不行。”

    “什么般配不般配,咱家有什么?还挑三拣四的?郑老师你别理那个瘟货,上些年,好好的那个巧姑给回掉了,人家倒争气,一口气生了三个男娃儿,一个一个的抱到我家来,逗弄着给我听;如今我们吃后悔药也没用,烦劳你郑老师再给寻寻,只要不缺胳膊少腿能生娃儿的,管她好不好看识不识字!”

    就在我们大家都在为郑宝玉的婚姻着急的时候,郑宝玉自己却不费什么力气地找到对象了。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郑宝玉带了他那两个得意门生,到棺材岛的背后去写生。这片海域叫“绿寇”礁,到处是虎踞龙盘的黑礁石,触目是狼牙戟立的鸡啄崖,骁勇的浪头一次又一次地袭击着它们,可总是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

    学生们选中了角度,分别去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郑宝玉也拿起画板和画笔,画起这大自然的杰作。完了,总觉得画面太寂寞,好像缺了什么,让他怏怏地不快。就在这时候,从一块虎头礁后面转出个女孩子来,她扎着两根齐胸的辫子,身穿蜡染的斜襟布衫,高挑的个儿,喷红的鹅蛋脸,削肩膀,小蛮腰,半斜着身子挽着个沉甸甸的竹篮,郑宝玉忍不住喝采:好个绝色的渔家女!

    “这是谁啊,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郑宝玉不禁自言自语道。

    “这是海英,我的姐姐,”那个叫郭海生的学生骄傲地回答“她一直在温州舅舅的草席厂当工人,你当然没见过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前天她跟舅妈吵翻了,昨天就回家了。”

    这时候海英姑娘来到了他们身边,海生一把拖住姐姐的篮子,欢呼起来:哟,这么多的香螺,蛎子,还有观音手!晚上有得好吃的啦!

    海英勾起指节,在弟弟头上重重地敲了一下,说:“给你栗子吃呢!——还不好好画你的画儿!”

    郑宝玉目送着姑娘远去,她的脚后跟圆溜溜的,粉红而湿润,美得叫人心疼。

    从此,郑宝玉每每回到郑家湾,跟我只谈这位海英姑娘。我突然问:那海英读了几年书?宝玉答:小学都没毕业。我说,那适合你吗?

    “适合”两个字,你不觉得奢侈吗?

    有生以来,郑宝玉头一回反驳我,我怔了怔,竟无言以对。

    第二年的正月初三,一个大雪初霁的日子,载着郭海英的小船停在后湾那对年代久远的樟抱榕下面,前湾、后湾、中湾的人全都跑来看新娘子,这拨去了那拨又来,差点没把郑宝玉家的两间破房给挤坍了,人人都说郭海英是郑家湾的头号漂亮媳妇,说跟郑巧姑比,简直是天上地下。我也去了,郭海英是美,是那种未经雕琢的,无拘无束的美;可仔细看来,又觉得缺了点什么,到底缺了什么,我也说不清。看着瞎眼婆笑得合不拢的嘴巴,心想,但愿不是杞人忧天吧。

    郑宝玉时来运转,他调回到家乡,在郑家湾小学任图画老师。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任颐的画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拿出来临摹,怕人见了说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没多久,竟能丢开画谱自己勾划人物,却比画谱上那些女人更显风姿绰约。郭海英的肚子也伴着那些美人儿鼓了起来,她敲着郑宝玉的画儿叫嚷:你这个花痴,守着我这个大活人,却去画这些千朝百代的死女人!——我若生了个臭丫头,准是你招的,非找你算帐不可!郑宝玉不怕生丫头,倒害怕老婆吵嚷怨怪,可又舍不下那些载歌载舞的俏丽佳人,心里却为妻子的责备惶惶。当年冬天的一个北风呼啸的凌晨,郭海英在夸张的大呼小叫中分娩出一个带小鸡鸡的儿子,郑宝玉喜出望外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婴儿落地的时辰,遂把他取名为“黎明”

    放学的时候,郑宝玉就抱了黎明上我家来。儿子尿了,郑宝玉会变戏法似的变出块尿布来,将那块湿的换下;儿子饿了,郑宝玉又会从怀里变出个奶瓶来,将那温热的奶嘴塞到了儿子的小嘴里。我说,郑宝玉,你什么时候训练成一个“模丈”(模范丈夫)啊!

    “这叫做分工,”郑宝玉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结婚前就说好的,她管怀孕、生孩子,我管喂养、带大孩子。”

    “那你的亏吃大了,十月怀胎,她最多是辛苦十个月,可你却要婆婆妈妈的辛劳一辈子。”

    外表往往是很会迷惑人的,郭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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