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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七岁那年,父亲含冤入狱。我们一家便开始品尝饥饿的滋味。
父亲的人品无可挑剔。他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讲真话。当年他是一座颇有名望的学校的教导主任。有两位功课很差、勉强毕业的学生要回校代课。父亲说:“找点别的事干吧!你们教书是误人子弟。”那两位学生转身走了。运动一到,学生就弄老师一下。那时的运动真是厉害得很,无可挑剔的父亲不仅被弄倒了,而且一副手铐把他铐到了牢里。
母亲是农村小学堂的小教师,以她每月十八九元工资,负担那么个大家,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常常是到了该做饭的时间,我揭开米缸盖,薯丝桶,发现里边空空。于是我们兄弟姐妹们便一排儿坐在门槛上,圆溜着青青的眼珠望着门外,盼望着母亲籴得或者借得升斗粮食回家。
母亲卖掉她结婚的雕花木床,卖掉嵌着花玻璃的立式柜子,接着又卖掉父亲书房的书桌和书床,再卖掉八仙桌、画桌、琴几。我们倚着墙壁,眼睁睁地看着陌生人将我们的家一天天搬空,只剩下满屋的凄惶。最后,母亲将正屋也换了粮食,我们全家都挤到小小的畚斗楼上去。好在搬家极是简便:除了二副权当床板的门板,就是几个权作箱子的马粪纸盒了。
父亲出狱了,公职失去了,代课也不准。父亲在劳改时得了钩虫病,身体虚弱得随风晃荡,那么高高大大的一个人,一上磅秤只有九十斤。打掉了钩虫,父亲就下地干活。他什么活都干,什么活都泼上命去干。他是想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粮食,不让我们这班孩子饿死。
那一天我放学回家正准备做饭,发现家里不管何种形式的粮食都精光了。母亲到县城学习去了,借粮的能力我们基本没有。我很忧伤,苦难教我早早懂得忧伤,苦难也教我直面人生。我举目四望,发现菜园角落里尚有两株开花的老芥菜。我去斫了来,洗洗,煮了一锅,因为没有油(那时的油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奢侈品),煮出一屋子“黄婆”味。
父亲回家了,用不着揭锅,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回避了我们的目光,在空荡荡的屋里转了一圈,连黄婆芥菜也不吃,挑起壅桶就出门去了。倒是住了我们正屋的亮哥追了出去,他的手里抓了一把番薯条。父亲不肯要,只听见亮哥说:“挑大粪呢,空着肚子哪里挑得动!”
父亲进了屋,仍旧不敢接触我们的目光,只将番薯条放在凳子上,走了。
我家六弟原本白白胖胖,人见人爱。自从陷入缺粮的恐慌后,他就以惊人的速度瘦下去,圆脸变成刀条脸,饿痨痨的大眼睛像两盏小灯笼,屁股一抓一把皮,谁都可以抓着这把皮把他倒提起来。
那年暑假,喂养六弟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我做好了全家人吃的一大锅糠菜薄粥,舀了一碗先喂他。六弟等不得粥凉,急急地看着粥碗直哭嚷。我舀了一勺倒在他嘴里,他连舌头都没搅一下就吞下去了,荧荧饿眼直盯着碗勺。我怕他烫着,用嘴唇碰了碰勺沿,他抗议般地一仰身子朝后倒了下去。他坐在一条长凳上,这一仰就咚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后脑砸起了鸭蛋大的包。我抱他起来,一勺粥就止住了哭。接着又是喂粥,动作稍慢一点,他又仰头倒了下去,一点也不接受后脑疼痛的教训。我只得一勺接一勺以最快的速度往他嘴里填粥,烫得他嘴唇起泡舌头脱皮,都不吭一声。
后来我考取了一所机械工业学校。那是个中等专业学校,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按规定,户粮关系一律迁入学校。接到录取通知书,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今后,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吃三年商品粮了。
可是去迁户粮关系时,和我父亲有隙的村支书阴着个脸说:
“谁批准你去考什么学校的啦?”
又是父亲惹下祸了。前不久,村里数十人联名状告村支书贪污粮食,胡搞女人,而且数字都不少。这其实是个公开的秘密,那些女人也承认是饿急了,更怕支书克扣粮食。上头派员来调查,来人都是讲普通话的,他们在田头拉住农民问东问西,可是农民们听不懂,就推了我父亲出来,父亲老老实实地当了一回“翻译”后来,倒霉的不是村支书,而是告状的群众和当“翻译”的父亲。
为了让我能读上中专,我们一家去据理力争,母亲还托人说情,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开学已经五十天... -->>
我七岁那年,父亲含冤入狱。我们一家便开始品尝饥饿的滋味。
父亲的人品无可挑剔。他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讲真话。当年他是一座颇有名望的学校的教导主任。有两位功课很差、勉强毕业的学生要回校代课。父亲说:“找点别的事干吧!你们教书是误人子弟。”那两位学生转身走了。运动一到,学生就弄老师一下。那时的运动真是厉害得很,无可挑剔的父亲不仅被弄倒了,而且一副手铐把他铐到了牢里。
母亲是农村小学堂的小教师,以她每月十八九元工资,负担那么个大家,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常常是到了该做饭的时间,我揭开米缸盖,薯丝桶,发现里边空空。于是我们兄弟姐妹们便一排儿坐在门槛上,圆溜着青青的眼珠望着门外,盼望着母亲籴得或者借得升斗粮食回家。
母亲卖掉她结婚的雕花木床,卖掉嵌着花玻璃的立式柜子,接着又卖掉父亲书房的书桌和书床,再卖掉八仙桌、画桌、琴几。我们倚着墙壁,眼睁睁地看着陌生人将我们的家一天天搬空,只剩下满屋的凄惶。最后,母亲将正屋也换了粮食,我们全家都挤到小小的畚斗楼上去。好在搬家极是简便:除了二副权当床板的门板,就是几个权作箱子的马粪纸盒了。
父亲出狱了,公职失去了,代课也不准。父亲在劳改时得了钩虫病,身体虚弱得随风晃荡,那么高高大大的一个人,一上磅秤只有九十斤。打掉了钩虫,父亲就下地干活。他什么活都干,什么活都泼上命去干。他是想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粮食,不让我们这班孩子饿死。
那一天我放学回家正准备做饭,发现家里不管何种形式的粮食都精光了。母亲到县城学习去了,借粮的能力我们基本没有。我很忧伤,苦难教我早早懂得忧伤,苦难也教我直面人生。我举目四望,发现菜园角落里尚有两株开花的老芥菜。我去斫了来,洗洗,煮了一锅,因为没有油(那时的油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奢侈品),煮出一屋子“黄婆”味。
父亲回家了,用不着揭锅,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回避了我们的目光,在空荡荡的屋里转了一圈,连黄婆芥菜也不吃,挑起壅桶就出门去了。倒是住了我们正屋的亮哥追了出去,他的手里抓了一把番薯条。父亲不肯要,只听见亮哥说:“挑大粪呢,空着肚子哪里挑得动!”
父亲进了屋,仍旧不敢接触我们的目光,只将番薯条放在凳子上,走了。
我家六弟原本白白胖胖,人见人爱。自从陷入缺粮的恐慌后,他就以惊人的速度瘦下去,圆脸变成刀条脸,饿痨痨的大眼睛像两盏小灯笼,屁股一抓一把皮,谁都可以抓着这把皮把他倒提起来。
那年暑假,喂养六弟的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我做好了全家人吃的一大锅糠菜薄粥,舀了一碗先喂他。六弟等不得粥凉,急急地看着粥碗直哭嚷。我舀了一勺倒在他嘴里,他连舌头都没搅一下就吞下去了,荧荧饿眼直盯着碗勺。我怕他烫着,用嘴唇碰了碰勺沿,他抗议般地一仰身子朝后倒了下去。他坐在一条长凳上,这一仰就咚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后脑砸起了鸭蛋大的包。我抱他起来,一勺粥就止住了哭。接着又是喂粥,动作稍慢一点,他又仰头倒了下去,一点也不接受后脑疼痛的教训。我只得一勺接一勺以最快的速度往他嘴里填粥,烫得他嘴唇起泡舌头脱皮,都不吭一声。
后来我考取了一所机械工业学校。那是个中等专业学校,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按规定,户粮关系一律迁入学校。接到录取通知书,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今后,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吃三年商品粮了。
可是去迁户粮关系时,和我父亲有隙的村支书阴着个脸说:
“谁批准你去考什么学校的啦?”
又是父亲惹下祸了。前不久,村里数十人联名状告村支书贪污粮食,胡搞女人,而且数字都不少。这其实是个公开的秘密,那些女人也承认是饿急了,更怕支书克扣粮食。上头派员来调查,来人都是讲普通话的,他们在田头拉住农民问东问西,可是农民们听不懂,就推了我父亲出来,父亲老老实实地当了一回“翻译”后来,倒霉的不是村支书,而是告状的群众和当“翻译”的父亲。
为了让我能读上中专,我们一家去据理力争,母亲还托人说情,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开学已经五十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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