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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出来，照脊梁就是一个大巴掌，孩子呜呜地哭着走出去说，怪不得你们都不往里边坐，原来是怕挨打呀！”
所有人对这个并不可笑的笑话没有大笑。项明春想起了当年在他家里吃饭时，他说的那个“抓虾（抓瞎）”的笑话，觉得这个家伙嘴臭，总是说一些虽然应景，却让人高兴不起来的笑话。
冯司二说：“是啊，饭桌上是论大小的。可在国际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议事，开的是圆桌会议，正是没有办法区分谁大谁小，才这么安排的。”
刘鎏毕竟是大学文科毕业，懂得的东西比较多，这时也来了谈兴：“要说这个人类啊，是社会化的动物，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就会体现出千差万别来，两个国家的领袖在一起，也都会在心理上较劲儿。二战时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碰到了一块儿，希特勒个子小，就用一个能够升降的转椅子，在餐桌上把自己升上来。无独有偶，咱们中国也有类似的事情，孙中山发动北伐战争的时候，把军阀吴佩孚打败了，吴佩孚就跑到天津去，邀请东北沈阳的军阀张作霖来结盟。张作霖也是个瘦小个子，在与大块头吴佩孚一起吃饭时，耍了个小心眼儿，不仅做了厚底鞋穿，藏在长袍子里，而且让手下人把自己的座位加高了，还嫌不够，又在屁股底下悄悄地加了一层厚厚的坐垫儿。谁知吃饭时，把饭菜洒在了衣服上，侍者马上过来给他擦，他一直腰，一头栽到了地上，所有的别出心裁都露了馅儿。”
大家这才大笑起来，朱茂进说：“别说了，赶紧吃饭！”
项明春一直急于问一下邬庆云的情况，他与马小飞碰了一下啤酒说：“小邬还好吧？”
马小飞又是一愣，支支吾吾地说：“还好，还好。”却没有往下说，让项明春心里充满了疑云。
朱茂进问马小飞：“马老板这次回来，有何贵干哪？”
马小飞说：“谈不上，谈不上。我这次回来，有一个上亿元的项目，要和市领导见面，灿波哥已经答应帮忙。今天没有见到，只见到了周哥周秘书长，今天中午他要请我吃饭，因为见不到灿波哥，没有意思，我就谢绝了。”
朱茂进明知他曾经说过是从市委方书记那里出来，现在又说“见不到灿波哥”连谎言都圆不了，就知道他又说起了大话，别过脸去，不再理他。冯司二却对他产生了兴趣，立刻起身同马小飞碰杯，并且邀请马小飞到黄公庙乡去，好好喝上一场。
马小飞说：“想去你们那里，没有工夫呀。我昨天去看立身哥和嫂子，看来嫂子的病不轻，恐怕难以治好。立身哥也邀请我回县里，我都没有答应他。要说嘛，也真得抽空回去一下，明祥哥和应松哥也都好久没有见面了。”
冯司二见这个人与市委书记、秘书长和县委书记、县长这么熟悉，称兄道弟的，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马上让小姐把啤酒换成白酒，要和马小飞认真较量一番，马小飞推说自己酒量太小，这几杯啤酒就已经喝晕了，但还是让小姐把白酒拿来了。其他人不喝白酒，只有冯司二他们两个人喝，不到一瓶白酒，冯司二没有表现出来醉意，马小飞却伏在了桌子上，任凭怎么推他也不起来。
结账后，冯司二要叫醒他，朱茂进说：“不要理他，让饭店老板侍候他，写一个留言条子，我们走。”
在回去的路上，冯司二拍拍前边的座位，迷迷糊糊地对项明春说：“想不到马小飞这个人神通这么广大，我真想托他给领导们说说，让他们对你关照一些。”
项明春说：“你别听他瞎扯，这个人是典型的牛皮大王。在另外的场合，他可能称中央领导人是他哥呢。你没有看老茂不待见他的那个样子，就知道老茂瞧不起他。”
冯司二扯起了呼噜，项明春却想起了自己的心事。是啊，小邬像一块云彩，轻轻地飘走了，多年没有音讯，自己的脑子里也因为工作缠身，慢慢地淡化了。见到了马小飞，这种强烈的思念再一次涌上心头，却什么消息也没有得到，又不便多问，心里的怅惘像一团乌云，让项明春几乎落泪。三刘鎏回到县里，看看天色还早，打算找一下他的姑夫，把这个最新消息向老人家汇报一下，听一听一个老组织工作者的看法。他没有直奔他姑夫的家里，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他姑夫肯定不在自己家里，一定在老干部活动中心的门球场上。
县城里的人，是纯种乡下人与纯种城市人的过渡带，说土不土，说洋不洋。男女老少，都是如此。
比如这老干部们，从人生的疆场上退下来了，马上就会产生严重的失落感，尤其是一生只会讲话、只会签字的领导人物，没有一技之长，这种失落感就更加严重。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设立了顾问一级的机构，让老干部们缓冲一下，不至于天上掉地上，地上掉井里，产生强烈心理反差。后来，又把一批老干部往人大、政协里塞，出现过“肚子大，头发白，你不下台谁下台”、“年轻人，不要急，一步一步往上提”、“老干部，你别怕，不是政协是人大”这样的顺口溜儿。现在人大、政协已经年轻化了，因为老干部越来越多，新干部越提越多。许多五十多岁就被切下来的人，没有地方可塞了，回家抱孙子。老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老干局的职能就越来越重要了。
这一支自然增长的老干部队伍，没有像大城市里的老人那样，可以跳舞、舞剑、打太极拳什么的，生活丰富多彩。靠护城河边上的那个小小的公园里，到处脏兮兮的，灌木丛生，是年轻人拥吻的地方，老干部在里边活动就有点不适宜。曾经风靡过一时的各类气功，因为打击邪教，竟然绝迹了。老干局迫于老干部们不断上访的压力，强烈呼吁县政府解决老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问题，在曹明祥书记当县长的时候，经吴国栋书记同意，咬咬牙挤出一些钱来，盖起了这座老干部活动中心。
这个活动中心纯属消耗型的建筑，对经济建设没有一点建树。但是建成了以后，老干部们有了地方归结，来自这一颇有影响力方面的七嘴八舌消失了，让领导心情宽松的作用倒是不可估量的。
在老干局筹办下，成立了老龄化协会组织，自成了一套系统。同时，养活了几个管理人员，设置了一些项目。所有的项目，唯有麻将室和门球场最火爆，其他书画、乒乓球之类的项目，到底是县城一级的人，没有那种雅兴，管理人员只得把这些撤掉，增设大家喜闻乐见的项目。这几年，年轻人喜欢桌球，老干部喜欢门球，有人就总结出，年轻人“捣蛋”了，老干部“滚蛋”了。
尽管如此，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出入这个活动中心的，入会的标准必须是退下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因为这里不可能容纳得下这么多老干部。县城里退下来的高中教师们，在一开始就不被批准入会，后来，他们大闹一场，说自己的职称是讲师、高讲什么的，对应的级别超过了副处级，为什么不让我们到这里来？不得已，也让他们加入了这支队伍。可是，你不给荣誉时，他要争，一旦给了，反而不那么重要了。这批教师并不怎么来玩，因为他们依然感受到与显赫一时的真正干部们合不拢，相互瞧不起。只有两个体育教师是这里的常客，因为他们是门球的教练，颇受大家敬重。
刘鎏因为姑夫的原因，经常出入这里，对老干部的情况就很熟悉。刚刚开始活动的时候，进来的人首先按照在位时的职务相互称呼，依然保留了那种上下级关系的体制。没有多久，大家发现，所有的光环都是职务带来的，没有职务了，一些曾经位置显要的人，卑鄙龌龊的小人味道，立刻暴露无遗，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尊重他。在这种全新的情况下，真正心理上光明正大的老人渐渐地形成了新的领袖群体，官衔的称谓渐渐地消失了。“老变小”小孩子没有那么多禁锢。反正大家都是顽孩子，谁也不比谁尿得高。
刘鎏站在门球场外，认真地看这些人打球，脑子里却不停地思考问题。姑夫他们五个人是红队，披的马甲是红底白字，另外五个队员是白队，披的马甲是白底红字。白队的6号球员已经过了二门，正在向三门和终点柱冲刺，只见他用脚踩着自球，闪击他球，用力不准，打得不好，马上招致一片“臭球”的辱骂声，这老头性子倔，扔下球槌，蹿到叫喊最强的那个家伙跟前，伸手就是一拳，两个人立刻厮打起来，其他人急忙上前劝开，比赛才得以进行下去。
三十分钟的一场时间到了，刘鎏的姑夫所在的红队得了十九分，险胜了白队，白队的人情绪有点沮丧。刘鎏的姑夫兴高采烈地回到周边的座位上，找自己携带的矿泉水喝时，看到了刘鎏，知道刘鎏有事情找他，就脱下球衣，扔给了另一个老干部，说你不是早就着急了吗？你上吧，记住，只许赢，不许败，把今天的记录保持下去。然后对刘鎏说，大楼里太嘈杂，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回家。
老干部活动中心离刘鎏的姑夫家很近，很快就到了。
刘鎏的姑夫坐下来，在听刘鎏说自己在市里打听到的情况时，一直没有说话。刘鎏说：“姑夫，机会终于到来了，你是怎么看的？”
老人家沉思了很久，才徐徐地开口说：“公选，公选，就是公开选拔呀。以前市委也搞过，只不过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略加改进而已，这一次方法、步骤与往年不一样，看来要动真格了。不过，小刘，你也别太得意，咱们中国的事情历来复杂，这里面有没有猫腻儿，谁也说不清楚。”
刘鎏说：“姑夫，我担心的也是这些，可我们究竟如何应对？”
刘鎏的姑夫说：“应对什么？全靠你自己的实力。我这些年来，仔细研究了历朝历代的吏制，很有一些心得。但凡开国元勋们，都是靠文治武功起家的。开国初期，官员实行的自然是分封制，立过战功的人，只要没有死在战场上，都能得到一个职务。咱们县一高中的第一任校长，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军人当的。那时，我在那里读书，这个校长很尊重老师，爱护学生，放开手脚让懂行的人干，直到现在，我们许多上年纪的人说起来，他确实是一高最好的一任校长。可这个军人毕竟是个粗人，当学生们顽皮时，惹他恼了，掂着手枪满院子追赶学生，一直追到了学校那个葡萄架下的井台上，把我们都吓坏了。到了和平环境中，枪杆子只能起到对国家的保卫作用，治理天下最终要靠文人，可文人就不能靠自己的功劳了，于是才有了讲政绩这样的要求。这个导向实际上是不行的，助长弄虚作假，掠夺性经营。因为大家都靠这个向上进步，不搞不行啊，这样下去，就会带来不少社会弊病，突出的现象是跑官要官。领导上常常在大会上，批评别人跑官要官，其实不跑不要怎么行？不跑不要，上级就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那些跑的要的人都用不完，怎么能够轮得上埋头苦干的？就是说这种话的主要领导，也要扪心自问，他自己有没有跑过要过？所以最终走向公选制度，从能力这个角度上选拔人才，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啊。”
刘鎏听着姑夫的谈话，不过是空泛的议论，对自己考试起不到任何作用，就没有往心里去。
老人家的谈兴越来越浓：“这些年来，国家已经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和实验，参考了日本、欧美各国的经验，把公务员制度实行了，其他方面也都在试行过程中。这种改革是缓慢渐进的，不可能一下子把原有的体制彻底打破。新体制必然是长在旧体制的肉芽上边，要达到真正的新用人制度出现，也许还要许多年才能完成这种改造。小刘，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什么猫腻儿，而是你们这一批公选上的人怎么用。要是找一些不起眼的小单位塞进去，同样是埋没和糟蹋人才。”
刘鎏说：“我听陶科长说，这一次公选是要向县级政府官员方面配备的。”
刘鎏的姑夫说：“我看未必，现在，县政府的副县长们有徐立身、戴敬烨、叶兆楠、唐国发、艾朋庆、王彪、余乐萌，又多了一个非党副县长周志茹，一共八个了，恐怕要受职数限制，不可能再增加人了。”
刘鎏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该怎么办？”
刘鎏的姑夫说：“看来，我这个老将要出马了，我到市委组织部去，毕竟还有不少熟人，也许能够探听出一些情况的。”
刘鎏殷切地说：“姑夫，我正是这个意思。我能够保证的是考试成绩，但还有面试，评委的工作真得靠你老人家去做了。”
这时，刘鎏的手机响了起来，这是老婆叫他。刘鎏的姑夫说：“你走吧，好好复习备考，其他的事情由我来做。”
刘鎏起身回家，心里一阵烦闷。
拉出来，照脊梁就是一个大巴掌，孩子呜呜地哭着走出去说，怪不得你们都不往里边坐，原来是怕挨打呀！”
所有人对这个并不可笑的笑话没有大笑。项明春想起了当年在他家里吃饭时，他说的那个“抓虾（抓瞎）”的笑话，觉得这个家伙嘴臭，总是说一些虽然应景，却让人高兴不起来的笑话。
冯司二说：“是啊，饭桌上是论大小的。可在国际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议事，开的是圆桌会议，正是没有办法区分谁大谁小，才这么安排的。”
刘鎏毕竟是大学文科毕业，懂得的东西比较多，这时也来了谈兴：“要说这个人类啊，是社会化的动物，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就会体现出千差万别来，两个国家的领袖在一起，也都会在心理上较劲儿。二战时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碰到了一块儿，希特勒个子小，就用一个能够升降的转椅子，在餐桌上把自己升上来。无独有偶，咱们中国也有类似的事情，孙中山发动北伐战争的时候，把军阀吴佩孚打败了，吴佩孚就跑到天津去，邀请东北沈阳的军阀张作霖来结盟。张作霖也是个瘦小个子，在与大块头吴佩孚一起吃饭时，耍了个小心眼儿，不仅做了厚底鞋穿，藏在长袍子里，而且让手下人把自己的座位加高了，还嫌不够，又在屁股底下悄悄地加了一层厚厚的坐垫儿。谁知吃饭时，把饭菜洒在了衣服上，侍者马上过来给他擦，他一直腰，一头栽到了地上，所有的别出心裁都露了馅儿。”
大家这才大笑起来，朱茂进说：“别说了，赶紧吃饭！”
项明春一直急于问一下邬庆云的情况，他与马小飞碰了一下啤酒说：“小邬还好吧？”
马小飞又是一愣，支支吾吾地说：“还好，还好。”却没有往下说，让项明春心里充满了疑云。
朱茂进问马小飞：“马老板这次回来，有何贵干哪？”
马小飞说：“谈不上，谈不上。我这次回来，有一个上亿元的项目，要和市领导见面，灿波哥已经答应帮忙。今天没有见到，只见到了周哥周秘书长，今天中午他要请我吃饭，因为见不到灿波哥，没有意思，我就谢绝了。”
朱茂进明知他曾经说过是从市委方书记那里出来，现在又说“见不到灿波哥”连谎言都圆不了，就知道他又说起了大话，别过脸去，不再理他。冯司二却对他产生了兴趣，立刻起身同马小飞碰杯，并且邀请马小飞到黄公庙乡去，好好喝上一场。
马小飞说：“想去你们那里，没有工夫呀。我昨天去看立身哥和嫂子，看来嫂子的病不轻，恐怕难以治好。立身哥也邀请我回县里，我都没有答应他。要说嘛，也真得抽空回去一下，明祥哥和应松哥也都好久没有见面了。”
冯司二见这个人与市委书记、秘书长和县委书记、县长这么熟悉，称兄道弟的，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马上让小姐把啤酒换成白酒，要和马小飞认真较量一番，马小飞推说自己酒量太小，这几杯啤酒就已经喝晕了，但还是让小姐把白酒拿来了。其他人不喝白酒，只有冯司二他们两个人喝，不到一瓶白酒，冯司二没有表现出来醉意，马小飞却伏在了桌子上，任凭怎么推他也不起来。
结账后，冯司二要叫醒他，朱茂进说：“不要理他，让饭店老板侍候他，写一个留言条子，我们走。”
在回去的路上，冯司二拍拍前边的座位，迷迷糊糊地对项明春说：“想不到马小飞这个人神通这么广大，我真想托他给领导们说说，让他们对你关照一些。”
项明春说：“你别听他瞎扯，这个人是典型的牛皮大王。在另外的场合，他可能称中央领导人是他哥呢。你没有看老茂不待见他的那个样子，就知道老茂瞧不起他。”
冯司二扯起了呼噜，项明春却想起了自己的心事。是啊，小邬像一块云彩，轻轻地飘走了，多年没有音讯，自己的脑子里也因为工作缠身，慢慢地淡化了。见到了马小飞，这种强烈的思念再一次涌上心头，却什么消息也没有得到，又不便多问，心里的怅惘像一团乌云，让项明春几乎落泪。三刘鎏回到县里，看看天色还早，打算找一下他的姑夫，把这个最新消息向老人家汇报一下，听一听一个老组织工作者的看法。他没有直奔他姑夫的家里，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他姑夫肯定不在自己家里，一定在老干部活动中心的门球场上。
县城里的人，是纯种乡下人与纯种城市人的过渡带，说土不土，说洋不洋。男女老少，都是如此。
比如这老干部们，从人生的疆场上退下来了，马上就会产生严重的失落感，尤其是一生只会讲话、只会签字的领导人物，没有一技之长，这种失落感就更加严重。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设立了顾问一级的机构，让老干部们缓冲一下，不至于天上掉地上，地上掉井里，产生强烈心理反差。后来，又把一批老干部往人大、政协里塞，出现过“肚子大，头发白，你不下台谁下台”、“年轻人，不要急，一步一步往上提”、“老干部，你别怕，不是政协是人大”这样的顺口溜儿。现在人大、政协已经年轻化了，因为老干部越来越多，新干部越提越多。许多五十多岁就被切下来的人，没有地方可塞了，回家抱孙子。老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老干局的职能就越来越重要了。
这一支自然增长的老干部队伍，没有像大城市里的老人那样，可以跳舞、舞剑、打太极拳什么的，生活丰富多彩。靠护城河边上的那个小小的公园里，到处脏兮兮的，灌木丛生，是年轻人拥吻的地方，老干部在里边活动就有点不适宜。曾经风靡过一时的各类气功，因为打击邪教，竟然绝迹了。老干局迫于老干部们不断上访的压力，强烈呼吁县政府解决老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问题，在曹明祥书记当县长的时候，经吴国栋书记同意，咬咬牙挤出一些钱来，盖起了这座老干部活动中心。
这个活动中心纯属消耗型的建筑，对经济建设没有一点建树。但是建成了以后，老干部们有了地方归结，来自这一颇有影响力方面的七嘴八舌消失了，让领导心情宽松的作用倒是不可估量的。
在老干局筹办下，成立了老龄化协会组织，自成了一套系统。同时，养活了几个管理人员，设置了一些项目。所有的项目，唯有麻将室和门球场最火爆，其他书画、乒乓球之类的项目，到底是县城一级的人，没有那种雅兴，管理人员只得把这些撤掉，增设大家喜闻乐见的项目。这几年，年轻人喜欢桌球，老干部喜欢门球，有人就总结出，年轻人“捣蛋”了，老干部“滚蛋”了。
尽管如此，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出入这个活动中心的，入会的标准必须是退下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因为这里不可能容纳得下这么多老干部。县城里退下来的高中教师们，在一开始就不被批准入会，后来，他们大闹一场，说自己的职称是讲师、高讲什么的，对应的级别超过了副处级，为什么不让我们到这里来？不得已，也让他们加入了这支队伍。可是，你不给荣誉时，他要争，一旦给了，反而不那么重要了。这批教师并不怎么来玩，因为他们依然感受到与显赫一时的真正干部们合不拢，相互瞧不起。只有两个体育教师是这里的常客，因为他们是门球的教练，颇受大家敬重。
刘鎏因为姑夫的原因，经常出入这里，对老干部的情况就很熟悉。刚刚开始活动的时候，进来的人首先按照在位时的职务相互称呼，依然保留了那种上下级关系的体制。没有多久，大家发现，所有的光环都是职务带来的，没有职务了，一些曾经位置显要的人，卑鄙龌龊的小人味道，立刻暴露无遗，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尊重他。在这种全新的情况下，真正心理上光明正大的老人渐渐地形成了新的领袖群体，官衔的称谓渐渐地消失了。“老变小”小孩子没有那么多禁锢。反正大家都是顽孩子，谁也不比谁尿得高。
刘鎏站在门球场外，认真地看这些人打球，脑子里却不停地思考问题。姑夫他们五个人是红队，披的马甲是红底白字，另外五个队员是白队，披的马甲是白底红字。白队的6号球员已经过了二门，正在向三门和终点柱冲刺，只见他用脚踩着自球，闪击他球，用力不准，打得不好，马上招致一片“臭球”的辱骂声，这老头性子倔，扔下球槌，蹿到叫喊最强的那个家伙跟前，伸手就是一拳，两个人立刻厮打起来，其他人急忙上前劝开，比赛才得以进行下去。
三十分钟的一场时间到了，刘鎏的姑夫所在的红队得了十九分，险胜了白队，白队的人情绪有点沮丧。刘鎏的姑夫兴高采烈地回到周边的座位上，找自己携带的矿泉水喝时，看到了刘鎏，知道刘鎏有事情找他，就脱下球衣，扔给了另一个老干部，说你不是早就着急了吗？你上吧，记住，只许赢，不许败，把今天的记录保持下去。然后对刘鎏说，大楼里太嘈杂，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回家。
老干部活动中心离刘鎏的姑夫家很近，很快就到了。
刘鎏的姑夫坐下来，在听刘鎏说自己在市里打听到的情况时，一直没有说话。刘鎏说：“姑夫，机会终于到来了，你是怎么看的？”
老人家沉思了很久，才徐徐地开口说：“公选，公选，就是公开选拔呀。以前市委也搞过，只不过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略加改进而已，这一次方法、步骤与往年不一样，看来要动真格了。不过，小刘，你也别太得意，咱们中国的事情历来复杂，这里面有没有猫腻儿，谁也说不清楚。”
刘鎏说：“姑夫，我担心的也是这些，可我们究竟如何应对？”
刘鎏的姑夫说：“应对什么？全靠你自己的实力。我这些年来，仔细研究了历朝历代的吏制，很有一些心得。但凡开国元勋们，都是靠文治武功起家的。开国初期，官员实行的自然是分封制，立过战功的人，只要没有死在战场上，都能得到一个职务。咱们县一高中的第一任校长，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军人当的。那时，我在那里读书，这个校长很尊重老师，爱护学生，放开手脚让懂行的人干，直到现在，我们许多上年纪的人说起来，他确实是一高最好的一任校长。可这个军人毕竟是个粗人，当学生们顽皮时，惹他恼了，掂着手枪满院子追赶学生，一直追到了学校那个葡萄架下的井台上，把我们都吓坏了。到了和平环境中，枪杆子只能起到对国家的保卫作用，治理天下最终要靠文人，可文人就不能靠自己的功劳了，于是才有了讲政绩这样的要求。这个导向实际上是不行的，助长弄虚作假，掠夺性经营。因为大家都靠这个向上进步，不搞不行啊，这样下去，就会带来不少社会弊病，突出的现象是跑官要官。领导上常常在大会上，批评别人跑官要官，其实不跑不要怎么行？不跑不要，上级就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那些跑的要的人都用不完，怎么能够轮得上埋头苦干的？就是说这种话的主要领导，也要扪心自问，他自己有没有跑过要过？所以最终走向公选制度，从能力这个角度上选拔人才，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啊。”
刘鎏听着姑夫的谈话，不过是空泛的议论，对自己考试起不到任何作用，就没有往心里去。
老人家的谈兴越来越浓：“这些年来，国家已经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和实验，参考了日本、欧美各国的经验，把公务员制度实行了，其他方面也都在试行过程中。这种改革是缓慢渐进的，不可能一下子把原有的体制彻底打破。新体制必然是长在旧体制的肉芽上边，要达到真正的新用人制度出现，也许还要许多年才能完成这种改造。小刘，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什么猫腻儿，而是你们这一批公选上的人怎么用。要是找一些不起眼的小单位塞进去，同样是埋没和糟蹋人才。”
刘鎏说：“我听陶科长说，这一次公选是要向县级政府官员方面配备的。”
刘鎏的姑夫说：“我看未必，现在，县政府的副县长们有徐立身、戴敬烨、叶兆楠、唐国发、艾朋庆、王彪、余乐萌，又多了一个非党副县长周志茹，一共八个了，恐怕要受职数限制，不可能再增加人了。”
刘鎏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该怎么办？”
刘鎏的姑夫说：“看来，我这个老将要出马了，我到市委组织部去，毕竟还有不少熟人，也许能够探听出一些情况的。”
刘鎏殷切地说：“姑夫，我正是这个意思。我能够保证的是考试成绩，但还有面试，评委的工作真得靠你老人家去做了。”
这时，刘鎏的手机响了起来，这是老婆叫他。刘鎏的姑夫说：“你走吧，好好复习备考，其他的事情由我来做。”
刘鎏起身回家，心里一阵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