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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家跟西川叛军打了这么久,已然都有些筋疲力尽,周家精锐的关中军一到,自然锐不可当。剑阁、阴平关之冷家守军早已调去与西川叛军周旋,此时剑阁、阴平关天险防守极其薄弱,一旦被攻击,很快失陷。四川的大门,已经向周晔敞开。

    四川据长江流域的上游,故历代经营天下者无不汲汲于四川的上游之势:以北方进取南方,取得四川便可顺流长驱,直下东南;以南方对抗北方,确保四川可以屏护上游,确保江南形势的完整。

    在统一战争中,四川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四川地区在战国时期为巴、蜀之国。巴、蜀分据两川(川东、川西)。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趁巴蜀两国相攻,遣司马错统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秦取巴蜀,不仅增强了其国力,且改变了对楚国的战略态势。巴蜀之地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策源地。在秦与楚的外交斗争中,可一再看到诸如“一军下黔中”、或者“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之类的威胁。秦据汉中、巴蜀,大大削弱了楚国的地位。西汉初,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巴蜀之地为其统一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

    如果说四川的战略意义在秦汉时期还是潜在的,那么,秦汉以后,随着南方地区经济的开发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四川地区的战略意义开始突现出来。

    三国后期,邓艾刚刚灭蜀,即上表建议经营蜀地为伐吴作准备:“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备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邓艾虽死,但后有王濬在益州经营水师,图吴上游。西晋代曹魏后,羊祜上表陈伐吴方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并会袜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后来西晋灭吴之战,基本上按照羊祜等人的建议展开。

    自此之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一再启发着以北方图江南者的战略思路。前秦苻坚伐东晋之战的进军部署即与西晋灭吴之战如出一辙。前秦建元九年(373年),前秦已攻取梁、益二州;建元十四年(378年),作为伐晋之战的前奏,苻坚遣军攻打襄阳,并欲亲自出征,凉州刺史梁熙谏阻苻坚出征,并陈伐晋方略:“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过分命将帅,引关东之兵,南临淮泗;下梁益之卒,东出巴峡。”伐晋之战拉开序幕后,前秦除以苻融、慕容垂分别率军趋淮河和襄阳外,另以姚苌督益、梁二州诸军事,率蜀地之兵顺流而下;只是前秦战争准备不充分,以至淝水一败而全局崩溃,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三、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以隋灭陈而告终结。隋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时,尉迟迥就统兵入川,占领南朝益州。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益州三个方面同时进攻:盖州方面,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杨素夹击据守西陵峡口等上游各地之**;杨俊率水陆军出襄阳,进屯汉口,切断建康与上游的联系。杨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舰,上起五层楼,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大举之日,杨素率水军东下,舳舮被江,旌甲耀日。杨素坐平乘大船,陈人叹为江神。杨素、杨俊将上游**悉数牵制在湖北境内。贺若弼、韩擒虎则率军在下游强渡长江,合围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亡。

    蒙古攻南宋,每次都必攻四川。蒙古军南下,往往兵分三路,分别向江淮、荆襄、四川发起进攻。蒙古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军三次攻入四川,并试图由重庆、万州州东下,出荆襄之上;蒙哥汗时期,蒙哥汗采用降将郭宝玉所建议的大包围战略,欲以迂回南宋长江防线的后方,其进军云贵之战亦以攻略四川为前奏;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发军三路,倾国南下,蒙哥亲率蒙军主力入川,欲先攻占四川,然后东出夔门,与其它两路会师鄂州,再顺流直下,攻取临安。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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