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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了她自己的幸福准则。
我小时候最悲惨的日子是星期六，每星期的这一天我跟妈妈去浴池洗澡。我们每次都去同一个浴池，就是梅奥罗夫大街街口的格里波耶多夫浴池。到了那儿先在街上排队，慢慢挨到院里，然后到二楼的女部。进了更衣室，要牌儿，按牌上的号码找锁这些算起来要花一到三小时。
等最终进了浴室洗上澡时已是精疲力尽，累得我们连话都懒得说。妈妈总要给我彻底洗一下头。那时我留着长辫子，她之所以那么关心我的头，是怕我有虱子。那年月到处都有虱子，连浴池都很脏。接着她给我搓背，然后各人洗个人的。
擦洗完毕，我就跟母亲坐在石凳上用凉水冲一下身子。当然我自己还有事要考虑，有时我要朗诵课文，这是学校布置的作业，星期一要提问的。我现在背熟了，星期天就有时间玩儿了。
学校布置让我们学一首诗，一首赞美我们幸福童年的诗，好像说的是，假如列宁活着怎么样：他会把我们抱在怀里，面带微笑，亲切地问候我们。
“你们好吗，孩子们？”
我们会告诉他，
“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您的遗愿已经实现。”
正当我坐在那儿拼命攻读这些朴实的诗句时，突然旁边一位妇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漂亮，但身上刺着许多花纹。背上是一条帆船，一只铁船，一只铁锚，铁锚上缠绕着一条蛇，另外还刻着许多字。当她转脸时，我看到她的右胸上刺着微笑的列宁头像，左胸上的题词是：“生活中没有幸福。”我想那一定是圣贤语录，而且我也喜欢列宁像。但是，作为一个聪明的小学生，我忍不住对她说：“对不起。阿姨，您左胸上的字写错了。‘幸福’这个词您少写了一个字母。”
她笑着回答我：“有什么区别吗？怎样拼写都没关系，反正还是没有幸福。”
妈妈拍了我一下，让我别打搅别人。
我回头又背我的诗，但那位女士的纹身总在眼前晃动。我琢磨着是不是我自己也这样在身上刺点什么。我真的喜欢列宁老爷爷的像。
时间到了，我们去穿衣服。换上干净衣服，妈妈就领我到小卖部喝汽水。这是最幸福的时刻，足以抵消所受的罪。开始妈妈和我一人一瓶不带果汁的汽水，喝完后再买一瓶，这回是带果汁的。我有权选择那种果汁：木莓、草莓或樱桃。当我把汽水瓶举到唇边，闻到水果味儿以及感到汽泡溅到脸上时——那是何等幸福。
我长大了，上了大学，备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成功和失败。但每当我设法摆脱某种不幸或完成重要而又令人不快的工作，我总是跟自己说：“那好吧，你现在可以喝一杯不带果汁的。”也就是说，我可以轻松一下。要是一杯带果汁的，那绝对是一种奢侈。一到这时我就会想起浴池中遇到的那位妇女，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列宁头像怎样了。他还会那样微笑吗？“生活中没有幸福”那句神圣的格言大概也磨得字迹模糊了。但无疑这更强化了它的悲惨意义。
你们知道吗？亲爱的，当她们把我刚生下的孩子抱给我看时，我清楚地感觉到小汽水泡儿溅到了我的脸上，闻到了木莓的香味儿——苦难之中幸福的象征。
完了。现在请吉娜给我们讲讲她流浪时是否遇到过幸福的人。
吉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自言自语着：“你知道吗？
你甚至在监狱和劳改营中都遇到过幸福的人。我们营房曾有一个月的幸福时光。一只小猫奇迹般地从安全网钻了进来。我们把它抱进营房，逗它玩儿。它是一个多么机灵的小家伙儿。
你大声一喊：‘瓦斯卡。猪来了。’它会立即跳到炉子后面，呆在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
“后来一个看守用枪射死了它，因为它闯入了禁区。那个看守还开玩笑说：‘我打中了一个逃犯。我必须申请调离。’“不错，劳改营里也有幸福，流浪汉的生活中也有幸福。
我给你们讲个老流浪女，她唯一的牵挂就是她老头儿，为了老头儿的幸福她战斗了好多年。”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的故事与费莱蒙和鲍西斯的故事很相似，只不过说的是现代的事。
有一次我在利沃夫被带下车，然后被送到了一个特别收容中心，那里收留的人要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有的就地释放，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判刑入狱。我坐在那儿等待着发落。那儿有一小撮儿像我这样的社会渣滓，全都没护照。两个吉普赛人，一个贼，一个流浪汉，还有个白发蓬乱的小老太太。老太太一天无话，老是坐在铺上作祷告。但一到晚上她就向值班看守求情：“让我看一眼我的老头子吧。求您了，亲爱的。”
她乞求、哭闹，看守无奈，只好把那个灰发、驼背的小老头儿从对面男监带过来。老太太把老头上下打量个遍，这才心满意足地说：“老头子还在这儿，今天他们没把他弄到别处去，我很幸福，一切都好。”这才放心去睡。
我慢慢地跟老太婆混熟了，她才把他俩的故事告诉我们。
他们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间小屋里。没有养老金，因为他们过去是集体农庄的庄员，那时庄员是不发养老金的。他们怎么生活呢？老头儿在家画圣像，老太婆拿到黑市上很快就能卖掉。他们不富裕，但也过得去。后来他们那个地区得到开发，其他人都迁进了新楼房，可两个老人没人管。当局决定推倒他俩的小屋，把他俩送到老人院。他们不会给他俩楼房住，因为他们没养老金，付不起房租。所以老两口被分别送到老人院，一个在男院，一个在女院，男院和女院还不在一处。俩人不可能不惦记对方，他们差不多一生都生活在一起，就像两棵长到一起的老树一样。
老头子郁闷不乐，一病不起，都不想活了。而老太婆反而坚强些。她从每顿饭里省下许多面包，晾干后装在枕头套里，然后一天夜里带着面包溜出老人院，去找老头子，她坐公共汽车没付钱，还乞讨了些钱，在莫斯科周围都找遍了，最后总算找到了老头子。她假装是探视他的，老人院通常是周末允许亲戚探视。她找到了他，对他说：“我们走吧，老头子，没有我你会死在这里的。”
就这样，他们成了流浪汉，在教堂门口乞讨，随便找个地方就睡。他们用积攒的一点钱在一个半废弃的村子里租了一间小屋。老头子又开始画圣像，他们又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但不久民兵来盘查他们，而他们的护照丢在老人院了。结果又被遣送回各自的老人院。当时是冬天，老太婆等了两个月，然后又溜出来接老头子。他们的流浪生活又开始了，他们以基督的名义行乞，随便找地方过夜。但民兵一直在追踪他们，而且很快全铁路段的警察都知道了这对老夫妇。他们把他俩当罪犯来追捕，一次次把他们送回老人院。但他俩总能设法取得联系，而且总是老太婆先逃出来去营救老头子。他是她的幸福。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了她与初恋情人的邂逅以及她如何发现自己能腾云驾雾。
明天大概是个不愉快的日子。单位里的人们又开始对一个同事发起攻击，这是令人厌倦的事情，所以我不想去上班了。我丈夫一直在抱怨我不会料理家务——这倒是真的，论过日子，我不是把好手——以及我们没能省下钱买一套房子。
可我问你们，一个月就260卢布，能省下钱去买房子吗？这点儿钱只够打发日常开销。我很生气，也没跟丈夫说，就一人去了基罗夫斯基，只想看看绿树和蓝色的大海。这对我的心情很有帮助。那里的气候，很适合我的心情。时而阴云掠过，还会下起毛毛细雨；时而太阳喷薄而出，雨珠闪闪发光，令人精神振奋。
我来到海滩的一隅，这儿游人稀少，因为附近没有咖啡店，也没有娱乐场所，这却正是我所希望的——自在。在海滩找到一棵枯树，我坐到上面，眺望着海湾、海岛和海岸附近的礁石。我的怒气、沮丧和愤慨变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宁静。
我正坐在那儿忘情沉思，突然走过一个高个子男人，身着民航飞行员的蓝色制服。他热烈地望了我一眼就走过去了——不用看，我能感觉到。谢天谢地，我想，至少他没打算停下来和我搭话。我特别不愿意有人在这时来打扰我。但没想到他突然转过身，坚定地朝我走来。我立即调动起一副怒容准备赶他走。可他就在我面前停下来，说：“娜塔莎。我就知道哪一天会遇见你，刚才我还想来着。还认识我吗？”
我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从面前这个成年人身上我突然看到了那个久别了的小伙子。
“阿米兰，是你吗？”
“当然是埃”
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邀他挨我坐下。
“告诉我，你生活的怎么样？”
“很好。我还在飞。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儿子。我还想要第三个。妻子很漂亮。想看看吗？”
“当然。”
他掏出一张照片给我瞧，是个格鲁吉亚美人，旁边还有两个男孩儿。
“你怎么样？”
“也结婚了。还没孩子，打算要一个。丈夫长得也不错，可惜我没带照片。你怎么认出我的，阿米兰？我变化不大么？”
“要知道，我飞行时总能看到你，而且常常想象这些年来你会变成什么样。我老担心你已经变胖了，想象中一见你发胖，你就不能腾云驾雾了。可实际上你没胖，谢天谢地。”
“你说什么，你飞行时能看到我？我怎么能腾云驾雾呢？”
这使我很惊讶，心里想的是，但愿他别走，告诉我他还在爱着我。但他微笑着说：“知道吗，我飞行时常常回想我过去的生活，回忆过去所喜欢的人或事。在天空中很容易使人想起这些。当我在黎明或黄昏飞行时，差不多总能看到我妻子娜蒂拉正把孩子抱到床上，教他们唱歌儿。我每天都能看到她。但有时我也看到过去的爱，包括你，我最初的恋人。”
“你是怎样看到我的？”
“很简单，我看到这调皮的小丫头儿快乐地驾着云向我飘过来，或是从陡峭的云端跳下来，在蓝天中漫游。有时她飘到我的窗口，冲我扮鬼脸，逗我。有一次你爬上了那棵柏树，而我够不着你，你就逗我，还记得吗？当附近有带电的云时，我常常看到，像我们初次相遇那天一样，你正在大浪中挣扎。
还记得我怎么救的你吗？”
“当然记得。还有呢。你还怎么看到我？”
“有时透过云雾看到你的脸，那是一张已经成熟的脸，但总是朦朦胧胧——我不知道你长大后变成什么样了。现在我要仔细看看你。”
“真有趣儿，阿米兰。你年轻时就挺浪漫，现在又变成了诗人。”
“诗？瞎说。那只是在空中。”
“在空中与你相遇的人一定很多吧？”
“噢，全是女的。在地面上我只爱娜蒂拉，不爱别人，但在空中我拥有所有我爱过以及爱过我的人，甚至包括在大街上擦身而过的漂亮姑娘。但我见得最多的还是你：唯有你驾云而行。你大概不记得过去的你，但我每次飞行几乎都看到你。”
我吃惊地望着阿米兰，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个念头：我还存在于另外某个世界，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世界。
“年轻时我羞辱过你，这你也能看到？”
“咳，得了，娜塔莎。在天上怎么会有羞辱？”
“既是这样，你不想跟我回家见见我丈夫？”
“不，娜塔莎，我不想去。我们在这儿就分手吧。下次飞行我还会看到你的，那将是忧伤、成熟的娜塔莎，孤独地坐在云端，朝我微笑，然后挥挥手，飘然而去。”
“我们分手了，或许再也见不到了。但奇怪的是，我回家时特别愉快。从此以后，每当我感到忧伤、烦恼，或有人伤害我时，我就会想起那次会面，并对自己说：你们可以说让我讨厌的事情，伤害我，但你们不知道此时我正驾云翱翔蓝天，有人在用充满爱意的眼睛注视着我，等待着我向他招手致意。于是便想象我在向阿米兰飘去，感到十分幸福，忘却了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
这便是一位早已淡忘的格鲁吉亚小伙子所给予我的幸福。
“我完全能够理解，娜塔莎。”瓦伦蒂娜说道”“你的幸福是别人给予的；可我呢，是靠自己学到的。要不要我给你们讲讲？”
“当然。”爱丽什卡叫道。“我们也想学学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这会儿没你说话的地方。”爱玛笑道“你都快被幸福撑破了。只有我们这些没找到归宿的人才需要这样的故事呢。”
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伦蒂娜讲了一个获得幸福的诀窍。
有段时间我曾极度痛苦，几乎不能自拔，以至于想到了死。那是在安德鲁沙出国后不久。在他临走时，我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过夜。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的鸳鸯梦再也不会重温了。我也不愿那样，但我还是郁郁寡欢，无精打采。一天，我路过一家半地下室式的菜店，见一美丽无比的妇人正踏着台阶上来——太美了，简直是拉斐尔圣母像的再版。我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凝视着她的脸。
因为起初我只能看到她的脸。但当她走出来时，我才发现她矮得象个侏儒，而且还驼背。我耷拉下眼皮，快步走开了。我羞愧万分瓦柳卡，我对自己说，你四肢发育正常，身体健康，长相也不错，怎么能整天这样垂头丧气呢？打起精神来。像刚才那位可怜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幸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长得象圣母一样的驼背女人。每当我牢骚满腹或者痛苦悲伤的时候，她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就是这样学会了不让自己自艾自怨。而如何使自己幸福愉快却是从一位老太太那儿学来的。那次事件以后，我很快又陷入了烦恼，但这次我知道如何克服这种情绪。于是，我便去夏日乐园漫步散心。我顺便带了件快要完工的刺绣桌布，免得空手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我穿上一件极简单、朴素的连衣裙，把头发在脑后随便梳了一条大辫子。又不是去参加舞会，只不过去散散心而已。
来到公园，找个空位子坐下，便飞针走线地绣起花儿来。
一边绣，一边告诫自己：“打起精神。平静下来。要知道，你并没有什么不幸。”这样一想，确实平静了许多，于是就准备回家。恰在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老太太起身朝我走来。
“如果您不急着走的话，”她说“我可以坐在这儿跟您聊聊吗？”
“当然可以。”
她在我身边坐下，面带微笑地望着我说：“知道吗，我看了您好长时间了，真觉得是一种享受。现在像您这样的可真不多见。”
“什么不多见？”
“您这一切。在现代化的列宁格勒市中心，忽然看到一位梳长辫子的俊秀姑娘，穿一身朴素的白麻布裙子，坐在这儿绣花。简直想象不出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我要把它珍藏在我的幸福之篮里。”
“什么，幸福之篮？”
“这是个秘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您。您希望自己幸福吗？”
“当然了，谁不愿自己幸福呀。”
“谁都愿意幸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怎样才能幸福。我教给您吧，算是对您的奖赏。孩子，幸福并不是成功、运气、甚至爱情。您这么年轻，也许会以为爱就是幸福。不是的。幸福就是那些快乐的时刻，一颗宁静的心对着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发出的微笑。我坐椅子上，看到对面一位漂亮姑娘在聚精会神地绣花儿，我的心就向您微笑了。我已把这时刻记录下来，为了以后一遍遍地回忆。我把它装进我的幸福之篮里了。这样，每当我难过时，我就打开篮子，将里面的珍品细细品味一遍，其中会有个我取名为‘白衣姑娘在夏日乐园刺绣’的时刻。想到它，此情此景便会立即重视，我就会看到，在深绿的树叶与洁白的雕塑的衬托下，一位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绣花。我就会想起阳光透过椴树的枝叶洒在您的衣裙上；您的辫子从椅子后面垂下来，几乎拖到地上；您的凉鞋有点磨脚，您就脱下凉鞋，赤着脚；脚趾头还朝里弯着。因为地面有点凉。我也许还会想起更多，一些此时我还没有想到的细节。”
“太奇妙了。”我惊呼起来”“一只装满幸福时刻的篮子。
您一生都在收集幸福吗？”
“自从一位智者教我这样做以后。您知道他，您一定读过他的作品。他就是阿列克桑德拉-格林。我们是老朋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在他写的许多故事中也都能看到这个意思。
遗忘生活中丑恶的东西，而把美好的东西永远保留在记忆中。
但这样的记忆需经过训练才行。所以我就发明了这个心中的幸福之篮。”
我谢了这位老妇人，朝家走去。路上我开始回忆童年以来的幸福时刻。回到家时，我的幸福之篮里已经有了第一批珍品。
“的确，每人都有类似的记忆，”爱玛说“只是我们不欣赏这些记忆罢了。我们总是等待着巨大的幸福。然而，也许幸福就是由幸福的片断组成的。好了，阿尔宾娜给我们讲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要讲个地上的幸福故事，尽管也是在空中遇到的。”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了一位外交官何以找了个俄国妻子。
有一次我们飞往伦敦。班机上人不多：几个老外，两个苏联驻外人员，一伙儿去伦敦演出的演员。另外还有一名年轻英俊的英国外交官及其正怀孕的俄国妻子。当然，不能指望孕妇个个漂亮，可这一位真够邋遢的。我们姐儿几个私下议论说：“这可真是猪八戒走红运。”
起飞刚一小时，这位外交官的妻子就开始宫缩。我们把她弄到我们的休息室，让她躺在沙发上，但还怎么办？按规定是在乘客中找大夫。那好吧，我们立即广播找人，我们就知道这么几个乘客中不大可能有医生，结果还就是没有。外交官的妻子躺在那儿呻吟，还不断地问我们：“快过边境了吗？
我不想把孩子生在苏联领土。”
我试图稳住她，说：“快过了。”但我们明白，在伦敦下机以前，所有的乘客都在苏联领土上——因为这是苏联的飞机。
年轻的丈夫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并试图用俄语和英语安慰她。他一会儿称她为凯蒂卡，一会儿又称她凯特。她也是东一句俄语西一句英语，疼得直叫唤。我看她没准儿真的会生在飞机上，但又想不出谁能给她接生。我们要使她安静下来，但又不敢给她安眠药吃——机上没这项规定。
后来我想出一个妙计，能使她镇静，并推迟分娩时间。只是这样做需要她丈夫同意。我把他从休息室叫到走廊里，跟他解释说：“您妻子很紧张，这样下去到不了伦敦她就会生，而这儿没人能为她接生。但机上有些演员，我想请个老点儿的女演员装扮成医生，以便让您的妻子安静下来。不知您是否同意这样做？这或许能使她睡着，并安全到达伦敦。我们已经同前边联系过，有医生在机场等我们。”
戴维——也就是那位丈夫——早已慌了手脚，你说什么他都同意。我送他回到凯蒂卡身边，便去找那些演员，一位女演员很爽快地同意了：“好吧，那我就来个即兴表演。”当我们来到休息室时，这位演员立即进入了角色，跟凯蒂卡说话时连声音都变了：“怎么样，亲爱的？是急产吗？让我瞧瞧。”
她在凯蒂卡身边坐下来，摸摸她的肚子，然后转身对我们说：“请大家出去两分钟。”她的口气完全是命令式的，我们大家立即走开了。
不一会儿，她让我们进来，并很有把握地说：“不必惊慌。她现在还不会生。但也快了，请准备好热水、干净毛巾、麻药和剪子。让我看看你们的急救包。”她很内行地检查了一下急救包，说：“好了。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如果真是急产，我们就在这儿接生。不过，亲爱的，您最好睡一会儿。休息一下对您有好处，不然一会儿生的时候体力不支可不行。”
听上去十分自然，不仅凯蒂卡安静了下来，连知道真相的戴维也不那么慌张了。未来的母亲果真睡着了。
后来怎样了？我们把凯蒂卡平安地带到了伦敦，那儿救护车正等着她。戴维紧张得都忘了谢我们一声。我自己谢了那位女演员：“但愿您下一步旅行顺利。”我说“遗憾的是只有几个人看到了您的杰出表演。她要真生的话，您怎么办呢。”
“亲爱的，我已深深进入了角色，我很可能真的为她接生。
我也生过孩子。”
我们道别了，而且我没想到这些人我以后还能碰到谁。但一年后，戴维又上了这架飞机。我立即认出了他，但没主动跟他打招呼。我们有规定：维护苏联公民的尊严，不许与外国人套近乎。我推着小车送饮料时，戴维看见了我：“嗨。这不是您吗？上次我妻子在机上要生孩子，您帮了很大的忙。当时我没来得及谢您。太感谢您了，我、凯蒂卡，还有小戴维都非常感谢您。”
我按规定回答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朝他不冷不热地微笑了一下，我就走开了，带着苏联公民的所有尊严。但实际上我十分高兴。因为连猫都喜欢抚摸。
送午餐时，戴维把一只漂亮的包塞给我说：“这是一套衣服。本来是带给凯蒂卡妹妹的，但我看您穿也合适。要是凯蒂卡知道我遇见了您，并送您一件礼物，她会十分高兴的。”
该死的规定严格禁止接受旅客馈赠，所以我只能拒绝这套衣服。当然，你可以接受它，但说不定让谁看见了打个小报告，你就再也别想上机了。
但戴维自己也知道这些规定。当我来收盘子时，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儿，上面写着：“今晚在列宁格勒照此号码给我打电话。”下面写的是电话号码。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晚我给戴维打了电话，然后俩人到咖啡馆会面。他把那套衣服带了来，我俩坐在一起，他给我讲了他是如何结识凯蒂卡的。“我来苏联工作时，在伦敦已有未婚妻，她是高级外交官的女儿。我们相爱甚笃，足可结成美满良缘。我的恋人提的条件是，我在苏联任职期满后应到西欧国家任职，这样她就嫁给我。考虑到这是个合理的要求，我就答应了。
“有一次我从莫斯科来列宁格勒办事，美国使馆的一位同事给我介绍了几位青年艺术家，凯蒂卡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而且我提议找机会再谈谈。所以，她才大胆地邀我去她家吃晚饭。我去了。她同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按苏联的标准看，住得还不错：有自己的房子。凯蒂卡的母亲很好客，给我做了苏联风味的饭菜，很可口。我们正吃着饭，突然从隔壁传来苍老的声音：‘我饿。你们又忘了我。’“凯蒂卡急忙起身跑过去。她妈妈告诉我：‘那是凯蒂卡的姥姥，我的母亲。她卧床已经五年了。行动越来越困难，但除了凯蒂卡她不让任何人照看她。这可怜的丫头，也真够难为她的：她上学、工作、作画，还得照看老太太。’“凯蒂卡很快又回到饭桌上，看上去平静、快乐：‘姥姥闻见饭味就饿。其实我早已喂过她，现在睡着了。’“这么说，五年来你一直在照看她，凯蒂卡？”我问她。
“她很伤心地回答说：‘她喜欢我这个外孙女。现在她把别人都忘了，连妈妈，也就是她女儿，都不认识。她只记得我。’“他们还给我讲，凯蒂卡和弟弟如何每天用扶手椅把姥姥推到街上——这算是老太太的户外活动。他们没有适合乘电梯的轮椅，也无法把房子换到一层。我建议他们最好把老人送到老人院。但他们全家人都攻击我：‘我们怎么能把姥姥送进老人院，而我们自己图快活。人家会怎么想吧。她苦挣了一辈子，有权死在自家的床上。’“凯蒂卡带着恐惧的神色望着我说：‘戴维，你不会抛弃把你抚养成人的姥姥吧？’于是我想起，我那位未婚妻的母亲在老人院已好几年了，更不用说她姥姥了。她觉得这样对母亲更好，自己也方便。由此我突然想到，一旦我出点事成了残废她会轻易地抛弃我，就象抛弃她那中风的母亲一样。那天晚上我便下决心娶凯蒂卡为妻，但几年后才得以实现，那是在她姥姥逝世以后，我与未婚妻以及她父母吵翻了。在这项婚姻的审批上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克格勃给凯蒂卡施加压力，让她别嫁给我。这促使凯蒂卡下决心出国。她说当局的作法很愚蠢，他们怎么能够决定谁应该嫁给谁，谁应该怎么个活法呢？她甚至不想在这儿生孩子，那是因为担心孩子将来的命运不好。于是，我就娶了这么个妻子，跟她在一起老了，病了，也能心安理得，不必担心她会抛弃我。”
亲爱的诸位，凯蒂卡多走运。大家想想，像这样的女人俄国遍地都是，只是戴维不知道罢了。我知道许多家庭，他们都同有病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没人想到要抛弃他们。
“戴维的想法很奇怪，”佳丽娜评论道。“当然，西方的老人院跟我们的不一样。显然那边的老人能住单间，而且还有零用钱买东西。”
“你把他们看得太好了，佳丽娜。”奥尔佳笑着说。“他们没法能给老人单间住，至于零花钱，那绝对是胡说。要是国家养着他们，他们怎么还可能有零用钱呢？那是资产阶级的宣传罢了。”
“不见得，没准儿真是那样。”爱玛说。“但即便如此，国家办的老人院与自己的家也不一样。即使有自己的房间和全套设备，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幸福，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儿孙在身边。我们为演员建了很不错的老人院，但我永远也不希望我儿子把我推到那儿去。从他的眼睛我就能看出，他决不会那样做。”
“现在说他将来怎么想还为时太早。”女人们都笑了。但大家都同意，晚年离家索居是很可怕的事情。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把她讲的故事称为“吉祥服的故事”
我有个朋友叫玛丽娜。她是个优秀的打字员，也是个胆小鬼。她父母在1949年被捕，并死在劳改营，所以她总觉得有责任为民主运动做点儿事。但每当有人带地下出版物来请她打印时，她总是警告来人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告诉我这东西从哪儿来，或到哪儿去。我特别软弱，他们一审问我就会垮下来。所以谁的名字也别跟我提。我不想出卖这些人，因为我爱他们，只要我不认识这些人，审问时我就不会供出他们。”
她特别害怕密探、窃听器以及其他所有跟克格勃有关的东西。可她还老是要求任务：“我必须做点儿事。但我不想知道不必要的事情。”
很难说服她。有人试图安慰她，让她别害怕：“他们为什么要逮捕你呢？如果把打印地下刊物的打字员全都抓起来，监狱非爆满不可。”
还有的人试图避免与她打交道。“要是她自己都警告我们，”他们说“那就说明她知道自己软弱，她就会经不起审问”
玛丽娜生活不宽裕。她有个宏愿，这就是订做一件黑色天鹅绒裙服，还要镶上黑色沃洛格达花边。这套裙服已经成了她的心病，为它攒了好几年钱。最后她终于倾其所有，买了天鹅绒和沃洛格达花边，并交给了裁缝。她想穿着它去参加新年晚会，应该提一下的是，她正悄悄地与我们的一位朋友相爱，她的梦想就是穿着这件令人惊异的衣服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她没能如愿以偿，恰在新年晚会前，她被捕了。
调查进行了好几个月。起初听说她被捕的消息，我们想起了她说过的话，断定她会供出对我们不利的证据，使更多的同伴遭逮捕。但过了好长时间也没人被捕，甚至连讯问都没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好事，因为无法知道调查是如何进行的。玛丽娜有个哥哥，他们准许他为妹妹请律师，还告诉了他开... -->>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了她自己的幸福准则。
我小时候最悲惨的日子是星期六，每星期的这一天我跟妈妈去浴池洗澡。我们每次都去同一个浴池，就是梅奥罗夫大街街口的格里波耶多夫浴池。到了那儿先在街上排队，慢慢挨到院里，然后到二楼的女部。进了更衣室，要牌儿，按牌上的号码找锁这些算起来要花一到三小时。
等最终进了浴室洗上澡时已是精疲力尽，累得我们连话都懒得说。妈妈总要给我彻底洗一下头。那时我留着长辫子，她之所以那么关心我的头，是怕我有虱子。那年月到处都有虱子，连浴池都很脏。接着她给我搓背，然后各人洗个人的。
擦洗完毕，我就跟母亲坐在石凳上用凉水冲一下身子。当然我自己还有事要考虑，有时我要朗诵课文，这是学校布置的作业，星期一要提问的。我现在背熟了，星期天就有时间玩儿了。
学校布置让我们学一首诗，一首赞美我们幸福童年的诗，好像说的是，假如列宁活着怎么样：他会把我们抱在怀里，面带微笑，亲切地问候我们。
“你们好吗，孩子们？”
我们会告诉他，
“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您的遗愿已经实现。”
正当我坐在那儿拼命攻读这些朴实的诗句时，突然旁边一位妇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漂亮，但身上刺着许多花纹。背上是一条帆船，一只铁船，一只铁锚，铁锚上缠绕着一条蛇，另外还刻着许多字。当她转脸时，我看到她的右胸上刺着微笑的列宁头像，左胸上的题词是：“生活中没有幸福。”我想那一定是圣贤语录，而且我也喜欢列宁像。但是，作为一个聪明的小学生，我忍不住对她说：“对不起。阿姨，您左胸上的字写错了。‘幸福’这个词您少写了一个字母。”
她笑着回答我：“有什么区别吗？怎样拼写都没关系，反正还是没有幸福。”
妈妈拍了我一下，让我别打搅别人。
我回头又背我的诗，但那位女士的纹身总在眼前晃动。我琢磨着是不是我自己也这样在身上刺点什么。我真的喜欢列宁老爷爷的像。
时间到了，我们去穿衣服。换上干净衣服，妈妈就领我到小卖部喝汽水。这是最幸福的时刻，足以抵消所受的罪。开始妈妈和我一人一瓶不带果汁的汽水，喝完后再买一瓶，这回是带果汁的。我有权选择那种果汁：木莓、草莓或樱桃。当我把汽水瓶举到唇边，闻到水果味儿以及感到汽泡溅到脸上时——那是何等幸福。
我长大了，上了大学，备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成功和失败。但每当我设法摆脱某种不幸或完成重要而又令人不快的工作，我总是跟自己说：“那好吧，你现在可以喝一杯不带果汁的。”也就是说，我可以轻松一下。要是一杯带果汁的，那绝对是一种奢侈。一到这时我就会想起浴池中遇到的那位妇女，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列宁头像怎样了。他还会那样微笑吗？“生活中没有幸福”那句神圣的格言大概也磨得字迹模糊了。但无疑这更强化了它的悲惨意义。
你们知道吗？亲爱的，当她们把我刚生下的孩子抱给我看时，我清楚地感觉到小汽水泡儿溅到了我的脸上，闻到了木莓的香味儿——苦难之中幸福的象征。
完了。现在请吉娜给我们讲讲她流浪时是否遇到过幸福的人。
吉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自言自语着：“你知道吗？
你甚至在监狱和劳改营中都遇到过幸福的人。我们营房曾有一个月的幸福时光。一只小猫奇迹般地从安全网钻了进来。我们把它抱进营房，逗它玩儿。它是一个多么机灵的小家伙儿。
你大声一喊：‘瓦斯卡。猪来了。’它会立即跳到炉子后面，呆在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
“后来一个看守用枪射死了它，因为它闯入了禁区。那个看守还开玩笑说：‘我打中了一个逃犯。我必须申请调离。’“不错，劳改营里也有幸福，流浪汉的生活中也有幸福。
我给你们讲个老流浪女，她唯一的牵挂就是她老头儿，为了老头儿的幸福她战斗了好多年。”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的故事与费莱蒙和鲍西斯的故事很相似，只不过说的是现代的事。
有一次我在利沃夫被带下车，然后被送到了一个特别收容中心，那里收留的人要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有的就地释放，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判刑入狱。我坐在那儿等待着发落。那儿有一小撮儿像我这样的社会渣滓，全都没护照。两个吉普赛人，一个贼，一个流浪汉，还有个白发蓬乱的小老太太。老太太一天无话，老是坐在铺上作祷告。但一到晚上她就向值班看守求情：“让我看一眼我的老头子吧。求您了，亲爱的。”
她乞求、哭闹，看守无奈，只好把那个灰发、驼背的小老头儿从对面男监带过来。老太太把老头上下打量个遍，这才心满意足地说：“老头子还在这儿，今天他们没把他弄到别处去，我很幸福，一切都好。”这才放心去睡。
我慢慢地跟老太婆混熟了，她才把他俩的故事告诉我们。
他们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间小屋里。没有养老金，因为他们过去是集体农庄的庄员，那时庄员是不发养老金的。他们怎么生活呢？老头儿在家画圣像，老太婆拿到黑市上很快就能卖掉。他们不富裕，但也过得去。后来他们那个地区得到开发，其他人都迁进了新楼房，可两个老人没人管。当局决定推倒他俩的小屋，把他俩送到老人院。他们不会给他俩楼房住，因为他们没养老金，付不起房租。所以老两口被分别送到老人院，一个在男院，一个在女院，男院和女院还不在一处。俩人不可能不惦记对方，他们差不多一生都生活在一起，就像两棵长到一起的老树一样。
老头子郁闷不乐，一病不起，都不想活了。而老太婆反而坚强些。她从每顿饭里省下许多面包，晾干后装在枕头套里，然后一天夜里带着面包溜出老人院，去找老头子，她坐公共汽车没付钱，还乞讨了些钱，在莫斯科周围都找遍了，最后总算找到了老头子。她假装是探视他的，老人院通常是周末允许亲戚探视。她找到了他，对他说：“我们走吧，老头子，没有我你会死在这里的。”
就这样，他们成了流浪汉，在教堂门口乞讨，随便找个地方就睡。他们用积攒的一点钱在一个半废弃的村子里租了一间小屋。老头子又开始画圣像，他们又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但不久民兵来盘查他们，而他们的护照丢在老人院了。结果又被遣送回各自的老人院。当时是冬天，老太婆等了两个月，然后又溜出来接老头子。他们的流浪生活又开始了，他们以基督的名义行乞，随便找地方过夜。但民兵一直在追踪他们，而且很快全铁路段的警察都知道了这对老夫妇。他们把他俩当罪犯来追捕，一次次把他们送回老人院。但他俩总能设法取得联系，而且总是老太婆先逃出来去营救老头子。他是她的幸福。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了她与初恋情人的邂逅以及她如何发现自己能腾云驾雾。
明天大概是个不愉快的日子。单位里的人们又开始对一个同事发起攻击，这是令人厌倦的事情，所以我不想去上班了。我丈夫一直在抱怨我不会料理家务——这倒是真的，论过日子，我不是把好手——以及我们没能省下钱买一套房子。
可我问你们，一个月就260卢布，能省下钱去买房子吗？这点儿钱只够打发日常开销。我很生气，也没跟丈夫说，就一人去了基罗夫斯基，只想看看绿树和蓝色的大海。这对我的心情很有帮助。那里的气候，很适合我的心情。时而阴云掠过，还会下起毛毛细雨；时而太阳喷薄而出，雨珠闪闪发光，令人精神振奋。
我来到海滩的一隅，这儿游人稀少，因为附近没有咖啡店，也没有娱乐场所，这却正是我所希望的——自在。在海滩找到一棵枯树，我坐到上面，眺望着海湾、海岛和海岸附近的礁石。我的怒气、沮丧和愤慨变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宁静。
我正坐在那儿忘情沉思，突然走过一个高个子男人，身着民航飞行员的蓝色制服。他热烈地望了我一眼就走过去了——不用看，我能感觉到。谢天谢地，我想，至少他没打算停下来和我搭话。我特别不愿意有人在这时来打扰我。但没想到他突然转过身，坚定地朝我走来。我立即调动起一副怒容准备赶他走。可他就在我面前停下来，说：“娜塔莎。我就知道哪一天会遇见你，刚才我还想来着。还认识我吗？”
我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从面前这个成年人身上我突然看到了那个久别了的小伙子。
“阿米兰，是你吗？”
“当然是埃”
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邀他挨我坐下。
“告诉我，你生活的怎么样？”
“很好。我还在飞。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儿子。我还想要第三个。妻子很漂亮。想看看吗？”
“当然。”
他掏出一张照片给我瞧，是个格鲁吉亚美人，旁边还有两个男孩儿。
“你怎么样？”
“也结婚了。还没孩子，打算要一个。丈夫长得也不错，可惜我没带照片。你怎么认出我的，阿米兰？我变化不大么？”
“要知道，我飞行时总能看到你，而且常常想象这些年来你会变成什么样。我老担心你已经变胖了，想象中一见你发胖，你就不能腾云驾雾了。可实际上你没胖，谢天谢地。”
“你说什么，你飞行时能看到我？我怎么能腾云驾雾呢？”
这使我很惊讶，心里想的是，但愿他别走，告诉我他还在爱着我。但他微笑着说：“知道吗，我飞行时常常回想我过去的生活，回忆过去所喜欢的人或事。在天空中很容易使人想起这些。当我在黎明或黄昏飞行时，差不多总能看到我妻子娜蒂拉正把孩子抱到床上，教他们唱歌儿。我每天都能看到她。但有时我也看到过去的爱，包括你，我最初的恋人。”
“你是怎样看到我的？”
“很简单，我看到这调皮的小丫头儿快乐地驾着云向我飘过来，或是从陡峭的云端跳下来，在蓝天中漫游。有时她飘到我的窗口，冲我扮鬼脸，逗我。有一次你爬上了那棵柏树，而我够不着你，你就逗我，还记得吗？当附近有带电的云时，我常常看到，像我们初次相遇那天一样，你正在大浪中挣扎。
还记得我怎么救的你吗？”
“当然记得。还有呢。你还怎么看到我？”
“有时透过云雾看到你的脸，那是一张已经成熟的脸，但总是朦朦胧胧——我不知道你长大后变成什么样了。现在我要仔细看看你。”
“真有趣儿，阿米兰。你年轻时就挺浪漫，现在又变成了诗人。”
“诗？瞎说。那只是在空中。”
“在空中与你相遇的人一定很多吧？”
“噢，全是女的。在地面上我只爱娜蒂拉，不爱别人，但在空中我拥有所有我爱过以及爱过我的人，甚至包括在大街上擦身而过的漂亮姑娘。但我见得最多的还是你：唯有你驾云而行。你大概不记得过去的你，但我每次飞行几乎都看到你。”
我吃惊地望着阿米兰，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个念头：我还存在于另外某个世界，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世界。
“年轻时我羞辱过你，这你也能看到？”
“咳，得了，娜塔莎。在天上怎么会有羞辱？”
“既是这样，你不想跟我回家见见我丈夫？”
“不，娜塔莎，我不想去。我们在这儿就分手吧。下次飞行我还会看到你的，那将是忧伤、成熟的娜塔莎，孤独地坐在云端，朝我微笑，然后挥挥手，飘然而去。”
“我们分手了，或许再也见不到了。但奇怪的是，我回家时特别愉快。从此以后，每当我感到忧伤、烦恼，或有人伤害我时，我就会想起那次会面，并对自己说：你们可以说让我讨厌的事情，伤害我，但你们不知道此时我正驾云翱翔蓝天，有人在用充满爱意的眼睛注视着我，等待着我向他招手致意。于是便想象我在向阿米兰飘去，感到十分幸福，忘却了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
这便是一位早已淡忘的格鲁吉亚小伙子所给予我的幸福。
“我完全能够理解，娜塔莎。”瓦伦蒂娜说道”“你的幸福是别人给予的；可我呢，是靠自己学到的。要不要我给你们讲讲？”
“当然。”爱丽什卡叫道。“我们也想学学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这会儿没你说话的地方。”爱玛笑道“你都快被幸福撑破了。只有我们这些没找到归宿的人才需要这样的故事呢。”
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伦蒂娜讲了一个获得幸福的诀窍。
有段时间我曾极度痛苦，几乎不能自拔，以至于想到了死。那是在安德鲁沙出国后不久。在他临走时，我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过夜。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的鸳鸯梦再也不会重温了。我也不愿那样，但我还是郁郁寡欢，无精打采。一天，我路过一家半地下室式的菜店，见一美丽无比的妇人正踏着台阶上来——太美了，简直是拉斐尔圣母像的再版。我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凝视着她的脸。
因为起初我只能看到她的脸。但当她走出来时，我才发现她矮得象个侏儒，而且还驼背。我耷拉下眼皮，快步走开了。我羞愧万分瓦柳卡，我对自己说，你四肢发育正常，身体健康，长相也不错，怎么能整天这样垂头丧气呢？打起精神来。像刚才那位可怜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幸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长得象圣母一样的驼背女人。每当我牢骚满腹或者痛苦悲伤的时候，她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就是这样学会了不让自己自艾自怨。而如何使自己幸福愉快却是从一位老太太那儿学来的。那次事件以后，我很快又陷入了烦恼，但这次我知道如何克服这种情绪。于是，我便去夏日乐园漫步散心。我顺便带了件快要完工的刺绣桌布，免得空手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我穿上一件极简单、朴素的连衣裙，把头发在脑后随便梳了一条大辫子。又不是去参加舞会，只不过去散散心而已。
来到公园，找个空位子坐下，便飞针走线地绣起花儿来。
一边绣，一边告诫自己：“打起精神。平静下来。要知道，你并没有什么不幸。”这样一想，确实平静了许多，于是就准备回家。恰在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老太太起身朝我走来。
“如果您不急着走的话，”她说“我可以坐在这儿跟您聊聊吗？”
“当然可以。”
她在我身边坐下，面带微笑地望着我说：“知道吗，我看了您好长时间了，真觉得是一种享受。现在像您这样的可真不多见。”
“什么不多见？”
“您这一切。在现代化的列宁格勒市中心，忽然看到一位梳长辫子的俊秀姑娘，穿一身朴素的白麻布裙子，坐在这儿绣花。简直想象不出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我要把它珍藏在我的幸福之篮里。”
“什么，幸福之篮？”
“这是个秘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您。您希望自己幸福吗？”
“当然了，谁不愿自己幸福呀。”
“谁都愿意幸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怎样才能幸福。我教给您吧，算是对您的奖赏。孩子，幸福并不是成功、运气、甚至爱情。您这么年轻，也许会以为爱就是幸福。不是的。幸福就是那些快乐的时刻，一颗宁静的心对着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发出的微笑。我坐椅子上，看到对面一位漂亮姑娘在聚精会神地绣花儿，我的心就向您微笑了。我已把这时刻记录下来，为了以后一遍遍地回忆。我把它装进我的幸福之篮里了。这样，每当我难过时，我就打开篮子，将里面的珍品细细品味一遍，其中会有个我取名为‘白衣姑娘在夏日乐园刺绣’的时刻。想到它，此情此景便会立即重视，我就会看到，在深绿的树叶与洁白的雕塑的衬托下，一位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绣花。我就会想起阳光透过椴树的枝叶洒在您的衣裙上；您的辫子从椅子后面垂下来，几乎拖到地上；您的凉鞋有点磨脚，您就脱下凉鞋，赤着脚；脚趾头还朝里弯着。因为地面有点凉。我也许还会想起更多，一些此时我还没有想到的细节。”
“太奇妙了。”我惊呼起来”“一只装满幸福时刻的篮子。
您一生都在收集幸福吗？”
“自从一位智者教我这样做以后。您知道他，您一定读过他的作品。他就是阿列克桑德拉-格林。我们是老朋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在他写的许多故事中也都能看到这个意思。
遗忘生活中丑恶的东西，而把美好的东西永远保留在记忆中。
但这样的记忆需经过训练才行。所以我就发明了这个心中的幸福之篮。”
我谢了这位老妇人，朝家走去。路上我开始回忆童年以来的幸福时刻。回到家时，我的幸福之篮里已经有了第一批珍品。
“的确，每人都有类似的记忆，”爱玛说“只是我们不欣赏这些记忆罢了。我们总是等待着巨大的幸福。然而，也许幸福就是由幸福的片断组成的。好了，阿尔宾娜给我们讲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要讲个地上的幸福故事，尽管也是在空中遇到的。”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了一位外交官何以找了个俄国妻子。
有一次我们飞往伦敦。班机上人不多：几个老外，两个苏联驻外人员，一伙儿去伦敦演出的演员。另外还有一名年轻英俊的英国外交官及其正怀孕的俄国妻子。当然，不能指望孕妇个个漂亮，可这一位真够邋遢的。我们姐儿几个私下议论说：“这可真是猪八戒走红运。”
起飞刚一小时，这位外交官的妻子就开始宫缩。我们把她弄到我们的休息室，让她躺在沙发上，但还怎么办？按规定是在乘客中找大夫。那好吧，我们立即广播找人，我们就知道这么几个乘客中不大可能有医生，结果还就是没有。外交官的妻子躺在那儿呻吟，还不断地问我们：“快过边境了吗？
我不想把孩子生在苏联领土。”
我试图稳住她，说：“快过了。”但我们明白，在伦敦下机以前，所有的乘客都在苏联领土上——因为这是苏联的飞机。
年轻的丈夫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并试图用俄语和英语安慰她。他一会儿称她为凯蒂卡，一会儿又称她凯特。她也是东一句俄语西一句英语，疼得直叫唤。我看她没准儿真的会生在飞机上，但又想不出谁能给她接生。我们要使她安静下来，但又不敢给她安眠药吃——机上没这项规定。
后来我想出一个妙计，能使她镇静，并推迟分娩时间。只是这样做需要她丈夫同意。我把他从休息室叫到走廊里，跟他解释说：“您妻子很紧张，这样下去到不了伦敦她就会生，而这儿没人能为她接生。但机上有些演员，我想请个老点儿的女演员装扮成医生，以便让您的妻子安静下来。不知您是否同意这样做？这或许能使她睡着，并安全到达伦敦。我们已经同前边联系过，有医生在机场等我们。”
戴维——也就是那位丈夫——早已慌了手脚，你说什么他都同意。我送他回到凯蒂卡身边，便去找那些演员，一位女演员很爽快地同意了：“好吧，那我就来个即兴表演。”当我们来到休息室时，这位演员立即进入了角色，跟凯蒂卡说话时连声音都变了：“怎么样，亲爱的？是急产吗？让我瞧瞧。”
她在凯蒂卡身边坐下来，摸摸她的肚子，然后转身对我们说：“请大家出去两分钟。”她的口气完全是命令式的，我们大家立即走开了。
不一会儿，她让我们进来，并很有把握地说：“不必惊慌。她现在还不会生。但也快了，请准备好热水、干净毛巾、麻药和剪子。让我看看你们的急救包。”她很内行地检查了一下急救包，说：“好了。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如果真是急产，我们就在这儿接生。不过，亲爱的，您最好睡一会儿。休息一下对您有好处，不然一会儿生的时候体力不支可不行。”
听上去十分自然，不仅凯蒂卡安静了下来，连知道真相的戴维也不那么慌张了。未来的母亲果真睡着了。
后来怎样了？我们把凯蒂卡平安地带到了伦敦，那儿救护车正等着她。戴维紧张得都忘了谢我们一声。我自己谢了那位女演员：“但愿您下一步旅行顺利。”我说“遗憾的是只有几个人看到了您的杰出表演。她要真生的话，您怎么办呢。”
“亲爱的，我已深深进入了角色，我很可能真的为她接生。
我也生过孩子。”
我们道别了，而且我没想到这些人我以后还能碰到谁。但一年后，戴维又上了这架飞机。我立即认出了他，但没主动跟他打招呼。我们有规定：维护苏联公民的尊严，不许与外国人套近乎。我推着小车送饮料时，戴维看见了我：“嗨。这不是您吗？上次我妻子在机上要生孩子，您帮了很大的忙。当时我没来得及谢您。太感谢您了，我、凯蒂卡，还有小戴维都非常感谢您。”
我按规定回答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朝他不冷不热地微笑了一下，我就走开了，带着苏联公民的所有尊严。但实际上我十分高兴。因为连猫都喜欢抚摸。
送午餐时，戴维把一只漂亮的包塞给我说：“这是一套衣服。本来是带给凯蒂卡妹妹的，但我看您穿也合适。要是凯蒂卡知道我遇见了您，并送您一件礼物，她会十分高兴的。”
该死的规定严格禁止接受旅客馈赠，所以我只能拒绝这套衣服。当然，你可以接受它，但说不定让谁看见了打个小报告，你就再也别想上机了。
但戴维自己也知道这些规定。当我来收盘子时，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儿，上面写着：“今晚在列宁格勒照此号码给我打电话。”下面写的是电话号码。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晚我给戴维打了电话，然后俩人到咖啡馆会面。他把那套衣服带了来，我俩坐在一起，他给我讲了他是如何结识凯蒂卡的。“我来苏联工作时，在伦敦已有未婚妻，她是高级外交官的女儿。我们相爱甚笃，足可结成美满良缘。我的恋人提的条件是，我在苏联任职期满后应到西欧国家任职，这样她就嫁给我。考虑到这是个合理的要求，我就答应了。
“有一次我从莫斯科来列宁格勒办事，美国使馆的一位同事给我介绍了几位青年艺术家，凯蒂卡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而且我提议找机会再谈谈。所以，她才大胆地邀我去她家吃晚饭。我去了。她同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按苏联的标准看，住得还不错：有自己的房子。凯蒂卡的母亲很好客，给我做了苏联风味的饭菜，很可口。我们正吃着饭，突然从隔壁传来苍老的声音：‘我饿。你们又忘了我。’“凯蒂卡急忙起身跑过去。她妈妈告诉我：‘那是凯蒂卡的姥姥，我的母亲。她卧床已经五年了。行动越来越困难，但除了凯蒂卡她不让任何人照看她。这可怜的丫头，也真够难为她的：她上学、工作、作画，还得照看老太太。’“凯蒂卡很快又回到饭桌上，看上去平静、快乐：‘姥姥闻见饭味就饿。其实我早已喂过她，现在睡着了。’“这么说，五年来你一直在照看她，凯蒂卡？”我问她。
“她很伤心地回答说：‘她喜欢我这个外孙女。现在她把别人都忘了，连妈妈，也就是她女儿，都不认识。她只记得我。’“他们还给我讲，凯蒂卡和弟弟如何每天用扶手椅把姥姥推到街上——这算是老太太的户外活动。他们没有适合乘电梯的轮椅，也无法把房子换到一层。我建议他们最好把老人送到老人院。但他们全家人都攻击我：‘我们怎么能把姥姥送进老人院，而我们自己图快活。人家会怎么想吧。她苦挣了一辈子，有权死在自家的床上。’“凯蒂卡带着恐惧的神色望着我说：‘戴维，你不会抛弃把你抚养成人的姥姥吧？’于是我想起，我那位未婚妻的母亲在老人院已好几年了，更不用说她姥姥了。她觉得这样对母亲更好，自己也方便。由此我突然想到，一旦我出点事成了残废她会轻易地抛弃我，就象抛弃她那中风的母亲一样。那天晚上我便下决心娶凯蒂卡为妻，但几年后才得以实现，那是在她姥姥逝世以后，我与未婚妻以及她父母吵翻了。在这项婚姻的审批上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克格勃给凯蒂卡施加压力，让她别嫁给我。这促使凯蒂卡下决心出国。她说当局的作法很愚蠢，他们怎么能够决定谁应该嫁给谁，谁应该怎么个活法呢？她甚至不想在这儿生孩子，那是因为担心孩子将来的命运不好。于是，我就娶了这么个妻子，跟她在一起老了，病了，也能心安理得，不必担心她会抛弃我。”
亲爱的诸位，凯蒂卡多走运。大家想想，像这样的女人俄国遍地都是，只是戴维不知道罢了。我知道许多家庭，他们都同有病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没人想到要抛弃他们。
“戴维的想法很奇怪，”佳丽娜评论道。“当然，西方的老人院跟我们的不一样。显然那边的老人能住单间，而且还有零用钱买东西。”
“你把他们看得太好了，佳丽娜。”奥尔佳笑着说。“他们没法能给老人单间住，至于零花钱，那绝对是胡说。要是国家养着他们，他们怎么还可能有零用钱呢？那是资产阶级的宣传罢了。”
“不见得，没准儿真是那样。”爱玛说。“但即便如此，国家办的老人院与自己的家也不一样。即使有自己的房间和全套设备，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幸福，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儿孙在身边。我们为演员建了很不错的老人院，但我永远也不希望我儿子把我推到那儿去。从他的眼睛我就能看出，他决不会那样做。”
“现在说他将来怎么想还为时太早。”女人们都笑了。但大家都同意，晚年离家索居是很可怕的事情。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把她讲的故事称为“吉祥服的故事”
我有个朋友叫玛丽娜。她是个优秀的打字员，也是个胆小鬼。她父母在1949年被捕，并死在劳改营，所以她总觉得有责任为民主运动做点儿事。但每当有人带地下出版物来请她打印时，她总是警告来人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告诉我这东西从哪儿来，或到哪儿去。我特别软弱，他们一审问我就会垮下来。所以谁的名字也别跟我提。我不想出卖这些人，因为我爱他们，只要我不认识这些人，审问时我就不会供出他们。”
她特别害怕密探、窃听器以及其他所有跟克格勃有关的东西。可她还老是要求任务：“我必须做点儿事。但我不想知道不必要的事情。”
很难说服她。有人试图安慰她，让她别害怕：“他们为什么要逮捕你呢？如果把打印地下刊物的打字员全都抓起来，监狱非爆满不可。”
还有的人试图避免与她打交道。“要是她自己都警告我们，”他们说“那就说明她知道自己软弱，她就会经不起审问”
玛丽娜生活不宽裕。她有个宏愿，这就是订做一件黑色天鹅绒裙服，还要镶上黑色沃洛格达花边。这套裙服已经成了她的心病，为它攒了好几年钱。最后她终于倾其所有，买了天鹅绒和沃洛格达花边，并交给了裁缝。她想穿着它去参加新年晚会，应该提一下的是，她正悄悄地与我们的一位朋友相爱，她的梦想就是穿着这件令人惊异的衣服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她没能如愿以偿，恰在新年晚会前，她被捕了。
调查进行了好几个月。起初听说她被捕的消息，我们想起了她说过的话，断定她会供出对我们不利的证据，使更多的同伴遭逮捕。但过了好长时间也没人被捕，甚至连讯问都没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好事，因为无法知道调查是如何进行的。玛丽娜有个哥哥，他们准许他为妹妹请律师，还告诉了他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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