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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月，一个枫叶飘零的晚秋，蒋介石仍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此时，他的心情焦虑而纠结。北伐大军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军事上，蒋介石打得顺风顺水。自1926年7月广州誓师北伐以来，大军一路高歌猛进。“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旋律响彻中华大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北伐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武汉，摧毁了军阀吴佩孚的武装力量。随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紧接着在11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部从两湖地区攻入江西，打败了另一个军阀孙传芳，连克九江、南昌，兵锋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对蒋介石却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到了武汉。自从1925年孙中山去世以来，汪精卫以总理继承人自居，在党内政治势力雄厚，再加上苏联的政治、军事和金钱的背后撑腰，俨然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汪精卫在武汉与地方实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对蒋介石深怀敌意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武汉已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的核心。此时，大部分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已到了武汉，政治权力已被汪精卫主导。汪精卫三番五次催促蒋介石速来武汉，蒋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汉，则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绝于党国的危险。更何况，他的北伐大军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粮饷，而财权并不在他手上。战场上打得再顺利，如果武汉切断他的财源，他的北伐大军将会立刻丧失战斗力。
蒋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统一全国，继而成为中国的恺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赖苏联的金钱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脉的正是斯大林在中国的眼睛和左右手——鲍罗廷。“中山舰事件”之后，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产党在广州的势力，但为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和金钱，为了他统一中国的大业，他不得不暂时隐忍。
当五四运动爆发时，蒋介石受到强烈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民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当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示威游行经过英国租界附近的沙基时，英军悍然屠杀游行群众50余人，伤170余人，酿成“沙基惨案”蒋介石闻讯在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愤怒的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每日写下一条仇英德的“愤青”口号，多达百余条：“英虏皆可杀！英仇可忍耶！英夷不灭非男儿！汝忘英虏之仇乎？英番不灭革命不成！”1蒋介石不仅反英，而且对美、法等国也抱有警惕的态度“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严厉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蒋介石不仅对列强充满愤怒，对洋买办阶层也十分憎恶，痛恨他们帮助洋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
历史充满怪异之处就在于，谁能想到中国最大的官僚买办阶层的总头目蒋介石，居然骨子里痛恨他所依赖的那些势力！荒诞但顺理成章的是，作为一个把个人权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从属于现实的，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谁能给他带来权力。当苏联可以利用时，他就利用苏联的金钱和武器来实现北伐和统一，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当苏联试图控制和命令他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一脚踢开。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他所仇恨的列强，如英国、美国、日本等，皆如此；对他所厌恶的洋买办，亦如此。他将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终极解释者，反对他就是反对革命，反对真理！不管是谁，只要阻挡了他的权力之路“皆可杀”！
在蒋介石看来，天下群雄皆鼠辈。奉系军阀张作霖，毫无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拥东北之地，势力虽大，但少谋寡略，不过一土匪耳；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之辈，尔虞我诈，内部矛盾重重，占地虽广，只需各个击破，灭之何难？最令他头痛的还是共产党。
蒋介石曾访问过苏联，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信仰体系的政党，组织严密并深植于军队。苏联红军号令统一，行动一致，其战斗力迥异于中国军阀的部队。大受启发的蒋介石，回到中国就大力推广“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大政方针，从骨子里就认为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获得苏联的援助，增加国民党的实力。所以，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种“党中有党”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别是共产党的群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远较国民党厉害，更与国民党中的左派打得火热，极大地增加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实行集权的难度。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大批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政府的要职。
在北伐的问题上，蒋介石力主从速，而鲍罗廷似乎看穿了他的个人图谋，建议从缓，先巩固广东革命政权，发动群众，以待时机成熟。蒋介石很明白，鲍罗廷的“时机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赶走之时。所以他必须抓住时机，做大做强自己。在他的力争之下，鲍罗廷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蒋介石的北伐开始了。
蒋介石的北伐进展神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和金钱支持。那么，苏联为什么要支持国民党呢？这需要从苏联当时的国际环境说起。
1926年11月，一个枫叶飘零的晚秋，蒋介石仍在南昌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此时，他的心情焦虑而纠结。北伐大军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军事上，蒋介石打得顺风顺水。自1926年7月广州誓师北伐以来，大军一路高歌猛进。“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旋律响彻中华大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北伐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武汉，摧毁了军阀吴佩孚的武装力量。随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紧接着在11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部从两湖地区攻入江西，打败了另一个军阀孙传芳，连克九江、南昌，兵锋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对蒋介石却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到了武汉。自从1925年孙中山去世以来，汪精卫以总理继承人自居，在党内政治势力雄厚，再加上苏联的政治、军事和金钱的背后撑腰，俨然成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汪精卫在武汉与地方实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对蒋介石深怀敌意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武汉已成为国民党内部反蒋的核心。此时，大部分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已到了武汉，政治权力已被汪精卫主导。汪精卫三番五次催促蒋介石速来武汉，蒋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汉，则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绝于党国的危险。更何况，他的北伐大军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粮饷，而财权并不在他手上。战场上打得再顺利，如果武汉切断他的财源，他的北伐大军将会立刻丧失战斗力。
蒋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统一全国，继而成为中国的恺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赖苏联的金钱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脉的正是斯大林在中国的眼睛和左右手——鲍罗廷。“中山舰事件”之后，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产党在广州的势力，但为了苏联的武器装备和金钱，为了他统一中国的大业，他不得不暂时隐忍。
当五四运动爆发时，蒋介石受到强烈震撼，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民气未馁，民心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当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示威游行经过英国租界附近的沙基时，英军悍然屠杀游行群众50余人，伤170余人，酿成“沙基惨案”蒋介石闻讯在日记中写道：“国势至此，不以华人之性命为事，任其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愤怒的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每日写下一条仇英德的“愤青”口号，多达百余条：“英虏皆可杀！英仇可忍耶！英夷不灭非男儿！汝忘英虏之仇乎？英番不灭革命不成！”1蒋介石不仅反英，而且对美、法等国也抱有警惕的态度“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严厉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蒋介石不仅对列强充满愤怒，对洋买办阶层也十分憎恶，痛恨他们帮助洋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杀也。”
历史充满怪异之处就在于，谁能想到中国最大的官僚买办阶层的总头目蒋介石，居然骨子里痛恨他所依赖的那些势力！荒诞但顺理成章的是，作为一个把个人权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从属于现实的，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谁能给他带来权力。当苏联可以利用时，他就利用苏联的金钱和武器来实现北伐和统一，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当苏联试图控制和命令他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一脚踢开。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他所仇恨的列强，如英国、美国、日本等，皆如此；对他所厌恶的洋买办，亦如此。他将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终极解释者，反对他就是反对革命，反对真理！不管是谁，只要阻挡了他的权力之路“皆可杀”！
在蒋介石看来，天下群雄皆鼠辈。奉系军阀张作霖，毫无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拥东北之地，势力虽大，但少谋寡略，不过一土匪耳；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之辈，尔虞我诈，内部矛盾重重，占地虽广，只需各个击破，灭之何难？最令他头痛的还是共产党。
蒋介石曾访问过苏联，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信仰体系的政党，组织严密并深植于军队。苏联红军号令统一，行动一致，其战斗力迥异于中国军阀的部队。大受启发的蒋介石，回到中国就大力推广“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大政方针，从骨子里就认为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获得苏联的援助，增加国民党的实力。所以，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种“党中有党”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别是共产党的群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远较国民党厉害，更与国民党中的左派打得火热，极大地增加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实行集权的难度。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大批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政府的要职。
在北伐的问题上，蒋介石力主从速，而鲍罗廷似乎看穿了他的个人图谋，建议从缓，先巩固广东革命政权，发动群众，以待时机成熟。蒋介石很明白，鲍罗廷的“时机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赶走之时。所以他必须抓住时机，做大做强自己。在他的力争之下，鲍罗廷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蒋介石的北伐开始了。
蒋介石的北伐进展神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联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和金钱支持。那么，苏联为什么要支持国民党呢？这需要从苏联当时的国际环境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