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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之一。”
但是詹姆斯在1817年3月给所罗门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你曾劝我不要太担心巴林，因为没有人能一手遮天。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聪明。”几天之后，詹姆斯与霍普家的女婿皮埃里雷波切尔会面，此时雷波切尔已成为霍普家族的实际掌门人。詹姆斯认为雷波切尔是一个“善良和聪明的人”他说：“我从未见过他那样的男人。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是商业专家，都是绝顶聪明的家伙。不幸的是他们发展得太强大，以致其他人几乎无法生存。”
经过反复努力，在1817年法国公债承销中，罗家只分到区区5万英镑的份额。巴林吝啬地表示，就只有这么多了。当时巴林在巴黎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拉斐特家族（jacqueslaffitte）。
在给所罗门的信中，詹姆斯报告说他拜访了拉斐特：“他向我许诺，我们绝不会在下一次政府公债承销中被排除在外然而我不相信从这个法国佬牙缝里溜出来的每一个字。”在接下来的数月中，亚历山大巴林拜访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试探性地提出要给予罗家与巴林—霍普财团相同份额的法国国债承销份额。但是到了这一年年底，巴林又用下面这个用了无数次的托辞来婉拒罗家：“只要我的合伙人雷波切尔同意，我们就可以平分这笔法国公债，但是雷波切尔把自己看得比救世主还伟大，他希望独自去处理这笔公债。”罗斯柴尔德差点气疯了，巴林家族的每一次背信弃义都让罗家抓狂。
巴林也曾一度同意罗家与其商业伙伴拉斐特合作，但是此时又改变主意，不惜祭起反犹主义的法宝，告诉他的合作伙伴们，未经允许不得与犹太人做生意。听到这个消息，罗斯柴尔德想死的心都有，痛下决心组织了一个反对巴林—霍普财团的同盟，试图挑战巴林的金融霸权。
从巴林和罗斯柴尔德两个家族的家族档案中找到的几封信里可以看出双方的态度，其中罗斯柴尔德抱怨巴林“口是心非”“狂妄自大”巴林则指责罗斯柴尔德“作弊”“恶毒”公平地说，这些相互指责中至少有一部分对他们而言是客观的评价。
1818年5月30日，巴林和霍普获得了265亿法郎的债券承销业务，他们给了拉斐特2000万法郎的额度，却只给了罗斯柴尔德1000万法郎。同年，巴林—霍普财团获得了一笔300万英镑的奥地利政府公债。罗斯柴尔德被邀提供财政支持，但是无权处理贷款本身。詹姆斯抱怨道：“这些人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昨天在内政部长那里，我正与贝斯曼聊天，雷波切尔与我擦肩而过，甚至都没说一声晚上好”从此，雷波切尔的“好人”形象在詹姆斯的脑海中被抹去了。
在柏林的老四卡尔对兄弟的恼怒进行了更有哲学深度的评论：“首先我们是犹太人，其次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最后我们正与巴林家族激烈竞争。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求他们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呢？”
无论谁是谁非，181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被激怒了，巴林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而可怕的敌人。罗斯柴尔德要开始报复了。
谋定而后动：罗斯柴尔德终成霸主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1818年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打疼”巴林家族。当然对于打击对手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自有其一套炉火纯青的看家本领。
他们的做法是，首先在市场上大量吃进巴林家族代理的法国公债，将其价格炒高。随后在同盟国亚琛峰会的节骨眼上，突然在市场上海量抛售这些法国公债，一下将其价格打到崩盘的价位，市场立刻一片恐慌。此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巴林家族不得不大量回购这些公债以稳定价格，结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由于现金流吃紧，巴林家族几乎垮台。幸亏参加峰会的各大国政治领袖不愿看到法国国债崩盘对欧洲局势可能产生的爆炸性影响，梅特涅和普鲁士、俄国的亲王、首相们纷纷出面从政治上支持巴林家族，因为他们个人的身家财富也都投在了巴林代理的这些法国公债上，于公于私都只能力挺巴林和法国公债。法兰西银行又果断出手整顿金融市场、遏制市场投机，这才稳定了局势，法国公债价格重新稳定走高，巴林终于幸免于难，不过也惊出一身冷汗。抚古思今，唏嘘长叹，不知今日的雷曼兄弟又是倒在谁的暗算之下。
但这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击巴林家族的小试牛刀。他们真正的战略盘算是，既然巴林—霍普财团垄断了法国赔款公债的承销权，那么罗家就应当谋求成为俄普奥三国“神圣同盟”的金融代理人。在将这三个欧洲大帝国整合进自己的金融网络之后，再与罗家在英国公债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有机结合起来，从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上对巴林家族的金融网络进行毁灭性打击，最终将巴林家族的势力从欧洲金融舞台的中央排挤出去。
经过25年漫长的反法战争，欧洲各国无不打得民穷财尽、遍地废墟，急需获得大量资金恢复国民经济。作为欧洲反法战争的主力军和主战场，普鲁士、奥地利、俄国三国自不例外，都急需在英法发达的金融市场上大量融资。
正如若干年后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所言：“经过25年漫长的血腥战争，欧洲必须获得资金来维持和平法国需要很多钱，奥地利需要得更多，普鲁士所需稍少，俄国则需要好几百万。”而当时欧洲“第六强权”巴林家族的全部精力和财力都投入运作法国赔款公债，根本无暇他顾。罗斯柴尔德家族抓住这一战略时机果断出手，先后与普鲁士（1818年）、奥地利（1820年）和俄国（1822年）分别达成代理发行巨额国债的合同，将这个在欧洲权倾一时的“神圣同盟”牢牢地纳入自己的金融网络。而这三国对于罗斯柴尔德在伦敦金融市场的控制力也叹为观止：“罗斯柴尔德对伦敦的所有金融业务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力。大家都认为，而实际上也最接近于事实的是，他们完全控制了伦敦金融城融资汇兑的利率。作为一个银行家族来说，他们所掌握的权力近乎无远弗届。”
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对神圣同盟三国的影响力十分深远，关系非常密切，以致人们指控内森罗斯柴尔德是神圣同盟的“保险经纪人”帮助神圣同盟扑灭欧洲“政治之火”（即自由主义浪潮）。到1821年内森甚至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胁信，因为“他与外国强权的联系，特别是对奥地利（梅特涅）的大力支持，使得那个政府（梅特涅）能够策划镇压全欧洲的自由”
罗斯柴尔德的势力大增，巴林家族“第六强权”的地位岌岌可危。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整个巴林家族的商业素质和进取精神衰退，其家族主要成员兴趣不是偏向了政治，就是转向了文学艺术和其他声色犬马的生活。家族的核心亚历山大本人越来越少过问家族的生意，而是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了纵情山水、艺术追求和下院的政治斗争。由于巴林家族的非犹太身份，在传统反犹的欧洲政界机会更多，这就将巴林家族的很大注意力引向了政坛斗争，对于金融业务的精力投入相应降低。而高手过招最忌分神。
巴林家族的投资方向也出现了失误。首先是大量投资地产，由于陷得过深，不得不大量抽取银行自有资金支持地产投资，结果使得巴林投行业务的自有资本金从1821年的622万英镑，在两年内锐减到这个数字的1/3左右。相比之下罗斯柴尔德却有更充足的资金和分布更广的分支网络支持其投行业务。而巴林家族投资拉美的业务屡屡受挫，损失极大，也削弱了巴林的金融实力。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大趋势就是，从1809年到1939年间，世界上自有资金过百万英镑的投资银行家有31位，其中犹太人就有24位，占到总数的774％，而英国国教信徒只有4位，仅占129％，巴林就是这四家中的一家。整个19世纪中，犹太银行家们从德国起家，迅速扑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核心，英国方面军有朗热家族，德国方面军包括奥本海默、门德尔松、布雷施劳德、沃伯格、厄兰格家族，法国方面军则包括福尔德、海涅、贝列特、沃尔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国方面军包括贝尔蒙特、赛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库恩、雷波、高曼家族。这些家族形成了集团军作战的态势，互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锁，逐渐形成了一张庞大而绵密的金融网络，外人越来越难以打入这个圈子。结果在投资银行这个犹太银行家所主导的汪洋大海中，巴林家族能够得到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少。
此消彼长，巴林家族的衰退，给了处于上升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赶超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首先是1822年的俄国650万英镑公债的承销被罗家一举拿下，而在这之前俄国政府公债业务一直是由巴林—霍普财团垄断。为此，巴林—霍普财团指责罗斯柴尔德家贿赂了俄国驻伦敦大使列文亲王，才拿到了这笔公债合同。
1824年法国政府国债准备发行，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反客为主，巴林家族沦落为参与者而非从前的决策者。坐镇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召集他伦敦的堂兄弟、法国首相、巴林家族和拉斐特开会，提出了重组法国债务的计划，罗斯柴尔德和拉斐特对巴林的意图极不信任，因此两家在协议的补充条款上加上了这么一条：如果巴林退出，他们两家就自己把这笔法国债务处理好，从而将巴林家排挤出处理法国债务问题的核心圈子之外。巴林合伙人在信中告诉正陶醉于政治漩涡的亚历山大巴林：“总的来说罗斯柴尔德家计划周详，非常聪明，手段老到——但是，就像战时的拿破仑一样，一旦有突发状况，他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堕入平凡。我真希望我们能摆脱出他们的掌控。”
到了1825年，局势越发明朗，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国际金融领域新的霸主。在1825年罗斯柴尔德伦敦分行的资本金有114万英镑之多，巴林家族相应的资本金只有49万英镑，不及前者的一半。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总资本金高达500万英镑以上。在1825年7月，巴林银行的分红还有12万英镑，一年之后却亏损了56万英镑，巴林家族甚至连第二把交椅的位置都岌岌可危——虽然巴林在资本金的账面数字上仍然超过除罗斯柴尔德之外其他所有银行家族，但是美国巴尔的摩、纽约和波士顿的布朗兄弟公司（brownbrothers）崛起速度惊人，紧随其后，其资本金达到35万英镑之多，并且增长速度超过巴林。巴林虽然勉强保住了第二的位置，在国际巨额信贷融资和国际关系领域依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舞台的主角已经变成了罗斯柴尔德。
金融家与政治家
“毫无疑问，政治和金融从来是手拉手的。”
——罗斯柴尔德
19世纪中期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巩固了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同时开始向权力巅峰攀登，他们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和作用越来越浮现出来。他们同各国首脑政要结成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广泛深入参与国政大事的决策和施行。从不登台面的幕后“师爷”逐渐演变成各个党派和政界势力不敢小觑的新生力量，进而成为被极力争夺的重要对象。
英国自由党领袖格朗维尔伯爵郑重向女王进言，罗斯柴尔德代表着一个特殊阶层，以他们巨大的财势，出众的头脑，无所不至的人脉关系和对下院众多席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最好尽快把他们纳入贵族阶层，以防他们归入保守党的阵营。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迪斯雷利的当选，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罗家这个财大气粗的金主的背后支撑。迪斯雷利多次赞扬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犹太富豪对自由党的忠诚。而在他执政期间，英国政府的海外扩张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罗斯柴尔德和首相迪斯雷
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
利互相称呼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们家族最好和最可信赖的朋友”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也是犹太人，在英国政府的政治生涯长达三十余年。他从1838年就认识了罗斯柴尔德并成为罗家亲密的朋友，他于1848年首次当选首相。1846年，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就帮助迪斯雷利操作法国铁路的投机生意。首相是资深政治家，同时是一位多产的文学作家，但在个人理财方面却极不运气，始终面对一团糟的欠债。多亏莱昂内尔出手帮忙，仅1846年就帮迪斯雷利还了超过5000英镑的欠款。
坊间一直流传迪斯雷利个人财务状况极糟，负债累累。而罗家的钱袋始终跟在他身后，出手料理着首相的欠款。对此罗家给予了正式否认，并列出一张清单，说明首相自己的收入，尤其是他发表文学作品所得的稿费，足以还清欠债了。的确，罗家作为债主应该对首相的财务状况最为了解。
迪斯雷利和他的太太玛丽安没有孩子，几乎把罗家的5个孩子视为己出，所有假日都同罗家共度。1845年夏天，玛丽安宣布立罗家6岁的女儿伊芙琳娜为迪斯雷利夫妇全部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罗夫人夏洛蒂受宠若惊，谦逊推辞。但首相夫人已经把遗嘱都写好了：“我们早是一家人了。”并且把最心爱的蝴蝶配饰指定给伊芙琳娜佩戴。
这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
迪斯雷利虔诚信奉犹太教，将莱昂内尔认作宗教信仰上的知己，二人在无数次倾心长谈中充分交流他们对政治和国事的共同理念。
在迪斯雷利最出名的小说科宁斯比中，男主角被公认为是以莱昂内尔和迪斯雷利为原型的综合体，在出身背景、职业、宗教信仰、个性甚至是相貌上，男主人公俨然是莱昂内尔的翻版。
除了迪斯雷利首相，英国另外一位首相罗斯伯里伯爵甚至还成了罗家的女婿，他娶了汉娜罗斯柴尔德。1884年，罗斯伯里时任英国外相，罗家伦敦银行从刚发行的埃及贷款中拨出5万英镑给罗斯伯里使用，这笔钱就直接划进汉娜的账户。罗家银行越来越能将天下事、国事、家事融会贯通，一举拿下。
由于政界关系做得到位，从1865年至1914年之间英国总共发行了40亿英镑的各国债券，罗家承办了其中的1/4的巨大份额。在他们之前的巴林银行，其后的摩根集团，以及同时期的美国赛林格曼都难以望其项背，罗斯柴尔德银行在世界金融市场的霸主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对于所有政治家而言，战争无疑是昂贵的。1899年，波兰作家兼银行家伊万布劳其估计，在主要欧洲国家之间开战的费用大约是每天400万英镑。1902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hobson）说，只要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它的关系户们反对，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打得起战争。
苏伊士运河：罗斯柴尔德的金融闪击战
对于英国而言，从大西洋到她的最大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最佳路径就是从直布罗陀海峡，经马耳他到埃及，再从埃及到印度，这是一条被英国视为不容任何挑战的“帝国生命线”作为海洋帝国，英国必须依靠海军，而海军则依赖坚固的海外基地。19世纪英国海军全盛时期，英国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海军基地。在大西洋，有加拿大的菲利法克斯和百慕大；在印度洋，有孟买和亭可马里；在太平洋，有香港和加拿大西岸的艾斯奎马特；在红海，有亚丁港。这些海军基地分别地处各大洋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控制着全球海上重要的航运水道。但是，埃及的苏伊士却是一个通往帝国海外最大殖民地印度的关键地区，恰恰是这一地区构成了帝国生命线最薄弱的环节。
埃及自1801年赶走拿破仑，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执政，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帝国，1840年被迫接受伦敦条约，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在阿里王朝的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1849～1854年)，西方殖民势力乘虚而入。1851年英国获得了修建亚历山大至苏伊士铁路的特权。1854年，法国获得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租让合同，1869年，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勒赛普斯在法国资本的支持下，建成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从此将地中海与红海连成一体，大大缩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运距离，成为极具战略价值的黄金水道。每年通过运河的70％的船队属于英国，英国与印度贸易的50％通过苏伊士运河进行，难怪苏伊士运河被俾斯麦称为“大英帝国的脊柱”
不过，这个帝国脊柱有可能被英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法国拦腰斩断，这是让英国人始终寝食难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上台以后，曾委托老朋友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到法国去试探能否出钱将苏伊士运河买下来，但被法国政府阻止了。
1875年11月14日，这一天正好是周日，迪斯雷利首相又来到罗家做客。宾主正在把盏言欢之间，罗家信使送来家族巴黎分行的一封密信。莱昂内尔看了之后告诉迪斯雷利，埃及总督负债累累，急需出售177万股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他先向法国政府提出动议，但对法国方面的报价和反应速度很不满意，他就是要迅速套现，越快越好。
迪斯雷利和莱昂内尔同时意识到这是一次重大的机遇。想了半晌，迪斯雷利只问了一句话：“多少钱？”莱昂内尔马上发电询问巴黎方面对方的报价。在焦急的等待中，迪斯雷利再也没有心思品尝被他称为“伦敦最好吃”的罗家晚餐了。等上白兰地的时候，罗家快报又到了，对方报价：400万英镑。
迪斯雷利毫不犹豫地说：“我们一定要拿下运河。”莱昂内尔没有正面表态，他需要的是再次核实情报的准确性。星期一上午，情报被确认无误。
现在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别的国家没有反应过来之时立刻搞定这个买卖，出手一定要快，同时更要高度机密。但是，当时议会正在休假，来不及重新召集开会进行冗长的辩论。首相也不能去找英格兰银行“老太太”（英格兰银行）的反应迟钝，同时也没有这么多现金，并且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无权在议会休假期间给政府放贷。找股份制银行也行不通，他们还得召集董事会，然后是英国绅士般地慢慢讨论。如果在金融市场进行募集，一是这样大的一笔巨款难以短时间筹措完成，二是动静太大容易走漏风声。只有罗斯柴尔德银行堪当此任。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立即召集他的内阁大臣开会，会上的议题就是授权向罗家借款。迪斯雷利派自己最亲信的首席私人秘书守候在内阁会议室外面，会上一经达成决议，他立刻探头出来说了一声“yes”私人秘书立刻跳上早已在门口等待的马车，飞奔去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气喘吁吁的秘书一见到莱昂内尔就说：“首相急需400万英镑，明天就要。”莱昂内尔不慌不忙地夹起面前的一颗葡萄，慢条斯理地吃起来，然后吐出葡萄皮，问道：“首相用什么作担保？”回答是：“英国政府。”莱昂内尔淡淡地说“好吧，你们得到这笔钱了。”
迪斯雷利向女王报告的时候难掩兴奋和激动：“这回法国出局了，他们没戏了。400万英镑！立刻就能拿出来！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一家银行，罗斯柴尔德！”
罗斯柴尔德如此痛快地慷慨解囊当然不是见义勇为，如果这笔投资回报率达不到他的目标，别说是英国政府作担保，就是拿女王来质押，罗家也未必肯干。驱动莱昂内尔一口答应下来的是这笔投资的利息：3个月利息15万英镑，相当于年息15％，这是笔毫无风险的快钱！
更何况罗家此举的深层意义又在钱之外，通过对苏伊士运河收购的财政融资，罗斯柴尔德踏上一个难得的进阶，向英国内政外交的核心决策层进一步靠近，把关系做得更实了。出了这笔钱之后，罗家对英国和埃及的外交政策和事务就名正言顺“说得上话了”这件事成为一个战略拐点，罗家对英国公共政策和事务的影响和参与开始超过“政治挂帅”的巴林银行。
英国如此热衷苏伊士运河工程，着眼于对埃及政治经济的全面控制。而随着英国势力在埃及的深入渗透，罗斯柴尔德银行顺风搭车，把融资业务全面铺进埃及。在1885年至1893年间，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布雷施劳德联手，由罗家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机构主导，包揽了埃及最大的四宗国债发行，总额接近5000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和其他犹太银行家在“政治站队”上选择了自由党，并大力支持自由党的“帝国主义”海外扩张政策。英国在19世纪末大力拓展海外势力，靠的是犹太财主丰厚的金钱滋补。而以罗氏为首的犹太银行家们借助英国的殖民扩张不仅获得巨额经济回报，更把他们的“金手指”伸进了全世界的金融命脉。
拯救宿敌巴林银行
19世纪80年代，南美洲异军突起，以其丰富的矿产和自然资源（巴西的咖啡和橡胶，智利的磷矿和铜矿，阿根廷的铁矿）为基础和后盾，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其中阿根廷风头最劲，在南美洲一枝独秀。南美各国都在迅速扩张工业，产能和经济数字不断创造历史记录。以巴林银行为首的英国银行持有巨量南美各国的债券。巴林银行持有最多的是阿根廷的债券，罗斯柴尔德则看好巴西。
1888年时，执掌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的奈提罗斯柴尔德开始陆续发表他对阿根廷的担忧：“阿根廷经济发展过热。”“阿根廷的实际经济增长已不能支撑它的负债水平。”进而预言“阿根廷的资本市场将出现崩盘，而这场危机会迅速殃及其他国家。”
两年以后的1890年，阿根廷的经济泡沫破碎，爆发经济危机，其债券如雪崩般贬值。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巴林银行。由于阿根廷债券巨幅贬值，加上俄国政府雪上加霜地突然大量抽走在巴林银行的存款，巴林银行连遭重创，现金流干涸，顿时陷于破产边缘。
英格兰银行立刻发起对巴林银行的救援，呼吁各大银行共同出手拯救巴林。奈提罗斯柴尔德立刻给予了积极的口头响应：“如果巴林银行倒下的话，绝大多数伦敦的金融机构都要随之崩溃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防止灾难发生。”当巴林危机愈演愈烈，罗氏伦敦银行在一个月内两次紧急从巴黎分行抽调相当于200万英镑的资金和100万英镑的黄金，以助英格兰银行应付资金短缺。
救助巴林银行的时间紧迫到以小时计算，英格兰银行把众银行巨头召集起来，督促救援方案。巴林的命运一次又一次落到罗斯柴尔德手中。奈提多次在紧急会议上犹豫不决，提出需要“征求其他兄弟的意见”在另一银行巨头科瑞决定加入救援后，英格兰银行急不可耐，不断向奈提施压:“没有你，我们也必须继续（拯救巴林银行）了。”终于，奈提极不情愿地首肯了。
有了罗斯柴尔德和科瑞银行牵头，各银行纷纷出资投入巴林救援资金，在24小时的最后期限截止时，救援资金达到1000万英镑，后来上升到1700万英镑。
巴林银行在命悬一线的时刻被拯救了。
关于1890年巴林银行危机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所起的作用，史学界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这场危机中是否存在“犹太人的手指”？众所周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巴林家族是金融界的瑜亮，互为死敌和强劲的竞争对手。奈提甚至在两年前就预言了巴林的危机，他是否在指向巴林的枪上扣响了扳机？第二，究竟是什么最终促使奈提担当了拯救巴林的排头兵？第三，为什么罗斯柴尔德银行没有遭受巴林银行的厄运？
对前两个问题，执掌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作出评论说，巴林银行实质上已成为整个英国商业和经济的信用基石。一旦巴林倒下，英国在全世界的信用都将严重受损。从保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罗斯柴尔德银行最终决定要尽全力拯救巴林。
关于第三个问题，罗斯柴尔德银行回答说他们持有的债券更多是在巴西而非阿根廷，虽然阿根廷危机席卷南美，但在危机爆发前罗斯柴尔德银行已经将大部分巴西债券转手卖出了。在1886年时巴西债券只占罗家伦敦银行资产的24％。另外，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远远优于巴林银行，即使在南美经济泡沫最大最热的时期，罗家始终保持清醒和冷静，没有让自己负债过高，而头脑发热的巴林银行就太冒险了。
不管怎样，巴林银行终于被救下来了，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奄奄一息，一蹶不振。罗斯柴尔德的世纪老冤家终于沉寂了。
巴林银行在1995年终于被一个27岁的年轻交易员尼克里森（nickleeson）彻底摧毁了。此为后话。
黄金十字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货币体系的发展促成的。19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体系由金银双本位制转变为金本位制，并且与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英镑挂钩。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重大转轨过程中的作用一向被低估了。
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矿开发方面的兴趣和利益迅速增长，他们在这20年中经办的外国债券绝大多数是采用金本位制国家的。
美国南北内战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的美国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bel摸nt）及赛利格曼家族（seligman）在废除林肯绿币和重新使用黄金支付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874年秋，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和纽约犹太银行家约瑟夫赛林格曼（josephseligman）联手承销价值5500万美元的美国债券。后来，摩根集团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也加入进来，发行了2500万美元的美国债券，罗斯柴尔德银行占其中的55％。1873年至1877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和华尔街银行家共发行了267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这些贷款对稳定美国金融起到重要作用，并为美国未来采用金本位制打下基础。
然而，1877年10月美国在第45届国会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法案，重新启用银币作法定流通货币。这项法案被贝尔蒙特愤怒地称做“公开的盗贼”、“瞎了眼的疯狂蠢事”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规定银币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流通，并且不得用于支付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贷款利息。美国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johnsherman）在1899年通过贝尔蒙特银行与罗斯柴尔德银行重新签订了一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以金币结算。这笔交易成为了从1879年起罗家试图在美国推行金本位制的重要转折点。
1893年3月，为在美国黄金储备急剧缩减的时期维持美元的兑换性，克利夫兰总统尝试发行一笔5000万6000万美元的黄金贷款。虽然摩根财团跃跃欲试想要加入，罗斯柴尔德却表现得非常犹豫。即使在克利夫兰承诺会把本来已经极大限制银币流通的谢尔曼购银法案(shermansilverpurchaseact)废除掉之后，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还是很不满意。罗家兄弟的谈判技巧实在了得，他们最后使这一协议在确保罗家获益非凡的条件下得以签订。罗家以1045的价格承销价值6230万美国国债，转手就以11225（后来更升到119）的价格卖给急迫的投资者们。此举创造了在22分钟内获利600万美元的神话。这一项交易在美国备受诟病，最终导致189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力主白银货币的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而不是克利夫兰。
1868年时只有英国和屈指可数的几个英国经济附属国：葡萄牙、埃及、加拿大、智利和澳大利亚采用金本位制。法国、俄国、波斯和一些拉美国家采用双本位制。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欧多数国家，都采用银本位制。40年后，只剩下中国、波斯和几个中美洲国家仍然用银本位制。黄金实际上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标准。
在欧洲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转轨过程中，德国于18711873年，法国于1878年，俄国于1897年，意大利于18811882年采用了金本位制，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罗斯柴尔德伦敦和巴黎银行实际上成为这些国家的第二中央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网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输送信用和货币，各国只有在他们主导的金本位体系下才能避免汇率急剧变动的风险，其主营业务——公债交易又需要各国货币之间保持自由兑换，于是各国统一在金本位制下才利于罗家业务开展。由于罗家在黄金市场的垄断地位，也就间接形成对各国中央银行的控制力，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9世纪后期不遗余力地促使各国实现金本位制，其战略意图正在于此。
进军中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独特，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但是团结如一对付全世界。”
——英国著名的政论家查尔斯狄尔克1879年3月
自从1874年中国清政府签订第一个外国贷款合同后，就依赖两家英国机构进行海外融资：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同时英国政府通过任命罗伯特哈特爵士（sirroberthart）为总监，掌控了大清海关。1885年3月，坐镇巴黎的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听到风声说俾斯麦“有意插手中国问题”罗斯柴尔德情报网很快证实德国财政部长戴维汉斯曼（davidhansemann）提议由罗斯柴尔德和汇丰银行分别代表德国和英国，平分中国政府和铁路工程的融资业务。阿尔方斯立刻表示赞同，认为“德国早该如此向远东发展势力，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唯一的问题是汉斯曼想要在这个联盟中占到超过一半的权利。在陪同中国驻伦敦大使到德国访问的时候，奈提罗斯柴尔德督促英国外相“在未来同中国政府的交易和合同中，一定要保证英国制造商占到合理的比例”
当汉斯曼发动威廉卡尔（wilhelmcarl）在1889年2月成立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bank）时，包括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在内的13家主要德国银行都加入了进来。奥本海默被选作代表前往中国进行经济形势考察，罗斯柴尔德伦敦机构负责出资赞助。
在远东利益上，英国独霸一方，与之对立争夺的是法国和俄国。尽管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和影响不断壮大，但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日本最终打败了中国，此事给柏林和伦敦联手合作奉上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就是这背后的总策划师。他们的设计是：促成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的合作，分别以英国和德国政府为后盾，遏制住俄国在中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然而银行家们的想法和外交家与政治家们存在很大分歧。德国政界一些官员想促使德国站在俄国和法国一边，而不是英国，并且反对1895年4月日本吞并辽东半岛。另一些官员则怀疑罗斯柴尔德是要将德国银行排挤出中国市场。而汇丰银行当然不情愿放弃它对中国政府融资的一向垄断。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1895年5月，清政府宣布从俄国贷款1500万英镑来支付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而没有采用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极力推荐的多国贷款。阿尔方斯认为这对英国和德国政府而言都是“一剂苦药”
实际上俄国根本没钱借出这笔款项，它自己正负债累累。于是这笔钱实质上是法国贷款，由巴黎银行等三家法国银行共同掏的腰包，利益却是俄国跟法国平分，俄国得以把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修到满洲里，法国拿到中国的铁路修建权。搭着这顺风车，1896年俄国银行家罗斯坦（rothstein）用法国资金成立了新的俄中银行，还订立了俄中联盟。
眼看俄国霸着中国大蛋糕大快朵颐，吃个不亦乐乎，汉斯曼这厢又急又恨，而罗斯柴尔德更急于要把诱人的中国贷款蛋糕抓到自己手中，于是两人快马加鞭，促使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在1895年7月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这番工夫总算没白费，赶上1898年中国要第二次借款了，这回是1600万英镑。难题又来了，英国政府不愿意给这笔借款作政府担保，以致难以界定英国在借款中的占比份额。而英国和德国政府又都对对方不放心，彼此怀疑对方针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此时汇丰银行和汉斯曼为争夺在山东省的铁路准入权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可急坏了阿尔弗雷德和奈提两位罗家兄弟，两人分头在汇丰银行和汉斯曼之间连抚慰带调停，总算在8月把双方的火气都压下去了。
阿尔弗雷德亲自出面，把英国和德国的政要全请到伦敦罗家的晚宴上，让德国方面以一种“友好、私密和非官方”的方式大吐苦水，诉说在中国问题上受的委屈。那边汇丰银行正暴跳如雷，指责德华银行背信弃义，奈提赶忙在汉斯曼和汇丰银行之间调停斡旋。一番忙活之后，1898年9月初，银行家和政客终于一起坐到了伦敦的会议桌边，就中国铁路权的划分达成协议，英国银行家占扬子江沿线，德国银行家管山东半岛的铁路，天津到秦皇岛铁路由两家平分。奈提高调重申“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上，德国总理诚恳地愿意与英国以及美国和日本联合”
协议是达成了，争端、猜忌和矛盾却从没停止过。1900年，德国在义和团运动后向中国出兵，俄国则直接占了满洲里，两边眼看着又要擦起火花，双方都找罗斯柴尔德去传话。罗家一边向英国政府传递“俄国人保证不开战”的信儿，一边牵线搭桥让英国和德国签署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新一轮协议，维持清王朝完整并促其“开放国门”同外国进行贸易。在罗家一手运作下，英国和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分配上达到空前的政治合作。1902年奈提和汉斯曼又在柏林组织银行家们开了个会，组成北京辛迪加（垄断组织形式之一），专门针对在中国进行商业合作的问题。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英国、德国和俄国都把罗斯柴尔德视为“最安全和有效的外交交流渠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世界金融霸主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战争的进程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1979年，罗家再度进入中国。只是这一次，他们来的“悄无声息”
伙之一。”
但是詹姆斯在1817年3月给所罗门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你曾劝我不要太担心巴林，因为没有人能一手遮天。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有多聪明。”几天之后，詹姆斯与霍普家的女婿皮埃里雷波切尔会面，此时雷波切尔已成为霍普家族的实际掌门人。詹姆斯认为雷波切尔是一个“善良和聪明的人”他说：“我从未见过他那样的男人。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是商业专家，都是绝顶聪明的家伙。不幸的是他们发展得太强大，以致其他人几乎无法生存。”
经过反复努力，在1817年法国公债承销中，罗家只分到区区5万英镑的份额。巴林吝啬地表示，就只有这么多了。当时巴林在巴黎的主要合作伙伴是拉斐特家族（jacqueslaffitte）。
在给所罗门的信中，詹姆斯报告说他拜访了拉斐特：“他向我许诺，我们绝不会在下一次政府公债承销中被排除在外然而我不相信从这个法国佬牙缝里溜出来的每一个字。”在接下来的数月中，亚历山大巴林拜访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试探性地提出要给予罗家与巴林—霍普财团相同份额的法国国债承销份额。但是到了这一年年底，巴林又用下面这个用了无数次的托辞来婉拒罗家：“只要我的合伙人雷波切尔同意，我们就可以平分这笔法国公债，但是雷波切尔把自己看得比救世主还伟大，他希望独自去处理这笔公债。”罗斯柴尔德差点气疯了，巴林家族的每一次背信弃义都让罗家抓狂。
巴林也曾一度同意罗家与其商业伙伴拉斐特合作，但是此时又改变主意，不惜祭起反犹主义的法宝，告诉他的合作伙伴们，未经允许不得与犹太人做生意。听到这个消息，罗斯柴尔德想死的心都有，痛下决心组织了一个反对巴林—霍普财团的同盟，试图挑战巴林的金融霸权。
从巴林和罗斯柴尔德两个家族的家族档案中找到的几封信里可以看出双方的态度，其中罗斯柴尔德抱怨巴林“口是心非”“狂妄自大”巴林则指责罗斯柴尔德“作弊”“恶毒”公平地说，这些相互指责中至少有一部分对他们而言是客观的评价。
1818年5月30日，巴林和霍普获得了265亿法郎的债券承销业务，他们给了拉斐特2000万法郎的额度，却只给了罗斯柴尔德1000万法郎。同年，巴林—霍普财团获得了一笔300万英镑的奥地利政府公债。罗斯柴尔德被邀提供财政支持，但是无权处理贷款本身。詹姆斯抱怨道：“这些人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昨天在内政部长那里，我正与贝斯曼聊天，雷波切尔与我擦肩而过，甚至都没说一声晚上好”从此，雷波切尔的“好人”形象在詹姆斯的脑海中被抹去了。
在柏林的老四卡尔对兄弟的恼怒进行了更有哲学深度的评论：“首先我们是犹太人，其次我们不是生下来就是百万富翁，最后我们正与巴林家族激烈竞争。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求他们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呢？”
无论谁是谁非，181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被激怒了，巴林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而可怕的敌人。罗斯柴尔德要开始报复了。
谋定而后动：罗斯柴尔德终成霸主
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1818年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打疼”巴林家族。当然对于打击对手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自有其一套炉火纯青的看家本领。
他们的做法是，首先在市场上大量吃进巴林家族代理的法国公债，将其价格炒高。随后在同盟国亚琛峰会的节骨眼上，突然在市场上海量抛售这些法国公债，一下将其价格打到崩盘的价位，市场立刻一片恐慌。此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巴林家族不得不大量回购这些公债以稳定价格，结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由于现金流吃紧，巴林家族几乎垮台。幸亏参加峰会的各大国政治领袖不愿看到法国国债崩盘对欧洲局势可能产生的爆炸性影响，梅特涅和普鲁士、俄国的亲王、首相们纷纷出面从政治上支持巴林家族，因为他们个人的身家财富也都投在了巴林代理的这些法国公债上，于公于私都只能力挺巴林和法国公债。法兰西银行又果断出手整顿金融市场、遏制市场投机，这才稳定了局势，法国公债价格重新稳定走高，巴林终于幸免于难，不过也惊出一身冷汗。抚古思今，唏嘘长叹，不知今日的雷曼兄弟又是倒在谁的暗算之下。
但这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打击巴林家族的小试牛刀。他们真正的战略盘算是，既然巴林—霍普财团垄断了法国赔款公债的承销权，那么罗家就应当谋求成为俄普奥三国“神圣同盟”的金融代理人。在将这三个欧洲大帝国整合进自己的金融网络之后，再与罗家在英国公债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有机结合起来，从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上对巴林家族的金融网络进行毁灭性打击，最终将巴林家族的势力从欧洲金融舞台的中央排挤出去。
经过25年漫长的反法战争，欧洲各国无不打得民穷财尽、遍地废墟，急需获得大量资金恢复国民经济。作为欧洲反法战争的主力军和主战场，普鲁士、奥地利、俄国三国自不例外，都急需在英法发达的金融市场上大量融资。
正如若干年后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所言：“经过25年漫长的血腥战争，欧洲必须获得资金来维持和平法国需要很多钱，奥地利需要得更多，普鲁士所需稍少，俄国则需要好几百万。”而当时欧洲“第六强权”巴林家族的全部精力和财力都投入运作法国赔款公债，根本无暇他顾。罗斯柴尔德家族抓住这一战略时机果断出手，先后与普鲁士（1818年）、奥地利（1820年）和俄国（1822年）分别达成代理发行巨额国债的合同，将这个在欧洲权倾一时的“神圣同盟”牢牢地纳入自己的金融网络。而这三国对于罗斯柴尔德在伦敦金融市场的控制力也叹为观止：“罗斯柴尔德对伦敦的所有金融业务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力。大家都认为，而实际上也最接近于事实的是，他们完全控制了伦敦金融城融资汇兑的利率。作为一个银行家族来说，他们所掌握的权力近乎无远弗届。”
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对神圣同盟三国的影响力十分深远，关系非常密切，以致人们指控内森罗斯柴尔德是神圣同盟的“保险经纪人”帮助神圣同盟扑灭欧洲“政治之火”（即自由主义浪潮）。到1821年内森甚至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胁信，因为“他与外国强权的联系，特别是对奥地利（梅特涅）的大力支持，使得那个政府（梅特涅）能够策划镇压全欧洲的自由”
罗斯柴尔德的势力大增，巴林家族“第六强权”的地位岌岌可危。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整个巴林家族的商业素质和进取精神衰退，其家族主要成员兴趣不是偏向了政治，就是转向了文学艺术和其他声色犬马的生活。家族的核心亚历山大本人越来越少过问家族的生意，而是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了纵情山水、艺术追求和下院的政治斗争。由于巴林家族的非犹太身份，在传统反犹的欧洲政界机会更多，这就将巴林家族的很大注意力引向了政坛斗争，对于金融业务的精力投入相应降低。而高手过招最忌分神。
巴林家族的投资方向也出现了失误。首先是大量投资地产，由于陷得过深，不得不大量抽取银行自有资金支持地产投资，结果使得巴林投行业务的自有资本金从1821年的622万英镑，在两年内锐减到这个数字的1/3左右。相比之下罗斯柴尔德却有更充足的资金和分布更广的分支网络支持其投行业务。而巴林家族投资拉美的业务屡屡受挫，损失极大，也削弱了巴林的金融实力。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大趋势就是，从1809年到1939年间，世界上自有资金过百万英镑的投资银行家有31位，其中犹太人就有24位，占到总数的774％，而英国国教信徒只有4位，仅占129％，巴林就是这四家中的一家。整个19世纪中，犹太银行家们从德国起家，迅速扑向世界各地，形成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核心，英国方面军有朗热家族，德国方面军包括奥本海默、门德尔松、布雷施劳德、沃伯格、厄兰格家族，法国方面军则包括福尔德、海涅、贝列特、沃尔姆斯、斯特恩家族，美国方面军包括贝尔蒙特、赛林格曼、希夫、沃伯格、雷曼、库恩、雷波、高曼家族。这些家族形成了集团军作战的态势，互为犄角、相互通婚，利益互锁，逐渐形成了一张庞大而绵密的金融网络，外人越来越难以打入这个圈子。结果在投资银行这个犹太银行家所主导的汪洋大海中，巴林家族能够得到的商业机会越来越少。
此消彼长，巴林家族的衰退，给了处于上升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赶超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首先是1822年的俄国650万英镑公债的承销被罗家一举拿下，而在这之前俄国政府公债业务一直是由巴林—霍普财团垄断。为此，巴林—霍普财团指责罗斯柴尔德家贿赂了俄国驻伦敦大使列文亲王，才拿到了这笔公债合同。
1824年法国政府国债准备发行，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反客为主，巴林家族沦落为参与者而非从前的决策者。坐镇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召集他伦敦的堂兄弟、法国首相、巴林家族和拉斐特开会，提出了重组法国债务的计划，罗斯柴尔德和拉斐特对巴林的意图极不信任，因此两家在协议的补充条款上加上了这么一条：如果巴林退出，他们两家就自己把这笔法国债务处理好，从而将巴林家排挤出处理法国债务问题的核心圈子之外。巴林合伙人在信中告诉正陶醉于政治漩涡的亚历山大巴林：“总的来说罗斯柴尔德家计划周详，非常聪明，手段老到——但是，就像战时的拿破仑一样，一旦有突发状况，他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堕入平凡。我真希望我们能摆脱出他们的掌控。”
到了1825年，局势越发明朗，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国际金融领域新的霸主。在1825年罗斯柴尔德伦敦分行的资本金有114万英镑之多，巴林家族相应的资本金只有49万英镑，不及前者的一半。而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总资本金高达500万英镑以上。在1825年7月，巴林银行的分红还有12万英镑，一年之后却亏损了56万英镑，巴林家族甚至连第二把交椅的位置都岌岌可危——虽然巴林在资本金的账面数字上仍然超过除罗斯柴尔德之外其他所有银行家族，但是美国巴尔的摩、纽约和波士顿的布朗兄弟公司（brownbrothers）崛起速度惊人，紧随其后，其资本金达到35万英镑之多，并且增长速度超过巴林。巴林虽然勉强保住了第二的位置，在国际巨额信贷融资和国际关系领域依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舞台的主角已经变成了罗斯柴尔德。
金融家与政治家
“毫无疑问，政治和金融从来是手拉手的。”
——罗斯柴尔德
19世纪中期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巩固了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同时开始向权力巅峰攀登，他们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和作用越来越浮现出来。他们同各国首脑政要结成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广泛深入参与国政大事的决策和施行。从不登台面的幕后“师爷”逐渐演变成各个党派和政界势力不敢小觑的新生力量，进而成为被极力争夺的重要对象。
英国自由党领袖格朗维尔伯爵郑重向女王进言，罗斯柴尔德代表着一个特殊阶层，以他们巨大的财势，出众的头脑，无所不至的人脉关系和对下院众多席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最好尽快把他们纳入贵族阶层，以防他们归入保守党的阵营。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迪斯雷利的当选，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罗家这个财大气粗的金主的背后支撑。迪斯雷利多次赞扬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犹太富豪对自由党的忠诚。而在他执政期间，英国政府的海外扩张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罗斯柴尔德和首相迪斯雷
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
利互相称呼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我们家族最好和最可信赖的朋友”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也是犹太人，在英国政府的政治生涯长达三十余年。他从1838年就认识了罗斯柴尔德并成为罗家亲密的朋友，他于1848年首次当选首相。1846年，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就帮助迪斯雷利操作法国铁路的投机生意。首相是资深政治家，同时是一位多产的文学作家，但在个人理财方面却极不运气，始终面对一团糟的欠债。多亏莱昂内尔出手帮忙，仅1846年就帮迪斯雷利还了超过5000英镑的欠款。
坊间一直流传迪斯雷利个人财务状况极糟，负债累累。而罗家的钱袋始终跟在他身后，出手料理着首相的欠款。对此罗家给予了正式否认，并列出一张清单，说明首相自己的收入，尤其是他发表文学作品所得的稿费，足以还清欠债了。的确，罗家作为债主应该对首相的财务状况最为了解。
迪斯雷利和他的太太玛丽安没有孩子，几乎把罗家的5个孩子视为己出，所有假日都同罗家共度。1845年夏天，玛丽安宣布立罗家6岁的女儿伊芙琳娜为迪斯雷利夫妇全部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罗夫人夏洛蒂受宠若惊，谦逊推辞。但首相夫人已经把遗嘱都写好了：“我们早是一家人了。”并且把最心爱的蝴蝶配饰指定给伊芙琳娜佩戴。
这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
迪斯雷利虔诚信奉犹太教，将莱昂内尔认作宗教信仰上的知己，二人在无数次倾心长谈中充分交流他们对政治和国事的共同理念。
在迪斯雷利最出名的小说科宁斯比中，男主角被公认为是以莱昂内尔和迪斯雷利为原型的综合体，在出身背景、职业、宗教信仰、个性甚至是相貌上，男主人公俨然是莱昂内尔的翻版。
除了迪斯雷利首相，英国另外一位首相罗斯伯里伯爵甚至还成了罗家的女婿，他娶了汉娜罗斯柴尔德。1884年，罗斯伯里时任英国外相，罗家伦敦银行从刚发行的埃及贷款中拨出5万英镑给罗斯伯里使用，这笔钱就直接划进汉娜的账户。罗家银行越来越能将天下事、国事、家事融会贯通，一举拿下。
由于政界关系做得到位，从1865年至1914年之间英国总共发行了40亿英镑的各国债券，罗家承办了其中的1/4的巨大份额。在他们之前的巴林银行，其后的摩根集团，以及同时期的美国赛林格曼都难以望其项背，罗斯柴尔德银行在世界金融市场的霸主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对于所有政治家而言，战争无疑是昂贵的。1899年，波兰作家兼银行家伊万布劳其估计，在主要欧洲国家之间开战的费用大约是每天400万英镑。1902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hobson）说，只要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它的关系户们反对，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打得起战争。
苏伊士运河：罗斯柴尔德的金融闪击战
对于英国而言，从大西洋到她的最大海外殖民地——印度的最佳路径就是从直布罗陀海峡，经马耳他到埃及，再从埃及到印度，这是一条被英国视为不容任何挑战的“帝国生命线”作为海洋帝国，英国必须依靠海军，而海军则依赖坚固的海外基地。19世纪英国海军全盛时期，英国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海军基地。在大西洋，有加拿大的菲利法克斯和百慕大；在印度洋，有孟买和亭可马里；在太平洋，有香港和加拿大西岸的艾斯奎马特；在红海，有亚丁港。这些海军基地分别地处各大洋的咽喉要道，牢牢地控制着全球海上重要的航运水道。但是，埃及的苏伊士却是一个通往帝国海外最大殖民地印度的关键地区，恰恰是这一地区构成了帝国生命线最薄弱的环节。
埃及自1801年赶走拿破仑，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执政，建立了阿拉伯人的帝国，1840年被迫接受伦敦条约，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在阿里王朝的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1849～1854年)，西方殖民势力乘虚而入。1851年英国获得了修建亚历山大至苏伊士铁路的特权。1854年，法国获得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租让合同，1869年，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勒赛普斯在法国资本的支持下，建成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从此将地中海与红海连成一体，大大缩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运距离，成为极具战略价值的黄金水道。每年通过运河的70％的船队属于英国，英国与印度贸易的50％通过苏伊士运河进行，难怪苏伊士运河被俾斯麦称为“大英帝国的脊柱”
不过，这个帝国脊柱有可能被英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法国拦腰斩断，这是让英国人始终寝食难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上台以后，曾委托老朋友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到法国去试探能否出钱将苏伊士运河买下来，但被法国政府阻止了。
1875年11月14日，这一天正好是周日，迪斯雷利首相又来到罗家做客。宾主正在把盏言欢之间，罗家信使送来家族巴黎分行的一封密信。莱昂内尔看了之后告诉迪斯雷利，埃及总督负债累累，急需出售177万股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他先向法国政府提出动议，但对法国方面的报价和反应速度很不满意，他就是要迅速套现，越快越好。
迪斯雷利和莱昂内尔同时意识到这是一次重大的机遇。想了半晌，迪斯雷利只问了一句话：“多少钱？”莱昂内尔马上发电询问巴黎方面对方的报价。在焦急的等待中，迪斯雷利再也没有心思品尝被他称为“伦敦最好吃”的罗家晚餐了。等上白兰地的时候，罗家快报又到了，对方报价：400万英镑。
迪斯雷利毫不犹豫地说：“我们一定要拿下运河。”莱昂内尔没有正面表态，他需要的是再次核实情报的准确性。星期一上午，情报被确认无误。
现在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别的国家没有反应过来之时立刻搞定这个买卖，出手一定要快，同时更要高度机密。但是，当时议会正在休假，来不及重新召集开会进行冗长的辩论。首相也不能去找英格兰银行“老太太”（英格兰银行）的反应迟钝，同时也没有这么多现金，并且法律规定英格兰银行无权在议会休假期间给政府放贷。找股份制银行也行不通，他们还得召集董事会，然后是英国绅士般地慢慢讨论。如果在金融市场进行募集，一是这样大的一笔巨款难以短时间筹措完成，二是动静太大容易走漏风声。只有罗斯柴尔德银行堪当此任。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立即召集他的内阁大臣开会，会上的议题就是授权向罗家借款。迪斯雷利派自己最亲信的首席私人秘书守候在内阁会议室外面，会上一经达成决议，他立刻探头出来说了一声“yes”私人秘书立刻跳上早已在门口等待的马车，飞奔去见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气喘吁吁的秘书一见到莱昂内尔就说：“首相急需400万英镑，明天就要。”莱昂内尔不慌不忙地夹起面前的一颗葡萄，慢条斯理地吃起来，然后吐出葡萄皮，问道：“首相用什么作担保？”回答是：“英国政府。”莱昂内尔淡淡地说“好吧，你们得到这笔钱了。”
迪斯雷利向女王报告的时候难掩兴奋和激动：“这回法国出局了，他们没戏了。400万英镑！立刻就能拿出来！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一家银行，罗斯柴尔德！”
罗斯柴尔德如此痛快地慷慨解囊当然不是见义勇为，如果这笔投资回报率达不到他的目标，别说是英国政府作担保，就是拿女王来质押，罗家也未必肯干。驱动莱昂内尔一口答应下来的是这笔投资的利息：3个月利息15万英镑，相当于年息15％，这是笔毫无风险的快钱！
更何况罗家此举的深层意义又在钱之外，通过对苏伊士运河收购的财政融资，罗斯柴尔德踏上一个难得的进阶，向英国内政外交的核心决策层进一步靠近，把关系做得更实了。出了这笔钱之后，罗家对英国和埃及的外交政策和事务就名正言顺“说得上话了”这件事成为一个战略拐点，罗家对英国公共政策和事务的影响和参与开始超过“政治挂帅”的巴林银行。
英国如此热衷苏伊士运河工程，着眼于对埃及政治经济的全面控制。而随着英国势力在埃及的深入渗透，罗斯柴尔德银行顺风搭车，把融资业务全面铺进埃及。在1885年至1893年间，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布雷施劳德联手，由罗家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机构主导，包揽了埃及最大的四宗国债发行，总额接近5000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和其他犹太银行家在“政治站队”上选择了自由党，并大力支持自由党的“帝国主义”海外扩张政策。英国在19世纪末大力拓展海外势力，靠的是犹太财主丰厚的金钱滋补。而以罗氏为首的犹太银行家们借助英国的殖民扩张不仅获得巨额经济回报，更把他们的“金手指”伸进了全世界的金融命脉。
拯救宿敌巴林银行
19世纪80年代，南美洲异军突起，以其丰富的矿产和自然资源（巴西的咖啡和橡胶，智利的磷矿和铜矿，阿根廷的铁矿）为基础和后盾，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其中阿根廷风头最劲，在南美洲一枝独秀。南美各国都在迅速扩张工业，产能和经济数字不断创造历史记录。以巴林银行为首的英国银行持有巨量南美各国的债券。巴林银行持有最多的是阿根廷的债券，罗斯柴尔德则看好巴西。
1888年时，执掌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的奈提罗斯柴尔德开始陆续发表他对阿根廷的担忧：“阿根廷经济发展过热。”“阿根廷的实际经济增长已不能支撑它的负债水平。”进而预言“阿根廷的资本市场将出现崩盘，而这场危机会迅速殃及其他国家。”
两年以后的1890年，阿根廷的经济泡沫破碎，爆发经济危机，其债券如雪崩般贬值。首当其冲受害的就是巴林银行。由于阿根廷债券巨幅贬值，加上俄国政府雪上加霜地突然大量抽走在巴林银行的存款，巴林银行连遭重创，现金流干涸，顿时陷于破产边缘。
英格兰银行立刻发起对巴林银行的救援，呼吁各大银行共同出手拯救巴林。奈提罗斯柴尔德立刻给予了积极的口头响应：“如果巴林银行倒下的话，绝大多数伦敦的金融机构都要随之崩溃了。”“我们会尽最大努力防止灾难发生。”当巴林危机愈演愈烈，罗氏伦敦银行在一个月内两次紧急从巴黎分行抽调相当于200万英镑的资金和100万英镑的黄金，以助英格兰银行应付资金短缺。
救助巴林银行的时间紧迫到以小时计算，英格兰银行把众银行巨头召集起来，督促救援方案。巴林的命运一次又一次落到罗斯柴尔德手中。奈提多次在紧急会议上犹豫不决，提出需要“征求其他兄弟的意见”在另一银行巨头科瑞决定加入救援后，英格兰银行急不可耐，不断向奈提施压:“没有你，我们也必须继续（拯救巴林银行）了。”终于，奈提极不情愿地首肯了。
有了罗斯柴尔德和科瑞银行牵头，各银行纷纷出资投入巴林救援资金，在24小时的最后期限截止时，救援资金达到1000万英镑，后来上升到1700万英镑。
巴林银行在命悬一线的时刻被拯救了。
关于1890年巴林银行危机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所起的作用，史学界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这场危机中是否存在“犹太人的手指”？众所周知，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巴林家族是金融界的瑜亮，互为死敌和强劲的竞争对手。奈提甚至在两年前就预言了巴林的危机，他是否在指向巴林的枪上扣响了扳机？第二，究竟是什么最终促使奈提担当了拯救巴林的排头兵？第三，为什么罗斯柴尔德银行没有遭受巴林银行的厄运？
对前两个问题，执掌罗斯柴尔德巴黎银行的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作出评论说，巴林银行实质上已成为整个英国商业和经济的信用基石。一旦巴林倒下，英国在全世界的信用都将严重受损。从保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罗斯柴尔德银行最终决定要尽全力拯救巴林。
关于第三个问题，罗斯柴尔德银行回答说他们持有的债券更多是在巴西而非阿根廷，虽然阿根廷危机席卷南美，但在危机爆发前罗斯柴尔德银行已经将大部分巴西债券转手卖出了。在1886年时巴西债券只占罗家伦敦银行资产的24％。另外，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远远优于巴林银行，即使在南美经济泡沫最大最热的时期，罗家始终保持清醒和冷静，没有让自己负债过高，而头脑发热的巴林银行就太冒险了。
不管怎样，巴林银行终于被救下来了，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奄奄一息，一蹶不振。罗斯柴尔德的世纪老冤家终于沉寂了。
巴林银行在1995年终于被一个27岁的年轻交易员尼克里森（nickleeson）彻底摧毁了。此为后话。
黄金十字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货币体系的发展促成的。19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体系由金银双本位制转变为金本位制，并且与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英镑挂钩。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一重大转轨过程中的作用一向被低估了。
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矿开发方面的兴趣和利益迅速增长，他们在这20年中经办的外国债券绝大多数是采用金本位制国家的。
美国南北内战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们的美国代理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bel摸nt）及赛利格曼家族（seligman）在废除林肯绿币和重新使用黄金支付的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874年秋，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和纽约犹太银行家约瑟夫赛林格曼（josephseligman）联手承销价值5500万美元的美国债券。后来，摩根集团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也加入进来，发行了2500万美元的美国债券，罗斯柴尔德银行占其中的55％。1873年至1877年，罗斯柴尔德伦敦银行和华尔街银行家共发行了267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这些贷款对稳定美国金融起到重要作用，并为美国未来采用金本位制打下基础。
然而，1877年10月美国在第45届国会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法案，重新启用银币作法定流通货币。这项法案被贝尔蒙特愤怒地称做“公开的盗贼”、“瞎了眼的疯狂蠢事”在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规定银币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流通，并且不得用于支付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贷款利息。美国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johnsherman）在1899年通过贝尔蒙特银行与罗斯柴尔德银行重新签订了一笔5000万美元的贷款，以金币结算。这笔交易成为了从1879年起罗家试图在美国推行金本位制的重要转折点。
1893年3月，为在美国黄金储备急剧缩减的时期维持美元的兑换性，克利夫兰总统尝试发行一笔5000万6000万美元的黄金贷款。虽然摩根财团跃跃欲试想要加入，罗斯柴尔德却表现得非常犹豫。即使在克利夫兰承诺会把本来已经极大限制银币流通的谢尔曼购银法案(shermansilverpurchaseact)废除掉之后，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还是很不满意。罗家兄弟的谈判技巧实在了得，他们最后使这一协议在确保罗家获益非凡的条件下得以签订。罗家以1045的价格承销价值6230万美国国债，转手就以11225（后来更升到119）的价格卖给急迫的投资者们。此举创造了在22分钟内获利600万美元的神话。这一项交易在美国备受诟病，最终导致189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力主白银货币的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而不是克利夫兰。
1868年时只有英国和屈指可数的几个英国经济附属国：葡萄牙、埃及、加拿大、智利和澳大利亚采用金本位制。法国、俄国、波斯和一些拉美国家采用双本位制。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欧多数国家，都采用银本位制。40年后，只剩下中国、波斯和几个中美洲国家仍然用银本位制。黄金实际上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标准。
在欧洲主要国家的货币体系转轨过程中，德国于18711873年，法国于1878年，俄国于1897年，意大利于18811882年采用了金本位制，罗斯柴尔德银行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罗斯柴尔德伦敦和巴黎银行实际上成为这些国家的第二中央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网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输送信用和货币，各国只有在他们主导的金本位体系下才能避免汇率急剧变动的风险，其主营业务——公债交易又需要各国货币之间保持自由兑换，于是各国统一在金本位制下才利于罗家业务开展。由于罗家在黄金市场的垄断地位，也就间接形成对各国中央银行的控制力，罗斯柴尔德银行在19世纪后期不遗余力地促使各国实现金本位制，其战略意图正在于此。
进军中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独特，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但是团结如一对付全世界。”
——英国著名的政论家查尔斯狄尔克1879年3月
自从1874年中国清政府签订第一个外国贷款合同后，就依赖两家英国机构进行海外融资：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同时英国政府通过任命罗伯特哈特爵士（sirroberthart）为总监，掌控了大清海关。1885年3月，坐镇巴黎的阿尔方斯罗斯柴尔德听到风声说俾斯麦“有意插手中国问题”罗斯柴尔德情报网很快证实德国财政部长戴维汉斯曼（davidhansemann）提议由罗斯柴尔德和汇丰银行分别代表德国和英国，平分中国政府和铁路工程的融资业务。阿尔方斯立刻表示赞同，认为“德国早该如此向远东发展势力，这是非常正确的方向”唯一的问题是汉斯曼想要在这个联盟中占到超过一半的权利。在陪同中国驻伦敦大使到德国访问的时候，奈提罗斯柴尔德督促英国外相“在未来同中国政府的交易和合同中，一定要保证英国制造商占到合理的比例”
当汉斯曼发动威廉卡尔（wilhelmcarl）在1889年2月成立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ebank）时，包括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银行在内的13家主要德国银行都加入了进来。奥本海默被选作代表前往中国进行经济形势考察，罗斯柴尔德伦敦机构负责出资赞助。
在远东利益上，英国独霸一方，与之对立争夺的是法国和俄国。尽管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和影响不断壮大，但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日本最终打败了中国，此事给柏林和伦敦联手合作奉上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就是这背后的总策划师。他们的设计是：促成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的合作，分别以英国和德国政府为后盾，遏制住俄国在中国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然而银行家们的想法和外交家与政治家们存在很大分歧。德国政界一些官员想促使德国站在俄国和法国一边，而不是英国，并且反对1895年4月日本吞并辽东半岛。另一些官员则怀疑罗斯柴尔德是要将德国银行排挤出中国市场。而汇丰银行当然不情愿放弃它对中国政府融资的一向垄断。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1895年5月，清政府宣布从俄国贷款1500万英镑来支付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而没有采用罗斯柴尔德和汉斯曼极力推荐的多国贷款。阿尔方斯认为这对英国和德国政府而言都是“一剂苦药”
实际上俄国根本没钱借出这笔款项，它自己正负债累累。于是这笔钱实质上是法国贷款，由巴黎银行等三家法国银行共同掏的腰包，利益却是俄国跟法国平分，俄国得以把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修到满洲里，法国拿到中国的铁路修建权。搭着这顺风车，1896年俄国银行家罗斯坦（rothstein）用法国资金成立了新的俄中银行，还订立了俄中联盟。
眼看俄国霸着中国大蛋糕大快朵颐，吃个不亦乐乎，汉斯曼这厢又急又恨，而罗斯柴尔德更急于要把诱人的中国贷款蛋糕抓到自己手中，于是两人快马加鞭，促使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在1895年7月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这番工夫总算没白费，赶上1898年中国要第二次借款了，这回是1600万英镑。难题又来了，英国政府不愿意给这笔借款作政府担保，以致难以界定英国在借款中的占比份额。而英国和德国政府又都对对方不放心，彼此怀疑对方针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此时汇丰银行和汉斯曼为争夺在山东省的铁路准入权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可急坏了阿尔弗雷德和奈提两位罗家兄弟，两人分头在汇丰银行和汉斯曼之间连抚慰带调停，总算在8月把双方的火气都压下去了。
阿尔弗雷德亲自出面，把英国和德国的政要全请到伦敦罗家的晚宴上，让德国方面以一种“友好、私密和非官方”的方式大吐苦水，诉说在中国问题上受的委屈。那边汇丰银行正暴跳如雷，指责德华银行背信弃义，奈提赶忙在汉斯曼和汇丰银行之间调停斡旋。一番忙活之后，1898年9月初，银行家和政客终于一起坐到了伦敦的会议桌边，就中国铁路权的划分达成协议，英国银行家占扬子江沿线，德国银行家管山东半岛的铁路，天津到秦皇岛铁路由两家平分。奈提高调重申“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上，德国总理诚恳地愿意与英国以及美国和日本联合”
协议是达成了，争端、猜忌和矛盾却从没停止过。1900年，德国在义和团运动后向中国出兵，俄国则直接占了满洲里，两边眼看着又要擦起火花，双方都找罗斯柴尔德去传话。罗家一边向英国政府传递“俄国人保证不开战”的信儿，一边牵线搭桥让英国和德国签署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新一轮协议，维持清王朝完整并促其“开放国门”同外国进行贸易。在罗家一手运作下，英国和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分配上达到空前的政治合作。1902年奈提和汉斯曼又在柏林组织银行家们开了个会，组成北京辛迪加（垄断组织形式之一），专门针对在中国进行商业合作的问题。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英国、德国和俄国都把罗斯柴尔德视为“最安全和有效的外交交流渠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世界金融霸主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战争的进程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1979年，罗家再度进入中国。只是这一次，他们来的“悄无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