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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皇帝常常向四方诸侯发命令,命令很多、很怪。
有时候,皇帝向四方堵侯要钱;有时候,叫四方诸侯挑选漂亮的女孩子;有时候,皇帝得了盲肠炎,躺在“龙床”上,哼呀哼的,叫四方诸侯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来,来看他病,听他哼呀哼。
但是,四方诸侯有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皇帝叫他,他听不到,皇帝没有麦克风,有也不行,太远了。他照样可以耍赖皮、装聋、装孙子。
当然皇帝也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不但没有,皇帝甚至不能想像这些玩艺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有些聪明人,整天把枕头垫得高高的,躺在床上想,想来想去,想他们的白日梦。
他们居然想出一种“千里眼”可以看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他们又想出一种“顺风耳”可以听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在骂他。
可是这些只是“想”、只是“梦”压根儿没实现过。
我们的老祖宗很容易满足,他们只想想就算了,他们懒得花脑筋。他们不会用脑筋去发明望远镜或电视机,也不会发明麦克风和电话,他们只会用脑筋去“神游四海”用脑筋去歌颂“精神文明”、歌颂“形而上”的“道”
可是聪明人这样做可以,皇帝这样做却不可以。皇帝要统治全国,皇帝要发脾气,皇帝要教人知道他在发脾气,皇帝要得盲肠炎。
于是皇帝叫道:‘来人哪!你们各地的诸侯派代表来,站在我身边,替我传话给你们!”
于是,各地的诸侯都派了代表。
皇帝高兴了,他为代表们盖了官邪,整天朝他们下命令。
代表们一接到皇帝的命令,立刻忙得头昏眼花,大家赶忙把命令转出去,转给四方诸侯,这种来自京师官邪内含命令的报告,称做邸报。
这种邸报,就是四方诸侯专用的消息,很像是今天政府的“官报”当时这种官报,读者非常有限,小百姓根本没得看,他们至多看看墙上的政府告示,或是听听传说和谣言,他们对政治没兴趣,他们的口号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人生观,翻成白话,就是——
天亮就工作,
天黑就上床,
纳税又完粮,
皇帝管他娘!
可是,小百姓可以不管皇帝,四方诸侯却不能不管,因为他们有了专用的“官报”看,不能再装聋了。所以“官报”一到,四方诸侯的眉毛就皱起来,皱得像老太婆的脸,非用熨斗来熨平不可。
唯一的好处是,四方诸侯虽不能装聋,却可以偷懒。因为“官报”来得很慢,一般情形“官报”每天只能走三百里。往往一条命令,十天半月才能到四方诸侯手里,那时候,皇帝可能气消了,盲肠炎也好了。
所以,四方诸侯可以“拖死狗”事情一来,就先给它一拖,不肯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所以,历史中国官场中的一个大特色,就是不讲办事效率,不育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办事总是馒腾腾的,好像没睡醒一样。
但有的时候是例外——那就是大家抢官做的时候。大家都想做官,做大官,再升官。
可是官太少了,人太多了,你做了这个官,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要揭你的蛋。
汉昭帝时,一天诸侯燕王忽然派人来,向皇帝上书告了大臣霍光一状,说他检阅羽林军准备造反。霍光吓得躲在家里,不敢见皇帝。皇帝那时候才十四岁,可是很聪明,他把霍光找来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检阅羽林军的事还不到八天,燕王怎么会知道呢?可证明有人从中搞鬼。”于是霍光便无罪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时没有电报电话飞机火车,所以消息传得非常慢。
当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算,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地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支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在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式的,日夜不停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在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 -->>
古代皇帝常常向四方诸侯发命令,命令很多、很怪。
有时候,皇帝向四方堵侯要钱;有时候,叫四方诸侯挑选漂亮的女孩子;有时候,皇帝得了盲肠炎,躺在“龙床”上,哼呀哼的,叫四方诸侯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来,来看他病,听他哼呀哼。
但是,四方诸侯有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皇帝叫他,他听不到,皇帝没有麦克风,有也不行,太远了。他照样可以耍赖皮、装聋、装孙子。
当然皇帝也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不但没有,皇帝甚至不能想像这些玩艺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有些聪明人,整天把枕头垫得高高的,躺在床上想,想来想去,想他们的白日梦。
他们居然想出一种“千里眼”可以看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他们又想出一种“顺风耳”可以听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在骂他。
可是这些只是“想”、只是“梦”压根儿没实现过。
我们的老祖宗很容易满足,他们只想想就算了,他们懒得花脑筋。他们不会用脑筋去发明望远镜或电视机,也不会发明麦克风和电话,他们只会用脑筋去“神游四海”用脑筋去歌颂“精神文明”、歌颂“形而上”的“道”
可是聪明人这样做可以,皇帝这样做却不可以。皇帝要统治全国,皇帝要发脾气,皇帝要教人知道他在发脾气,皇帝要得盲肠炎。
于是皇帝叫道:‘来人哪!你们各地的诸侯派代表来,站在我身边,替我传话给你们!”
于是,各地的诸侯都派了代表。
皇帝高兴了,他为代表们盖了官邪,整天朝他们下命令。
代表们一接到皇帝的命令,立刻忙得头昏眼花,大家赶忙把命令转出去,转给四方诸侯,这种来自京师官邪内含命令的报告,称做邸报。
这种邸报,就是四方诸侯专用的消息,很像是今天政府的“官报”当时这种官报,读者非常有限,小百姓根本没得看,他们至多看看墙上的政府告示,或是听听传说和谣言,他们对政治没兴趣,他们的口号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人生观,翻成白话,就是——
天亮就工作,
天黑就上床,
纳税又完粮,
皇帝管他娘!
可是,小百姓可以不管皇帝,四方诸侯却不能不管,因为他们有了专用的“官报”看,不能再装聋了。所以“官报”一到,四方诸侯的眉毛就皱起来,皱得像老太婆的脸,非用熨斗来熨平不可。
唯一的好处是,四方诸侯虽不能装聋,却可以偷懒。因为“官报”来得很慢,一般情形“官报”每天只能走三百里。往往一条命令,十天半月才能到四方诸侯手里,那时候,皇帝可能气消了,盲肠炎也好了。
所以,四方诸侯可以“拖死狗”事情一来,就先给它一拖,不肯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所以,历史中国官场中的一个大特色,就是不讲办事效率,不育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办事总是馒腾腾的,好像没睡醒一样。
但有的时候是例外——那就是大家抢官做的时候。大家都想做官,做大官,再升官。
可是官太少了,人太多了,你做了这个官,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要揭你的蛋。
汉昭帝时,一天诸侯燕王忽然派人来,向皇帝上书告了大臣霍光一状,说他检阅羽林军准备造反。霍光吓得躲在家里,不敢见皇帝。皇帝那时候才十四岁,可是很聪明,他把霍光找来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检阅羽林军的事还不到八天,燕王怎么会知道呢?可证明有人从中搞鬼。”于是霍光便无罪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时没有电报电话飞机火车,所以消息传得非常慢。
当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算,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地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支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在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式的,日夜不停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在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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