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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所措。这个样子下去他能得到什么样的下场？下场一定很糟糕。他不敢认真去想。然而如果让他就这样服从命运，回到那个县里，他又实在不情愿。他宁愿就这样粉碎掉，也不愿去接受那样的安排。他要赌一赌。
可是他又实在没有胆量。他过去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官也就是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后来叫做村民小组长和村支书），还有就是中学里的校长与大学里的系主任，连大学校长都没有见过。真的，四年的大学生活，他只是远远地见过一次校长，而那个校长准确地说还不是官，至少他自己不认为是个官，他更愿意把他当成一个学者。像省政府秘书长这样的干部，他过去想也不敢想。但是，如果他不去试一试，等待他的结果只会是一个。躺在宿舍里的床上，感受着暑热的煎熬，翻来覆去地彻夜难眠。怎么办呢？是死，还是活，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脑海里反复回响着哈姆雷特这句著名的台词。他想：我是多么地不幸啊！我的不幸并不比哈姆雷特更糟糕。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尼娜开头就是这样说的。我的不幸和哈姆雷特的不幸是不同的，但痛苦的感受却是相同的。他想，我没有任何靠山和后台，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去奋斗得到。别人帮不了我。我只有勇敢地一人去面对现实。
在经历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后，他第二次又来到了省政府的大门口。然而像第一次一样，看看省政府的大门，再看看自己瘦弱的身材和那副学生打扮，他再次失去了信心。他终究不敢走近那神秘的所在。
一次一次地去，一次一次地失去信心和勇气，他真的快要把自己折磨疯了。他变得格外的绝望而疯狂。家里人不知就里，就在他痛苦的时候，哥哥邓一彬给他打来了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并且告诉他，自己家因为农业税上缴问题和村长打了一架，结果村长人多势众把他打得不轻，躺在家里睡了好几天。邓一彬想要去县里的法院上告。
邓一群听了默默无言。
日子在一天天地流逝，就在这样的延宕里，痛苦和焦虑也一天天地加深。一个下午，他碰见了他的一位任课老师，他对他的滞留感到格外不解和困惑，他说他再这样下去，一定很不好，劝他抓紧时间回去报到。邓一群灰心透了。他感到自己可能真的完了。当他第七次来到那个大门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那颗心简直就要蹦到了嗓子眼。他紧张极了。门前的士兵拦住了他，详细地盘问他，好像他并不是个学生，而是一个流窜犯。他把学生证掏出来给那个年轻的士兵看，并且把自己所有的衣兜都翻了个底朝天，让他看，好证明自己没有携带任何危险的凶器（他以为他是要看他是否藏有凶器，天哪，多年后他回忆起来感觉自己真的无知极了，也可笑极了）。他可怜巴巴的样子终于让士兵相信他的话（他说他是找一位老乡），放了他进去。省政府院子的宽大让他吃惊不小，进了大门是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而两边都是些粗矮但却茂盛的法国梧桐树。那里面有很多办公楼，他却不知道他那个身居高位的老乡在哪一幢楼里办公。汗水早已把他的汗衫湿透了，并且由于多日未洗，在他的背上画了一幅浅白和深色相间的地图形状。他盲目地转了一圈，经过很多办公楼，他都没有敢进去问。他甚至有点后悔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这样地神圣和威严，很可能他最后的结果是碰得鼻青脸肿。
邓一群最终鼓起了勇气：他看见一个推着清洁车的老头。
“请问老师傅，哪一幢是办公厅大楼？”
那老头四面看了一下，看了看他，指着后面的一幢很不起眼的小红楼，说那里就是省长们办公的地方。问他找谁。邓一群说是找虞秘书长。老头没有再问，闷着头走了。
巨大的恐惧和威严。这是一个权力中心。除了他，老家里的人谁能走进这样的院子？乡里的书记乡长也未必就能，但是，现在他进来了。邓一群越是往前走，那颗心在胸膛里跳得越是厉害。一种巨大的恐惧慑住了他，但它却又刺激他往前走。在小红楼的值班室里，他再次被人揪住，询问他找谁。紧张使他都说不出话来。他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才使那个值班人员听懂，他要找政府虞秘书长。那个人问他和虞秘书长是什么关系，他紧张地说是老乡，后来又赶紧说是亲戚。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个戴着红袖章的值班人员很可能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犯法。那个人在听了他半天的陈述后，告诉他说，虞秘书长已经离休了，在家里。邓一群听了就木然了。半天，他才想起问一声，那么他家现在住什么地方？那个人告诉他，住在西康路，好像是34号。
跟他那个短暂的爱情一样，又一个希望如肥皂泡，顷刻破灭了。邓一群往回走的时候，感到自己都走不动了。回到了宿舍里，他躺了两天什么也没有吃，第三天他在书桌上的小圆镜里看到自己的脸就像是一个鬼，非常丑陋。头发长长地乱披在脸上，一双眼睛浑浊无神，脸色苍白，而那薄薄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而且被内火烧得起了硬皮，像一层粥汤在上面留下的痕迹，嘴角还有不少血痂。
必须去找，也许还有一点希望。他退下来之后可能更好说话。他再没有权力也比他这样一个穷学生的影响要大得多。邓一群这样想了，就决定这样去再试一次。他收拾好自己，就向西康路进发。
西康路与南方大学也只隔了两三条路，不远。整条西康路都安静得很，除了一些很少的出租车经过那里，其他车辆根本不让进去，就像省政府的大院一样。这里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高官们的一些私宅。现在也都还是那些三、四层小楼，新建筑很少。沿路是长长的围墙。围墙里面都是常绿的树木。在西康路口，邓一群找到一个水果摊，在摊前买了两只大西瓜，抱在了怀里。他那个样子看上去多少有点滑稽。他一边走一边嘴里数着号，26，28，30，30之1，30之2，32，34！
34号是个不算大的院子，里面绿树成阴，一幢两层小楼，白色的。院子有个小铁门。他站在那里很久，四周安静极了，什么声音也没有。路的两头也都没有行人，炎热的小道两边只有茂盛的树木。这里简直不像是在市里，如此静谧。他胆怯地敲起门来。油漆斑驳的铁门发出的响声，有点吓人。然而敲了半天也没有动静。事实上，他是在很小心地敲门。他不敢大声地敲。他没有任何大声敲门的正当理由。内心里，他还是非常胆怯的。在那种小心中，他看见铁门上方原来还有个红色的按钮。他想那一定是门铃。他摁了一下，又摁了一下。等待的时间很短，然而他的心理感觉却很长。他听到里面有声音传出来“来啦，来啦——”接着，门就被打开了。他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探出头，用陌生的眼神打量他，问：“你找谁？”他不知道这个姑娘是什么人，紧张地说：“我、我找虞秘书长，他在、在不在家？”那个姑娘问：“你是什么人呀？”他说：“我跟他是老乡。”姑娘就打开了门，说：“进来吧。”他就捧着那两只西瓜进去了。
两层小楼，看上去很破旧。院子里很空，长满了树木，草地上杂乱无章，里面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红的和白的花。邓一群心里有点失望，同时，多日来那种紧张的心情也稍稍有些缓解。心想：这样大的干部不过住着这样的房子，也太寒碜了。穿过院子，他随姑娘上了楼，楼道里不甚明亮，踩得刷着红漆的一级级木地板咚咚作响。上到二楼，姑娘把他领进一间房，叫他坐下。那个房间很大，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两排旧沙发和一只茶几，还有一台旧电视机。木地板看上去倒很新，看来是新刷的油漆。他抱着那两只西瓜不知道怎么办，看了一下房里，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好放。他只好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脚下。
他听到隔壁传来的拖鞋声，他就紧张地站起来。接着他就看见一位老者走了进来。他想他应该就是那位秘书长了。他感到喉咙发干，像有一把盐在里面烧灼一样。心里本已消失的严重紧张，又回来了。这次的紧张是由于他感到自己的冒昧而带来的。他有点不知道如何表示，居然弯腰向他鞠了一躬，说：“虞老。”虞老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坐吧坐吧。”声音哑哑的，是个公鸭嗓子。
邓一群把半个屁股小心地搁在椅子的一角。虞老随手打开了房间里的吊扇，房间里立即就有了嗡嗡旋转的风声。他坐在靠近茶几的一张藤椅上。藤椅发出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他的头发全都花白了，身体臃肿，眼皮严重肿胀。他呷了一口茶，嗓子沙哑，问：“你说你是从老家来的？”邓一群不知说什么好，他支支吾吾地说：“嗯，我、我现在在南方大学读书——已经毕业了。”虞老问：“你是哪个村的呀？”邓一群说：“前墩村。”虞老“噢”了一声，说：“那地方还好吧？”邓一群说：“就、就那样。”虞老说：“这些年农民的日子应该好过了，好过多了，分了田，家家户户粮食多得没有地方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这几年，农村的变化是巨大的。农民吃饭问题解决了，问题就简单多了。‘民以食为天’。现在涌现了不少万元户，都是农村的。”先前的那个姑娘进来，给邓一群倒了一杯水。虞老对她说：“素芹，厨房里有凉白开的。”她答应了一声就出去了。虞老说：“你姓什么？”邓一群说：“姓邓。”虞老问：“邓平生是你什么人？”邓一群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想必是他过去的一位老相识。他老实说：“我、我不认识。没有、有关系。您的侄子虞光明当过我的老师。”
虞老“噢”了一声，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邓一群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是个农民，已经去世好些年了。”虞老听了就又“唔”了一声。
那天他对虞老说了自己的情况，说本来学校是想要他的，结果最后却被别人顶了。他希望能在陵州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到企业去。陵州的企业再差，也比回县里的那个破机械厂强。虞老半天没有吭声，好久，才说：“现在是很困难的。还是回到县里比较好。当前的政策是毕业生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我过一阵子帮你问问看，尽量把你放回到县里一个适合的部门。”
邓一群不知道，在虞老这个一辈子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人眼里，像他这样嘴唇上胡子还没有长硬实的毛头小青年，实在是见得多了，而提出这样的要求过于简单而冒失，近于无礼。要解决他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并不算是难事，但是，他一辈子也没有为谁工作上的事而开过后门，即使他自己的亲侄子。
那天，邓一群像个傻瓜一样地从他家里出来，他有点兴奋，但同时又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回到学校，结果就看到了林湄湄在等他。他根本没有想到林湄湄这时候会来看他。这像是一个插曲。林湄湄的出现让他感到相当的意外。后来，邓一群想：这是生活对他的一个补偿。王芳芳突然离他而去，于是命运之手为他送来了林湄湄。他记起了高考后那一阵子对林湄湄的一种情动，但那绝对是随机性的。
林湄湄是过来人，她对性爱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邓一群想：她可能就是快要结婚了，或许安排的时间就在初秋。她的丈夫会是县化肥厂的那个小工人吗？这是可能的，因为她的身份也不过是红旗旅馆的服务员。她这样的工作决定了她只能找一个青工。而大学生对她来说，身份是多么地值得羡慕啊！
我的童贞就这样献给林湄湄了。邓一群这样想。她对性爱是多么熟谙啊。她为什么要来找他呢？可以说在她心底事实上很久以来就表现出一种对大学生的迷恋，与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他只不过是身份的一个具象的载体。她对自己做什么当然清楚得很。生活给了她一次来到省城的机会，于是她就顺便把自己交给了他，不，是她顺便轻取了他。对她来说，这种事情可能即是一种收获。
林湄湄当然并不是个轻浮的姑娘，与王芳芳相比较，她可能更懂得什么是“爱”呢。邓一群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后，甚至在心里对林湄湄充满了好感与依恋。后来的日子，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他们在宿舍里的那场交合。他想他是幸运的，在正准备走上工作岗位的这一年，懂得了男女之事。林湄湄即是他的老师。与别的同学相比，他在性爱上是多么幸运啊。整个八十年代中期，风气还没有完全开放。校园里的爱情多还是一种半公开的方式。学校里是明令禁止谈恋爱的，就有少数同学因为恋爱出格而被学校开除回家。学生们只有进入大四以后才敢开始谈，学校这时也有意视而不见，但这种爱情前面已经说过，是很短暂的，随着毕业的去向不同，而各自劳燕分飞。很多同学有恋爱的经历，却很少有可能经历“性爱”
他算是最先尝了禁果的。
那个晚上他记不得一共做了多少次，而他事后一点也感觉不到累。到底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身体是那样轻巧而有力啊。他记得她在他下面兴奋得一个劲地咬他，使劲而疯狂地亲他。与她的那个快要娶她的化肥厂青工相比，他当然是另一样的滋味。他想她骨子里是风骚的，虽然他在心里已经有些爱她了。她能够同他发生肉体上的关系，那么她一定就可以同别的什么青年。而她那个青年工人丈夫却还被蒙在鼓里。生活真是太有意思了，简直有点捉弄人。他本来想得到王芳芳，但上天却安排他和另一个女人，一个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女人。这个女人千里迢迢到省城，对他而言，好像就是专门送给他的一样。
这次性爱的发生，让他在心理上平衡了不少。他甚至想，要是事情没有眉目，他当然也可以回到县城。因为这时候的县里同过去不一样了，虽然没有了王芳芳，但他却有一个很不错的情人。这个情人比王芳芳要好得多。与林湄湄相比，王芳芳身上缺少女人的温情。
邓一群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矛盾地体会自己的感受。
不知所措。这个样子下去他能得到什么样的下场？下场一定很糟糕。他不敢认真去想。然而如果让他就这样服从命运，回到那个县里，他又实在不情愿。他宁愿就这样粉碎掉，也不愿去接受那样的安排。他要赌一赌。
可是他又实在没有胆量。他过去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官也就是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后来叫做村民小组长和村支书），还有就是中学里的校长与大学里的系主任，连大学校长都没有见过。真的，四年的大学生活，他只是远远地见过一次校长，而那个校长准确地说还不是官，至少他自己不认为是个官，他更愿意把他当成一个学者。像省政府秘书长这样的干部，他过去想也不敢想。但是，如果他不去试一试，等待他的结果只会是一个。躺在宿舍里的床上，感受着暑热的煎熬，翻来覆去地彻夜难眠。怎么办呢？是死，还是活，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脑海里反复回响着哈姆雷特这句著名的台词。他想：我是多么地不幸啊！我的不幸并不比哈姆雷特更糟糕。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尼娜开头就是这样说的。我的不幸和哈姆雷特的不幸是不同的，但痛苦的感受却是相同的。他想，我没有任何靠山和后台，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去奋斗得到。别人帮不了我。我只有勇敢地一人去面对现实。
在经历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后，他第二次又来到了省政府的大门口。然而像第一次一样，看看省政府的大门，再看看自己瘦弱的身材和那副学生打扮，他再次失去了信心。他终究不敢走近那神秘的所在。
一次一次地去，一次一次地失去信心和勇气，他真的快要把自己折磨疯了。他变得格外的绝望而疯狂。家里人不知就里，就在他痛苦的时候，哥哥邓一彬给他打来了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并且告诉他，自己家因为农业税上缴问题和村长打了一架，结果村长人多势众把他打得不轻，躺在家里睡了好几天。邓一彬想要去县里的法院上告。
邓一群听了默默无言。
日子在一天天地流逝，就在这样的延宕里，痛苦和焦虑也一天天地加深。一个下午，他碰见了他的一位任课老师，他对他的滞留感到格外不解和困惑，他说他再这样下去，一定很不好，劝他抓紧时间回去报到。邓一群灰心透了。他感到自己可能真的完了。当他第七次来到那个大门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那颗心简直就要蹦到了嗓子眼。他紧张极了。门前的士兵拦住了他，详细地盘问他，好像他并不是个学生，而是一个流窜犯。他把学生证掏出来给那个年轻的士兵看，并且把自己所有的衣兜都翻了个底朝天，让他看，好证明自己没有携带任何危险的凶器（他以为他是要看他是否藏有凶器，天哪，多年后他回忆起来感觉自己真的无知极了，也可笑极了）。他可怜巴巴的样子终于让士兵相信他的话（他说他是找一位老乡），放了他进去。省政府院子的宽大让他吃惊不小，进了大门是一条宽阔的水泥大道，而两边都是些粗矮但却茂盛的法国梧桐树。那里面有很多办公楼，他却不知道他那个身居高位的老乡在哪一幢楼里办公。汗水早已把他的汗衫湿透了，并且由于多日未洗，在他的背上画了一幅浅白和深色相间的地图形状。他盲目地转了一圈，经过很多办公楼，他都没有敢进去问。他甚至有点后悔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这样地神圣和威严，很可能他最后的结果是碰得鼻青脸肿。
邓一群最终鼓起了勇气：他看见一个推着清洁车的老头。
“请问老师傅，哪一幢是办公厅大楼？”
那老头四面看了一下，看了看他，指着后面的一幢很不起眼的小红楼，说那里就是省长们办公的地方。问他找谁。邓一群说是找虞秘书长。老头没有再问，闷着头走了。
巨大的恐惧和威严。这是一个权力中心。除了他，老家里的人谁能走进这样的院子？乡里的书记乡长也未必就能，但是，现在他进来了。邓一群越是往前走，那颗心在胸膛里跳得越是厉害。一种巨大的恐惧慑住了他，但它却又刺激他往前走。在小红楼的值班室里，他再次被人揪住，询问他找谁。紧张使他都说不出话来。他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才使那个值班人员听懂，他要找政府虞秘书长。那个人问他和虞秘书长是什么关系，他紧张地说是老乡，后来又赶紧说是亲戚。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个戴着红袖章的值班人员很可能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犯法。那个人在听了他半天的陈述后，告诉他说，虞秘书长已经离休了，在家里。邓一群听了就木然了。半天，他才想起问一声，那么他家现在住什么地方？那个人告诉他，住在西康路，好像是34号。
跟他那个短暂的爱情一样，又一个希望如肥皂泡，顷刻破灭了。邓一群往回走的时候，感到自己都走不动了。回到了宿舍里，他躺了两天什么也没有吃，第三天他在书桌上的小圆镜里看到自己的脸就像是一个鬼，非常丑陋。头发长长地乱披在脸上，一双眼睛浑浊无神，脸色苍白，而那薄薄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而且被内火烧得起了硬皮，像一层粥汤在上面留下的痕迹，嘴角还有不少血痂。
必须去找，也许还有一点希望。他退下来之后可能更好说话。他再没有权力也比他这样一个穷学生的影响要大得多。邓一群这样想了，就决定这样去再试一次。他收拾好自己，就向西康路进发。
西康路与南方大学也只隔了两三条路，不远。整条西康路都安静得很，除了一些很少的出租车经过那里，其他车辆根本不让进去，就像省政府的大院一样。这里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高官们的一些私宅。现在也都还是那些三、四层小楼，新建筑很少。沿路是长长的围墙。围墙里面都是常绿的树木。在西康路口，邓一群找到一个水果摊，在摊前买了两只大西瓜，抱在了怀里。他那个样子看上去多少有点滑稽。他一边走一边嘴里数着号，26，28，30，30之1，30之2，32，34！
34号是个不算大的院子，里面绿树成阴，一幢两层小楼，白色的。院子有个小铁门。他站在那里很久，四周安静极了，什么声音也没有。路的两头也都没有行人，炎热的小道两边只有茂盛的树木。这里简直不像是在市里，如此静谧。他胆怯地敲起门来。油漆斑驳的铁门发出的响声，有点吓人。然而敲了半天也没有动静。事实上，他是在很小心地敲门。他不敢大声地敲。他没有任何大声敲门的正当理由。内心里，他还是非常胆怯的。在那种小心中，他看见铁门上方原来还有个红色的按钮。他想那一定是门铃。他摁了一下，又摁了一下。等待的时间很短，然而他的心理感觉却很长。他听到里面有声音传出来“来啦，来啦——”接着，门就被打开了。他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探出头，用陌生的眼神打量他，问：“你找谁？”他不知道这个姑娘是什么人，紧张地说：“我、我找虞秘书长，他在、在不在家？”那个姑娘问：“你是什么人呀？”他说：“我跟他是老乡。”姑娘就打开了门，说：“进来吧。”他就捧着那两只西瓜进去了。
两层小楼，看上去很破旧。院子里很空，长满了树木，草地上杂乱无章，里面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红的和白的花。邓一群心里有点失望，同时，多日来那种紧张的心情也稍稍有些缓解。心想：这样大的干部不过住着这样的房子，也太寒碜了。穿过院子，他随姑娘上了楼，楼道里不甚明亮，踩得刷着红漆的一级级木地板咚咚作响。上到二楼，姑娘把他领进一间房，叫他坐下。那个房间很大，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两排旧沙发和一只茶几，还有一台旧电视机。木地板看上去倒很新，看来是新刷的油漆。他抱着那两只西瓜不知道怎么办，看了一下房里，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好放。他只好把它们放在自己的脚下。
他听到隔壁传来的拖鞋声，他就紧张地站起来。接着他就看见一位老者走了进来。他想他应该就是那位秘书长了。他感到喉咙发干，像有一把盐在里面烧灼一样。心里本已消失的严重紧张，又回来了。这次的紧张是由于他感到自己的冒昧而带来的。他有点不知道如何表示，居然弯腰向他鞠了一躬，说：“虞老。”虞老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坐吧坐吧。”声音哑哑的，是个公鸭嗓子。
邓一群把半个屁股小心地搁在椅子的一角。虞老随手打开了房间里的吊扇，房间里立即就有了嗡嗡旋转的风声。他坐在靠近茶几的一张藤椅上。藤椅发出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他的头发全都花白了，身体臃肿，眼皮严重肿胀。他呷了一口茶，嗓子沙哑，问：“你说你是从老家来的？”邓一群不知说什么好，他支支吾吾地说：“嗯，我、我现在在南方大学读书——已经毕业了。”虞老问：“你是哪个村的呀？”邓一群说：“前墩村。”虞老“噢”了一声，说：“那地方还好吧？”邓一群说：“就、就那样。”虞老说：“这些年农民的日子应该好过了，好过多了，分了田，家家户户粮食多得没有地方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这几年，农村的变化是巨大的。农民吃饭问题解决了，问题就简单多了。‘民以食为天’。现在涌现了不少万元户，都是农村的。”先前的那个姑娘进来，给邓一群倒了一杯水。虞老对她说：“素芹，厨房里有凉白开的。”她答应了一声就出去了。虞老说：“你姓什么？”邓一群说：“姓邓。”虞老问：“邓平生是你什么人？”邓一群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想必是他过去的一位老相识。他老实说：“我、我不认识。没有、有关系。您的侄子虞光明当过我的老师。”
虞老“噢”了一声，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邓一群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是个农民，已经去世好些年了。”虞老听了就又“唔”了一声。
那天他对虞老说了自己的情况，说本来学校是想要他的，结果最后却被别人顶了。他希望能在陵州找一份工作，哪怕是到企业去。陵州的企业再差，也比回县里的那个破机械厂强。虞老半天没有吭声，好久，才说：“现在是很困难的。还是回到县里比较好。当前的政策是毕业生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我过一阵子帮你问问看，尽量把你放回到县里一个适合的部门。”
邓一群不知道，在虞老这个一辈子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人眼里，像他这样嘴唇上胡子还没有长硬实的毛头小青年，实在是见得多了，而提出这样的要求过于简单而冒失，近于无礼。要解决他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并不算是难事，但是，他一辈子也没有为谁工作上的事而开过后门，即使他自己的亲侄子。
那天，邓一群像个傻瓜一样地从他家里出来，他有点兴奋，但同时又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回到学校，结果就看到了林湄湄在等他。他根本没有想到林湄湄这时候会来看他。这像是一个插曲。林湄湄的出现让他感到相当的意外。后来，邓一群想：这是生活对他的一个补偿。王芳芳突然离他而去，于是命运之手为他送来了林湄湄。他记起了高考后那一阵子对林湄湄的一种情动，但那绝对是随机性的。
林湄湄是过来人，她对性爱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邓一群想：她可能就是快要结婚了，或许安排的时间就在初秋。她的丈夫会是县化肥厂的那个小工人吗？这是可能的，因为她的身份也不过是红旗旅馆的服务员。她这样的工作决定了她只能找一个青工。而大学生对她来说，身份是多么地值得羡慕啊！
我的童贞就这样献给林湄湄了。邓一群这样想。她对性爱是多么熟谙啊。她为什么要来找他呢？可以说在她心底事实上很久以来就表现出一种对大学生的迷恋，与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他只不过是身份的一个具象的载体。她对自己做什么当然清楚得很。生活给了她一次来到省城的机会，于是她就顺便把自己交给了他，不，是她顺便轻取了他。对她来说，这种事情可能即是一种收获。
林湄湄当然并不是个轻浮的姑娘，与王芳芳相比较，她可能更懂得什么是“爱”呢。邓一群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后，甚至在心里对林湄湄充满了好感与依恋。后来的日子，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他们在宿舍里的那场交合。他想他是幸运的，在正准备走上工作岗位的这一年，懂得了男女之事。林湄湄即是他的老师。与别的同学相比，他在性爱上是多么幸运啊。整个八十年代中期，风气还没有完全开放。校园里的爱情多还是一种半公开的方式。学校里是明令禁止谈恋爱的，就有少数同学因为恋爱出格而被学校开除回家。学生们只有进入大四以后才敢开始谈，学校这时也有意视而不见，但这种爱情前面已经说过，是很短暂的，随着毕业的去向不同，而各自劳燕分飞。很多同学有恋爱的经历，却很少有可能经历“性爱”
他算是最先尝了禁果的。
那个晚上他记不得一共做了多少次，而他事后一点也感觉不到累。到底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身体是那样轻巧而有力啊。他记得她在他下面兴奋得一个劲地咬他，使劲而疯狂地亲他。与她的那个快要娶她的化肥厂青工相比，他当然是另一样的滋味。他想她骨子里是风骚的，虽然他在心里已经有些爱她了。她能够同他发生肉体上的关系，那么她一定就可以同别的什么青年。而她那个青年工人丈夫却还被蒙在鼓里。生活真是太有意思了，简直有点捉弄人。他本来想得到王芳芳，但上天却安排他和另一个女人，一个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女人。这个女人千里迢迢到省城，对他而言，好像就是专门送给他的一样。
这次性爱的发生，让他在心理上平衡了不少。他甚至想，要是事情没有眉目，他当然也可以回到县城。因为这时候的县里同过去不一样了，虽然没有了王芳芳，但他却有一个很不错的情人。这个情人比王芳芳要好得多。与林湄湄相比，王芳芳身上缺少女人的温情。
邓一群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矛盾地体会自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