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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要适合新的形势，调整管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进行公司制改革，向部门放权，把部门改造成单独核算的利润中心，进而发展成为子公司。
苏北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金超的忧虑：如果这样做，能够真正成为利润中心的只有夏昕主管的编辑室，其他部门都会因为效益问题最后夭折，那时候，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问题根本无从谈起。
金超的忧虑是对的。这也是吴运韬不能够批准这种改革方式的原因之一。
对此，夏昕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目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停滞状况其实正是吴运韬所期望的。吴运韬希望听到要求他回来主持工作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反驳以梁峥嵘为首的顾问小组关于“吴运韬不应当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说法；夏昕认为，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不仅仅是吴运韬的利益选择，同时还是他的长期目标。夏昕分析说，吴运韬从来没有低估过在z部做事的风险，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留一个最后的栖身之所，而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夏昕进而认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并不是离不开吴运韬，恰恰相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目前的局面与吴运韬兼任主任有关，如果没有这样一层关系，金超就能够放开手脚工作，就会能够接受关于中心进一步改革的设想那时候，就不会是现在的局面。
苏北和陈怡都认为夏昕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们又都不能完全接受它。他们和金超一样担心着进一步改革的消极后果。
关于按照国家关于行政领导一律不得在企业兼职的规定，吴运韬不宜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议论在很小的圈子里传递，但是吴运韬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也知道了这种议论的风源是夏昕。
吴运韬从来没小看过夏昕。新班子成立以后，他曾经害怕夏昕和苏北结合成为难以左右的力量。好在夏昕做了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和金超形成合作关系，把苏北置于微妙的情势当中他没想到夏昕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种议论传播到到z部党组，就有可能成为尽管已经退下来，但仍然不甘寂寞的梁峥嵘与廖济舟斗争的武器，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陈怡把问题看得更为深刻：吴运韬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职务深藏着政治和经济的动机。政治上，他需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离开他就会垮下来”的神话——z部党组没有人真正了解东方的实际情况，在这个意义上，吴运韬的确一手遮天；经济上，只要金超主持工作，他就能够毫无阻碍地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另拿一份工资和奖金，就可以在这里报销宴请游玩的费用——不管员工中有什么样的议论。金超也许会感受到舆论的压力，也许并不愿意把职工的血汗钱白白奉送给吴运韬，但是，面对一个给了他权力的人，他不能够中止这些事情；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也会直接转化为对权力施与者的恐惧，金超做什么样的选择，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
陈怡轻蔑地笑着，就像在看一场戏剧。
吴运韬听到关于他不宜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职务的议论之后，曾经怀疑是不是z部的什么人在对下面施加影响，或者夏昕之类的人和z部建立了某种形式的联系通道。但他最终排除了这种可能——陈怡、夏昕、苏北，都恪守着不超越直接领导的原则，很少接触z部的其他领导，z部其他领导更没有什么人过问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问题。吴运韬继续当这个小小的世界的主宰，继续一手遮天。
吴运韬严厉要求金超巩固和夏昕的合作关系，不要使这种说法进一步放大。然后，他警觉地看着夏昕。
苏北暂时还不在他的视野之内——这是吴运韬和苏北关系最好的时期。
吴运韬谨慎地在廖济舟那里放大了关于金超领导能力不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两年来处于徘徊状态的信息，但是，以不引起他的严重关切为度。这样，他就会让廖济舟说出这样的话：
“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事情，运韬你恐怕还是要多过问一下。你的工作重心先放在东方，总之，发展的势头不能减下来”
廖济舟果然这样说了，并且不仅仅单独对他说，在党组会议上也这样说。
吴运韬只是点头，什么都不说。
夏昕和金超越来越难于沟通，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他那里都不是问题，没有任何对应措施。夏昕很急迫，对陈怡抱怨说：“一个想法，本来是十分，和金超沟通以后，反倒变成了七分，六分，甚至成了零”
陈怡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年底，一年一度的中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聘任工作又要开始了。金超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今年的聘任要快一点儿搞完，工作研讨，也得快一点儿搞，我的意见是这次不搞集中研讨，各部门订出今年计划就可以了，这些工作都要快一点儿结束，然后集中精力准备明年的图书订货会。议论一下吧！”
夏昕看了一眼窗外寒风中摇曳的树枝，决定说一说：“这次研讨，要有一定力度，如果还是像往年那样，起不到激励作用。如果说我们三年前有一定优势的话，那是一种机制上的优势，经过几年发展，和同业相比，我们已经不具备这种优势了，所以，创新机制成为我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我们搞研讨，就是要切切实实地分析一下我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些果断措施，把大家的积极性激发出来，这样，才会有新的发展。”金超脸上出现不耐烦的神色，但是，夏昕不顾这些，仍然把他关于进一步进行改革的一贯主张复述了一遍。“和改革配套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用人机制，二是分配机制，三是三项制度(住房、医疗、养老)改革，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通过这次研讨，要拿出新的东西”
“这不是什么新东西，”金超急躁地打断夏昕“怎么是新东西？我哪年不说在管理机制上下功夫？去年我不是也说过吗？”
“可是并没有制定出任何可以操作的措施。”夏昕轻声争辩说。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次要研讨，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说你说，你说吧。”
夏昕说：“我说完了。”
金超皱着眉头说：“老陈，你也说说吧。”实际上金超知道陈怡的意见。
陈怡和苏北最近都倾向于认为，尽管夏昕的改革设想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比起完全不做改变，仍然不失为一种好的设想。他们私下都对夏昕表示了支持。
陈怡语调平缓地说：“我赞同夏昕的意见，同意他对我们中心状况的分析。我们的确要给大家拿出一些新东西。社会发展很快，人的观念变化也很快，我们得适应这种变化。我同意让大家好好研讨一下。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在交给各个部门研讨之前，我们班子先要有一个思路，班子要先于各部门进行研讨，然后把大原则传达给他们，这样，各部门就好捋出他们的发展思路了”
苏北经常对自己说：“谁都不容易。”生活对任何人都是一个问题。他看到更多的是金超的难处。现在，他对于吴运韬兼职这件事的观点也正在向陈怡和夏昕靠拢。他很少和人议论中心里的事情，发表的看法都以支持金超的工作为度“你的生活在创作上，你应当在这里让灵魂安宁”他在札记里对自己说。
金超感觉到了苏北的姿态，在向吴运韬抱怨别人工作上不配合时，着意说：“现在只有苏北真正从心里支持我的工作”
所以，当苏北说他谈一点意见的时候，金超就很在意，愉快地说：“老苏你说吧！”
“我同意陈怡和夏昕的意见。”苏北声调不高，他尽量把话说得诚恳。“现在，中层干部和员工都希望我们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促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目前，我看有两件事应当做：一是全年工作总结，一是研讨。去年年初，我们制定了一个年增长百分之三十的目标，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当初我们制定的发展目标是否符合实际？我们上了报纸，我们在给z部报的工作计划中也把这一指标鲜明地写了上去，作为这样做的收获之一，我们得到了z部的表扬，得到了社会的赞誉，但是从我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员工的角度，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这次分配奖金，总体上是较去年降低了，尽管我们寅吃卯粮加大了提成比例，仍和员工的期望值有很大距离，员工有一些疑问和不满理所应当。我们可以说是市场情况不好，但这不够。在相同的市场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出版社取得了巨大发展呢？必定还有一些属于我们自身的限制发展的深层次原因。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对员工关心的这些问题有一个交待？我看很有必要。所以我建议班子要先搞一个总结，然后开一个职工大会，诚恳地告诉大家，我们这两年的实际工作状况，我们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增长目标？我们在深层次上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准备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苏北看了看金超，害怕他不能接受这些说法。金超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表情平静，苏北决定再多说几句。
“我看，工作总结可以和研讨结合起来搞。刚才夏昕的话对我很有启发，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印象是夏昕每年都在谈这些问题，但是每年都没有真正形成我们领导班子对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原因？我认为是有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从心理上产生一种需要，认为这些意见有价值，应当拿来充分讨论，把它变成为集体的决定”
金超一直在装着记录苏北的话，但他笔底下写出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文字。他完全没想到苏北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他不爱听这样的话，他觉得苏北、夏昕和陈怡那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苏北不会这样说的让他着恼的是，这一番话无法反驳。
苏北结束了发言——他看出金超心里烦乱了起来。
苏北的话音刚落，大家就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苏北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他认定不对什么事情发表看法，不会被别的什么因素影响，永远不会谈；如果他决定说出看法，他就会顽固地坚持，任何人也不能改变他。
那次让金超很不高兴的会议以后，苏北专门到金超家里去了一次，重新申诉他的想法——他认为他是在支持和帮助金超。但是金超不这样认为，他不认为那些严重削弱他权威的话是在支持他。他在向吴运韬汇报的时候，吴运韬也不认为这些话是对金超工作的支持。
能够想象，苏北和金超的这次谈话会是什么结果。
金超最后的话语是：“老苏，咱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究竟应当听谁的？”
苏北从金超的目光中，明显地看到敌意。
苏北怔怔地看着金超，好像眼前突然冒出来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样。
从金超家里出来，苏北的灵魂就像被什么东西抽打了一样，感觉到惊心动魄的疼痛。
这年秋天，金耀从崤阳到北京来看金超。他事先也没打电话，坐长途汽车到了汽车站才打电话给金超，金超马上到车站来接他。
金超恨不得倾其所有让金耀吃好喝好，带他到颐和园、八达岭、动物园、故宫、北海去游玩，带他到北京有名的酒楼餐馆去吃饭出乎金超预料的是，从来没出过远门的金耀对这一切虽然很新奇，但并没有着迷。对于金耀来说，这个世界固然好，但这不是他的世界，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连对比的可能性都没有，就好比一个人到了美国纽约的曼哈顿，看着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和巨大的财富，不会认为这些东西与他的生活有什么关联一样。金耀连赞叹和欣赏的心情也没有，在昆明湖游艇上，他对金超说的是这样的话：“药材的生意其实不好做，你在药材公司和制药厂没人根本就甭想打进去，你要是打进去，不事先投进去三五万块钱，你就连人都见不上，我又不是那种腰缠万贯的人这些人吃惯了，几千块钱根本不放在眼里你知道我这点钱是怎么赚的吗？我还是走了张柏林的路子，他和县医院的一个副院长打了招呼张柏林这人帮忙是帮忙，他也就是看你的面子，你离他又远，帮忙也有限，再者话说了，我也不能老去麻烦人家，所以归根结底这不是一条好路子哥你要是在咱崤阳县当干部，看咱家过啥日子吧！张柏林有啥？你说有啥？不过是个科级干部，人家在县城北面的崤阳山上——那地界有多美——已经箍起来五孔石窑了！”
金超问金秀和春生咋样？金耀脸上立马舒朗起来，说：“咱秀儿算是摊上了好人家！那春生确确实实是个好后生，又本分又肯下力气，就是他们不离开庙沟，就靠他务育那些果树，日子也错不了”
“怎么？他们离开了庙沟？”
“金秀没打信告诉你？”
“没有啊！”金耀就饶有兴趣地说：“是这，春生的大舅有祖传的做月饼的手艺，改革开放以后就在崤阳县城开了一个点心铺，生意一直不错。尔格老汉年纪大了，想把手艺传给儿子，儿子嫌那事忒麻烦，不愿意干，就把春生和咱金秀叫了去，说让他们把点心铺接下来。春生是个有心人，满心欢喜，就开始跟大舅学手艺，很快就把月饼做得像模像样了，生意很红火。你别看春生表面上木木讷讷的，其实那人心里活泛着哩，不知道狗日的是咋弄的，硬是把点心铺弄成了县委书记的扶贫点儿尔格在崤阳县城，‘春生记月饼’一满红火得不行，说是要扩大门面哩”
金超听了，笑得合不拢嘴。
“那金秀她为啥不告诉我？”
“狗日的挣钱挣疯了。”
兄弟两个笑成一团。
，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要适合新的形势，调整管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进行公司制改革，向部门放权，把部门改造成单独核算的利润中心，进而发展成为子公司。
苏北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金超的忧虑：如果这样做，能够真正成为利润中心的只有夏昕主管的编辑室，其他部门都会因为效益问题最后夭折，那时候，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问题根本无从谈起。
金超的忧虑是对的。这也是吴运韬不能够批准这种改革方式的原因之一。
对此，夏昕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目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停滞状况其实正是吴运韬所期望的。吴运韬希望听到要求他回来主持工作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反驳以梁峥嵘为首的顾问小组关于“吴运韬不应当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说法；夏昕认为，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不仅仅是吴运韬的利益选择，同时还是他的长期目标。夏昕分析说，吴运韬从来没有低估过在z部做事的风险，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留一个最后的栖身之所，而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夏昕进而认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并不是离不开吴运韬，恰恰相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目前的局面与吴运韬兼任主任有关，如果没有这样一层关系，金超就能够放开手脚工作，就会能够接受关于中心进一步改革的设想那时候，就不会是现在的局面。
苏北和陈怡都认为夏昕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们又都不能完全接受它。他们和金超一样担心着进一步改革的消极后果。
关于按照国家关于行政领导一律不得在企业兼职的规定，吴运韬不宜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议论在很小的圈子里传递，但是吴运韬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也知道了这种议论的风源是夏昕。
吴运韬从来没小看过夏昕。新班子成立以后，他曾经害怕夏昕和苏北结合成为难以左右的力量。好在夏昕做了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和金超形成合作关系，把苏北置于微妙的情势当中他没想到夏昕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种议论传播到到z部党组，就有可能成为尽管已经退下来，但仍然不甘寂寞的梁峥嵘与廖济舟斗争的武器，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陈怡把问题看得更为深刻：吴运韬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职务深藏着政治和经济的动机。政治上，他需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离开他就会垮下来”的神话——z部党组没有人真正了解东方的实际情况，在这个意义上，吴运韬的确一手遮天；经济上，只要金超主持工作，他就能够毫无阻碍地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另拿一份工资和奖金，就可以在这里报销宴请游玩的费用——不管员工中有什么样的议论。金超也许会感受到舆论的压力，也许并不愿意把职工的血汗钱白白奉送给吴运韬，但是，面对一个给了他权力的人，他不能够中止这些事情；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也会直接转化为对权力施与者的恐惧，金超做什么样的选择，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
陈怡轻蔑地笑着，就像在看一场戏剧。
吴运韬听到关于他不宜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职务的议论之后，曾经怀疑是不是z部的什么人在对下面施加影响，或者夏昕之类的人和z部建立了某种形式的联系通道。但他最终排除了这种可能——陈怡、夏昕、苏北，都恪守着不超越直接领导的原则，很少接触z部的其他领导，z部其他领导更没有什么人过问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问题。吴运韬继续当这个小小的世界的主宰，继续一手遮天。
吴运韬严厉要求金超巩固和夏昕的合作关系，不要使这种说法进一步放大。然后，他警觉地看着夏昕。
苏北暂时还不在他的视野之内——这是吴运韬和苏北关系最好的时期。
吴运韬谨慎地在廖济舟那里放大了关于金超领导能力不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两年来处于徘徊状态的信息，但是，以不引起他的严重关切为度。这样，他就会让廖济舟说出这样的话：
“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事情，运韬你恐怕还是要多过问一下。你的工作重心先放在东方，总之，发展的势头不能减下来”
廖济舟果然这样说了，并且不仅仅单独对他说，在党组会议上也这样说。
吴运韬只是点头，什么都不说。
夏昕和金超越来越难于沟通，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他那里都不是问题，没有任何对应措施。夏昕很急迫，对陈怡抱怨说：“一个想法，本来是十分，和金超沟通以后，反倒变成了七分，六分，甚至成了零”
陈怡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年底，一年一度的中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聘任工作又要开始了。金超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今年的聘任要快一点儿搞完，工作研讨，也得快一点儿搞，我的意见是这次不搞集中研讨，各部门订出今年计划就可以了，这些工作都要快一点儿结束，然后集中精力准备明年的图书订货会。议论一下吧！”
夏昕看了一眼窗外寒风中摇曳的树枝，决定说一说：“这次研讨，要有一定力度，如果还是像往年那样，起不到激励作用。如果说我们三年前有一定优势的话，那是一种机制上的优势，经过几年发展，和同业相比，我们已经不具备这种优势了，所以，创新机制成为我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我们搞研讨，就是要切切实实地分析一下我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些果断措施，把大家的积极性激发出来，这样，才会有新的发展。”金超脸上出现不耐烦的神色，但是，夏昕不顾这些，仍然把他关于进一步进行改革的一贯主张复述了一遍。“和改革配套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用人机制，二是分配机制，三是三项制度(住房、医疗、养老)改革，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通过这次研讨，要拿出新的东西”
“这不是什么新东西，”金超急躁地打断夏昕“怎么是新东西？我哪年不说在管理机制上下功夫？去年我不是也说过吗？”
“可是并没有制定出任何可以操作的措施。”夏昕轻声争辩说。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次要研讨，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说你说，你说吧。”
夏昕说：“我说完了。”
金超皱着眉头说：“老陈，你也说说吧。”实际上金超知道陈怡的意见。
陈怡和苏北最近都倾向于认为，尽管夏昕的改革设想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比起完全不做改变，仍然不失为一种好的设想。他们私下都对夏昕表示了支持。
陈怡语调平缓地说：“我赞同夏昕的意见，同意他对我们中心状况的分析。我们的确要给大家拿出一些新东西。社会发展很快，人的观念变化也很快，我们得适应这种变化。我同意让大家好好研讨一下。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在交给各个部门研讨之前，我们班子先要有一个思路，班子要先于各部门进行研讨，然后把大原则传达给他们，这样，各部门就好捋出他们的发展思路了”
苏北经常对自己说：“谁都不容易。”生活对任何人都是一个问题。他看到更多的是金超的难处。现在，他对于吴运韬兼职这件事的观点也正在向陈怡和夏昕靠拢。他很少和人议论中心里的事情，发表的看法都以支持金超的工作为度“你的生活在创作上，你应当在这里让灵魂安宁”他在札记里对自己说。
金超感觉到了苏北的姿态，在向吴运韬抱怨别人工作上不配合时，着意说：“现在只有苏北真正从心里支持我的工作”
所以，当苏北说他谈一点意见的时候，金超就很在意，愉快地说：“老苏你说吧！”
“我同意陈怡和夏昕的意见。”苏北声调不高，他尽量把话说得诚恳。“现在，中层干部和员工都希望我们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促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目前，我看有两件事应当做：一是全年工作总结，一是研讨。去年年初，我们制定了一个年增长百分之三十的目标，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当初我们制定的发展目标是否符合实际？我们上了报纸，我们在给z部报的工作计划中也把这一指标鲜明地写了上去，作为这样做的收获之一，我们得到了z部的表扬，得到了社会的赞誉，但是从我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员工的角度，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这次分配奖金，总体上是较去年降低了，尽管我们寅吃卯粮加大了提成比例，仍和员工的期望值有很大距离，员工有一些疑问和不满理所应当。我们可以说是市场情况不好，但这不够。在相同的市场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出版社取得了巨大发展呢？必定还有一些属于我们自身的限制发展的深层次原因。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对员工关心的这些问题有一个交待？我看很有必要。所以我建议班子要先搞一个总结，然后开一个职工大会，诚恳地告诉大家，我们这两年的实际工作状况，我们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增长目标？我们在深层次上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准备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苏北看了看金超，害怕他不能接受这些说法。金超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表情平静，苏北决定再多说几句。
“我看，工作总结可以和研讨结合起来搞。刚才夏昕的话对我很有启发，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印象是夏昕每年都在谈这些问题，但是每年都没有真正形成我们领导班子对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原因？我认为是有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从心理上产生一种需要，认为这些意见有价值，应当拿来充分讨论，把它变成为集体的决定”
金超一直在装着记录苏北的话，但他笔底下写出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文字。他完全没想到苏北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他不爱听这样的话，他觉得苏北、夏昕和陈怡那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苏北不会这样说的让他着恼的是，这一番话无法反驳。
苏北结束了发言——他看出金超心里烦乱了起来。
苏北的话音刚落，大家就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苏北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他认定不对什么事情发表看法，不会被别的什么因素影响，永远不会谈；如果他决定说出看法，他就会顽固地坚持，任何人也不能改变他。
那次让金超很不高兴的会议以后，苏北专门到金超家里去了一次，重新申诉他的想法——他认为他是在支持和帮助金超。但是金超不这样认为，他不认为那些严重削弱他权威的话是在支持他。他在向吴运韬汇报的时候，吴运韬也不认为这些话是对金超工作的支持。
能够想象，苏北和金超的这次谈话会是什么结果。
金超最后的话语是：“老苏，咱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究竟应当听谁的？”
苏北从金超的目光中，明显地看到敌意。
苏北怔怔地看着金超，好像眼前突然冒出来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样。
从金超家里出来，苏北的灵魂就像被什么东西抽打了一样，感觉到惊心动魄的疼痛。
这年秋天，金耀从崤阳到北京来看金超。他事先也没打电话，坐长途汽车到了汽车站才打电话给金超，金超马上到车站来接他。
金超恨不得倾其所有让金耀吃好喝好，带他到颐和园、八达岭、动物园、故宫、北海去游玩，带他到北京有名的酒楼餐馆去吃饭出乎金超预料的是，从来没出过远门的金耀对这一切虽然很新奇，但并没有着迷。对于金耀来说，这个世界固然好，但这不是他的世界，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连对比的可能性都没有，就好比一个人到了美国纽约的曼哈顿，看着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和巨大的财富，不会认为这些东西与他的生活有什么关联一样。金耀连赞叹和欣赏的心情也没有，在昆明湖游艇上，他对金超说的是这样的话：“药材的生意其实不好做，你在药材公司和制药厂没人根本就甭想打进去，你要是打进去，不事先投进去三五万块钱，你就连人都见不上，我又不是那种腰缠万贯的人这些人吃惯了，几千块钱根本不放在眼里你知道我这点钱是怎么赚的吗？我还是走了张柏林的路子，他和县医院的一个副院长打了招呼张柏林这人帮忙是帮忙，他也就是看你的面子，你离他又远，帮忙也有限，再者话说了，我也不能老去麻烦人家，所以归根结底这不是一条好路子哥你要是在咱崤阳县当干部，看咱家过啥日子吧！张柏林有啥？你说有啥？不过是个科级干部，人家在县城北面的崤阳山上——那地界有多美——已经箍起来五孔石窑了！”
金超问金秀和春生咋样？金耀脸上立马舒朗起来，说：“咱秀儿算是摊上了好人家！那春生确确实实是个好后生，又本分又肯下力气，就是他们不离开庙沟，就靠他务育那些果树，日子也错不了”
“怎么？他们离开了庙沟？”
“金秀没打信告诉你？”
“没有啊！”金耀就饶有兴趣地说：“是这，春生的大舅有祖传的做月饼的手艺，改革开放以后就在崤阳县城开了一个点心铺，生意一直不错。尔格老汉年纪大了，想把手艺传给儿子，儿子嫌那事忒麻烦，不愿意干，就把春生和咱金秀叫了去，说让他们把点心铺接下来。春生是个有心人，满心欢喜，就开始跟大舅学手艺，很快就把月饼做得像模像样了，生意很红火。你别看春生表面上木木讷讷的，其实那人心里活泛着哩，不知道狗日的是咋弄的，硬是把点心铺弄成了县委书记的扶贫点儿尔格在崤阳县城，‘春生记月饼’一满红火得不行，说是要扩大门面哩”
金超听了，笑得合不拢嘴。
“那金秀她为啥不告诉我？”
“狗日的挣钱挣疯了。”
兄弟两个笑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