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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对两个贞姬真假难分。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间谍对于朝鲜的渗透和整容术的先进就是韩国的两大特点。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中国人对今天的韩国有了新鲜而又具体的感知，这感知不再是朝鲜电影中的戏剧化脸谱。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1997年它已正式被接纳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通过电视对汉城奥运会的转播，中国人还亲眼看见了韩国的美丽、文明。一个有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美称的发达国家摆在了我们眼前。但是，间谍的暗号和整过容的假“贞姬”有时仍闪现于眼前。
在1994年5月的这个晚上，已是凌晨1点有余，谈话仍在艰难地进行。这时那位高个子洪先生偏又出现了一种异常情况：频繁地、一趟接一趟地去卫生间，这行为仿佛与他那和悦的有教养的谈吐很是不相符。每次从卫生间出来，他都会有些发愁地却又带出几分抱歉地冲我笑笑，好像在说，你看，我也不愿意这样，不过真是没有办法。然而抱歉的笑容未尽，他便又一次冲进卫生间。他头上淌着汗，脸色变得黄白，一手紧捂肚子，弯腰辗转于沙发间，似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这使我心里方生出一种同情，也许这该叫做“恻隐之心”？我想他这是肠胃出了问题，他在拉肚子。我拿出两粒黄连素请他吃掉，告诉他这是中药，吃下去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的。这位洪先生对我拿给他的药倒是没有丝毫的不信任，他立即吃了，虽说还是有点愁眉苦脸，人倒是安静了一些。许多年之后，洪先生成了我父亲的朋友。我们经常拿他那天的拉肚子寻开心，他告诉我说，那天因为急着往石家庄赶，没来得及吃晚饭，只在路边一个小摊子上吃了点东西，接着就开始肚子疼。刚进我家时还强做忍耐，后来就忍不住了。我问他疼到什么程度，他说，唉，这么说吧，我没有生过孩子，我想生孩子也不过如此吧。可惜我疼成那样都没打动你爸爸，我的难忘的石家庄之行啊！
那个晚上，李先生却不顾他洪大哥的痛苦万状，继续说服着我父亲，此刻重要的好像不是洪先生的肠胃，而是我父亲那一身警觉的不能被解除。为此，李先生颇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意志，和一种不顾人脸色的执着。他豪情满怀地一遍又一遍地向父亲描绘亚洲美术馆的前景：该馆将为几位中国艺术家建立个人馆，我父亲就是他们将要为之建个人馆的艺术家之一。这种个人馆的建立必得有足够的藏品，待藏品具一定数量时，便首先在汉城举办画家的个展。由此，这种交往将是长期的。接着，李先生便举出了几位中国画家的名字，说这些画家正准备同他们合作。父亲对这几位画家的名字很注意，因为他们确是当代中国画界颇具实力的画家，有两位还刚刚在北京同父亲见过面，那是周思聪和卢沉先生。父亲愿意把李先生的说法认做是真实的。这时我从旁观察客人，见他们已是口干舌燥，面容憔悴。加之天气闷热，洪先生又开始不断冲向卫生间，更使他们看上去有些狼狈。
事情就这样出现了转机。在客人的请求下，父亲终于拿出了几张画请他们欣赏。李先生差不多是从沙发上弹起来的，他叉开双手十指，不停地对那些画们鼓起掌来。在后来近10年的交往中，李先生常常面对父亲的作品鼓掌，鼓着掌喊着“阿伦达温”（美丽，好看）。这种对沉默着的造型艺术的欣赏方式，实属罕见。
关于那晚事情出现转机的原因，我曾经和洪、李二位先生讨论，是由于二位先生的执着？还是由于那几位中国艺术家的名字的出现？还是由于洪先生的拉肚子呢？这时洪先生总是笑着说，我想你爸爸是不会打发走一个病人的，我又不是装病。
父亲和他们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晚上开始的。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们相互尊重，礼尚往来，连他们的夫人也成了我们家的朋友。另有几位先生及夫人，我在以后的日记里会提及。他们一起探讨亚洲架上绘画的前景，他们一同赴欧洲考察艺术，同行的就有那天晚上他们提到的画家：张立辰、姜宝林、贾浩义诸位。之后他们和父亲又几经在汉城、在北京相会。1998年当他们准备在汉城为我父亲举办个人画展时，亚洲金融危机袭击了韩国，画展不得不推迟。父亲对这样的局面表示充分理解。对方为了表达对此的歉意，他们刻意在自己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邀请父亲和我访问韩国，1998年的5月，在汉城，在济州岛，在雪岳山，他们尽全力给我们以贵宾的礼遇，让我一直难忘。
今年5月2日，在距1994年5月的那个晚上9年之后，父亲的个人画展在汉城举行，韩方再次特别邀请了我。此时韩国的经济已经全面恢复，然而另一种灾难：sars又袭击着中国。就在全世界正为此“警惕”着中国时，令人感动的是对方没有因此取消或再次推迟画展，他们坚持如期举行。
4月29日我陪父亲乘大韩航空公司的ke852次航班从北京飞汉城，开始了40余天的韩国之行，同行的翻译不再是那晚的白小姐，而是另一位名叫姜雪子的小姐。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日记了，但是今年的韩国之行让我又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一些人和事。
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是困难的，就像要真正了解一个人那样。曾经有位作家说过，当你在一个国家住一个星期，你可能会写成一本书；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一个月，你可能会写成一篇文章；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上一年，或许你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意思是知道得越多，越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更多。所以日记在这时大约是个恰当而又取巧的方式：有点自说自话，目的并不是要告诉你韩国和韩国人是怎样的，内容也绝谈不上深刻，我只求真实传达出内心的感受。
写下以上的话，作为这本日记的由来吧。
朝鲜人对两个贞姬真假难分。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间谍对于朝鲜的渗透和整容术的先进就是韩国的两大特点。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中国人对今天的韩国有了新鲜而又具体的感知，这感知不再是朝鲜电影中的戏剧化脸谱。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1997年它已正式被接纳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通过电视对汉城奥运会的转播，中国人还亲眼看见了韩国的美丽、文明。一个有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美称的发达国家摆在了我们眼前。但是，间谍的暗号和整过容的假“贞姬”有时仍闪现于眼前。
在1994年5月的这个晚上，已是凌晨1点有余，谈话仍在艰难地进行。这时那位高个子洪先生偏又出现了一种异常情况：频繁地、一趟接一趟地去卫生间，这行为仿佛与他那和悦的有教养的谈吐很是不相符。每次从卫生间出来，他都会有些发愁地却又带出几分抱歉地冲我笑笑，好像在说，你看，我也不愿意这样，不过真是没有办法。然而抱歉的笑容未尽，他便又一次冲进卫生间。他头上淌着汗，脸色变得黄白，一手紧捂肚子，弯腰辗转于沙发间，似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这使我心里方生出一种同情，也许这该叫做“恻隐之心”？我想他这是肠胃出了问题，他在拉肚子。我拿出两粒黄连素请他吃掉，告诉他这是中药，吃下去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的。这位洪先生对我拿给他的药倒是没有丝毫的不信任，他立即吃了，虽说还是有点愁眉苦脸，人倒是安静了一些。许多年之后，洪先生成了我父亲的朋友。我们经常拿他那天的拉肚子寻开心，他告诉我说，那天因为急着往石家庄赶，没来得及吃晚饭，只在路边一个小摊子上吃了点东西，接着就开始肚子疼。刚进我家时还强做忍耐，后来就忍不住了。我问他疼到什么程度，他说，唉，这么说吧，我没有生过孩子，我想生孩子也不过如此吧。可惜我疼成那样都没打动你爸爸，我的难忘的石家庄之行啊！
那个晚上，李先生却不顾他洪大哥的痛苦万状，继续说服着我父亲，此刻重要的好像不是洪先生的肠胃，而是我父亲那一身警觉的不能被解除。为此，李先生颇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意志，和一种不顾人脸色的执着。他豪情满怀地一遍又一遍地向父亲描绘亚洲美术馆的前景：该馆将为几位中国艺术家建立个人馆，我父亲就是他们将要为之建个人馆的艺术家之一。这种个人馆的建立必得有足够的藏品，待藏品具一定数量时，便首先在汉城举办画家的个展。由此，这种交往将是长期的。接着，李先生便举出了几位中国画家的名字，说这些画家正准备同他们合作。父亲对这几位画家的名字很注意，因为他们确是当代中国画界颇具实力的画家，有两位还刚刚在北京同父亲见过面，那是周思聪和卢沉先生。父亲愿意把李先生的说法认做是真实的。这时我从旁观察客人，见他们已是口干舌燥，面容憔悴。加之天气闷热，洪先生又开始不断冲向卫生间，更使他们看上去有些狼狈。
事情就这样出现了转机。在客人的请求下，父亲终于拿出了几张画请他们欣赏。李先生差不多是从沙发上弹起来的，他叉开双手十指，不停地对那些画们鼓起掌来。在后来近10年的交往中，李先生常常面对父亲的作品鼓掌，鼓着掌喊着“阿伦达温”（美丽，好看）。这种对沉默着的造型艺术的欣赏方式，实属罕见。
关于那晚事情出现转机的原因，我曾经和洪、李二位先生讨论，是由于二位先生的执着？还是由于那几位中国艺术家的名字的出现？还是由于洪先生的拉肚子呢？这时洪先生总是笑着说，我想你爸爸是不会打发走一个病人的，我又不是装病。
父亲和他们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晚上开始的。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们相互尊重，礼尚往来，连他们的夫人也成了我们家的朋友。另有几位先生及夫人，我在以后的日记里会提及。他们一起探讨亚洲架上绘画的前景，他们一同赴欧洲考察艺术，同行的就有那天晚上他们提到的画家：张立辰、姜宝林、贾浩义诸位。之后他们和父亲又几经在汉城、在北京相会。1998年当他们准备在汉城为我父亲举办个人画展时，亚洲金融危机袭击了韩国，画展不得不推迟。父亲对这样的局面表示充分理解。对方为了表达对此的歉意，他们刻意在自己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邀请父亲和我访问韩国，1998年的5月，在汉城，在济州岛，在雪岳山，他们尽全力给我们以贵宾的礼遇，让我一直难忘。
今年5月2日，在距1994年5月的那个晚上9年之后，父亲的个人画展在汉城举行，韩方再次特别邀请了我。此时韩国的经济已经全面恢复，然而另一种灾难：sars又袭击着中国。就在全世界正为此“警惕”着中国时，令人感动的是对方没有因此取消或再次推迟画展，他们坚持如期举行。
4月29日我陪父亲乘大韩航空公司的ke852次航班从北京飞汉城，开始了40余天的韩国之行，同行的翻译不再是那晚的白小姐，而是另一位名叫姜雪子的小姐。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日记了，但是今年的韩国之行让我又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一些人和事。
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是困难的，就像要真正了解一个人那样。曾经有位作家说过，当你在一个国家住一个星期，你可能会写成一本书；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一个月，你可能会写成一篇文章；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上一年，或许你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意思是知道得越多，越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更多。所以日记在这时大约是个恰当而又取巧的方式：有点自说自话，目的并不是要告诉你韩国和韩国人是怎样的，内容也绝谈不上深刻，我只求真实传达出内心的感受。
写下以上的话，作为这本日记的由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