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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品和电影对于这行的描写实在太惟妙惟肖了——穿西装，打领带，戴着古板的软呢帽，这身正统保守的衣着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年长的那位大约有45岁，面部粗糙，表情呆板，另一位和他完全不相称：年轻得多，身材高大硬朗，不是运动员的那种肌肉发达的矫健型，而是一副精瘦的大骨架，外面包着一套守旧的夹里西装，英俊的脸上缺乏经验，看样子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丁。我领他们走进少校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呆了大约30分钟左右，然后出来站在我的办公桌前，年长的那位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就是约翰-墨林吗？”
“我们能否和你在一间单独的房里谈谈？我们已经征得你上司的同意了。”
我站起来，领他们走进一间用作预备役总部夜晚会议室的房问。一进门，他们俩就立刻打开皮夹子，出示了绿色的身份证。年长的那位自我介绍道：“我叫詹姆斯-华勒斯，是联邦调查局的，我的这位同事叫汤姆-汉南。”
汉南对我友好地微微一笑，背诵道：“我们现在向你提出一些问题，但是在取得律师的帮助之前，你不必做出回答。一旦你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利用你的回答来指控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说着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来，他们也相继坐下，一个在我的左边，另一个在我的右边，把我夹在当中。
年老的那个叫华勒斯的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
“不知道。”我早就下定决心，绝对不自觉供出一句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也不说俏皮话，更不要装模作样。也许他们估计到我已猜出他们此行的目的，那又能把我怎么样？
汉南问：“你能否提供一些你个人所掌握的有关弗兰克-埃尔克收受预备役军人贿赂的情况？”
“没有。”我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打定主意不当演员，既不表示吃惊也不献出微笑，反正不做出任何情感的流露，以免引起更多的怀疑或攻击。就让他们以为我在掩护自己的朋友吧，即使我无罪，这样为朋友保持缄默也是人之常情吧！
汉南又问：“你有没有出于某种原因收受过任何预备役军人的贿赂？”
“没有。”我回答得干脆利索。
华勒斯故意非常缓慢地说：“其实这些情况你全知道，你总是在收受了年轻人一定数量的贿赂之后才肯征他们入伍，你很明白是你和弗兰克操纵着那些名单的。如果你否认这些事实，就是有意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撒谎，这就意味着你在犯罪。现在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有没有在收受贿赂或者其他东西后才帮小伙子们入伍？”
“没有。”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汉南突然笑出声来：“我们已经抓住你的朋友弗兰克-埃尔克的尾巴了，我们有证据证明你们是合伙干的，也许在这幢大楼里还有其他民政职员甚至军队官员和你们一起胡作非为，如果你把你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如实向我们交代，将对你大有好处。”
他的这番话里没有提问题，这样我就只需看着他。不发一言。
突然华勒斯用冷冷的声音说；“我们知道你是这种勾当中的罪魁祸首！”他的这句话使我第一次打破了我原定的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对策，哈哈大笑起来。当然笑得很自然，合乎情理，他们不应该因此生气。我看到汉南也忍不住偷偷一笑。
促使我大笑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使用了“罪魁祸首”这个短语，让我第一次感到整个问话过程只不过是一部二流水平的电影而已。我笑的另一个原因是本以为只有稚气未脱的汉南才会提出如此没有水平的问题来，以为年长资深负责这个案子的华勒斯是个有威慑性的人物，结果这些全是想当然。我笑的原因中还有一个就是我完全明白他们已彻底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居然以为是在追查一个组织严密，诡计多端，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兴师动众地从联邦调查局派重击手来这里了。他们没有想到此案只不过是些穷酸的小职员骗取几个铜板来花花而已，他们忘记了或者真的不了解这里是纽约，人人天天都在某种意义上犯法，他们看不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人也是在天天上当受骗。
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大笑得罪了他们，所以盯着华勒斯的眼睛伤感地说：“我情愿自己是个罪魁祸首，而不是现在这么一个可怜兮兮的小职员。”
华勒斯专注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问汉南还有什么问题要向我提出，汉南摇摇头。华勒斯站起来说：“谢谢你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汉南在同一时间也站了起来，我跟着他们站起来，这样三个人就紧挨着站在一块了。我在不知不觉中伸出手来，华勒斯和我握了握手，我也和汉南握了握手，之后大家一起走出会议室，穿过大厅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口。他们和我点点头道别后就向通往大楼出口处的楼梯走去，我则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从容镇定，一点都不紧张。最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主动伸出手来和他们握别，回想起来也许这是为了消除紧张情绪的一种下意识的举动，还有就是可能因为他们既没有羞辱也没有威吓，我，所以我出于感激之情做出了此举。他们很客气很有修养地向我例行公事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事后我才悟出他们实际上对我抱有怜悯之心——一介收入低微的小职员找几个额外的小钱来帮补生计算得了什么！是的，我有罪，但罪行轻得不足挂齿，当然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也会毫不留情地把我投入监狱，好在目前他们没有这份兴趣，我这么个卑微的小人物根本不值得他们发威。“人们竟然为当兵去行贿”这一罪行的本身就够荒谬的了。想到这里，我又笑了，对于一个小人物来说，45000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又被自怜自叹的情绪淹没了。
我一回到办公室，少校就出现在里间办公室的门口向我打手势要我到他那里去。少校的军服上挂满了各类勋章，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随后又参加了朝鲜战争，一眼望去，他胸前起码有20条缓带。
“问话进展如何？”他问我，面带微笑。
我耸耸肩答道：“我认为进展顺利。”
少校摇摇头，好奇地问：“他们告诉我这种活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干的？”他的言行里充满了赞叹。
“我认为全是些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我面不改色地回答“我从来没有见过弗兰克从哪个人手中拿过一笔钱！还不都是那些被重新征入现役的人为了发泄私怨而血口喷人。”
“也许吧，但是在李要塞，他们下令空运100名士兵来纽约面对大陪审团作证，那可就不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了！”他微微笑着看了我好一阵子，又问：“在和德国佬打仗时，你在哪个部队？”
“第四装甲师。”
“你的档案里有获得铜星的记录，虽然功劳不大，但总比没有强。”在他胸前的缓带中，有一颗银星和一颗紫星。
“不过我得到的不是战斗勋章，”我对他说明“我是因冒着炮火把法国平民撤离出去而得到奖励的，我其实从来就没有杀死过一个德国鬼子。”
少校颔首表示理解，并说：“功劳不大，却比那些小子干得强多了。如果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尽管跟我说，好吗？”
“谢谢！”我感激地说。
我站起来正准备离去，少校突然气愤地咕噜道：“那两个杂种居然向我提问题，我叫他们见他妈的鬼去，他们以为我也卷入了这种勾当！”他又甩甩手，提醒我说：“别大意，得留点神！”
做一个业余的罪犯真是得不偿失，就如电影中的杀人犯受到心理折磨一样，我对身边一些事情的极端反应也几近于神经质：每当我家的门铃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响起来时，我都会胆战心惊，总以为是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捉我了，而往往开门后才知道要不就是某个邻居来借东西，要不就是维丽的朋友来串门解闷。在办公室，联邦调查局的人一周来几次，通常还带个年轻人来，很明显，他们是让带来的人认证我的，我估计他们全是那些花钱参加了六个月服役计划的预备兵。有一次，汉南跑来聊天，我下楼到自助餐厅为他和少校买了咖啡和三明治，三个人围在一起边吃边聊，汉南用非常随和的语气有意无意地对我说：“墨林，你是个好人，我真不愿意把你投入监狱，但你得明白，我已经把许多好人投入监狱了。我总是想，这有多可惜，如果他们能为自己想想也就不至于此了。”
少校靠在椅子上观察我的反应，我只是耸耸肩，若无其事地继续吃我的三明治。我的信念是对这类话根本无须理睬，答腔只可能导致一场关于收受贿赂的广泛的讨论，而在这种漫无边际的讨论中，我可能会说出一些有助于调查的事来，所以沉默是金，缄口以对才是上上策。
吃完三明治，我抬头问少校能否再请几天假陪我妻子去购圣诞礼物。办公室要干的事不多，又新来了一个取代弗兰克-埃尔克的平民职员，我不在时，他完全能管好公办室的那摊子事。少校准假，汉南不敢反对。他那番把许多好人投入监狱的言论实在是愚蠢透顶，他的年纪这么轻，怎么都不可能把许多坏人或好人投入监狱。我认定了他是一个毫无经验的新手，而不是一个即将把我投入监狱的人，如果他真的能做到，那我也就很不幸地成为了第一个被他投入监狱的人。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汉南就告辞了。少校带着新的敬意看着我说：“即使他们无法给你定任何罪名，我都建议你找份新的工作。”
维丽从来都极重视圣诞节，平日再拮据，也要买圣诞礼物给父母、孩子们、我以及她的兄弟姐妹。今年圣诞节她手头的钱比以往哪一年的都多，于是为两个男孩买的自行车早已藏在壁橱里等着让他们惊喜，她又给她父亲买了件质量上等的从爱尔兰进口的带钮扣的羊毛衫，给她母亲买了块同样昂贵的带花边的爱尔兰披肩。我不知道她给我买的是什么礼物，她坚持对我保密，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绝对不说将送什么礼物给她。我很自信送给她的这份礼物保证她会中意，那就是用现款买的一只小小的钻石戒指，这是我送给她的第一件货真价实的珠宝。我连结婚的时候也没有给她送过戒指，在共同生活的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两人都不再相信资产阶级的那些废话。十年以来，她已变化不少，而我对她的爱依然如故，我知道钻戒一定会使她开心。
圣诞节的前夜，孩子们帮她装饰圣诞树，我则躲在厨房里写作。维丽对我最近遇到的棘手事一无所知，我不愿意让她的圣诞节蒙上阴影。我为新小说写了好几页之后，就去客厅欣赏圣诞树。
这棵圣诞树漂亮极了，墨绿色的树上点缀着用银色丝带串起来的红色、蓝色和金色相间的小铃铛，树冠的最高处闪烁着一颗硕大的星星。维丽从来不使用灯饰，她喜欢用传统的式样来装点打扮圣诞树。
孩子们都很兴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们哄上床睡觉，但是小家伙们老是忍不住偷偷溜出来。在这一年一度的平安夜里，我们也很乐意原谅他们这些天真可爱的犯规行为。他们终于困了，睡着了。我悄悄走进房去检查他们是否真的进入了梦乡，只见一个个为了迎接圣诞老人的到来，都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睡衣，还梳了头。他们看起来是那么漂亮，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此时此刻，我由衷地感谢维丽，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我回到了厅里，维丽正在愉快地把已经包装好的扎着美丽彩带的圣诞礼物一件一件地堆放在圣诞树下，好像数量很多。我走过去，把送给她的盒子也放在树下。
我装模作样地对她说：“我没有能力送你很多东西，仅是这么一点点，聊表心意。”我知道她连做梦都不可能想到自己得到的是一只真正的钻戒！
她微笑着吻我，没有追问是什么东西，她从不真正关心自己在圣诞节将得到什么礼物，只喜欢为别人，特别是为孩子们，其次是为我和她娘家的父母兄弟姐妹买礼物。这次，孩子们每人都有四五件之多。她还特意为最大的儿子买了一辆他盼望已久的特棒的双轮自行车，我则有点遗憾她买了这辆车，因为作为父亲的我责无旁贷，必须把它安装好，而我对此却一窍不通。
维丽开了瓶酒并做了几块三明治，我把大纸箱打开，取出自行车的不同部件排列在客厅的地板上，又摊开三张图文并茂的安装指南。我看了一眼那莫名其妙的图解，赶快求饶道：“我举手投降！”
“别犯傻了！”维丽说着就盘腿坐在地板上，一边呷酒，一边仔细地研究图解，然后就着手干了起来。在这方面我是白痴一个，只能够跑跑龙套，干些递螺丝刀，找老虎钳，帮她抓紧部件以使她把它们拧在一起之类的下手活。等我们把这部车全部安装完毕，已经快凌晨三点钟了。这时我们也把酒喝光了，得赶快休息一下让紧张到了极点的神经松弛下来，否则孩子们一睡醒就会直奔客厅而来，其实就算现在马上入睡，我们充其量也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要开车到维丽的娘家去参加一整天欢乐热闹的庆祝活动。
“我们上床去睡吧。”我伸了个懒腰建议道。
维丽的身子一歪，躺倒在地板上说：“我就睡在这里了。”
我也在她的身边躺下来，和她一起侧睡着并紧搂在一块。我们两个躺在地板上只觉得既劳累又幸福，朦朦胧胧地沉浸在一种甜蜜的满足中，渐渐步入梦乡。突然，一阵巨大的敲门声把我们吓得跳起来，维丽满面惊讶，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刹时间，由于心中有鬼，我的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一连串骇人的镜头：一定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故意等到圣诞前夜，在我放松警惕之际来突击检查，而且随身带有逮捕证。他们翻出了我藏在家里的15000美元后，准备把我关进监狱，同时又提出：如果我坦白还可以放我一马，让我和妻子过完这个圣诞节，否则就要我在他们面前身败名裂——维丽因为我在她最注重的圣诞节被捕而怨恨我，孩子们惊恐地放声大哭，心灵受到了永久的创伤
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维丽关切地问我哪里不舒服。又一阵强烈的敲门声传来，维丽赶紧走出去开门。我听见她和人交谈的声音，于是自己走去厨房拿药吃。她很快就穿过客厅朝我这里走来，怀里抱着四大瓶牛奶。
“是送牛奶的工人，”她边说边把牛奶放进冰箱“他提早送牛奶来是为了赶在他的孩子们醒来以前回到家。他在门口看见灯光，就敲门祝贺我们圣诞快乐。他可真是个好人！”
我无力地坐在椅子上。维丽放好牛奶，坐到我的大腿上，温柔地抚摸着我说：“我敢打赌你一定以为是哪个疯疯癫癫的邻居或恶棍来敲门，你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她深情地吻着我，劝我上床睡一会儿，于是我们相拥着上了床。造爱后，她在我的耳边悄语：“我爱你！”“我也爱你！”我同样轻轻地说。
躺在黑暗中，我无声地嘲笑自己是西方世界最最没有胆量的一个小毛贼了。
圣诞节过后三天，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我办公室，问我是不是约翰-墨林。我做出答复后，他交给了我一封折叠起来的信，然后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我打开信，上面用古英文的粗体字母印着：
美国地区法院
然后用一般的大写印刷体印着：
纽约南区
再用普通印刷体打印上我的姓名、地址，后面又用大写字母打印道：“祝贺你”
信上写着：“我们命令你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做出拒绝，必须出席由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团体组成的大陪审团听证会。”信中写明了时间与地点，末尾注明：“被指控犯了美国法律的第18条”信里还特别强调如果我拒绝出席，将会被指控为藐视法庭而受到法律的惩罚。
我起码知道了自己所触犯的是“美国法律的第18条”——一条闻所未闻，不知道具体内容的法律。我又将信看了一遍，这回被信的第一个句子吸引住了。作为一个著书者，我很赏识它的语法，制定法典的人一定是从英国的旧法律中照搬过来的，他们从来都能够做到简明扼要，使人绝对不会误解。我把该信再看了一遍：“我们命令你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做出拒绝，必须出席由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团体组成的大陪审团听证会。”
真太精彩了，只有莎士比亚才可能写得出这么精确的句子！
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竟会有这种反常的心态，连我自己也感到好笑。这场官司不管是输是赢，只希望能尽早结束。下班后，我打电话到拉斯维加斯科里的办公室，告诉他过一个星期我必须出席大陪审团听证会的事。他叫我放心，说是第二天就会飞来纽约，届时将在纽约的旅馆住我家里打电话。
学作品和电影对于这行的描写实在太惟妙惟肖了——穿西装，打领带，戴着古板的软呢帽，这身正统保守的衣着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年长的那位大约有45岁，面部粗糙，表情呆板，另一位和他完全不相称：年轻得多，身材高大硬朗，不是运动员的那种肌肉发达的矫健型，而是一副精瘦的大骨架，外面包着一套守旧的夹里西装，英俊的脸上缺乏经验，看样子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丁。我领他们走进少校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呆了大约30分钟左右，然后出来站在我的办公桌前，年长的那位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就是约翰-墨林吗？”
“我们能否和你在一间单独的房里谈谈？我们已经征得你上司的同意了。”
我站起来，领他们走进一间用作预备役总部夜晚会议室的房问。一进门，他们俩就立刻打开皮夹子，出示了绿色的身份证。年长的那位自我介绍道：“我叫詹姆斯-华勒斯，是联邦调查局的，我的这位同事叫汤姆-汉南。”
汉南对我友好地微微一笑，背诵道：“我们现在向你提出一些问题，但是在取得律师的帮助之前，你不必做出回答。一旦你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利用你的回答来指控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说着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来，他们也相继坐下，一个在我的左边，另一个在我的右边，把我夹在当中。
年老的那个叫华勒斯的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
“不知道。”我早就下定决心，绝对不自觉供出一句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也不说俏皮话，更不要装模作样。也许他们估计到我已猜出他们此行的目的，那又能把我怎么样？
汉南问：“你能否提供一些你个人所掌握的有关弗兰克-埃尔克收受预备役军人贿赂的情况？”
“没有。”我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打定主意不当演员，既不表示吃惊也不献出微笑，反正不做出任何情感的流露，以免引起更多的怀疑或攻击。就让他们以为我在掩护自己的朋友吧，即使我无罪，这样为朋友保持缄默也是人之常情吧！
汉南又问：“你有没有出于某种原因收受过任何预备役军人的贿赂？”
“没有。”我回答得干脆利索。
华勒斯故意非常缓慢地说：“其实这些情况你全知道，你总是在收受了年轻人一定数量的贿赂之后才肯征他们入伍，你很明白是你和弗兰克操纵着那些名单的。如果你否认这些事实，就是有意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撒谎，这就意味着你在犯罪。现在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有没有在收受贿赂或者其他东西后才帮小伙子们入伍？”
“没有。”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汉南突然笑出声来：“我们已经抓住你的朋友弗兰克-埃尔克的尾巴了，我们有证据证明你们是合伙干的，也许在这幢大楼里还有其他民政职员甚至军队官员和你们一起胡作非为，如果你把你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如实向我们交代，将对你大有好处。”
他的这番话里没有提问题，这样我就只需看着他。不发一言。
突然华勒斯用冷冷的声音说；“我们知道你是这种勾当中的罪魁祸首！”他的这句话使我第一次打破了我原定的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对策，哈哈大笑起来。当然笑得很自然，合乎情理，他们不应该因此生气。我看到汉南也忍不住偷偷一笑。
促使我大笑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使用了“罪魁祸首”这个短语，让我第一次感到整个问话过程只不过是一部二流水平的电影而已。我笑的另一个原因是本以为只有稚气未脱的汉南才会提出如此没有水平的问题来，以为年长资深负责这个案子的华勒斯是个有威慑性的人物，结果这些全是想当然。我笑的原因中还有一个就是我完全明白他们已彻底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居然以为是在追查一个组织严密，诡计多端，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兴师动众地从联邦调查局派重击手来这里了。他们没有想到此案只不过是些穷酸的小职员骗取几个铜板来花花而已，他们忘记了或者真的不了解这里是纽约，人人天天都在某种意义上犯法，他们看不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人也是在天天上当受骗。
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大笑得罪了他们，所以盯着华勒斯的眼睛伤感地说：“我情愿自己是个罪魁祸首，而不是现在这么一个可怜兮兮的小职员。”
华勒斯专注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问汉南还有什么问题要向我提出，汉南摇摇头。华勒斯站起来说：“谢谢你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汉南在同一时间也站了起来，我跟着他们站起来，这样三个人就紧挨着站在一块了。我在不知不觉中伸出手来，华勒斯和我握了握手，我也和汉南握了握手，之后大家一起走出会议室，穿过大厅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口。他们和我点点头道别后就向通往大楼出口处的楼梯走去，我则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从容镇定，一点都不紧张。最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主动伸出手来和他们握别，回想起来也许这是为了消除紧张情绪的一种下意识的举动，还有就是可能因为他们既没有羞辱也没有威吓，我，所以我出于感激之情做出了此举。他们很客气很有修养地向我例行公事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事后我才悟出他们实际上对我抱有怜悯之心——一介收入低微的小职员找几个额外的小钱来帮补生计算得了什么！是的，我有罪，但罪行轻得不足挂齿，当然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也会毫不留情地把我投入监狱，好在目前他们没有这份兴趣，我这么个卑微的小人物根本不值得他们发威。“人们竟然为当兵去行贿”这一罪行的本身就够荒谬的了。想到这里，我又笑了，对于一个小人物来说，45000美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又被自怜自叹的情绪淹没了。
我一回到办公室，少校就出现在里间办公室的门口向我打手势要我到他那里去。少校的军服上挂满了各类勋章，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随后又参加了朝鲜战争，一眼望去，他胸前起码有20条缓带。
“问话进展如何？”他问我，面带微笑。
我耸耸肩答道：“我认为进展顺利。”
少校摇摇头，好奇地问：“他们告诉我这种活动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干的？”他的言行里充满了赞叹。
“我认为全是些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我面不改色地回答“我从来没有见过弗兰克从哪个人手中拿过一笔钱！还不都是那些被重新征入现役的人为了发泄私怨而血口喷人。”
“也许吧，但是在李要塞，他们下令空运100名士兵来纽约面对大陪审团作证，那可就不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了！”他微微笑着看了我好一阵子，又问：“在和德国佬打仗时，你在哪个部队？”
“第四装甲师。”
“你的档案里有获得铜星的记录，虽然功劳不大，但总比没有强。”在他胸前的缓带中，有一颗银星和一颗紫星。
“不过我得到的不是战斗勋章，”我对他说明“我是因冒着炮火把法国平民撤离出去而得到奖励的，我其实从来就没有杀死过一个德国鬼子。”
少校颔首表示理解，并说：“功劳不大，却比那些小子干得强多了。如果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尽管跟我说，好吗？”
“谢谢！”我感激地说。
我站起来正准备离去，少校突然气愤地咕噜道：“那两个杂种居然向我提问题，我叫他们见他妈的鬼去，他们以为我也卷入了这种勾当！”他又甩甩手，提醒我说：“别大意，得留点神！”
做一个业余的罪犯真是得不偿失，就如电影中的杀人犯受到心理折磨一样，我对身边一些事情的极端反应也几近于神经质：每当我家的门铃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响起来时，我都会胆战心惊，总以为是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捉我了，而往往开门后才知道要不就是某个邻居来借东西，要不就是维丽的朋友来串门解闷。在办公室，联邦调查局的人一周来几次，通常还带个年轻人来，很明显，他们是让带来的人认证我的，我估计他们全是那些花钱参加了六个月服役计划的预备兵。有一次，汉南跑来聊天，我下楼到自助餐厅为他和少校买了咖啡和三明治，三个人围在一起边吃边聊，汉南用非常随和的语气有意无意地对我说：“墨林，你是个好人，我真不愿意把你投入监狱，但你得明白，我已经把许多好人投入监狱了。我总是想，这有多可惜，如果他们能为自己想想也就不至于此了。”
少校靠在椅子上观察我的反应，我只是耸耸肩，若无其事地继续吃我的三明治。我的信念是对这类话根本无须理睬，答腔只可能导致一场关于收受贿赂的广泛的讨论，而在这种漫无边际的讨论中，我可能会说出一些有助于调查的事来，所以沉默是金，缄口以对才是上上策。
吃完三明治，我抬头问少校能否再请几天假陪我妻子去购圣诞礼物。办公室要干的事不多，又新来了一个取代弗兰克-埃尔克的平民职员，我不在时，他完全能管好公办室的那摊子事。少校准假，汉南不敢反对。他那番把许多好人投入监狱的言论实在是愚蠢透顶，他的年纪这么轻，怎么都不可能把许多坏人或好人投入监狱。我认定了他是一个毫无经验的新手，而不是一个即将把我投入监狱的人，如果他真的能做到，那我也就很不幸地成为了第一个被他投入监狱的人。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汉南就告辞了。少校带着新的敬意看着我说：“即使他们无法给你定任何罪名，我都建议你找份新的工作。”
维丽从来都极重视圣诞节，平日再拮据，也要买圣诞礼物给父母、孩子们、我以及她的兄弟姐妹。今年圣诞节她手头的钱比以往哪一年的都多，于是为两个男孩买的自行车早已藏在壁橱里等着让他们惊喜，她又给她父亲买了件质量上等的从爱尔兰进口的带钮扣的羊毛衫，给她母亲买了块同样昂贵的带花边的爱尔兰披肩。我不知道她给我买的是什么礼物，她坚持对我保密，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绝对不说将送什么礼物给她。我很自信送给她的这份礼物保证她会中意，那就是用现款买的一只小小的钻石戒指，这是我送给她的第一件货真价实的珠宝。我连结婚的时候也没有给她送过戒指，在共同生活的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两人都不再相信资产阶级的那些废话。十年以来，她已变化不少，而我对她的爱依然如故，我知道钻戒一定会使她开心。
圣诞节的前夜，孩子们帮她装饰圣诞树，我则躲在厨房里写作。维丽对我最近遇到的棘手事一无所知，我不愿意让她的圣诞节蒙上阴影。我为新小说写了好几页之后，就去客厅欣赏圣诞树。
这棵圣诞树漂亮极了，墨绿色的树上点缀着用银色丝带串起来的红色、蓝色和金色相间的小铃铛，树冠的最高处闪烁着一颗硕大的星星。维丽从来不使用灯饰，她喜欢用传统的式样来装点打扮圣诞树。
孩子们都很兴奋，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们哄上床睡觉，但是小家伙们老是忍不住偷偷溜出来。在这一年一度的平安夜里，我们也很乐意原谅他们这些天真可爱的犯规行为。他们终于困了，睡着了。我悄悄走进房去检查他们是否真的进入了梦乡，只见一个个为了迎接圣诞老人的到来，都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睡衣，还梳了头。他们看起来是那么漂亮，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此时此刻，我由衷地感谢维丽，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我回到了厅里，维丽正在愉快地把已经包装好的扎着美丽彩带的圣诞礼物一件一件地堆放在圣诞树下，好像数量很多。我走过去，把送给她的盒子也放在树下。
我装模作样地对她说：“我没有能力送你很多东西，仅是这么一点点，聊表心意。”我知道她连做梦都不可能想到自己得到的是一只真正的钻戒！
她微笑着吻我，没有追问是什么东西，她从不真正关心自己在圣诞节将得到什么礼物，只喜欢为别人，特别是为孩子们，其次是为我和她娘家的父母兄弟姐妹买礼物。这次，孩子们每人都有四五件之多。她还特意为最大的儿子买了一辆他盼望已久的特棒的双轮自行车，我则有点遗憾她买了这辆车，因为作为父亲的我责无旁贷，必须把它安装好，而我对此却一窍不通。
维丽开了瓶酒并做了几块三明治，我把大纸箱打开，取出自行车的不同部件排列在客厅的地板上，又摊开三张图文并茂的安装指南。我看了一眼那莫名其妙的图解，赶快求饶道：“我举手投降！”
“别犯傻了！”维丽说着就盘腿坐在地板上，一边呷酒，一边仔细地研究图解，然后就着手干了起来。在这方面我是白痴一个，只能够跑跑龙套，干些递螺丝刀，找老虎钳，帮她抓紧部件以使她把它们拧在一起之类的下手活。等我们把这部车全部安装完毕，已经快凌晨三点钟了。这时我们也把酒喝光了，得赶快休息一下让紧张到了极点的神经松弛下来，否则孩子们一睡醒就会直奔客厅而来，其实就算现在马上入睡，我们充其量也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要开车到维丽的娘家去参加一整天欢乐热闹的庆祝活动。
“我们上床去睡吧。”我伸了个懒腰建议道。
维丽的身子一歪，躺倒在地板上说：“我就睡在这里了。”
我也在她的身边躺下来，和她一起侧睡着并紧搂在一块。我们两个躺在地板上只觉得既劳累又幸福，朦朦胧胧地沉浸在一种甜蜜的满足中，渐渐步入梦乡。突然，一阵巨大的敲门声把我们吓得跳起来，维丽满面惊讶，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刹时间，由于心中有鬼，我的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一连串骇人的镜头：一定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故意等到圣诞前夜，在我放松警惕之际来突击检查，而且随身带有逮捕证。他们翻出了我藏在家里的15000美元后，准备把我关进监狱，同时又提出：如果我坦白还可以放我一马，让我和妻子过完这个圣诞节，否则就要我在他们面前身败名裂——维丽因为我在她最注重的圣诞节被捕而怨恨我，孩子们惊恐地放声大哭，心灵受到了永久的创伤
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维丽关切地问我哪里不舒服。又一阵强烈的敲门声传来，维丽赶紧走出去开门。我听见她和人交谈的声音，于是自己走去厨房拿药吃。她很快就穿过客厅朝我这里走来，怀里抱着四大瓶牛奶。
“是送牛奶的工人，”她边说边把牛奶放进冰箱“他提早送牛奶来是为了赶在他的孩子们醒来以前回到家。他在门口看见灯光，就敲门祝贺我们圣诞快乐。他可真是个好人！”
我无力地坐在椅子上。维丽放好牛奶，坐到我的大腿上，温柔地抚摸着我说：“我敢打赌你一定以为是哪个疯疯癫癫的邻居或恶棍来敲门，你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她深情地吻着我，劝我上床睡一会儿，于是我们相拥着上了床。造爱后，她在我的耳边悄语：“我爱你！”“我也爱你！”我同样轻轻地说。
躺在黑暗中，我无声地嘲笑自己是西方世界最最没有胆量的一个小毛贼了。
圣诞节过后三天，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我办公室，问我是不是约翰-墨林。我做出答复后，他交给了我一封折叠起来的信，然后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我打开信，上面用古英文的粗体字母印着：
美国地区法院
然后用一般的大写印刷体印着：
纽约南区
再用普通印刷体打印上我的姓名、地址，后面又用大写字母打印道：“祝贺你”
信上写着：“我们命令你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做出拒绝，必须出席由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团体组成的大陪审团听证会。”信中写明了时间与地点，末尾注明：“被指控犯了美国法律的第18条”信里还特别强调如果我拒绝出席，将会被指控为藐视法庭而受到法律的惩罚。
我起码知道了自己所触犯的是“美国法律的第18条”——一条闻所未闻，不知道具体内容的法律。我又将信看了一遍，这回被信的第一个句子吸引住了。作为一个著书者，我很赏识它的语法，制定法典的人一定是从英国的旧法律中照搬过来的，他们从来都能够做到简明扼要，使人绝对不会误解。我把该信再看了一遍：“我们命令你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做出拒绝，必须出席由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团体组成的大陪审团听证会。”
真太精彩了，只有莎士比亚才可能写得出这么精确的句子！
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竟会有这种反常的心态，连我自己也感到好笑。这场官司不管是输是赢，只希望能尽早结束。下班后，我打电话到拉斯维加斯科里的办公室，告诉他过一个星期我必须出席大陪审团听证会的事。他叫我放心，说是第二天就会飞来纽约，届时将在纽约的旅馆住我家里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