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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跑干什么？”
高展旗坐在桌子上：“死，我也得跟你死在一起！”他呵呵地笑：“想跟你一起死的人大有人在，可谁让我近水楼台呢？”
我推他下去，打开电脑上网搜了一下，知道是四川地震了，先报七点八级，后又修正为八级。
我想了想我的亲人和朋友没有在四川的，就对高展旗说：“是四川地震了，你有没有朋友在四川的，赶紧打个电话问问！”
高展旗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说：“有个高法的哥们！”说着就拨电话，但电话怎么也拨不通，他说：“这事大了，通讯线路断了。”
刚才还没觉得有多严重，常识是白天地震的严重程度相比较夜里要轻一些，因为人在清醒的状态下应付灾害是有应对能力的。现在通信联络断了让我感觉到问题的严重。
一帮人都集中在前台议论纷纷，早已无心工作，我对高展旗说：“我回家了。”
高展旗说：“弄个瓶子倒放着，地震一倒，你就跑，另外买点水放分别放在几个房间里，跑不了也不至于渴死。”他絮絮叨叨地好似一百个不放心，看我提着书包要走了，还不放过我：“要不我和你一起回吧！”
“你赶紧保护你女朋友去吧！”我跑出办公室。
都到家了才接到邹天的电话：“姐，你那边怎么样？感觉到地震了吗？”
“不明显，你那呢？”我知道他在东北出差。
“没感觉！”
“那你注意安全吧！住宾馆，先把安全出口看好了，有什么事儿好逃生。”这还是有一次我听防火宣传时，讲课的老师教给我的安全小常识，因为经常出差住宿酒店，所以记得很牢。
我按高展旗说的买了些水和饼干放在家里，总之有备无患。
打开电视，事态比我想像的严重许多，与震中地区的道路通讯完全切断，政府和军队、人民全部动员起来，特别是医院和抢险队已全部集结，救灾物资也再大批量调运，一切都是匆忙的，人们的脸上全是悲壮。
睡得不好，很早就醒了，还是看电视，知道了受灾最重的是学校，因为通讯中断，电视台开了信号发射车过去，把当地的情况播放出来，画面所见无不是一片废墟。播音员说：“他们的车只能开到这里，因为前面的路已经被坍塌的山石堵住，要等部队上来开路。”
上班的时候郑主任被律师协会叫去开会，我问高展旗他的朋友联系上没有，高展旗说联系是联系上了，但没说两句话，电话就断了。
说明没有死，也没有危险，不错！他在成都，离震中有多远？
我对高展旗说：“下辈子不能当律师了，不是人生必需的职业，你看医生，现在的作用多大，救死扶伤啊！下辈子我要当医生。”
高展旗调侃我：“看不出你还有献身精神！什么血型，咱俩献血去吧，外伤多，肯定需要大量的血。”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吧！
他开着车直奔市中心广场的献血车，没想到人多了去了，排队从广场的这边儿到那边了。高展旗说：“明天早点来吧！”
大家都闷头上网，查看灾区的最新报道，没心情干活，昏昏的一天。到了晚上想着明天早晨高展旗要早早地接我去献血，就早早地躺在床上。
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九点半，吴桐的电话经常在这个时间打过来，这两天他没来电话，肯定是忙吧！那么大的公司，肯定要做些什么，比如有没有帐篷、药品和食品要捐赠，有没有越野车，救护车？今天郑主任从律师协会回来，传达会议精神：坚持正常工作，全力以赴支援灾区。
大家想，我们怎样支援呢，想来想去，每个人捐了一个月的工资。
我很少给吴桐打电话，他的工作场合比较复杂，我打电话刚好他不方便，让他尴尬。
我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这种特殊时期？想来想去还是拨了他的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是：您拨叫的电话不再服务区。
我颓然地放下电话，在北京通信信号基本上覆盖了地下车库和电梯，不在服务区，他在哪儿？
过了大概十分钟我再拨，还是如此，心里忐忑不安。
第二天我们去献血车献了血，献了血后高展旗拉着我去吃鸭血汤，号称马上就要把血补回来，回到办公室郑主任非让我们回家休息，回家也是一个人，也是对着电视看灾区的最新报到，非常惨烈，看着心痛难过，还不如在单位和大家在一起。
没联系上吴桐终究不放心，又拨他的电话，还是不在服务区。我的感觉沮丧不安，给他家打电话，只有留言：“你好，我是吴桐，现在不在家，请留言。”
我说：“我是邹雨，给我打电话！”
还是不甘于这样等待，决定给银河的总联络官小张打电话，我也只有他的电话。
“小张，你好我是邹雨！”
“你好，邹律师！”小张很忙的样子，从电话里听到别的电话在响。
但我决定把我要说的说完：“我找吴桐，但联络不上他！”
明显感觉小张卡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说：“邹律师有什么事，我可以转达吗？”
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堵堵地说不出下一句话，我不知道怎样与小张结束了对话，感觉就是吴桐出事了。
这儿跑干什么？”
高展旗坐在桌子上：“死，我也得跟你死在一起！”他呵呵地笑：“想跟你一起死的人大有人在，可谁让我近水楼台呢？”
我推他下去，打开电脑上网搜了一下，知道是四川地震了，先报七点八级，后又修正为八级。
我想了想我的亲人和朋友没有在四川的，就对高展旗说：“是四川地震了，你有没有朋友在四川的，赶紧打个电话问问！”
高展旗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说：“有个高法的哥们！”说着就拨电话，但电话怎么也拨不通，他说：“这事大了，通讯线路断了。”
刚才还没觉得有多严重，常识是白天地震的严重程度相比较夜里要轻一些，因为人在清醒的状态下应付灾害是有应对能力的。现在通信联络断了让我感觉到问题的严重。
一帮人都集中在前台议论纷纷，早已无心工作，我对高展旗说：“我回家了。”
高展旗说：“弄个瓶子倒放着，地震一倒，你就跑，另外买点水放分别放在几个房间里，跑不了也不至于渴死。”他絮絮叨叨地好似一百个不放心，看我提着书包要走了，还不放过我：“要不我和你一起回吧！”
“你赶紧保护你女朋友去吧！”我跑出办公室。
都到家了才接到邹天的电话：“姐，你那边怎么样？感觉到地震了吗？”
“不明显，你那呢？”我知道他在东北出差。
“没感觉！”
“那你注意安全吧！住宾馆，先把安全出口看好了，有什么事儿好逃生。”这还是有一次我听防火宣传时，讲课的老师教给我的安全小常识，因为经常出差住宿酒店，所以记得很牢。
我按高展旗说的买了些水和饼干放在家里，总之有备无患。
打开电视，事态比我想像的严重许多，与震中地区的道路通讯完全切断，政府和军队、人民全部动员起来，特别是医院和抢险队已全部集结，救灾物资也再大批量调运，一切都是匆忙的，人们的脸上全是悲壮。
睡得不好，很早就醒了，还是看电视，知道了受灾最重的是学校，因为通讯中断，电视台开了信号发射车过去，把当地的情况播放出来，画面所见无不是一片废墟。播音员说：“他们的车只能开到这里，因为前面的路已经被坍塌的山石堵住，要等部队上来开路。”
上班的时候郑主任被律师协会叫去开会，我问高展旗他的朋友联系上没有，高展旗说联系是联系上了，但没说两句话，电话就断了。
说明没有死，也没有危险，不错！他在成都，离震中有多远？
我对高展旗说：“下辈子不能当律师了，不是人生必需的职业，你看医生，现在的作用多大，救死扶伤啊！下辈子我要当医生。”
高展旗调侃我：“看不出你还有献身精神！什么血型，咱俩献血去吧，外伤多，肯定需要大量的血。”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吧！
他开着车直奔市中心广场的献血车，没想到人多了去了，排队从广场的这边儿到那边了。高展旗说：“明天早点来吧！”
大家都闷头上网，查看灾区的最新报道，没心情干活，昏昏的一天。到了晚上想着明天早晨高展旗要早早地接我去献血，就早早地躺在床上。
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九点半，吴桐的电话经常在这个时间打过来，这两天他没来电话，肯定是忙吧！那么大的公司，肯定要做些什么，比如有没有帐篷、药品和食品要捐赠，有没有越野车，救护车？今天郑主任从律师协会回来，传达会议精神：坚持正常工作，全力以赴支援灾区。
大家想，我们怎样支援呢，想来想去，每个人捐了一个月的工资。
我很少给吴桐打电话，他的工作场合比较复杂，我打电话刚好他不方便，让他尴尬。
我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这种特殊时期？想来想去还是拨了他的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是：您拨叫的电话不再服务区。
我颓然地放下电话，在北京通信信号基本上覆盖了地下车库和电梯，不在服务区，他在哪儿？
过了大概十分钟我再拨，还是如此，心里忐忑不安。
第二天我们去献血车献了血，献了血后高展旗拉着我去吃鸭血汤，号称马上就要把血补回来，回到办公室郑主任非让我们回家休息，回家也是一个人，也是对着电视看灾区的最新报到，非常惨烈，看着心痛难过，还不如在单位和大家在一起。
没联系上吴桐终究不放心，又拨他的电话，还是不在服务区。我的感觉沮丧不安，给他家打电话，只有留言：“你好，我是吴桐，现在不在家，请留言。”
我说：“我是邹雨，给我打电话！”
还是不甘于这样等待，决定给银河的总联络官小张打电话，我也只有他的电话。
“小张，你好我是邹雨！”
“你好，邹律师！”小张很忙的样子，从电话里听到别的电话在响。
但我决定把我要说的说完：“我找吴桐，但联络不上他！”
明显感觉小张卡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说：“邹律师有什么事，我可以转达吗？”
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堵堵地说不出下一句话，我不知道怎样与小张结束了对话，感觉就是吴桐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