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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寺之变
这年小满的前三天，一场严峻的考验降在了我头上。昨儿是程颢、程颐父亲程的生日，白天村子一如往日，入夜村子里也风平浪静，我依旧从地道往水渠里挑了将近20担土，然天将亮时，红梅和程庆林就一道闪电把我从床上叫醒了。“翻天啦，他妈的翻了大天啦！昨夜有人在程寺门前烧纸、烧香祭祖哩。”程庆林冲到我床前叫叫嚷嚷道。“这是公然用封建迷信活动和我们无产阶级对抗呢。”红梅给我递着刚脱掉又要穿的衣裳说“不刹住这股歪风就树不起我们革委会的绝对权威来！”我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此事若放任不管，它不仅将成为以我为中心的新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佐证，而且有一天会成为“新红色革命根据地”是个“迷信部落”的有力证据。果真那样，受影响的不仅是程岗的革命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我高爱军的政治生命和前程。啥儿也没说，我立马穿上衣裳，和红梅、庆林三脚两步到了程寺前；果然看见程寺大门口有30几堆烧过的纸灰和焚过的香根。一讯问，原来程天民去县城参加啥儿会议啦，程寺大门从外紧紧地锁上了，这些焚香的人进不了程寺就在寺前烧纸焚香了。看着那一排排的灰烬和被夜露潮湿的香根，我想我昨夜咋就没有发现这些呢？那么，这些烧香的人有没有发现我？我必须找到这些烧香的人。让庆林叫来几个民兵守着现场，我和红梅去镇政府找到了正起床洗脸的王镇长，请求王镇长调动派出所的同志帮我们立案侦破，可没想到王镇长听了我们的汇报，把毛巾在脸盆里不慌不忙揉搓着说：“我看你们村头那十几亩地该浇水了吧。”我和红梅都有些尴尬了，那样儿仿佛不是我们在革命，而是我们闲暇无事，拿革命当儿戏在小题大做哩。“我们今儿就组织人马去浇地，”我说“王镇长，这时候还有人敢焚香祭祖，这可比浇地增产的事情大。”王镇长扭头望着我和夏红梅，毛巾在脸上僵一会，他说：“高爱军，你不知道我是转业军人吧？我在部队时是营长，现在是书记兼镇长，夏红梅没有当过兵不知道，可你总得知道下级对上级说话时该是啥样儿。”我说：“王镇长，革命没有贵贱之分。下级应该服从上级、尊重上级，可上级更应该服从真理、尊重真理。”王镇长把他的毛巾甩在了脸盆里。脸盆里的脏水溅在了我和红梅的身上和脚上。“真理就是你们的地不浇要减产，减产了百姓就要饿肚子，饿着肚子就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他这样吼着叫着时，脸上憋了一层血，把他的脸涨成了乌紫色。我想对他说，不是饿着肚子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而是因为饿了肚子，都才跟党走，都才跟党干革命。这是被革命历史实践过的，颠扑不破的经验和真理。可这些话我还未及说出口，王镇长却拉开抽屉，取出几页复写在横格信纸上的材料扔在了我身上。我和红梅将那材料抖开一看，竟是我们送到县上和两级报社的那分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我和红梅呆住了。他说：“拿走吧，你们要砸了程寺，你们就砸了程岗大队人的心，我看你们失掉多助以后还如何干工作、当干部、搞革命。”我和红梅从镇政府出来了。我们决定要给王镇长一些颜色看一看。镇政府的大门外有一片砖铺地，砖地四周栽有泡桐树。砖缝中长有细碎的杂草和虫儿。立在那块砖地上，我和红梅的脸色都有些僵黄色。她拿着那份关系着程寺和我们前途命运的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的材料望着我，说：“咋会落到王振海的手里呢？”我说：“这证明至上而下，党的内部有一条黑线，没有黑线这材料就落不到王镇长的手里边。”红梅脸上的僵黄有些淡淡惨白了，仿佛残忍的敌人已经持枪立在我们面前了。“咋办？”她说：“我们不能让王振海牵着鼻子走。”我们当然不能让王镇长牵着鼻子走，就像中国不能让赫鲁晓夫牵着鼻子一样，我们怎么能让区区的书记、镇长牵着鼻子呢？望着砖地外的桐树林，从树叶的缝中看见从东山挤出的日头如喷将出来的血，哗哗啦啦便把东山脉和半个世界染红了，把世界和宇宙照亮了。我听到那日出的声音如血管炸裂般有喑哑的呯呯声，看见面前的一棵桐树上吊着一个虫包从半空落下来，啪地一响，那虫就退回包儿了。就在这时，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和开悟，有一股力量从日出的血红中向我输来了，于是，从落下的虫包那儿给我开启了一道革命则生，革命则胜，不革命则败，不革命则死的真理之门。我望着红梅的脸，看见她的眼中有先前曾经有过的惘然和忧愁。我说：“操她妈的，镇长算个，当过营长算个。”她说：“你敢和他对着干？”我说：“不对着干我们的出路在哪儿？”反问了一句，默了一阵，盯着红梅无耻地欣赏一阵子，我又突然道：“红梅，你最近想我吗，想那事儿吗？”她朝别处瞟一眼，扭过脸来嗯一下，说：“爱军，桂枝不在了，只要你想我，啥时我都愿给你，只要安全，哪儿都行。”我拉起红梅的手，在镇政府涂满红漆的大门前，在从泡桐树的圆叶间斜射过来的斑驳的日光中，我不顾一切，胆大妄为，如猪似狗、像马似牛地把她的手从我的裤缝塞进了我的两腿间，当她柔软的手指触到我无耻的坚硬时，我两个立马全都浑身颤栗，触电般各自朝后退了一步，同时把头扭向两侧惊慌地打量着。有一个程姓的老人提一个水桶从家里走出来，去程后街的井上打水了。我们扭回头来彼此相望着。她说：“爱军，今儿黄昏我在十三里河滩上等着你。”我盯着她半白的脸，像看一张一丝不挂的裸画儿。她说：“你不想那事了？”我说：“想，往死里想。以后我们每成功一次革命，就疯一次那事儿。以那事儿来庆贺，那时候有一次那事比日常的十次、百次都快活。”（她像我盯她样盯着我，不知她是盯着我的嘴，还是盯着我的鼻尖儿，我也是像望着一张裸画吗？）我说：“今天我们就领着群众冲进程寺里，我们不砸程寺的房，我们把二程的著作全烧掉，看他王振海敢把我们咋样儿，然后你我就到河滩上，疯一次那事来庆贺。”我们就是在对那事儿的饥寒交迫中决定发动一次冲击程寺之战的。我们有牌坊之战的失败作为成功之母，就坚信程寺之战的必然胜利。因为在这个初夏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夺取了程岗的领导权，积累了许多革命中的经验和教训。我已经十二分地清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深刻和奥秘；已经十二分地明白，革命如同于战争。革命就是战争。既然战争只能靠战争来消灭，革命只能靠革命来成功，那么我们为啥不以革命战争的经验与理论来指导现时的革命呢？我们为何不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呢？我们当然要以革命的形式发动战争，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我们当然要冲进程寺，烧了二程全书、二程画像和藏经楼上所有的四书五经、发黄的脆纸、程家的家谱，寺庙的财产登记簿和所有过去程氏中的文化典籍和资料。那些用牛皮细线装订的长条册书，那些装进布盆的有股霉味的经卷，那些画在巨幅纸张上、留着长胡子的祖像，那些被当成夫子、学问家的神们，虽然很少有人去翻看摆弄他们的著述，可说起来程岗大队的程姓人（主要是中老年）不都对它们敬敬畏畏吗？他们不都是以此为荣吗？他们不都是把这些当成了程寺的灵魂吗？在革命中，程寺得到了王振海空前的庇护，王镇长和程寺是啥儿关系呢？同老镇长程天民仅仅是两代程岗人领导的关系吗？他们有啥儿不可告人的秘密使他王镇长竟敢把浇地看得比封建迷信更为重要呢？我和红梅朝程寺走回去。程庆林和几个手持红白木棍的民兵迎着我和红梅跑过来，邀功请赏似的气喘吁吁说：“高支书，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抓住了几个烧香的人。”我和红梅立在了程后街中的碾盘前。“都是谁？”“全是外乡程家的后人。”民兵营长说“我料到我们程岗的革命这样热火朝天，程岗人没谁敢往这刀尖上撞，去搜了几家，果然就搜出了几个外乡程姓人。”红梅说：“为了敲响警钟，杀一儆百，外乡人应该让他们游游街，让他们明白程岗大队的形势一片大好，如火如荼，谁都别想往程岗革命的脸上泼脏水、拉屎尿。”庆林说：“现在我就去准备绳和高帽子。”民兵营长程庆林说完就要转身领着民兵往程中街的大队部里走，我一把将他拦住了。“在这儿我们就算开了一个支部会。”我说着朝路边靠了靠，把一条腿蹬在一个碾盘上，他们也都朝我更近的围过来。“让这些人游街，就得罪了这些人的亲戚”我说：“这些人都是程家后裔，所有的程姓人都以为我们会拿他们开刀、批斗，可我们偏偏要欲擒故纵，放了他们，这样就取得了所有那些原来亲近老班子的程姓人的谅解和支持。这时候不要说我们烧了藏经楼上的书，就是果真砸了程寺，程姓人也不会像上次我们砸牌坊时那样阻拦我们了。”我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用过心理战，现在我们也要运用心理战。我们的目的是团结群众，烧掉藏经楼的典籍（程寺之魂），为下一步夺取镇党委的政权打基础。”民兵营长说：“白白放了他们？”我说：“放了。全放了。”红梅说：“我同意。爱军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不愧是我们班子中的领导核心。”（我的心肝我的肉，我的爱情我的魂。）最先理解我的总是夏红梅，爱情使我们在革命中更加的心有灵犀。（青纱帐举红缨一望无际/下岗来修地道敢把山移/爱情的汁水浇灌着耙耧的土地/革命的种子开花结果定有期/共产党是亲娘将我养育/夏红梅高爱军红心相依/立志做一个中华儿女/树雄心高举起战斗大旗。）
2程寺之战
放走那些在程寺前焚香的外村程姓人，在程岗大队取得了意料之中的良好效果。放人就在日出三竿的程寺前，一杆一杆的日光普照在祖国的大地上、山脉上和村落里。程寺前的空地上、石头上、墙角下，那时候人山人海，堆满了没有洗脸的社员和群众，他们刚从床上爬起来听说有人在程寺门前焚香时，脸上都惊吓一层半污的惨白，如一块块脏布上结了霜。不消说，谁都知道一场非同小可的事件即将发生了。这当儿，我看见我丈人程天青仍然穿着那个露着棉花的旧棉被，头上顶着几根草，怯怯地立在寺门口，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和红梅在麦垛下被他发现的那一幕，于是我狠狠地朝他冷一眼，他便躲到寺门东的人群里了。程寺大门仍然严闭着，有一股古色古香的潮味从大院的门缝涌出来，像穿堂风样吹在人群中。我朝程寺大门前边走过去，人群立马给我让开了一条道。社员群众们都眼巴巴地望着我，等着我对焚香事件的评断和宣判。我一只脚站到寺前石狮子那又方又大的底座的一角上，一只脚蹬在那座狮子的后腿上，左手卡在腰间里，右手按在石狮子的头顶上，看见所有投向我的目光都软软弱弱，绵绵缠缠。我知道这当儿我不能立马开口说话儿。我就那么立在狮座上，目光半冷半热，热中透冷，冷里含温地望着寺前密密麻麻的程岗人，望着归我领导了的人民和群众，归我指派的百姓和臣民。我看见我的沉默中，社员们的心跳声如雨夹雪一样落下来。看见站在前排革命骨干分子们的脸上都坚定了一层冰青色，基干民兵手里三尺长的红白木棍（特制而成，他们总是如枪一样带在身上。那是他们的第二生命）半斜着提在手中，在东升的旭日中闪着新涂的漆光，那些站在骨干和民兵身后的社员们，脸上则呈现出一种死灰色。我不知道我的目光那时候有多冷，也看不见我的目光有多杂。我只看见那些人只要和我的目光一对峙，他们的眼皮就枯草一样卷耷下去了，目光咣的一下子塌下了，头像烈日中的草样勾下去。这当儿，这一瞬，这一点儿时间里，我忽然明白，在乡村的革命中，在乡村的战争、战斗中，有时候原是不用刀枪和语言，不用文斗或武斗，仅仅用目光就能征服那些百姓和臣民。我把目光从他们头上杀过去，从他们脸上扫过去，从他们的衣裳和腿上、脚上荡过去，然后，在这沉默中，我轻轻咳一下，像暴雨前要刮一阵冷风样把我低哑、冷硬的干咳，送刀送针样送到每个人的心里去。之后，我咳了一下，又哼了一声，清清嗓子，大声地对我的百姓们说：“今天，我们程岗大队社员们全都看到了———这个新的红色延安非常不幸地发生了骇人的焚香祭祖事件。这样的事件是啥性质？是典型的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后台的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典型、又最最反动的一起反革命事件，抓起来不关进监狱也要打断脚”我说：“可我高爱军决不做那样六亲不认的事。我高爱军虽然不姓程，可我是两千六百口程姓人的村支书。我既是程岗大队的支书，又是坚定的革命者；我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咱们程岗程姓人的领头羊。按照革命的原则，我应该把所有参加焚香事件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捆起来，关起来，送到班房里，最起码也让所有的人都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可我不这样。我知道我不这样做将会成为某些人有一天整我黑材料的有力罪证。但是，为了程岗，为了咱们程姓人（咱们程姓人？）我甘愿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甘愿为某一天有些人反对我时留下把柄和罪证，对昨儿夜里的焚香祭祖事件既往不咎，既不上街游斗，更不上交公安；而且还要把已经抓住的人立马放掉。现在就放掉！”（所有人的眼睛都突然瞪大了。红梅的脸上是一层秘而不宣的粉淡淡的光，庆林的脸上是一层几分扫兴，泄气的暗灰色。然在社员群众那儿，所有的程姓人，在我的目光下，脸上都显出了一片温暖的明亮和亲近。我该直奔主题了。）我说：“社员们，群众们，父老乡亲们，焚香祭祖往大处说是内外勾结的一起反革命事件，可往小处说，它至少也是封建迷信活动，是腐朽没落阶级灵魂的死灰复燃。程颐、程颢是咱们程岗人的祖先不错，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经卷一朝心，现在是新社会，是文化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你们咋能执迷不悟来烧香磕头哩？昏头啊！你们昏头啊！你们昏头这让我怎么去说呢？我只能说我不怪你们，不怪父老乡亲，不怪叔婶哥嫂，不怪爷爷奶奶，不怪任何一个社员群众，只怪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寺庙，给我们留下的那些藏经楼上的散发着封建资产阶级腐臭的经书和字画。我高爱军再三想过了，党支部也研究过了，放了焚香祭祖的乡亲们我们如何向上级交待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放了人，砸了这寺庙，可砸了这寺庙你们不心疼，我高爱军也还心疼哩。它是明朝盖的老房啊，是我们程姓人的脸面啊，是我们程岗大队的象征啊。咋办呢？思前想后，想后思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烧了藏经楼上的书，烧了那里的字和画，烧了那里的零碎杂乱，既保全了咱们烧香磕头的人和寺庙，又可以向上头交待说我们把寺庙的灵魂烧掉了，我们从心脏革命了，留下的程寺仅是躯体和死壳。”我看了一眼红梅和程姓的人。他们沉默着望着我，也望着红梅和庆林。红梅大声地说：“要不烧了那些书籍就得把抓到的人送到县公安局里去。”人群中有了活动和叽喳的议论声。程庆林向前走一步，扭回头瞪着他的同族们：“烧不烧那些书籍只是高支书的一句话，高支书征求大家意见是他敬着大伙儿，可谁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最后不得不把几十个人送进公安局，结果寺和书又没能留下来，那当儿鸡飞蛋打可没有后悔药。”我唤：“是不是不想让烧那些书籍，是不是？”有人回答了。回答的声音来自人群的最中间，像一声雷样炸开来。“想！———烧了吧，留着那东西干啥呀！”有了一个回应，人群中就哄然唤叫起来了：“烧！现在就烧。”“只要保住人，就把那东西烧得一点都不剩”我的人民的心就这样在我的呼唤下向我靠拢了，就这样的被我又一次发动起来了。人群中的唤声如暴风骤雨，随着那高昂一致的唤叫声，那些躲在后边的程姓人朝前挤过来。朝我挤过来，我便率着激越的人们朝程寺大门涌过去。我亲自动手把程寺大门摘掉了。这季节正是临着盛夏的酷热时，已近村头的日光开始散发着它滚热的光。寺门大开后，院里清新的潮味扑面而来后，群众们都跟在我身后涌进了前节大院里。不消说，有人十年、二十年甚或一生都没有机会走进这院里的藏经楼上看一看，今儿终于时机来到了，革命把时机恩赐给他们了，他们就紧随其后，前脚踩着后脚走进了这个神秘的寺庙里，加入了捣毁封建残余的战斗行列里。我到了中节院。中节院里左右相对的“和风甘雨”和“烈日秋霜”两厢房被正浓的葡萄架遮蔽了。光绪27年（1901年）10月，德宗帝和慈禧太后由西安返回北京路过九都游龙门时，分别为二程写的“伊洛渊源”、“希踪颜孟”两块匾原是分挂在“和风甘雨”和“烈日秋霜”两厢门额的，这时候也都被葡萄树的叶子遮没了。院子里碗粗的四棵几十年前栽下的葡萄树，未熟的小葡萄一串挨着一串吊挂着，低矮的就碰在人头上。它茂旺的根须把中节院的方砖地面顶得鼓鼓凸凸，使这程寺越发地显出它的古朴和幽静。人们从前节大院往中节院里涌进时，中节大院的幽静把人们的杂乱压住了，镇住了。铁丝和竹竿打成的葡萄架下蕴存的爽人的寒凉一下使人们哑然了，静默消息了。（这多少让不知内情的人明白程天民为啥要住进程寺里———仙人的去处哟。）我这样想着时，脚步已经穿过八丈深的葡萄院，到了迎面而立的藏经楼。那藏经楼为上下两层，砖木结构，长短五间。第一层的屋子里，中间是通往后节院的过道，两边的堆了过时的杂物和用具，摆放最多的是积年的灰尘和草席。就在中间过道房和二层楼的相接处，由“二程”的弟子朱熹亲笔书写的“藏经楼”三个金匾大字悬挂着（另一种说法是“二程”弟子杨时所书写，史中无记，也无人去考，程姓人这样自传自说），使那藏经楼在中节院显出了它的地位和显赫。我和红梅们也在楼下站住了。社员群众都在那楼下站住了。村人们也都站住了。让几个民兵站在楼门口，让程岗大队的领导干部朝上望一眼，都跟着我登上了二层藏经楼。楼梯在入... -->>
1程寺之变
这年小满的前三天，一场严峻的考验降在了我头上。昨儿是程颢、程颐父亲程的生日，白天村子一如往日，入夜村子里也风平浪静，我依旧从地道往水渠里挑了将近20担土，然天将亮时，红梅和程庆林就一道闪电把我从床上叫醒了。“翻天啦，他妈的翻了大天啦！昨夜有人在程寺门前烧纸、烧香祭祖哩。”程庆林冲到我床前叫叫嚷嚷道。“这是公然用封建迷信活动和我们无产阶级对抗呢。”红梅给我递着刚脱掉又要穿的衣裳说“不刹住这股歪风就树不起我们革委会的绝对权威来！”我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此事若放任不管，它不仅将成为以我为中心的新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佐证，而且有一天会成为“新红色革命根据地”是个“迷信部落”的有力证据。果真那样，受影响的不仅是程岗的革命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我高爱军的政治生命和前程。啥儿也没说，我立马穿上衣裳，和红梅、庆林三脚两步到了程寺前；果然看见程寺大门口有30几堆烧过的纸灰和焚过的香根。一讯问，原来程天民去县城参加啥儿会议啦，程寺大门从外紧紧地锁上了，这些焚香的人进不了程寺就在寺前烧纸焚香了。看着那一排排的灰烬和被夜露潮湿的香根，我想我昨夜咋就没有发现这些呢？那么，这些烧香的人有没有发现我？我必须找到这些烧香的人。让庆林叫来几个民兵守着现场，我和红梅去镇政府找到了正起床洗脸的王镇长，请求王镇长调动派出所的同志帮我们立案侦破，可没想到王镇长听了我们的汇报，把毛巾在脸盆里不慌不忙揉搓着说：“我看你们村头那十几亩地该浇水了吧。”我和红梅都有些尴尬了，那样儿仿佛不是我们在革命，而是我们闲暇无事，拿革命当儿戏在小题大做哩。“我们今儿就组织人马去浇地，”我说“王镇长，这时候还有人敢焚香祭祖，这可比浇地增产的事情大。”王镇长扭头望着我和夏红梅，毛巾在脸上僵一会，他说：“高爱军，你不知道我是转业军人吧？我在部队时是营长，现在是书记兼镇长，夏红梅没有当过兵不知道，可你总得知道下级对上级说话时该是啥样儿。”我说：“王镇长，革命没有贵贱之分。下级应该服从上级、尊重上级，可上级更应该服从真理、尊重真理。”王镇长把他的毛巾甩在了脸盆里。脸盆里的脏水溅在了我和红梅的身上和脚上。“真理就是你们的地不浇要减产，减产了百姓就要饿肚子，饿着肚子就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他这样吼着叫着时，脸上憋了一层血，把他的脸涨成了乌紫色。我想对他说，不是饿着肚子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而是因为饿了肚子，都才跟党走，都才跟党干革命。这是被革命历史实践过的，颠扑不破的经验和真理。可这些话我还未及说出口，王镇长却拉开抽屉，取出几页复写在横格信纸上的材料扔在了我身上。我和红梅将那材料抖开一看，竟是我们送到县上和两级报社的那分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我和红梅呆住了。他说：“拿走吧，你们要砸了程寺，你们就砸了程岗大队人的心，我看你们失掉多助以后还如何干工作、当干部、搞革命。”我和红梅从镇政府出来了。我们决定要给王镇长一些颜色看一看。镇政府的大门外有一片砖铺地，砖地四周栽有泡桐树。砖缝中长有细碎的杂草和虫儿。立在那块砖地上，我和红梅的脸色都有些僵黄色。她拿着那份关系着程寺和我们前途命运的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的材料望着我，说：“咋会落到王振海的手里呢？”我说：“这证明至上而下，党的内部有一条黑线，没有黑线这材料就落不到王镇长的手里边。”红梅脸上的僵黄有些淡淡惨白了，仿佛残忍的敌人已经持枪立在我们面前了。“咋办？”她说：“我们不能让王振海牵着鼻子走。”我们当然不能让王镇长牵着鼻子走，就像中国不能让赫鲁晓夫牵着鼻子一样，我们怎么能让区区的书记、镇长牵着鼻子呢？望着砖地外的桐树林，从树叶的缝中看见从东山挤出的日头如喷将出来的血，哗哗啦啦便把东山脉和半个世界染红了，把世界和宇宙照亮了。我听到那日出的声音如血管炸裂般有喑哑的呯呯声，看见面前的一棵桐树上吊着一个虫包从半空落下来，啪地一响，那虫就退回包儿了。就在这时，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和开悟，有一股力量从日出的血红中向我输来了，于是，从落下的虫包那儿给我开启了一道革命则生，革命则胜，不革命则败，不革命则死的真理之门。我望着红梅的脸，看见她的眼中有先前曾经有过的惘然和忧愁。我说：“操她妈的，镇长算个，当过营长算个。”她说：“你敢和他对着干？”我说：“不对着干我们的出路在哪儿？”反问了一句，默了一阵，盯着红梅无耻地欣赏一阵子，我又突然道：“红梅，你最近想我吗，想那事儿吗？”她朝别处瞟一眼，扭过脸来嗯一下，说：“爱军，桂枝不在了，只要你想我，啥时我都愿给你，只要安全，哪儿都行。”我拉起红梅的手，在镇政府涂满红漆的大门前，在从泡桐树的圆叶间斜射过来的斑驳的日光中，我不顾一切，胆大妄为，如猪似狗、像马似牛地把她的手从我的裤缝塞进了我的两腿间，当她柔软的手指触到我无耻的坚硬时，我两个立马全都浑身颤栗，触电般各自朝后退了一步，同时把头扭向两侧惊慌地打量着。有一个程姓的老人提一个水桶从家里走出来，去程后街的井上打水了。我们扭回头来彼此相望着。她说：“爱军，今儿黄昏我在十三里河滩上等着你。”我盯着她半白的脸，像看一张一丝不挂的裸画儿。她说：“你不想那事了？”我说：“想，往死里想。以后我们每成功一次革命，就疯一次那事儿。以那事儿来庆贺，那时候有一次那事比日常的十次、百次都快活。”（她像我盯她样盯着我，不知她是盯着我的嘴，还是盯着我的鼻尖儿，我也是像望着一张裸画吗？）我说：“今天我们就领着群众冲进程寺里，我们不砸程寺的房，我们把二程的著作全烧掉，看他王振海敢把我们咋样儿，然后你我就到河滩上，疯一次那事来庆贺。”我们就是在对那事儿的饥寒交迫中决定发动一次冲击程寺之战的。我们有牌坊之战的失败作为成功之母，就坚信程寺之战的必然胜利。因为在这个初夏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夺取了程岗的领导权，积累了许多革命中的经验和教训。我已经十二分地清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深刻和奥秘；已经十二分地明白，革命如同于战争。革命就是战争。既然战争只能靠战争来消灭，革命只能靠革命来成功，那么我们为啥不以革命战争的经验与理论来指导现时的革命呢？我们为何不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呢？我们当然要以革命的形式发动战争，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我们当然要冲进程寺，烧了二程全书、二程画像和藏经楼上所有的四书五经、发黄的脆纸、程家的家谱，寺庙的财产登记簿和所有过去程氏中的文化典籍和资料。那些用牛皮细线装订的长条册书，那些装进布盆的有股霉味的经卷，那些画在巨幅纸张上、留着长胡子的祖像，那些被当成夫子、学问家的神们，虽然很少有人去翻看摆弄他们的著述，可说起来程岗大队的程姓人（主要是中老年）不都对它们敬敬畏畏吗？他们不都是以此为荣吗？他们不都是把这些当成了程寺的灵魂吗？在革命中，程寺得到了王振海空前的庇护，王镇长和程寺是啥儿关系呢？同老镇长程天民仅仅是两代程岗人领导的关系吗？他们有啥儿不可告人的秘密使他王镇长竟敢把浇地看得比封建迷信更为重要呢？我和红梅朝程寺走回去。程庆林和几个手持红白木棍的民兵迎着我和红梅跑过来，邀功请赏似的气喘吁吁说：“高支书，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抓住了几个烧香的人。”我和红梅立在了程后街中的碾盘前。“都是谁？”“全是外乡程家的后人。”民兵营长说“我料到我们程岗的革命这样热火朝天，程岗人没谁敢往这刀尖上撞，去搜了几家，果然就搜出了几个外乡程姓人。”红梅说：“为了敲响警钟，杀一儆百，外乡人应该让他们游游街，让他们明白程岗大队的形势一片大好，如火如荼，谁都别想往程岗革命的脸上泼脏水、拉屎尿。”庆林说：“现在我就去准备绳和高帽子。”民兵营长程庆林说完就要转身领着民兵往程中街的大队部里走，我一把将他拦住了。“在这儿我们就算开了一个支部会。”我说着朝路边靠了靠，把一条腿蹬在一个碾盘上，他们也都朝我更近的围过来。“让这些人游街，就得罪了这些人的亲戚”我说：“这些人都是程家后裔，所有的程姓人都以为我们会拿他们开刀、批斗，可我们偏偏要欲擒故纵，放了他们，这样就取得了所有那些原来亲近老班子的程姓人的谅解和支持。这时候不要说我们烧了藏经楼上的书，就是果真砸了程寺，程姓人也不会像上次我们砸牌坊时那样阻拦我们了。”我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用过心理战，现在我们也要运用心理战。我们的目的是团结群众，烧掉藏经楼的典籍（程寺之魂），为下一步夺取镇党委的政权打基础。”民兵营长说：“白白放了他们？”我说：“放了。全放了。”红梅说：“我同意。爱军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不愧是我们班子中的领导核心。”（我的心肝我的肉，我的爱情我的魂。）最先理解我的总是夏红梅，爱情使我们在革命中更加的心有灵犀。（青纱帐举红缨一望无际/下岗来修地道敢把山移/爱情的汁水浇灌着耙耧的土地/革命的种子开花结果定有期/共产党是亲娘将我养育/夏红梅高爱军红心相依/立志做一个中华儿女/树雄心高举起战斗大旗。）
2程寺之战
放走那些在程寺前焚香的外村程姓人，在程岗大队取得了意料之中的良好效果。放人就在日出三竿的程寺前，一杆一杆的日光普照在祖国的大地上、山脉上和村落里。程寺前的空地上、石头上、墙角下，那时候人山人海，堆满了没有洗脸的社员和群众，他们刚从床上爬起来听说有人在程寺门前焚香时，脸上都惊吓一层半污的惨白，如一块块脏布上结了霜。不消说，谁都知道一场非同小可的事件即将发生了。这当儿，我看见我丈人程天青仍然穿着那个露着棉花的旧棉被，头上顶着几根草，怯怯地立在寺门口，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和红梅在麦垛下被他发现的那一幕，于是我狠狠地朝他冷一眼，他便躲到寺门东的人群里了。程寺大门仍然严闭着，有一股古色古香的潮味从大院的门缝涌出来，像穿堂风样吹在人群中。我朝程寺大门前边走过去，人群立马给我让开了一条道。社员群众们都眼巴巴地望着我，等着我对焚香事件的评断和宣判。我一只脚站到寺前石狮子那又方又大的底座的一角上，一只脚蹬在那座狮子的后腿上，左手卡在腰间里，右手按在石狮子的头顶上，看见所有投向我的目光都软软弱弱，绵绵缠缠。我知道这当儿我不能立马开口说话儿。我就那么立在狮座上，目光半冷半热，热中透冷，冷里含温地望着寺前密密麻麻的程岗人，望着归我领导了的人民和群众，归我指派的百姓和臣民。我看见我的沉默中，社员们的心跳声如雨夹雪一样落下来。看见站在前排革命骨干分子们的脸上都坚定了一层冰青色，基干民兵手里三尺长的红白木棍（特制而成，他们总是如枪一样带在身上。那是他们的第二生命）半斜着提在手中，在东升的旭日中闪着新涂的漆光，那些站在骨干和民兵身后的社员们，脸上则呈现出一种死灰色。我不知道我的目光那时候有多冷，也看不见我的目光有多杂。我只看见那些人只要和我的目光一对峙，他们的眼皮就枯草一样卷耷下去了，目光咣的一下子塌下了，头像烈日中的草样勾下去。这当儿，这一瞬，这一点儿时间里，我忽然明白，在乡村的革命中，在乡村的战争、战斗中，有时候原是不用刀枪和语言，不用文斗或武斗，仅仅用目光就能征服那些百姓和臣民。我把目光从他们头上杀过去，从他们脸上扫过去，从他们的衣裳和腿上、脚上荡过去，然后，在这沉默中，我轻轻咳一下，像暴雨前要刮一阵冷风样把我低哑、冷硬的干咳，送刀送针样送到每个人的心里去。之后，我咳了一下，又哼了一声，清清嗓子，大声地对我的百姓们说：“今天，我们程岗大队社员们全都看到了———这个新的红色延安非常不幸地发生了骇人的焚香祭祖事件。这样的事件是啥性质？是典型的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后台的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典型、又最最反动的一起反革命事件，抓起来不关进监狱也要打断脚”我说：“可我高爱军决不做那样六亲不认的事。我高爱军虽然不姓程，可我是两千六百口程姓人的村支书。我既是程岗大队的支书，又是坚定的革命者；我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咱们程岗程姓人的领头羊。按照革命的原则，我应该把所有参加焚香事件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捆起来，关起来，送到班房里，最起码也让所有的人都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可我不这样。我知道我不这样做将会成为某些人有一天整我黑材料的有力罪证。但是，为了程岗，为了咱们程姓人（咱们程姓人？）我甘愿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甘愿为某一天有些人反对我时留下把柄和罪证，对昨儿夜里的焚香祭祖事件既往不咎，既不上街游斗，更不上交公安；而且还要把已经抓住的人立马放掉。现在就放掉！”（所有人的眼睛都突然瞪大了。红梅的脸上是一层秘而不宣的粉淡淡的光，庆林的脸上是一层几分扫兴，泄气的暗灰色。然在社员群众那儿，所有的程姓人，在我的目光下，脸上都显出了一片温暖的明亮和亲近。我该直奔主题了。）我说：“社员们，群众们，父老乡亲们，焚香祭祖往大处说是内外勾结的一起反革命事件，可往小处说，它至少也是封建迷信活动，是腐朽没落阶级灵魂的死灰复燃。程颐、程颢是咱们程岗人的祖先不错，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经卷一朝心，现在是新社会，是文化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新时期，你们咋能执迷不悟来烧香磕头哩？昏头啊！你们昏头啊！你们昏头这让我怎么去说呢？我只能说我不怪你们，不怪父老乡亲，不怪叔婶哥嫂，不怪爷爷奶奶，不怪任何一个社员群众，只怪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寺庙，给我们留下的那些藏经楼上的散发着封建资产阶级腐臭的经书和字画。我高爱军再三想过了，党支部也研究过了，放了焚香祭祖的乡亲们我们如何向上级交待呢？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放了人，砸了这寺庙，可砸了这寺庙你们不心疼，我高爱军也还心疼哩。它是明朝盖的老房啊，是我们程姓人的脸面啊，是我们程岗大队的象征啊。咋办呢？思前想后，想后思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烧了藏经楼上的书，烧了那里的字和画，烧了那里的零碎杂乱，既保全了咱们烧香磕头的人和寺庙，又可以向上头交待说我们把寺庙的灵魂烧掉了，我们从心脏革命了，留下的程寺仅是躯体和死壳。”我看了一眼红梅和程姓的人。他们沉默着望着我，也望着红梅和庆林。红梅大声地说：“要不烧了那些书籍就得把抓到的人送到县公安局里去。”人群中有了活动和叽喳的议论声。程庆林向前走一步，扭回头瞪着他的同族们：“烧不烧那些书籍只是高支书的一句话，高支书征求大家意见是他敬着大伙儿，可谁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最后不得不把几十个人送进公安局，结果寺和书又没能留下来，那当儿鸡飞蛋打可没有后悔药。”我唤：“是不是不想让烧那些书籍，是不是？”有人回答了。回答的声音来自人群的最中间，像一声雷样炸开来。“想！———烧了吧，留着那东西干啥呀！”有了一个回应，人群中就哄然唤叫起来了：“烧！现在就烧。”“只要保住人，就把那东西烧得一点都不剩”我的人民的心就这样在我的呼唤下向我靠拢了，就这样的被我又一次发动起来了。人群中的唤声如暴风骤雨，随着那高昂一致的唤叫声，那些躲在后边的程姓人朝前挤过来。朝我挤过来，我便率着激越的人们朝程寺大门涌过去。我亲自动手把程寺大门摘掉了。这季节正是临着盛夏的酷热时，已近村头的日光开始散发着它滚热的光。寺门大开后，院里清新的潮味扑面而来后，群众们都跟在我身后涌进了前节大院里。不消说，有人十年、二十年甚或一生都没有机会走进这院里的藏经楼上看一看，今儿终于时机来到了，革命把时机恩赐给他们了，他们就紧随其后，前脚踩着后脚走进了这个神秘的寺庙里，加入了捣毁封建残余的战斗行列里。我到了中节院。中节院里左右相对的“和风甘雨”和“烈日秋霜”两厢房被正浓的葡萄架遮蔽了。光绪27年（1901年）10月，德宗帝和慈禧太后由西安返回北京路过九都游龙门时，分别为二程写的“伊洛渊源”、“希踪颜孟”两块匾原是分挂在“和风甘雨”和“烈日秋霜”两厢门额的，这时候也都被葡萄树的叶子遮没了。院子里碗粗的四棵几十年前栽下的葡萄树，未熟的小葡萄一串挨着一串吊挂着，低矮的就碰在人头上。它茂旺的根须把中节院的方砖地面顶得鼓鼓凸凸，使这程寺越发地显出它的古朴和幽静。人们从前节大院往中节院里涌进时，中节大院的幽静把人们的杂乱压住了，镇住了。铁丝和竹竿打成的葡萄架下蕴存的爽人的寒凉一下使人们哑然了，静默消息了。（这多少让不知内情的人明白程天民为啥要住进程寺里———仙人的去处哟。）我这样想着时，脚步已经穿过八丈深的葡萄院，到了迎面而立的藏经楼。那藏经楼为上下两层，砖木结构，长短五间。第一层的屋子里，中间是通往后节院的过道，两边的堆了过时的杂物和用具，摆放最多的是积年的灰尘和草席。就在中间过道房和二层楼的相接处，由“二程”的弟子朱熹亲笔书写的“藏经楼”三个金匾大字悬挂着（另一种说法是“二程”弟子杨时所书写，史中无记，也无人去考，程姓人这样自传自说），使那藏经楼在中节院显出了它的地位和显赫。我和红梅们也在楼下站住了。社员群众都在那楼下站住了。村人们也都站住了。让几个民兵站在楼门口，让程岗大队的领导干部朝上望一眼，都跟着我登上了二层藏经楼。楼梯在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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