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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钧，你知道自己现在的地位吗？”说这话的时候，翦伯赞解开西服上衣的纽扣，在房间徘徊。不知怎地，我觉得他此时很激动。
“我知道——部长，两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还有政协副主席。”
翦伯赞直视父亲，说：“不，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搞明白了吗？”
“我不这样看自己。”
“你是不是这样看，已不重要。事实如此。”
“事实如此，那又怎么样呢？”
翦伯赞一手扶墙，背靠着父亲。听到这个问话，猛地转过身来，正色道：“你怎么还不明白？愚蠢到非要叫我说穿？”
“要说穿，因为我现在是最愚蠢的。”
“我问你，‘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是个什么含义？”
“什么含义？”
“含义就是你们的关系变了。从前你和他是朋友。现在是——”说到此，翦伯赞有些迟疑。
“现在是君臣关系？君臣！对吗？”父亲毫不犹疑地替他把话说完。
翦伯赞不说对，也不说不对；不点头，也不摇头。
始终站立的父亲，缓慢地坐进了沙发。自语道：“懂了，全懂了。我们只有‘信’而无‘思’，大家只有去跪拜”
翦伯赞的三言两语，像一只古旧却依然管用的探海灯，在父亲眼前顿放光明。这使得由毛泽东掌舵的社会主义政治舰艇浮到了水面，面目狞恶可怖。而父亲和罗隆基这些人立于礁石之颠，还在欢呼雀跃。殊不知航道已改，礁石四周皆为绝壁悬崖。
父亲拍着宽大的沙发扶手，说：“可笑之至，愚蠢之至。我居然还请民盟的朋友来提意见。”
翦伯赞很快结束了谈话，并告辞。
临歧握手，曷胜依依。翦伯赞怆然道：“半山新村的日子没有了。”
父亲说：“我很感谢，很感谢。”
是夜，月色如镜。我懂事了，也失眠了。君臣之说，让我感到父亲的未来定是凶多吉少。
夜深了，只见父亲披衣而起，走到庭院，惶然四顾——明知眼前一片汪洋，却无所之。
是呀，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抱负都建立在君主的依附上。但对历代君主的认识和君臣关系构成的矛盾，又是他们事先缺乏思想准备的。包括像父亲、罗隆基这样的政治型文人，在参政前对君圣臣贤的关系也都存有不少想象的成分。而参政后，才在屡屡挫折中丢掉幻想——原来君与臣之间的不协调是绝对的。自己不是工具，便是点缀。所以，文人的责任感愈是强烈，遭到的打击也愈发的惨重。
翌日，父亲吃早饭时，情绪颇好。对母亲说：“希望已绝，人倒安心了。”
我听不大懂，遂问：“什么希望？”
“还想当个左派的希望呀！”说这话的时候，父亲脸上竟泛出微笑。
又过了两日。晚饭后，见父亲没有到庭院乘凉，摇扇。便跑到书房去看他，想拉他到院子里散步。
我一把将父亲看的德文书阖上，用嘴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爸，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那天翦伯伯和你在西屋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你怎么听的？”
“还是偷听的呗！”
父亲无责言，亦无怒色。
我又说：“爸，翦伯伯会不会把那晚上的谈话，汇报给统战部？”
如冰水激肤，父亲的手有些颤抖。他用一片怜爱的目光打量着我，说：“也许会，也许不会。你想的这个问题，我居然没想到。”
我说：“我们同学里面，就兴思想汇报，而且专门汇报别人。”
书房里寂无声息，与父女为伴者，荧然一灯。我和父亲甚亲，而心甚戚。
父亲注意到，在7月14日——24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即章（伯钧）罗（隆基）以民盟中央名义制定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座谈会上，与父亲私交极深的院长兼会议主席郭沫若开口一个章（伯钧）罗（隆基），闭口一个章罗地批判着。而翦伯赞的通篇发言，一个右派的名字也没点。在发言结尾处，竟这样讲：“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在大鸣大放期间都说了一点，走了点火，虽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动机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对党提些意见，虽然过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紧，只要动机是好的，不是想搞垮党，搞垮社会主义，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么言者无罪，而且今后还可以讲”
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所做的题为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里，调子大变。他说史学界“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并假借学术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接着，他把揭发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学术威望很高的雷海宗、向达以及荣孟源。[11]
那时的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苏联什么都是对的，老大哥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而雷海宗，这个在西南联大就出任历史系系主任的教授却不买账。他说：“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最近六十年来，世界（指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的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等于不存在。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做说的个别的语句。”还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进而又说，解放后出的书（指史学方面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内容贫乏，逻辑混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读了使脑筋僵化。”——雷海宗的言论，被翦伯赞指认为是“带着旧史学所属的阶级利益和最恶毒的敌意，向马克主义史学进行了疯狂的公开的进攻。”
翦伯赞批判的重点对象是同校同系执教的向达。他着重揭发了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揭发向达把中国科学院一些行政干部比喻成“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我们的“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而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尤其不能让翦伯赞容忍的是向达提出的解放后“历史学只有五朵金花”的观点。向达所指的五朵金花，就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翦伯赞说向达讨厌这五朵花“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来的花朵。”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揭示向达鄙视靠马列做学问的“阴暗心理”翦伯赞举例证明，说：“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做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了则说：‘这是降低身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向达所指的史学“五朵金花”无一不渗透着翦伯赞的心血。
专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荣孟源，是个老革命，且来自延安。翦伯赞对他的批判也同样无情。因为荣孟源的观点既牵涉到史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也牵涉到翦伯赞自身的治学之本。荣孟源反对“以论带史”主张编年史要继承中国的历史传统，做到“直言无隐”他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里写道：“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除原始资料之外，多是夹叙夹议的论文。论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论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
翦伯赞虽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但他一向关注全国史学界的走向和风气。他从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的言论里，察觉到抵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的动向。这样的问题，对翦伯赞而言，自属于大是大非了。从一种权威理论的自负出发，也要责无旁贷地为马列主义史学进行规范性解释。故翦伯赞激烈指责他们。
最后，翦伯赞表明自己是站在左派郭沫若一边。他说：“正像郭沫若院长所说的‘学术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一回事，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进行的活动，实质上不是学术活动，而是章罗联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不是学术上的唯物与唯心之争，而是为了根本改变历史科学的方向向替资本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
光明日报对这个批判会做了报道。父亲读罢，对母亲说：“老翦的调门全变了，怕要保护自己过关吧！”又道：“何苦要借政治批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正名呢？揭发向达看不起自己的马列主义史学，能证明什么政治问题？这样就能抬高马列主义史学？我看效果是适得其反。倒叫那些老学者更瞧不起他了。”
与翦伯赞的行为表现相反，当雷海宗的右派言论揭发出来，并被人民日报加了按语发表后，北京大学的教授罗常培、游国恩乘着到天津出差的机会，特地去看望了他，表示慰问。游国恩还以俞平伯的经历，来宽慰情绪低落的雷海宗。
反右运动收场以后，父亲在全国政协礼堂碰到了向达。
面带歉疚之色的父亲，说：“都是我连累了你们这些做学问的人。”
“伯钧先生，你怎么这样说？不过我成为右派，你那位老友是很出力的。连‘鸿门宴’的事，都翻出来了。”
父亲吃惊不小。翦伯赞对向达所表现的狭小气度，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父亲继而又问向达戴帽处理的情况。他告诉父亲，自己是降职降薪。无党派人士的向达，在史学界的地位很高：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即考古所）副所长（所长陈垣）。现在这些职务统统“撸”光。
“也好，我今后专心做学问吧。”这是与父亲握别时，向达说的最后一句话。
说者平淡，听者沉重。好在向达很快就摘了帽子，据说周恩来是打了招呼的。消息传出，父亲高兴了。说：“共产党到哪里去找向达这样的高级人才？”
我问：“他怎么个高级法？”
父亲扳着手指说：“向达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学，还能编蛮书，搞翻译，对中国美术、壁画也是很有研究。”
“共产党把这样的人都搞掉，好像不太划算。”
父亲哈哈大笑，说：“我的小女儿不错，会想点问题了。这个问题现在还看不出来，时间久了。共产党就会发现运动过后，剩下的是些什么人。”
“剩下什么人？”
父亲瞪大眼睛说：“剩下业务上的平庸之辈，政治上的应声虫。”害怕父亲再捅篓子的母亲没有反驳，狠狠地“扫”了父亲一眼。
1957年夏季的翦伯赞在思想上是必须坚守比冰还冷、比铁还硬的党性原则。在行为上，他必须义无反顾地积极投入：在公开场合表态，写批判文章，在批判会上发言。尽管那时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已经看见隐藏在“开国气象”后面的霸道，尽管对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改造、政治学习产生反感与抵触。但是通过这场领袖亲自出面、执政党冲锋在前、且充满阴谋和卑劣的反右运动，他们只能放弃公开的抵触和反感。为保护自己或表示归顺，或接受洗礼。反右斗争使民主党派全线崩溃，知识分子悉数缴械。反右运动还协助毛泽东完成了共产党对学术的绝对领导权，达到了包括史学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尊奉共产党政治思想原则与纪律的目的，满足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统一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意志。因为对于毛泽东这样来自农村的领袖来说，光有民间信仰和底层拥戴是远远不够的。
反右运动后期进入处理阶段时，有人发现：北大历史系划右戴帽的人要比中文系少得多。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除了对向达等人的批判，翦伯赞这个系主任没有更多地涉及教职员工。翦伯赞毕竟和绝大部分的中国文人一样，本性善良。但环境的、现实的、生活的、生存的以及组织的、思想上的原因，不得不把善或隐匿或放逐。在强大而急切的政治需要面前，被迫地却又是清醒地、积极地却又是有限度地弃置良知。作为史学家的他，恐怕已经认识到对党的忠诚在本质上，意味着程度不同的出卖——既出卖了无辜者，也出卖了自己。如果说，把一场政治运动比做一个大合唱。翦伯赞即使无意于做一位出色的歌手，也必为歌者——为党而歌。然而，歌里承载着他内心的情感和思虑。歌里，还带着心灵的颤抖。也许在强权环境里，人性的微妙和思想的复杂在于一个人独自在宏大政治舞台上，表演着悲与喜的双重角色；在于一瞬间完成善与恶的交替。
1959年秋，父亲和翦伯赞重逢在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戏院。这是反右后的第一次会面。那晚演出的是福建莆仙戏，戏名叫团圆之后。写的是一个书生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本该阖家欢乐，不想悲剧却由此开始。戏的结尾，是满台的绝望和死亡。我和母亲看得唏嘘不已。父亲也很不平静。
母亲边擦泪边退场，忽听后面有人在叫：“健生。”
回头看去，是翦伯赞夫妇，他们的一个儿子跟在后面。
我第一个迎了上去，大喊：“翦伯伯！翦伯母！”
翦伯母和母亲相拥在一起。
翦伯赞赶忙和父亲握手，问：“伯钧，好久不见了。你的生活怎么样？”
“还好。”父亲答。
“还好，就好。”
“深松寒白石，僻路到人稀。”北京的秋夜，天空如洗，月色如银。他们并排而行，说着话，亲切又悠闲。其余的人都有意拉在了后面
不久，父亲在报纸上读到了翦伯赞的观剧感——在贞节牌坊的背后。
反右斗争的胜利，为中共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权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时，周扬适时提出了编写高等院校文史各学科通用教材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翦伯赞，自然成为这方面工作的重要领导者。而这也使他的学术活动达到了高峰。这部教材取名为中国史纲要，是一部力图将历史唯物主义融会其内的中国通史。出版后，受到周扬等人的称赞。与此相适应，翦伯赞也取得了在史学界近乎权威的地位。官方任命他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委员和副校长，并公布其中共党员的身份。翦伯赞是在1937年由吕振羽介绍参加共产党的。为统战工作的需要，他一直隐瞒身份，1949年后亦如此，只与李维汉夫妇保持单线联系。在江隆基调入北大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即由江隆基和他进行组织联系。其实，他刚进城暂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由于说话比校长陆志韦还硬气，已有不少人怀疑他是个中共党员。
自1959年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进入了极其严峻的时期。人人空着肚皮，个个唱着高调。教育界以行政方式推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生视教师为对头。资格越老，学问越好的教师，就越是死对头，搞什么“拔白旗”、“批白专”运动。把老师搞倒了，学生自己编教材。典型的事例，就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倒退之行和激烈之态，无不受到官方的默许和鼓励。中山大学的王季思曾对我和其他搞戏曲史论的同事说：“（19）59年大学里掀起学生写教材的热潮。人们常说荒唐梦，这样的事比梦还要荒唐。我私下里对北大王力先生讲：‘现在教育界的情况是，教授不如大学生，大学生不如中学生，中学生不如小学生，小学生不如幼儿园。’想想吧！这是多么可怕的愚昧。”
在官方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厚今薄古”的方针指引下，史学已将其本质抽剥到一种“武器”的特性解释。各种各样的观点及做法，便接踵而至。有人主张要以阶级斗争为红线贯穿中国历史；有人提出要打破封建王朝体系，以农民起义为纲；有人要求“以论带史”乍一看，还以为史学界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实则，它已成为另一场政治狂飙的前奏。翦伯赞是主张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但他决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级地伺候于政治，服务于某项政策。翦伯赞是主张学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但他绝不能容忍学术如此卑贱地跪拜于权力。对于那时的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的种种做法，他有投入，有参与，有调适，但也有不满，有抵制，有排拒。其思想冲突非常激烈，内心变化也十分复杂。毕竟政治难以取代常识，环境无法窒息心灵。可以说，到了六十年代，翦伯赞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折。
毛泽东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恰恰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翦伯赞主张“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他说：“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帝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并进一步说：“王朝和皇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涂掉的，用不着涂掉的，也是涂不掉的。”
毛泽东说：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翦伯赞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隋炀帝没有挖运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翦伯赞对史学革命后的无产阶级阶级史学阵地，可谓痛心疾首。他的评价是：“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成了一种风气。总的说来，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
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翦伯赞不厌其烦地大讲“历史主义”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他批评有的人为了表示站稳立场“把中国古代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
对很多具体问题，翦伯赞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他多次参观和审查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常常是大发议论，甚至是边看边议。他说：“要通过具体历史实际来提原则理论，不要以理论原则来套历史实际。”
官方博物馆给谁陈列画像，一向属于重大问题。对此，翦伯赞说：“现在博物馆的历史人物画，没有一张是历史画。”并建议：“乾隆皇帝也应加入，没有他就否定了疆土。即或左宗棠也可考虑一下，没有他则新疆早已脱离祖国。所提朱熹，我以为应当进去，当时他的时代是容许他唯心的。”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翦伯赞极为称许的历史人物竟是玄奘。他动情地说：“玄奘这么一个最大的翻译家，不仅是空前，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翻译过那么多。他是最大的冒险家，最大的思想家，唯识论，在印度压倒一切。这个人胸襟开阔的很，智慧很高，胆子很大，毫无名利思想，到死前二十七天还在翻译。找个美术家，好好画一画。玄奘像，头应该大。现在的像，既不够大知识家，也不够冒险家，这样又很庸俗无用。玄奘的说明，看不出他是唐代的一个高僧。我以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避讳。说他是一个高僧也不贬低他。宗教不一定是坏事。”
六十年代的翦伯赞很想效仿司马光，编写一部像资治通鉴那样的史著。着手如此浩大的编纂工程，当时北大历史系有的是人手，没有的是环境。毛泽东站在政治的巅峰，整日价呼风唤雨，对知识分子批来斗去。哪里有安定？何处寻寂静？1949年前的翦伯赞，能够脚踏政治、学术两个圈子。可到了六十年代，他已经无法将政治与学术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父亲和他在内蒙的一座新兴小城，作了最后的会晤。
1961年的夏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央统战部请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去内蒙的海拉尔市避暑。其成员的政治面目各色各样，有左派骨干，有右派头目，有纯粹学者，还有统战干部。父亲被容许带着全家前往的。
海拉尔的夏季，凉热宜人，风景大佳。对娇绿之草色，听云端之鸟鸣，心旷而神怡。我们安顿下来后，别人成群又结队，父亲则独来又独往。即使有个别熟人在走廊、花园、餐厅里相遇，也无非是一张冷漠的面孔，重复着陈腐的套话。父亲索性一个人看书，一个人散步，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无欲无染。右派中唯有龙云常来闲聊。抗战的往事，是他们永恒的话题。后来登门的，是中共干部阎宝航。张大帅及其诸公子是二人持久的谈资。
一日下午，突然有人敲门。母亲边说：“请进！”边去开门。
见翦伯赞立于门外，全家都傻了。
“翦伯伯！”我跑过去拉着他的衣袖，不放。
“伯钧，我特地来看你。”
“老翦，你怎么来了？”父亲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像分离很久的兄弟骤然晤聚。是呀，现在人人都忙活着紧跟形势、渴望着脱胎换骨，有谁还记得含泪滴血的故人。
翦伯赞告诉父亲：前不久，国家建立了一个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经李维汉提议，受乌兰夫邀请，组团访问内蒙古。他知道统战部搞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来这里避暑，便要了个名单。一看，上面有章伯钧三个字，便决定要来看一看。
父亲问：“你还要看谁。”
“谁也不看。”说罢转向我，问：“小愚，还记得我家的锅巴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母亲的眼圈蓦地红了。
“记得，记得。”我说：“翦伯伯，我怎么会忘了呢？”
“记得就好。”翦伯赞笑了，又问父亲：“这几年，你的情况怎么样？”
“如老僧守庙。”
翦伯赞点点头，他或许能体味出这僧人般空寂底下，所隐藏的失落、耻辱、容忍，以及被极度压制的自由意志。
“民盟的情况呢？”
“你以为民主党派还有起色？人在世间，梦在天上。幻想是逐渐灭亡的。而令我最痛心的事，莫过于看它生长，又看它灭亡。”紧接着，父亲提高了音调，说：“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李维汉。”
翦伯赞对母亲说：“健生，这次和你们一起来的还有许多老朋友呀，大家又见面了。”
父亲不等母亲开口，即道：“我和健生还有什么朋友？包括潘光旦、费孝通在内，无不是前车刚覆，戒心犹在。可怜！我能体谅他们。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专制的大舞台。何况老毛从来自操威柄，一路强攻过来。把大家都弄成弱者，剩下的那个强者又有何用？现在又兴搞什么大跃进，放卫星，赶英超美。只有无知者才信这些毛氏奇迹。知识分子中即使有人不满，充其量也只能是腹诽耳议罢了。老翦，你是个史学家，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现在不思考、不研究，将来发生的事，恐怕连思考的时间和研究的余地都没有了。反右对民主党派而言，就是个大教训！”
翦伯赞听父亲这样的议论，一句也不反驳。
客厅里出现了停顿的寂静。我面对着翦伯赞而坐，发现他竟也老了许多，头发更白了，抬头纹像刀刻一般，眼睛深陷，目光透达而忧郁，又像是在质疑什么。
我想打破这个沉闷的局面，便问：“翦伯伯，你好吗？”
“我不好！什么都不好！”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恶狠，目光怨毒。犹如一锅沸水渴望着横溢和宣泄。
我又说：“我当初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你的北大历史系。”
话刚出口，胸揣怨火的他，大声喝道：“学什么历史！考什么历史系！现在历史系的学生连句子都断不来。教育一塌糊涂，史学一塌糊涂，社会更是一塌糊涂。我看，没有什么事情是好的。”
父亲说：“听说，北京大学也要搞人民公社，把个大学办成科学、教学、生产、军事、劳动的联合基地。老翦，是这样吗？”
“什么基地？都是放屁！现在是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学生不像学生，教授也不像教授。”
一切都哑默了，谁也找不出话题来。激动又惊骇的父亲，围着沙发踱来步去。
突然，翦伯赞直声对我说：“小愚，你出去。现在是我有很多问题想不通，要和你父亲谈谈。”显然，面对高举三面红旗的社会喧闹和政治盛景，他感受到的是残破与不安。引起内心痛苦的，可能远不止这些。
父亲连连向我挥手，我乖乖地出去了，拿着一本小说，坐在庭院安放的木椅上，等着，想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翦伯赞从招待所的大门匆匆走出。
我赶忙跑回房间。母亲正在收拾喝剩的茶水，父亲则一语不发地瞧着窗外出神。
我问父亲：“你和翦伯伯谈得好吗？”
“好。”
我想，一次会晤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翦伯赞已经在光彩的照耀和周遭的破败对比中，找回了自己；从政治需要的从属关系中，剥离出属于学者自己的本质。像晨曦梦回时的一弯晓月，散发着清朗、辽远和庄严。
其实，翦伯赞对问题是想通了的，是有答案的。答案就在心里。
有人[12]把翦伯赞一生的史学研究，分为在野期（1940—1949）和在朝期（1949——1966）两个阶段。认为他在野期的史学研究，以史料学的探索最富学术意义。在朝期则是一手改造旧史学，一手建立切合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由于“他的史学活动，无论是批封建主义的史学，还是斗资产阶级的史学，其字里行间都弥漫着‘以论带史’的气息。”[13]故而受到专业史学家的冷淡。他刚到燕京大学，有的教授曾以轻蔑的口吻，故意大声问道：“谁是翦伯赞？我们没听说过。”
事情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与父亲海拉尔会晤的前后，翦伯赞文章的锋芒已更多地指向了“左的幼稚病”他在1959年至1963年写出的三篇文章（即1959年的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61年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3年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明确提出“片面性、抽象性”和“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泛滥于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中的严重缺陷。而他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虽志在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相结合去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但治史当从史实出发，史家当根据史实、按特定历史条件研究分析历史的论述，无论其精神实质，还是实践效果，都是“出类拔萃，远非郭（沫若）老、范（文澜）老所能匹敌。”[14]
1962年，雷海宗去世。噩耗传出，令所有听过雷先生课的人，无比哀痛和惋惜。这个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时能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商周史”、“中国秦汉史”、“史学方法”等四、五门课程。这个从不备课、从不讲究教学法、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铁的力量吸引着无数青年教师和学生。连学问好、资格也老的同行刘崇鋐都极其推重他，称其为大学问家。并对自己的学生说：“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的历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一点。”[15]
划右后的雷海宗，后来只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一些教学参考性文章。
去世的那年，他55岁。
几年后“文革”爆发，导火索是被史学家吴晗的一出京戏海瑞罢官点燃。火苗窜出，翦伯赞不明底细为吴晗辩护，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史学家的翦伯赞，偏偏不知。没过多久，聂元梓的大字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被揪出来、被批斗的就是翦伯赞。罪名是“黑帮分子”加“反动权威”向达、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杨人楩等人也都统统划为“牛鬼蛇神”打入牛棚。
向达是右派，算有“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那里，也无医院。
死讯传出，父亲闻而恻然，哀叹不已：“是我害了向达。没有57年的事，他不会受这么多的苦！”
翦伯赞仍在北大。萋萋之纤草，落落之长松。他像草又似松，在寒风中苦苦挣扎。只要能挣过来，再不幸，也值得。社会的凉薄残酷，人生的孤凄无援，都掩埋于恬静、坚毅而又苍老的外表之下。
一次，孙儿翦大畏从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进门便喊：“爷爷。”
他坐在椅子上，头也不转，只问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说话，像一尊佛，参透了生死贵贱和荣辱。
1968年10月，在中共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老人家还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说，今后还得让他们当教授，不懂唯心主义哲学就去问冯友兰，不懂帝王将相历史，便去找翦伯赞。又言，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北大军宣队在向冯、翦传达了“最高指示”后，还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他俩住楼上，派了个为他们服务的工人（杜师傅）住楼下。这时，谁都以为翦伯赞被毛泽东解放了。翦伯赞也以为自己获得了解放。
万万想不到：没过一周，致命之祸降临到他的头上。致命之物不是别的，正是翦伯赞长期从事的“统战”可以说，他为统战献身，统战让其送命。事情曲折复杂，核心是关于刘少奇的定案问题。1968年尚未废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已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三十年代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他就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所搜取的有关此事的证据，或许还是唯一的证据。1968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一个叫巫中的军人带着几名副手，气势汹汹地直奔燕翦南园。巫中向翦伯赞指明开始于1935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翦所讲述的事实真相，巫中予以否认，并说：“这个罪行党中央已经查明，判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不久将在“九大”公布。你只要就这件事写一份材料。加以证明，再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16]翦伯赞再次否认那次谈判刘少奇有阴谋活动。
最后，巫中说：只给你三天的机会。三天后我再来。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带着一群人又来，审了近两个小时，翦伯赞拒绝作出违反事实的交代。巫中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
翦伯赞闭口不语。
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
革命一辈子的翦伯赞，从未经受过如此恐怖的革命。他却依旧回答：“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
为了继续恐吓他，巫中拿出笔记本写了几个字，交给同来的人（所写内容是叫他们先回家吃饭，再开车来接自己）。让翦伯赞误以为是叫人来实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独留的时刻，他依然拒绝交代。
尽管巫中空手而归，翦伯赞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
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一个坚毅顽强的人，就这样骤然消失。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古人云：进不丧己，退不危身。进不失忠，退不失行。——这是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赞做到了，以生命为证。
贤淑娇小的戴淑婉也跟着走了。几十年来，作为妇道人家，柔弱的她只存在于小家庭。但在人生结尾处，竟是那么地耀眼。“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她以死鸣不平。
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种“我死你活”、“我长眠、你万岁”的暗示性诅咒？我总觉得翦伯赞不同于老舍，也不同于邓拓。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一天，我拿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去问陈徒手。研究当代文学的他翻查过大量的“文革”资料。
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文革”中自杀的标准格式。
我想：需要多么酷烈的力量，才能将一个史学家的体魄挤压到标准格式里！
翦伯赞的骨灰抛撇于何处？
据说，北大当时的负责人是决定要保存骨灰的，可派出的执行人在火葬场填写的“骨灰处理”一栏中却写着“不要骨灰”孰真？孰假？至今无人说明。
1979年2月22日，官方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骨灰盒里放着三件物品：翦伯赞常年使用的老花镜，冯玉祥将军赠送的自来水笔，他与老伴戴淑婉的合影。
翦伯赞的学生不少。其中一人是学得不错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密切。“文革”爆发的一刻，此人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反共老手翦伯赞，旁边配有漫画。画的是翦伯赞抱着一部金瓶梅，嘴里流着口水（注——那时，北大一级教授可购买一部金瓶梅，翦为一级教授）。官方正式给翦伯赞平反后，此人撰写长文，题目是我的恩师翦伯赞。
逼死两条人命的巫中，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他大概还活着。
“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这是牡丹亭闹殇里的杜丽娘于夭亡前，悲情苦境，触目酸心的咏唱。牡丹亭是令我百读不厌的古典剧作，尤喜以苦境写苦情的“闹殇”一折。汤显祖笔下的这个美丽少女甘愿付出生命作代价去到阴间，以换取不受强制性社会束缚的行为自由。杜丽娘的形象至今作用于我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这其中就包括对像储安平、傅雷、翦伯赞这样一些——以生命换取自由的父辈的理解和感受。
前不久，年逾花甲的我，突然发现脸上的那块记又明显起来。看到它，自会想起儿时情景。想起翦伯伯搬起我的脑袋“辨认”一番后，严肃地说：“记还在，这丫头是小愚！”
2003年9-11月写于北京守愚斋
2004年1月改于香港中文大学田家炳楼，4月定稿
注释
[1]半山新村的全名为嘉陵新村半山新村。今属嘉陵新路，为一化工厂占用，原房已拆除。
[2]翦伯赞（1898～1968）名象时，笔名林宇、林零、商辛、饯肃端、农畴、陈思遗、太史简，湖南桃源人，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生。维吾尔族。1903年入私塾启蒙，次年转入清真小学。1908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0年入常德中学预科。1912年升入常德中学本科，1916年夏毕业，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月余，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在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员。1924年夏，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1925年回国。1926年7月，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同时参加中国国民党。1927年1月，以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奉命北上，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督统商震起义。1933年春，在天津意租界，以反政府罪名，被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齐亚诺逮捕，后被驱逐出境。1934年5月，与覃振赴欧美考察司法；12月回国。1937年5月，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与吕振羽等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任常任理事，主编中苏半月刊。1939年3月，前往溆浦民国大学任教。1940年2月，离开溆浦赴重庆，人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又任冯玉祥中国通史教师，曾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聘为政治部名誉委员。1946年5月，与周谷城等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与邓初民等主编出版大学月刊，并在大夏大学任教。1947年去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并与茅盾、侯外庐、千家驹分别主编香港文汇报之“史地”、“文艺”、“新思潮”、“经济”等副刊。1949年1月，至河北石家庄附近之李家庄；3月任代表团代表，赴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回国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兼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并兼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又连续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还兼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和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主编。1968年12月19日凌晨逝世，终年70岁。
著有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庄周哲学之辩证观、中国宪政运动的过去与现在、论中国历史上的内乱与外患之关系、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论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史纲、中国历史概要（与人合作）、中国史纲要等。
[3][9]邓广铭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翦伯赞，台湾传记文学第56卷，第3期。
[4]常德、桃源沦陷记一文，重庆中华论坛1卷9期。1945年9月15日。
[5]中国民主同盟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聘函：
敬启者，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关系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大。本代表团同人忝列末席，自揣学识谫陋，诚恐难荷重任，有负社会期望，因在开会期间，聘请顾问，以便集思广益，就教专家。素仰先生学界泰斗，热心国事，拟请担任本代表团顾问。敬希俞允，无任感盼！此
翦伯赞先生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办事处元月10日
[6]向达（1900～1966）字觉明，署名方向，湖南溆浦人，1900年生。幼年入家乡小学，毕业后考入长沙明德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数理化部，一年后改学文史，转入高师文史部。1923年高师毕业后，入东南大学习历史。1924年毕业后，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临时编辑，旋任英文见习编辑、编辑。1930年任北京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赴英国，初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任交换馆员；后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研究敦煌卷子和太平天国文书。1937年夏，在柏林、巴黎等地博物馆、图书馆中，对流出国外之我国珍贵史料进行抄录和照相。1938年秋，回国赴湖南，应浙江大学史地系之聘赴广西宜山，任史地系教授，并整理从国外抄录之大量资料。1939年被北京大学文科所聘为中西交通史导师。1941年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约，赴河西敦煌，考察莫高窟。1943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次赴河西敦煌，考察壁画艺术。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底，参加北大护校委员会，并接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历史研究和考古学报编委，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66年11月20日逝世，终年66岁。
著有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方之影响、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中西交通史、敦煌学导论、郑和航海图等。
[7]郑天挺（1899～1981）原名庆。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899年生于北京，1907年入北京闽学堂。1908年改入江苏学堂。1909年入闽学堂高小部。1911年考入顺天高等学堂中学部一年级；1912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16年退学离校，入北京大学补习班。1917年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后又改以郑天挺之名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1920年毕业，任北京政府经济调查局编辑科科员。同年应聘厦门大学国文教授。1921年夏辞职回京，任京话日报编辑；秋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1922年夏，加入北大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明清档案整理工作；9月任为法权讨论会秘书上办事；同年任教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又至北京政法大学、市立一中、春明公学、私立华北大学、励群学院兼课。1926年4月返北大任教。1927年7月至杭州，任浙江民政厅秘书；8月辞职；9月回到北京。1928年3月任浙江禁烟局秘书；8月至杭州，任浙大秘书兼文理学院文科讲师，又在浙江省立高中、浙江自治专科学校兼课。1930年1月，为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筹备委员；二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兼预科国文讲师。1933年冬，为北大秘书长，后兼中文系副教授。1936年又至历史系兼课，并兼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37年夏，任北大中文系教授。1938年3月赴昆明；5月被派至蒙自筹设西南联大分校，负责蒙自北大办事处，并在历史社会系教课；9月随校返回昆明。1939年5月，任北大研究所副所长。6月任北大文科明清史工作室主任。1940年2月，任西南联大总务长。1945年9月奉命赴北平筹办开学事宜，并兼平津区教育部复员辅导委员会委员；11月返北京，任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二分班主任兼代总务长。1946年7月，兼北大秘书长；冬，任北大史学系代系主任，后兼史学系系主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整理室主任。1949年1月后，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并指派为常务委员会书记，仍兼史学系系主任、秘书长。1950年5月，免去北大秘书长职务。1952年，院系调整，被调至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4月，任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委员会历史教材编审组副组长，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1963年3月，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4年10月，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10月，重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同年任中国历史大词典主编。1980年，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5月，任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同年，免去其副校长职务，11月聘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12月20日在天津逝世。终年82岁。
著有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满洲人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清代皇氏之氏族与血统、宋景诗起义史实初探、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等。
[8]张东荪（1887～1973）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今余杭）人，1886年12月9日生于直隶内邱县。8岁母亲病故。1904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11年回国。1912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任内务部秘书。1914年1月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4月在北京创办中华杂志。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中华。1916年初识梁启超，积极参加反袁（世凯）斗争。1917年接替张君劢主持上海时事新报。1919年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后易名改造）杂志。1920年，与梁启超组织共学社。1921年主持中国公学。19927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辨证法论战。1930接受司徒雷登的邀请，北上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1年与张君劢等人筹备发起“再生社”1932年创办。国家社会党机关刊物再生。1933年宣布成立国社党，任中央常委。1934年12月与张君迈在广州出版学海书院，任院长。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1935年在北平出版文哲月刊。1936年发表文章，响应中共八一宣言，1938年到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1940年12月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与中共秘密合作，组织燕京大学学生赴解放区。12月因抗日罪名被日本宪兵逮捕。1942年保释。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中央常委。1945年筹建民盟华北总支部。创办正报，11月底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9年1月参加北平和谈，9月参加新政协会议，当选为这样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2月当选为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1952年参加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12月被民盟中央开除盟籍，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职务。1958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到中央文史馆。1968年1月，与长子张宗炳一起被捕。1973年6月病逝于北京第六医院。享年86岁。
著有科学与哲学人生观abc道德哲学认识论价值哲学知识与文化理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现代伦理学等。
[10]雷海宗（1907～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1907年生。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后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52年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1962年病逝。终年55岁。
著有中国通史、中国的家族制度、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等。
[11]荣孟源（1913～1985）历史学家。直隶宁津（今属山东）人。中国大学肄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曾任八路军总兵站卫生部股长，延安行政学院教员，北方大学、华北大学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蒋家王朝、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中国近代史历表、历史笔记。
[12][13][14]许冠三及所著新史学九十年之第十四章“翦伯赞：研究历史须从实际出发”（岳麓出版社出版）。
[15]齐世荣忆一代名师雷海宗，纵横杂志2003年第1期。
[16]“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中共八届扩大的12中全会批准的，刘案已经结束，时在1968年10月。巫中至11月下旬和12月，又为刘案对翦逼供，值得怀疑。”——摘自张传玺著翦伯赞传第5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伯钧，你知道自己现在的地位吗？”说这话的时候，翦伯赞解开西服上衣的纽扣，在房间徘徊。不知怎地，我觉得他此时很激动。
“我知道——部长，两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还有政协副主席。”
翦伯赞直视父亲，说：“不，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搞明白了吗？”
“我不这样看自己。”
“你是不是这样看，已不重要。事实如此。”
“事实如此，那又怎么样呢？”
翦伯赞一手扶墙，背靠着父亲。听到这个问话，猛地转过身来，正色道：“你怎么还不明白？愚蠢到非要叫我说穿？”
“要说穿，因为我现在是最愚蠢的。”
“我问你，‘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是个什么含义？”
“什么含义？”
“含义就是你们的关系变了。从前你和他是朋友。现在是——”说到此，翦伯赞有些迟疑。
“现在是君臣关系？君臣！对吗？”父亲毫不犹疑地替他把话说完。
翦伯赞不说对，也不说不对；不点头，也不摇头。
始终站立的父亲，缓慢地坐进了沙发。自语道：“懂了，全懂了。我们只有‘信’而无‘思’，大家只有去跪拜”
翦伯赞的三言两语，像一只古旧却依然管用的探海灯，在父亲眼前顿放光明。这使得由毛泽东掌舵的社会主义政治舰艇浮到了水面，面目狞恶可怖。而父亲和罗隆基这些人立于礁石之颠，还在欢呼雀跃。殊不知航道已改，礁石四周皆为绝壁悬崖。
父亲拍着宽大的沙发扶手，说：“可笑之至，愚蠢之至。我居然还请民盟的朋友来提意见。”
翦伯赞很快结束了谈话，并告辞。
临歧握手，曷胜依依。翦伯赞怆然道：“半山新村的日子没有了。”
父亲说：“我很感谢，很感谢。”
是夜，月色如镜。我懂事了，也失眠了。君臣之说，让我感到父亲的未来定是凶多吉少。
夜深了，只见父亲披衣而起，走到庭院，惶然四顾——明知眼前一片汪洋，却无所之。
是呀，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抱负都建立在君主的依附上。但对历代君主的认识和君臣关系构成的矛盾，又是他们事先缺乏思想准备的。包括像父亲、罗隆基这样的政治型文人，在参政前对君圣臣贤的关系也都存有不少想象的成分。而参政后，才在屡屡挫折中丢掉幻想——原来君与臣之间的不协调是绝对的。自己不是工具，便是点缀。所以，文人的责任感愈是强烈，遭到的打击也愈发的惨重。
翌日，父亲吃早饭时，情绪颇好。对母亲说：“希望已绝，人倒安心了。”
我听不大懂，遂问：“什么希望？”
“还想当个左派的希望呀！”说这话的时候，父亲脸上竟泛出微笑。
又过了两日。晚饭后，见父亲没有到庭院乘凉，摇扇。便跑到书房去看他，想拉他到院子里散步。
我一把将父亲看的德文书阖上，用嘴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爸，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那天翦伯伯和你在西屋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你怎么听的？”
“还是偷听的呗！”
父亲无责言，亦无怒色。
我又说：“爸，翦伯伯会不会把那晚上的谈话，汇报给统战部？”
如冰水激肤，父亲的手有些颤抖。他用一片怜爱的目光打量着我，说：“也许会，也许不会。你想的这个问题，我居然没想到。”
我说：“我们同学里面，就兴思想汇报，而且专门汇报别人。”
书房里寂无声息，与父女为伴者，荧然一灯。我和父亲甚亲，而心甚戚。
父亲注意到，在7月14日——24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即章（伯钧）罗（隆基）以民盟中央名义制定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座谈会上，与父亲私交极深的院长兼会议主席郭沫若开口一个章（伯钧）罗（隆基），闭口一个章罗地批判着。而翦伯赞的通篇发言，一个右派的名字也没点。在发言结尾处，竟这样讲：“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在大鸣大放期间都说了一点，走了点火，虽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动机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对党提些意见，虽然过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紧，只要动机是好的，不是想搞垮党，搞垮社会主义，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么言者无罪，而且今后还可以讲”
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所做的题为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里，调子大变。他说史学界“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并假借学术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接着，他把揭发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学术威望很高的雷海宗、向达以及荣孟源。[11]
那时的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苏联什么都是对的，老大哥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而雷海宗，这个在西南联大就出任历史系系主任的教授却不买账。他说：“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最近六十年来，世界（指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的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等于不存在。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做说的个别的语句。”还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进而又说，解放后出的书（指史学方面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内容贫乏，逻辑混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读了使脑筋僵化。”——雷海宗的言论，被翦伯赞指认为是“带着旧史学所属的阶级利益和最恶毒的敌意，向马克主义史学进行了疯狂的公开的进攻。”
翦伯赞批判的重点对象是同校同系执教的向达。他着重揭发了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揭发向达把中国科学院一些行政干部比喻成“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我们的“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而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尤其不能让翦伯赞容忍的是向达提出的解放后“历史学只有五朵金花”的观点。向达所指的五朵金花，就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翦伯赞说向达讨厌这五朵花“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来的花朵。”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揭示向达鄙视靠马列做学问的“阴暗心理”翦伯赞举例证明，说：“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做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了则说：‘这是降低身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向达所指的史学“五朵金花”无一不渗透着翦伯赞的心血。
专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荣孟源，是个老革命，且来自延安。翦伯赞对他的批判也同样无情。因为荣孟源的观点既牵涉到史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也牵涉到翦伯赞自身的治学之本。荣孟源反对“以论带史”主张编年史要继承中国的历史传统，做到“直言无隐”他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里写道：“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除原始资料之外，多是夹叙夹议的论文。论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论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
翦伯赞虽为北大历史系系主任，但他一向关注全国史学界的走向和风气。他从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的言论里，察觉到抵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的动向。这样的问题，对翦伯赞而言，自属于大是大非了。从一种权威理论的自负出发，也要责无旁贷地为马列主义史学进行规范性解释。故翦伯赞激烈指责他们。
最后，翦伯赞表明自己是站在左派郭沫若一边。他说：“正像郭沫若院长所说的‘学术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一回事，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进行的活动，实质上不是学术活动，而是章罗联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不是学术上的唯物与唯心之争，而是为了根本改变历史科学的方向向替资本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
光明日报对这个批判会做了报道。父亲读罢，对母亲说：“老翦的调门全变了，怕要保护自己过关吧！”又道：“何苦要借政治批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正名呢？揭发向达看不起自己的马列主义史学，能证明什么政治问题？这样就能抬高马列主义史学？我看效果是适得其反。倒叫那些老学者更瞧不起他了。”
与翦伯赞的行为表现相反，当雷海宗的右派言论揭发出来，并被人民日报加了按语发表后，北京大学的教授罗常培、游国恩乘着到天津出差的机会，特地去看望了他，表示慰问。游国恩还以俞平伯的经历，来宽慰情绪低落的雷海宗。
反右运动收场以后，父亲在全国政协礼堂碰到了向达。
面带歉疚之色的父亲，说：“都是我连累了你们这些做学问的人。”
“伯钧先生，你怎么这样说？不过我成为右派，你那位老友是很出力的。连‘鸿门宴’的事，都翻出来了。”
父亲吃惊不小。翦伯赞对向达所表现的狭小气度，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父亲继而又问向达戴帽处理的情况。他告诉父亲，自己是降职降薪。无党派人士的向达，在史学界的地位很高：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即考古所）副所长（所长陈垣）。现在这些职务统统“撸”光。
“也好，我今后专心做学问吧。”这是与父亲握别时，向达说的最后一句话。
说者平淡，听者沉重。好在向达很快就摘了帽子，据说周恩来是打了招呼的。消息传出，父亲高兴了。说：“共产党到哪里去找向达这样的高级人才？”
我问：“他怎么个高级法？”
父亲扳着手指说：“向达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学，还能编蛮书，搞翻译，对中国美术、壁画也是很有研究。”
“共产党把这样的人都搞掉，好像不太划算。”
父亲哈哈大笑，说：“我的小女儿不错，会想点问题了。这个问题现在还看不出来，时间久了。共产党就会发现运动过后，剩下的是些什么人。”
“剩下什么人？”
父亲瞪大眼睛说：“剩下业务上的平庸之辈，政治上的应声虫。”害怕父亲再捅篓子的母亲没有反驳，狠狠地“扫”了父亲一眼。
1957年夏季的翦伯赞在思想上是必须坚守比冰还冷、比铁还硬的党性原则。在行为上，他必须义无反顾地积极投入：在公开场合表态，写批判文章，在批判会上发言。尽管那时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已经看见隐藏在“开国气象”后面的霸道，尽管对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改造、政治学习产生反感与抵触。但是通过这场领袖亲自出面、执政党冲锋在前、且充满阴谋和卑劣的反右运动，他们只能放弃公开的抵触和反感。为保护自己或表示归顺，或接受洗礼。反右斗争使民主党派全线崩溃，知识分子悉数缴械。反右运动还协助毛泽东完成了共产党对学术的绝对领导权，达到了包括史学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尊奉共产党政治思想原则与纪律的目的，满足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统一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意志。因为对于毛泽东这样来自农村的领袖来说，光有民间信仰和底层拥戴是远远不够的。
反右运动后期进入处理阶段时，有人发现：北大历史系划右戴帽的人要比中文系少得多。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除了对向达等人的批判，翦伯赞这个系主任没有更多地涉及教职员工。翦伯赞毕竟和绝大部分的中国文人一样，本性善良。但环境的、现实的、生活的、生存的以及组织的、思想上的原因，不得不把善或隐匿或放逐。在强大而急切的政治需要面前，被迫地却又是清醒地、积极地却又是有限度地弃置良知。作为史学家的他，恐怕已经认识到对党的忠诚在本质上，意味着程度不同的出卖——既出卖了无辜者，也出卖了自己。如果说，把一场政治运动比做一个大合唱。翦伯赞即使无意于做一位出色的歌手，也必为歌者——为党而歌。然而，歌里承载着他内心的情感和思虑。歌里，还带着心灵的颤抖。也许在强权环境里，人性的微妙和思想的复杂在于一个人独自在宏大政治舞台上，表演着悲与喜的双重角色；在于一瞬间完成善与恶的交替。
1959年秋，父亲和翦伯赞重逢在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戏院。这是反右后的第一次会面。那晚演出的是福建莆仙戏，戏名叫团圆之后。写的是一个书生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本该阖家欢乐，不想悲剧却由此开始。戏的结尾，是满台的绝望和死亡。我和母亲看得唏嘘不已。父亲也很不平静。
母亲边擦泪边退场，忽听后面有人在叫：“健生。”
回头看去，是翦伯赞夫妇，他们的一个儿子跟在后面。
我第一个迎了上去，大喊：“翦伯伯！翦伯母！”
翦伯母和母亲相拥在一起。
翦伯赞赶忙和父亲握手，问：“伯钧，好久不见了。你的生活怎么样？”
“还好。”父亲答。
“还好，就好。”
“深松寒白石，僻路到人稀。”北京的秋夜，天空如洗，月色如银。他们并排而行，说着话，亲切又悠闲。其余的人都有意拉在了后面
不久，父亲在报纸上读到了翦伯赞的观剧感——在贞节牌坊的背后。
反右斗争的胜利，为中共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权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时，周扬适时提出了编写高等院校文史各学科通用教材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翦伯赞，自然成为这方面工作的重要领导者。而这也使他的学术活动达到了高峰。这部教材取名为中国史纲要，是一部力图将历史唯物主义融会其内的中国通史。出版后，受到周扬等人的称赞。与此相适应，翦伯赞也取得了在史学界近乎权威的地位。官方任命他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委员和副校长，并公布其中共党员的身份。翦伯赞是在1937年由吕振羽介绍参加共产党的。为统战工作的需要，他一直隐瞒身份，1949年后亦如此，只与李维汉夫妇保持单线联系。在江隆基调入北大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即由江隆基和他进行组织联系。其实，他刚进城暂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由于说话比校长陆志韦还硬气，已有不少人怀疑他是个中共党员。
自1959年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进入了极其严峻的时期。人人空着肚皮，个个唱着高调。教育界以行政方式推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生视教师为对头。资格越老，学问越好的教师，就越是死对头，搞什么“拔白旗”、“批白专”运动。把老师搞倒了，学生自己编教材。典型的事例，就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倒退之行和激烈之态，无不受到官方的默许和鼓励。中山大学的王季思曾对我和其他搞戏曲史论的同事说：“（19）59年大学里掀起学生写教材的热潮。人们常说荒唐梦，这样的事比梦还要荒唐。我私下里对北大王力先生讲：‘现在教育界的情况是，教授不如大学生，大学生不如中学生，中学生不如小学生，小学生不如幼儿园。’想想吧！这是多么可怕的愚昧。”
在官方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厚今薄古”的方针指引下，史学已将其本质抽剥到一种“武器”的特性解释。各种各样的观点及做法，便接踵而至。有人主张要以阶级斗争为红线贯穿中国历史；有人提出要打破封建王朝体系，以农民起义为纲；有人要求“以论带史”乍一看，还以为史学界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实则，它已成为另一场政治狂飙的前奏。翦伯赞是主张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但他决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级地伺候于政治，服务于某项政策。翦伯赞是主张学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但他绝不能容忍学术如此卑贱地跪拜于权力。对于那时的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的种种做法，他有投入，有参与，有调适，但也有不满，有抵制，有排拒。其思想冲突非常激烈，内心变化也十分复杂。毕竟政治难以取代常识，环境无法窒息心灵。可以说，到了六十年代，翦伯赞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折。
毛泽东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恰恰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翦伯赞主张“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他说：“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帝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并进一步说：“王朝和皇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涂掉的，用不着涂掉的，也是涂不掉的。”
毛泽东说：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翦伯赞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隋炀帝没有挖运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翦伯赞对史学革命后的无产阶级阶级史学阵地，可谓痛心疾首。他的评价是：“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成了一种风气。总的说来，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
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翦伯赞不厌其烦地大讲“历史主义”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他批评有的人为了表示站稳立场“把中国古代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
对很多具体问题，翦伯赞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他多次参观和审查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常常是大发议论，甚至是边看边议。他说：“要通过具体历史实际来提原则理论，不要以理论原则来套历史实际。”
官方博物馆给谁陈列画像，一向属于重大问题。对此，翦伯赞说：“现在博物馆的历史人物画，没有一张是历史画。”并建议：“乾隆皇帝也应加入，没有他就否定了疆土。即或左宗棠也可考虑一下，没有他则新疆早已脱离祖国。所提朱熹，我以为应当进去，当时他的时代是容许他唯心的。”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翦伯赞极为称许的历史人物竟是玄奘。他动情地说：“玄奘这么一个最大的翻译家，不仅是空前，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翻译过那么多。他是最大的冒险家，最大的思想家，唯识论，在印度压倒一切。这个人胸襟开阔的很，智慧很高，胆子很大，毫无名利思想，到死前二十七天还在翻译。找个美术家，好好画一画。玄奘像，头应该大。现在的像，既不够大知识家，也不够冒险家，这样又很庸俗无用。玄奘的说明，看不出他是唐代的一个高僧。我以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避讳。说他是一个高僧也不贬低他。宗教不一定是坏事。”
六十年代的翦伯赞很想效仿司马光，编写一部像资治通鉴那样的史著。着手如此浩大的编纂工程，当时北大历史系有的是人手，没有的是环境。毛泽东站在政治的巅峰，整日价呼风唤雨，对知识分子批来斗去。哪里有安定？何处寻寂静？1949年前的翦伯赞，能够脚踏政治、学术两个圈子。可到了六十年代，他已经无法将政治与学术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父亲和他在内蒙的一座新兴小城，作了最后的会晤。
1961年的夏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中央统战部请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去内蒙的海拉尔市避暑。其成员的政治面目各色各样，有左派骨干，有右派头目，有纯粹学者，还有统战干部。父亲被容许带着全家前往的。
海拉尔的夏季，凉热宜人，风景大佳。对娇绿之草色，听云端之鸟鸣，心旷而神怡。我们安顿下来后，别人成群又结队，父亲则独来又独往。即使有个别熟人在走廊、花园、餐厅里相遇，也无非是一张冷漠的面孔，重复着陈腐的套话。父亲索性一个人看书，一个人散步，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无欲无染。右派中唯有龙云常来闲聊。抗战的往事，是他们永恒的话题。后来登门的，是中共干部阎宝航。张大帅及其诸公子是二人持久的谈资。
一日下午，突然有人敲门。母亲边说：“请进！”边去开门。
见翦伯赞立于门外，全家都傻了。
“翦伯伯！”我跑过去拉着他的衣袖，不放。
“伯钧，我特地来看你。”
“老翦，你怎么来了？”父亲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像分离很久的兄弟骤然晤聚。是呀，现在人人都忙活着紧跟形势、渴望着脱胎换骨，有谁还记得含泪滴血的故人。
翦伯赞告诉父亲：前不久，国家建立了一个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经李维汉提议，受乌兰夫邀请，组团访问内蒙古。他知道统战部搞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来这里避暑，便要了个名单。一看，上面有章伯钧三个字，便决定要来看一看。
父亲问：“你还要看谁。”
“谁也不看。”说罢转向我，问：“小愚，还记得我家的锅巴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母亲的眼圈蓦地红了。
“记得，记得。”我说：“翦伯伯，我怎么会忘了呢？”
“记得就好。”翦伯赞笑了，又问父亲：“这几年，你的情况怎么样？”
“如老僧守庙。”
翦伯赞点点头，他或许能体味出这僧人般空寂底下，所隐藏的失落、耻辱、容忍，以及被极度压制的自由意志。
“民盟的情况呢？”
“你以为民主党派还有起色？人在世间，梦在天上。幻想是逐渐灭亡的。而令我最痛心的事，莫过于看它生长，又看它灭亡。”紧接着，父亲提高了音调，说：“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李维汉。”
翦伯赞对母亲说：“健生，这次和你们一起来的还有许多老朋友呀，大家又见面了。”
父亲不等母亲开口，即道：“我和健生还有什么朋友？包括潘光旦、费孝通在内，无不是前车刚覆，戒心犹在。可怜！我能体谅他们。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专制的大舞台。何况老毛从来自操威柄，一路强攻过来。把大家都弄成弱者，剩下的那个强者又有何用？现在又兴搞什么大跃进，放卫星，赶英超美。只有无知者才信这些毛氏奇迹。知识分子中即使有人不满，充其量也只能是腹诽耳议罢了。老翦，你是个史学家，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现在不思考、不研究，将来发生的事，恐怕连思考的时间和研究的余地都没有了。反右对民主党派而言，就是个大教训！”
翦伯赞听父亲这样的议论，一句也不反驳。
客厅里出现了停顿的寂静。我面对着翦伯赞而坐，发现他竟也老了许多，头发更白了，抬头纹像刀刻一般，眼睛深陷，目光透达而忧郁，又像是在质疑什么。
我想打破这个沉闷的局面，便问：“翦伯伯，你好吗？”
“我不好！什么都不好！”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恶狠，目光怨毒。犹如一锅沸水渴望着横溢和宣泄。
我又说：“我当初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你的北大历史系。”
话刚出口，胸揣怨火的他，大声喝道：“学什么历史！考什么历史系！现在历史系的学生连句子都断不来。教育一塌糊涂，史学一塌糊涂，社会更是一塌糊涂。我看，没有什么事情是好的。”
父亲说：“听说，北京大学也要搞人民公社，把个大学办成科学、教学、生产、军事、劳动的联合基地。老翦，是这样吗？”
“什么基地？都是放屁！现在是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学生不像学生，教授也不像教授。”
一切都哑默了，谁也找不出话题来。激动又惊骇的父亲，围着沙发踱来步去。
突然，翦伯赞直声对我说：“小愚，你出去。现在是我有很多问题想不通，要和你父亲谈谈。”显然，面对高举三面红旗的社会喧闹和政治盛景，他感受到的是残破与不安。引起内心痛苦的，可能远不止这些。
父亲连连向我挥手，我乖乖地出去了，拿着一本小说，坐在庭院安放的木椅上，等着，想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翦伯赞从招待所的大门匆匆走出。
我赶忙跑回房间。母亲正在收拾喝剩的茶水，父亲则一语不发地瞧着窗外出神。
我问父亲：“你和翦伯伯谈得好吗？”
“好。”
我想，一次会晤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翦伯赞已经在光彩的照耀和周遭的破败对比中，找回了自己；从政治需要的从属关系中，剥离出属于学者自己的本质。像晨曦梦回时的一弯晓月，散发着清朗、辽远和庄严。
其实，翦伯赞对问题是想通了的，是有答案的。答案就在心里。
有人[12]把翦伯赞一生的史学研究，分为在野期（1940—1949）和在朝期（1949——1966）两个阶段。认为他在野期的史学研究，以史料学的探索最富学术意义。在朝期则是一手改造旧史学，一手建立切合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由于“他的史学活动，无论是批封建主义的史学，还是斗资产阶级的史学，其字里行间都弥漫着‘以论带史’的气息。”[13]故而受到专业史学家的冷淡。他刚到燕京大学，有的教授曾以轻蔑的口吻，故意大声问道：“谁是翦伯赞？我们没听说过。”
事情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与父亲海拉尔会晤的前后，翦伯赞文章的锋芒已更多地指向了“左的幼稚病”他在1959年至1963年写出的三篇文章（即1959年的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61年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3年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明确提出“片面性、抽象性”和“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泛滥于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中的严重缺陷。而他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虽志在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相结合去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但治史当从史实出发，史家当根据史实、按特定历史条件研究分析历史的论述，无论其精神实质，还是实践效果，都是“出类拔萃，远非郭（沫若）老、范（文澜）老所能匹敌。”[14]
1962年，雷海宗去世。噩耗传出，令所有听过雷先生课的人，无比哀痛和惋惜。这个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时能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商周史”、“中国秦汉史”、“史学方法”等四、五门课程。这个从不备课、从不讲究教学法、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铁的力量吸引着无数青年教师和学生。连学问好、资格也老的同行刘崇鋐都极其推重他，称其为大学问家。并对自己的学生说：“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的历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一点。”[15]
划右后的雷海宗，后来只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一些教学参考性文章。
去世的那年，他55岁。
几年后“文革”爆发，导火索是被史学家吴晗的一出京戏海瑞罢官点燃。火苗窜出，翦伯赞不明底细为吴晗辩护，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史学家的翦伯赞，偏偏不知。没过多久，聂元梓的大字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被揪出来、被批斗的就是翦伯赞。罪名是“黑帮分子”加“反动权威”向达、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杨人楩等人也都统统划为“牛鬼蛇神”打入牛棚。
向达是右派，算有“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那里，也无医院。
死讯传出，父亲闻而恻然，哀叹不已：“是我害了向达。没有57年的事，他不会受这么多的苦！”
翦伯赞仍在北大。萋萋之纤草，落落之长松。他像草又似松，在寒风中苦苦挣扎。只要能挣过来，再不幸，也值得。社会的凉薄残酷，人生的孤凄无援，都掩埋于恬静、坚毅而又苍老的外表之下。
一次，孙儿翦大畏从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进门便喊：“爷爷。”
他坐在椅子上，头也不转，只问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说话，像一尊佛，参透了生死贵贱和荣辱。
1968年10月，在中共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老人家还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说，今后还得让他们当教授，不懂唯心主义哲学就去问冯友兰，不懂帝王将相历史，便去找翦伯赞。又言，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北大军宣队在向冯、翦传达了“最高指示”后，还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他俩住楼上，派了个为他们服务的工人（杜师傅）住楼下。这时，谁都以为翦伯赞被毛泽东解放了。翦伯赞也以为自己获得了解放。
万万想不到：没过一周，致命之祸降临到他的头上。致命之物不是别的，正是翦伯赞长期从事的“统战”可以说，他为统战献身，统战让其送命。事情曲折复杂，核心是关于刘少奇的定案问题。1968年尚未废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已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三十年代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諶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他就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所搜取的有关此事的证据，或许还是唯一的证据。1968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一个叫巫中的军人带着几名副手，气势汹汹地直奔燕翦南园。巫中向翦伯赞指明开始于1935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翦所讲述的事实真相，巫中予以否认，并说：“这个罪行党中央已经查明，判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不久将在“九大”公布。你只要就这件事写一份材料。加以证明，再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16]翦伯赞再次否认那次谈判刘少奇有阴谋活动。
最后，巫中说：只给你三天的机会。三天后我再来。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带着一群人又来，审了近两个小时，翦伯赞拒绝作出违反事实的交代。巫中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
翦伯赞闭口不语。
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
革命一辈子的翦伯赞，从未经受过如此恐怖的革命。他却依旧回答：“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
为了继续恐吓他，巫中拿出笔记本写了几个字，交给同来的人（所写内容是叫他们先回家吃饭，再开车来接自己）。让翦伯赞误以为是叫人来实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独留的时刻，他依然拒绝交代。
尽管巫中空手而归，翦伯赞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
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一个坚毅顽强的人，就这样骤然消失。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古人云：进不丧己，退不危身。进不失忠，退不失行。——这是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赞做到了，以生命为证。
贤淑娇小的戴淑婉也跟着走了。几十年来，作为妇道人家，柔弱的她只存在于小家庭。但在人生结尾处，竟是那么地耀眼。“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她以死鸣不平。
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种“我死你活”、“我长眠、你万岁”的暗示性诅咒？我总觉得翦伯赞不同于老舍，也不同于邓拓。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一天，我拿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去问陈徒手。研究当代文学的他翻查过大量的“文革”资料。
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文革”中自杀的标准格式。
我想：需要多么酷烈的力量，才能将一个史学家的体魄挤压到标准格式里！
翦伯赞的骨灰抛撇于何处？
据说，北大当时的负责人是决定要保存骨灰的，可派出的执行人在火葬场填写的“骨灰处理”一栏中却写着“不要骨灰”孰真？孰假？至今无人说明。
1979年2月22日，官方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骨灰盒里放着三件物品：翦伯赞常年使用的老花镜，冯玉祥将军赠送的自来水笔，他与老伴戴淑婉的合影。
翦伯赞的学生不少。其中一人是学得不错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密切。“文革”爆发的一刻，此人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反共老手翦伯赞，旁边配有漫画。画的是翦伯赞抱着一部金瓶梅，嘴里流着口水（注——那时，北大一级教授可购买一部金瓶梅，翦为一级教授）。官方正式给翦伯赞平反后，此人撰写长文，题目是我的恩师翦伯赞。
逼死两条人命的巫中，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他大概还活着。
“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这是牡丹亭闹殇里的杜丽娘于夭亡前，悲情苦境，触目酸心的咏唱。牡丹亭是令我百读不厌的古典剧作，尤喜以苦境写苦情的“闹殇”一折。汤显祖笔下的这个美丽少女甘愿付出生命作代价去到阴间，以换取不受强制性社会束缚的行为自由。杜丽娘的形象至今作用于我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这其中就包括对像储安平、傅雷、翦伯赞这样一些——以生命换取自由的父辈的理解和感受。
前不久，年逾花甲的我，突然发现脸上的那块记又明显起来。看到它，自会想起儿时情景。想起翦伯伯搬起我的脑袋“辨认”一番后，严肃地说：“记还在，这丫头是小愚！”
2003年9-11月写于北京守愚斋
2004年1月改于香港中文大学田家炳楼，4月定稿
注释
[1]半山新村的全名为嘉陵新村半山新村。今属嘉陵新路，为一化工厂占用，原房已拆除。
[2]翦伯赞（1898～1968）名象时，笔名林宇、林零、商辛、饯肃端、农畴、陈思遗、太史简，湖南桃源人，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生。维吾尔族。1903年入私塾启蒙，次年转入清真小学。1908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0年入常德中学预科。1912年升入常德中学本科，1916年夏毕业，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月余，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在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员。1924年夏，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1925年回国。1926年7月，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同时参加中国国民党。1927年1月，以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奉命北上，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督统商震起义。1933年春，在天津意租界，以反政府罪名，被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齐亚诺逮捕，后被驱逐出境。1934年5月，与覃振赴欧美考察司法；12月回国。1937年5月，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与吕振羽等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任常任理事，主编中苏半月刊。1939年3月，前往溆浦民国大学任教。1940年2月，离开溆浦赴重庆，人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又任冯玉祥中国通史教师，曾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聘为政治部名誉委员。1946年5月，与周谷城等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与邓初民等主编出版大学月刊，并在大夏大学任教。1947年去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并与茅盾、侯外庐、千家驹分别主编香港文汇报之“史地”、“文艺”、“新思潮”、“经济”等副刊。1949年1月，至河北石家庄附近之李家庄；3月任代表团代表，赴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回国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兼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并兼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又连续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还兼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和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主编。1968年12月19日凌晨逝世，终年70岁。
著有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庄周哲学之辩证观、中国宪政运动的过去与现在、论中国历史上的内乱与外患之关系、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论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史纲、中国历史概要（与人合作）、中国史纲要等。
[3][9]邓广铭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翦伯赞，台湾传记文学第56卷，第3期。
[4]常德、桃源沦陷记一文，重庆中华论坛1卷9期。1945年9月15日。
[5]中国民主同盟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聘函：
敬启者，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关系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大。本代表团同人忝列末席，自揣学识谫陋，诚恐难荷重任，有负社会期望，因在开会期间，聘请顾问，以便集思广益，就教专家。素仰先生学界泰斗，热心国事，拟请担任本代表团顾问。敬希俞允，无任感盼！此
翦伯赞先生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办事处元月10日
[6]向达（1900～1966）字觉明，署名方向，湖南溆浦人，1900年生。幼年入家乡小学，毕业后考入长沙明德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数理化部，一年后改学文史，转入高师文史部。1923年高师毕业后，入东南大学习历史。1924年毕业后，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临时编辑，旋任英文见习编辑、编辑。1930年任北京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赴英国，初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任交换馆员；后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研究敦煌卷子和太平天国文书。1937年夏，在柏林、巴黎等地博物馆、图书馆中，对流出国外之我国珍贵史料进行抄录和照相。1938年秋，回国赴湖南，应浙江大学史地系之聘赴广西宜山，任史地系教授，并整理从国外抄录之大量资料。1939年被北京大学文科所聘为中西交通史导师。1941年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约，赴河西敦煌，考察莫高窟。1943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次赴河西敦煌，考察壁画艺术。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底，参加北大护校委员会，并接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历史研究和考古学报编委，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66年11月20日逝世，终年66岁。
著有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方之影响、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开元前后长安之胡化、中西交通史、敦煌学导论、郑和航海图等。
[7]郑天挺（1899～1981）原名庆。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899年生于北京，1907年入北京闽学堂。1908年改入江苏学堂。1909年入闽学堂高小部。1911年考入顺天高等学堂中学部一年级；1912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16年退学离校，入北京大学补习班。1917年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后又改以郑天挺之名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1920年毕业，任北京政府经济调查局编辑科科员。同年应聘厦门大学国文教授。1921年夏辞职回京，任京话日报编辑；秋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1922年夏，加入北大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明清档案整理工作；9月任为法权讨论会秘书上办事；同年任教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又至北京政法大学、市立一中、春明公学、私立华北大学、励群学院兼课。1926年4月返北大任教。1927年7月至杭州，任浙江民政厅秘书；8月辞职；9月回到北京。1928年3月任浙江禁烟局秘书；8月至杭州，任浙大秘书兼文理学院文科讲师，又在浙江省立高中、浙江自治专科学校兼课。1930年1月，为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筹备委员；二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兼预科国文讲师。1933年冬，为北大秘书长，后兼中文系副教授。1936年又至历史系兼课，并兼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37年夏，任北大中文系教授。1938年3月赴昆明；5月被派至蒙自筹设西南联大分校，负责蒙自北大办事处，并在历史社会系教课；9月随校返回昆明。1939年5月，任北大研究所副所长。6月任北大文科明清史工作室主任。1940年2月，任西南联大总务长。1945年9月奉命赴北平筹办开学事宜，并兼平津区教育部复员辅导委员会委员；11月返北京，任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二分班主任兼代总务长。1946年7月，兼北大秘书长；冬，任北大史学系代系主任，后兼史学系系主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整理室主任。1949年1月后，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并指派为常务委员会书记，仍兼史学系系主任、秘书长。1950年5月，免去北大秘书长职务。1952年，院系调整，被调至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4月，任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委员会历史教材编审组副组长，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1963年3月，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4年10月，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10月，重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同年任中国历史大词典主编。1980年，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5月，任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同年，免去其副校长职务，11月聘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12月20日在天津逝世。终年82岁。
著有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满洲人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清代皇氏之氏族与血统、宋景诗起义史实初探、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等。
[8]张东荪（1887～1973）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今余杭）人，1886年12月9日生于直隶内邱县。8岁母亲病故。1904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11年回国。1912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任内务部秘书。1914年1月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4月在北京创办中华杂志。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中华。1916年初识梁启超，积极参加反袁（世凯）斗争。1917年接替张君劢主持上海时事新报。1919年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后易名改造）杂志。1920年，与梁启超组织共学社。1921年主持中国公学。19927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辨证法论战。1930接受司徒雷登的邀请，北上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1年与张君劢等人筹备发起“再生社”1932年创办。国家社会党机关刊物再生。1933年宣布成立国社党，任中央常委。1934年12月与张君迈在广州出版学海书院，任院长。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1935年在北平出版文哲月刊。1936年发表文章，响应中共八一宣言，1938年到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1940年12月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与中共秘密合作，组织燕京大学学生赴解放区。12月因抗日罪名被日本宪兵逮捕。1942年保释。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中央常委。1945年筹建民盟华北总支部。创办正报，11月底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9年1月参加北平和谈，9月参加新政协会议，当选为这样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2月当选为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1952年参加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12月被民盟中央开除盟籍，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职务。1958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调到中央文史馆。1968年1月，与长子张宗炳一起被捕。1973年6月病逝于北京第六医院。享年86岁。
著有科学与哲学人生观abc道德哲学认识论价值哲学知识与文化理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现代伦理学等。
[10]雷海宗（1907～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1907年生。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后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52年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1962年病逝。终年55岁。
著有中国通史、中国的家族制度、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等。
[11]荣孟源（1913～1985）历史学家。直隶宁津（今属山东）人。中国大学肄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曾任八路军总兵站卫生部股长，延安行政学院教员，北方大学、华北大学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蒋家王朝、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中国近代史历表、历史笔记。
[12][13][14]许冠三及所著新史学九十年之第十四章“翦伯赞：研究历史须从实际出发”（岳麓出版社出版）。
[15]齐世荣忆一代名师雷海宗，纵横杂志2003年第1期。
[16]“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中共八届扩大的12中全会批准的，刘案已经结束，时在1968年10月。巫中至11月下旬和12月，又为刘案对翦逼供，值得怀疑。”——摘自张传玺著翦伯赞传第5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